撒哈拉以南非洲在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撒哈拉以南非洲一些过去的英法殖民地国家，就在庆祝其创建或独立50周年。本文借此周年庆祝之际，谨表敬意。

这次50周年纪念处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危机时期，危机对非洲经济体的影响，不像对资本主义中心的影响那样深。同时，在作为前殖民地和头五个新殖民主义十年的西方列强之间经济“合作”的现实批判中，我们又可以看到非洲与所谓新兴经济体的伙伴关系的一般发展，尤其是同中国关系的发展。

新自由主义调整

第一波独立后的半世纪，撒哈拉以南非洲仍然只是在向资本主义中心的企业供应农业和能源及矿产原料，而且往往是战略原料，有时其代价是新殖民主义战争，不过其表现形式往往是种族的或宗教的战争。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这种资本血腥的参与，往往是隐藏的，因为在世界贸易中，非洲的参与率经常只有2％，这是不可否认的边缘化表现，所以被反复用来掩盖资本血腥的参与。于是，发展商的使命被看成是把非洲插入或融入全球化。这个善意，它不幸地依据两点，第一是篡改的世界经济史，第二是无视这个事实，即：非洲是最为连接世界经济的大陆，而非洲大陆不同国家之间只有15％的贸易交流。绝大部分是与世界其他地区（而欧洲内部的商品交流占60％以上）的贸易。而且，这个非洲边缘化的一个非常特别之处，就是它给世界其他地区的帮助，是原材料，对于西方资本的最强大公司的某些表演，这确实是条件之一，而且是必要条件。因此，非洲边缘化的定量表达，按照其弱点也可以解释为，是世界市场不等价交换的持久性表达，因为世界市场仍然由资本主义中心的经济强权控制。

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通过结构调整方案（SAPs），组织了所谓非洲经济的新自由主义化，加剧了这个不平等的和非边缘的状况，这个状况被认为是对头20年的新殖民主义结构性危机的适当反应，它体现为非洲国家的主要债务 — 就像同一时间的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那样。因此，为了新自由主义版本的新殖民主义统治的巩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的这个地区已做了永久性的调整或重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积极支持下，在被认为最有利可图的部门，施行了一个手术，而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以前就占有非洲的国有公司[1]。

技术官僚，比如联合国贸易及发展会议的官员，视非洲大陆为外国资本实现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地方（1990年代以来，投资回报率平均为24-30％，而在资本主义的中心仅为16-18％）。此外，这是国际金融机构工作成功的结果，这些机构包括像非洲开发银行（ADB，其股东中包括非洲的非政府机构）这样的非洲机构，另外，还由于地方统治者运用国家立法满足资本主义积累的新自由主义要求。因此，第一个50年的下半段时间（1980-2000年）证明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再殖民化”时期，其做法是最低程度地减少自治，这个已经非常有限的自治是宣布独立后所获得的，它得益于 “冷战”的气候。随著所谓的欧洲“共产主义”集团的消失，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精英同帝国主义谈判的余地减少了。换句话说，我们已经看到了，在国有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在国家财富的限制较小的重新分配的基础上，所有进步的民族项目计划在半消失中。也就是说，有些观察家草率列为非洲社会主义经验（从埃及的纳赛尔到托马·桑卡拉的布基那法索，马里安·恩古瓦比的刚果和迪迪埃·拉齐拉卡的马达加斯加的方式）的东西垮台了，因为忘记了他们总是受到资本主义背景的影响，还要考虑同前殖民宗主国合作的所谓新殖民主义结构机制。

但是，随著世界经济的新自由主义化，非洲已不再被视为是旧殖民地宗主国专用区。自1998年12月（圣马娄协定）以来，这些宗主国，希拉克-若斯潘的法国和托尼·布雷尔的英国，决定以协调一致的方式主宰非洲。从上个世纪末以来，非洲也是重组帝国新秩序的一个地区，是美国重新考虑其非洲政策并加强了其经济存在的地区。因此，欧洲主要的新殖民主义机制，欧洲联盟/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协定（EU-ACP, 前 EEC-ACP）以及欧洲和非洲国家之间的双边“合作”传统协定，已加入了非洲增长和机遇法案（AGOA，2000年），这个法案是克林顿总统任内提出的。安装这个所谓的优惠市场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寻求更好地获得非洲的能源资源（长期被低估），有时，当美国来自中东的供应变得不足甚至受威胁时，美国确实有控制它们的意图。然而，在西非海岸，从尼日利亚到安哥拉，石油战略利益（占美国2008年非洲进口量的92.3％）伴随著其他非洲产品的利益（矿产，金属，运输设备，纺织品），伴随著美国产品出口利益（2008年出口186亿美元，进口861亿美元），范围从转基因种子（苏力菌抗虫棉花等）到军事装备都有。

军事帝国主义

美国的石油供应涉及国家安全，伴随著军队的直接军事存在，是长期间接干涉后的一种改变，例如，冷战时期，通过南非和蒙博托的萨伊，对萨文比安盟反对罗安达政府的长期战争，提供后勤支援。因此，法国失去了在该大陆直接军事存在的垄断地位，其军事基地继承于殖民化，冷战帮助维持了它，并用它作为一种施加压力，恐吓和更糟糕的手段，反对它的前殖民地的某些政治和经济取向。

十年来，美国军队扩大了与非洲国家军队的联合军事行动，包括那些传统的法国领地在内。在布希的总统任期，决定给非洲大陆一个美军指挥部，像在其他大陆一样 --- 全球霸权的排他性 --- 于2007年，建立美军非洲司令部（Africom）。尽管美国军队出现在非洲海岸，出现在迪戈加西亚-毛里求斯领土上英国维持的最后殖民地的巨型军事基地上，已经几十年了，但使得美国成为非洲一个军事力量的，是美军非洲司令部的建立[2]。不过，因为醉心于权力，很明显的是，在小布希总统任期，要行政当局就有关该司令部在大陆的办公处问题，征询非洲“伙伴”的意见，是不可能的。因此，美军非洲司令部在大陆无法找到欢迎它的地方，而举世皆知，这个大陆的统治者们喜好反对人民利益的一切事物。就目前而言，非洲联盟（AU）似乎决心要阻止任何犹豫不决的状态 --- 像利比理亚的埃伦·瑟利夫·詹森（新当选）---- 决心要摆脱非洲大陆和岛屿的外国军事基地。即使摩洛哥，它不属于非盟而且优柔寡断 --- 根据传言 --- 似乎无法逃脱其同侪的压力。因此，美国的非洲军事指挥部的基地仍然在斯图加特（德国）。于是，就目前而言，美国在非洲大陆唯一的开放和永久的军事存在，是在勒芒呐尔军营（接著非洲司令部的建立），这是法国在吉布提的军营之一。在1977年宣布独立后，吉布提一直是法国在非洲的主要军事基地。

等待在泛非共识中出现裂痕，裂痕可能给美军非洲司令部在非洲大陆获得一个落脚点，在这个等待时期，非洲司令部的活动有定期培训，联合演习，还在非洲各个国家展开所谓的人道主义行动（健康卫生干预活动等）。不可忽略的是，通过这些军事演习和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在地方军队里面，特别在某些非洲精英中，美国军队巩固了其有效性的顽强神话，它似乎没有受到20和21世纪历史噩梦的影响，从越南到阿富汗，还有索马里的方式（‘恢复希望和继续希望’行动，1992-1993年），其特点是持续的侵犯人权，这些似乎都没有影响。像各处的美军一样，非洲司令部组合成私人多国军事团，他们的雇佣军声名恶张。应当记住，死亡行业是传统的，是现存资本主义最赚钱的行业之一，美国的这个行业冠盖一切。

这个美军的非洲行动有其经济意义。美军非洲司令部的任务和其他活动也是为国家军工企业做不折不扣广告的机会。事实上，军事开支增长了10年，尽管如此，非洲大陆并没有被列入美国军火工业的主要客户。除了埃及（第9位），是非洲的主要进口国，其他进口排名在前50位的非洲国家 --- 阿尔及利亚（第15位），南非（第27位），安哥拉（第36位），苏丹（第43位） --- 获得来自美国的供应不到4％。阿尔及利亚（近年来主要的进口国）和苏丹喜欢俄罗斯的武器（超过65％），而南非买的武器多来自欧洲，主要是德国（超过65％）。至于其他非洲国家，在这方面，一些小的客户仍然是非常密切地联结到殖民地宗主国。法国和其前殖民地签署的后殖民军事合作协定，再度限制后者的培训和军事装备的多样化。向不久就要担任指挥职务的非洲学员军官提供更多的训练津贴，在这方面，非洲司令部可以几乎不能掩盖与其欧洲合作伙伴的某种竞争，虽然是北约成员，他们正在发展一个共同的欧洲防务政策，即欧盟部队（Eufor）。看来，非洲是欧盟部队部署最多的地方（刚果民主共和国，乍得和中非），由法国领导（因为承认它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实地经验），有德国参与，还有其他欧洲国家的定期参与，如瑞典，它是欧洲前10名的武器商[3]。然而，美国在北约内部的优势地位有利于作为军工企业仲介机构的非洲司令部。

然而，传统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这种竞争，不应该让我们忘记他们的永久共谋，其目前的体现，是在一些新兴经济国家（中国，印度，巴西等）为获取非洲资源的野心面前的表现。

中国巨兽

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对在非洲的西方霸权展现了一个严重威胁。它喂饱其超常经济增长所需要资源的一部份来自非洲。因此，过去十年，中国发展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在2008年，560亿人民币的进口（71％的石油产品），508亿的出口，以及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已经从2000年的100亿美元升至2008年的1060亿美元，预计到2010年，超过1000亿元。在中国的出口中，有小型企业的产品，因为考虑到要适合非洲大众的购买力，它实际上受到二十年结构调整的影响。

这种中非伙伴关系引起了一部分西方资本主义知识份子的愤怒，并非因为它有利中国的不平衡特点 --- 尽管主要的非洲资本，南非的资本已经能够投资10亿美元在中国（相比之下，中国投资60亿美元在南非） --- 也不是因为中期和长期的密集矿物开采对环境的影响。因为在这些领域，中国在非洲所做的并非新鲜事，有这样担心的那些人是选择性地做批判，以便有利于西方公司及其国家的做法。也并非由于新的爆炸性的外部公共债务的危险，这些债务是中国向其非洲合作伙伴贷款而产生的（按照最适合国际市场的条件），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斯特劳斯-卡恩想让我们相信的，为了反对中国和刚果（金）民主共和国之间最近的合约，新自由主义技术专家政治的动员是有理的。

由中国企业（私人和公共）开采略多于100万吨的铜和50多万吨的钴，作为交换，中国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提供90亿美元资金（包括60亿用在道路，钢铁，卫生和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上，以及30亿作为刚果参与一个中刚果采矿企业的融资）。据中国驻刚果民主共和国大使说：“从一开始，我们就避免任何可能导致债务增加的情况”[4]，让中国银行进出口分行，而不是刚果国家作担保人。因此，在金沙萨，经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的几次交流，“中方发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责奇怪而站不住脚”[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唯一剩下的武器就是敲诈：修订中刚合同（包括抑制3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费用），以交换巴黎俱乐部对刚果的债务减免，以及尽早完成其重债穷国减债计划的资格。中非合作目前不能完全克服传统的新殖民主义机制，该机制仍然可以剥夺刚果民主共和国为其人民作基本设施的改善。

由于五个新殖民主义的十年 “合作”和“发展援助”计划，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公路，钢铁，水电，卫生，教育等）被忽视了，而这是中国正在发动的魅力攻势的一部分。当然，上述基础设施的能见度符合非洲领导人的选举利益，也有利于中国对有关人权条件（是西方国家的伪善要求，而且这些要求也因地区不同而改变）的拒绝，有利于接收中国装备用于镇压和战争。但是，这些新的基础设施也有助于有关国家中某种偏爱中国之癖好的发展[6]，其中包括被视为亲西方，但实际上相当亲资本主义的精英。有一些新自由主义的专利技术官僚的说法：贝宁的阿卜杜拉耶·比奥·查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非洲区前负责人，西非开发银行的现任主管）认为，“中国不是对我们经济的威胁”[7]，或尚比亚的丹比萨·莫约（在高盛公司负责经济战略，是“发展援助”的反传统的新自由主义评论家）的说法是“现在是非洲要正视现实，继续前进的时候了--- 是它与其他准备出好牌的玩家坐下来另开一桌的时候了。今天，中国就是这种玩家。”[8]。

“中非现实合作”的影响[9]是这样的大，它已经相当迅速地在传统的非洲发展行动者中间引起一些现实主义：世界银行和英国有关国际开发的政府部门已选择中国作为非洲发展的伙伴关系。2007年，中国给非洲贡献了90亿美元的投资，而世界银行在非洲项目上的合作融资为25亿美元。在2009年6月南非世界经济论坛上，世行总干事和尼日利亚前财政部长恩戈齐·奥孔约·伊韦阿拉，再度更新了世行对中国在非洲投资的支持。这种伙伴关系很好地表达了中国作为一个非洲强权的地位，而且这个强权似乎不再在乎一些分析家的警告，这些分析家微妙地关系著非洲的命运。在2010年3月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指出：“中国从非洲进口的石油只占非洲石油出口的13％，而美国和欧洲的进口都超过30％。在非洲石油领域中，中国的投资仅仅是在非洲大陆石油总投资的十六分之一，而美国和欧洲的投资占的比例则高得多。”因此，中国不认为自己取代了非洲的传统帝国主义列强，它谴责其家长作风：“我想说明的是，非洲属于非洲人民，非洲人民是非洲大陆的主人，其他人只是它的客人。客人应尊重他们主人也即非洲人民的观点，尊重他们自由选择自己的朋友和合作伙伴的自由。”[10]。

然而，中国外交略而不谈中国与西方之间经济交换的意义，在国际资本主义制度的再生产方面，可以认为它是至关重要或串通一气的：对于美国，中国是银行家，反过来，美国则是中国的主要市场。而由于与中国的交流，欧洲的企业已成功的摆脱了危机。因此，虽然中国持续的增长 --- 可以说，马来西亚也是一样的 --- 是对华盛顿共识准则的实际否定，但中非合作充分参与了让资本主义制度持续的动力，其形式正是新自由主义。

如果阿卜杜拉耶·比奥·查内，丹比萨·莫约等人，赞赏中非伙伴关系是这么的好，这是因为这些部门的非洲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设想这个合作伙伴关系，对非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要素，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时间，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危机的影响面前，西方经济证明比中国的更脆弱。在其他所谓的南方新兴资本主义方面，无论是印度，巴西，马来西亚，甚至伊朗或其他地方，对非洲经济的伙伴关系的歉意谦虚态度同样是真的。这是南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另一种关系的具体化，它对非洲统治者和经济精英有某些吸引力，让他们认为，“另一种资本主义世界是可能的”，从而刺激了他们的“非洲复兴”计划的经济层面，即非洲发展中的新伙伴关系（Nepad）计划。

非洲发展中的新伙伴关系或非洲新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

自从新千年开始之际，在非洲联盟（AU）组织内--- 从非洲统一组织（OAU）的废墟里诞生的 –-- 的国家达成了共同的经济发展新伙伴关系框架（Nepad），该框架是按照华盛顿共识的原则制定的，但亚洲危机已经具体证明了它的无用。因此，所谓非洲发展的动力作用，被归于私人投资，主要是西方跨国公司的投资。后者被邀请到达喀尔演讲新的伙伴关系。非洲统治者从而正式承认他们从属于帝国主义资本，附著于非洲大陆的新经济瓜分。但是，对于在后殖民时代的头四个十年积累的资本而言，它带著希望，这一次作为跨国公司的私人小伙伴能更有效地参与以前的公共战略性企业，这些企业在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已私有化了。随著市场自由化，非洲资本家原则上有可能性，进入同西方跨国公司的地方竞争。当然，这个原则不是经常具体化的。此外，这些非洲人有可能分享前公共企业，或控制所谓的战略投资者不感兴趣的经济部门。在很大程度上，组成这个非洲资产阶级的，是那些负责资源废料的人，是共同为国家公共合同的帐单和其他犯罪行为负责的人，在第一次新殖民时期结束时，这些犯罪行为造成了重要的公共债务，是结构调整的一个因素。以公有制经济为代价的古典原始积累或资本再生产，不再是非洲的专有权。

因此，一些年来，除了外国直接投资，有一定的非洲私营经济活动，有地方投资，非洲内部的投资（服务：36％，生产：30％，农业：19％）。就像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泛非洲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它是“对非洲的投资，有超过三分之一是非洲人的。”[11]。这些投资者中有一些是非洲的，就像道达尔（Total）是法国的一样，因为这些机构也有不是非洲人的股东。

确实，有人注意到 --- 没有任何说法是彻底详尽的 --- 在马达加斯加和莫三比克有毛里求斯资本，在乌干达有肯雅资本，在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突尼斯或辛巴威有埃及资本，在象牙海岸，尼日尔，乌干达和卢旺达有利比亚资本。摩洛哥银行，阿提恰利法瓦（Attijarifawa）银行和摩洛哥外贸银行正在扩展到西部非洲和中部非洲。1980年代，西非工商联合会有一个声称是泛非洲的成果，即经济银行跨国公司（在洛美）目前存在于非洲27个国家。

在这一非洲资本主义的动力中，来自种族隔离制度下的积累而实现的南非资本，利用了自纳尔逊·曼德拉任总统以来的黑人多数政府的权力，处在非洲大陆的领导地位。这是白人资产阶级中的部分开明者所希望的，而在20世纪80年代，这部分人对种族隔离政权抱有敌意。紧接著纳尔逊曼德拉当选，直到2005年，南非资本超过了非洲大陆所有传统的投资者（140亿美元，而美国是100亿左右，法国是60亿，英国是45亿美元）。从毛里求斯到摩洛哥，它出现在不同的部门，例如矿业，是其青睐的部门（在这里，南非获得的几乎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一样），或其他如农业，酿酒，港口管理，电信，石化等。到此，一场辩论开启了，辩论点是后种族隔离期的南非在非洲大陆的地位状况：帝国主义？还是次帝国主义？然而，南非不只是输出资本，它也获取资本 --- 除了劳工（合格和不合格），还有受结构调整影响的该地区的国家 --- 作为主要的区域金融市场，它还接受来自某些经济体的资本，当然是欠发达的经济体，像尼日利亚，肯雅，主要是银行部门的资本。

非洲插入世界经济的方式（主要是作为资本主义中心的经济体的原料供应者）似乎比较好地庇护了它，让它免受经济危机的一些直接影响，危机起于金融部门，而在这个地方非洲实际上涉入不深。不过，正如世界其他地区，非洲并没有幸免于难。非洲大陆作为原料供应者的角色，受到了资本主义中心的生产下降的影响，因为一些原材料的需求下降（铜，钴，钶钽铁矿石，钻石，锡，石油等），价格下降了25％到 50％，石油价格下降的情况尤为厉害，从2008年夏天的每桶140美元，降至2009年春季的每桶55美元。其他行业也受到影响，比如旅游（例如毛里求斯）。这场危机的后果之一是一些国家货币的外汇储备大量减少。因此，已经眼见持续了十几年平均增长的非洲，在2009年经历了一个相当明显的下降：2.5％的增长，而2008年的增长为5.1％，2007年为6％，这是最乐观估计，它考虑到了一年期间（2008年上半年到2009年上半年）中国投资（81％）的增加。最终，非洲 --- 或说非洲资本主义的技术官僚---较好地抵御了金融危机，并从中兴起，好于发达资本主义的大陆，有关其2010年增长的预测也较好。

然而，按照资本主义的观点，可观的增长率背后，对外国投资者（受非洲大陆投资的高回报率的吸引）和领导层（经济和政治的企业家，包括反对派，混合在一起）的利益，有不平等的结构发展。因为，尽管世界资本主义等级结构的内部分歧，目前困扰著所谓的南方新兴经济体，尽管有地方派系的分歧，这个非洲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并不能被认为是代表工人和非洲大众阶层利益的，它也不是真正社会进步的因素。到处一样，这个非洲资本主义的积累适合于高贫困率，国际机构把该贫困率平均定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的50％的水准。

增长并没有改善工薪工作者（中小型企业），小农阶级（大部分是妇女），在校或失业的青年，私营企业解雇的人或一般民众的命运。但无可否认，如果有一个“得胜中的非洲” --- 与他人有实在联盟的那些非洲资本家 --- 那么它首先是反对工薪劳工力量的，正如2008年危机之前国际劳工局指出的： “大约55％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工人仍然没有足够的收入来生活，养活家人，虽然其收入高于1美元的贫困水准，80%左右的家庭每天的生活费不到2美元...”[12]。

此外，棉花，橡胶，纺织品等的价格暴跌，导致从贝宁，经由摩洛哥到坦桑尼亚一带的工厂裁员和倒闭。从2008年10月至2009年3月，埃及裁员10万人；仅在2009年的第一季度，肯雅就裁员1万人；在摩洛哥的纺织部门裁员13000人，其中60％是妇女。南非的失业率已经从2008年最后一个季度的21.9％，升至2009年第一季度的23.5％，或者说失业人数从387万升至418万人[13]。因此，另一种的成长是整个非洲大陆（包括岛屿）失业率的成长，失业者从2007年的30.8百万人增加到2009年的35百万人。

这个并没有取胜的非洲，反倒在为一些食品的价格上涨支付费用了，这个涨价先于危机并伴随著危机；是一个依赖性的后果，这个依赖性是殖民化产生的，在后殖民时期它仍不断地发展。例如，要求优先出口以偿还外债，牺牲粮食作物，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政策，让缺乏粮食主权的情况更加恶化。在一些国家的某些单一种植，伴随著进一步的地力衰竭后果。象牙海岸和其邻国加纳的情况就是如此，在这里，自殖民时期以来，世界可哥生产的重要性是用地力衰竭做奖偿的。这是土地冲突的一个因素，这个情况已经发生在加纳或肯雅。在达尔富尔（苏丹），新自由主义集约农业造成的地力衰竭，是导致战争的一个危机因素[14]。

食物主权的缺乏和小农经济形势将变得更加恶化。部分原因是多国公司生产的转基因种子及其控制或私人独占农业遗传产权的企图所发动的进攻。部分原因是私人占有非洲肥沃及公共土地，这些占有者是国际农业资本主义，是跨国公司，他们瓜分世界的渴望可媲美于四，五个世纪以前的公司。在象牙海岸已经有一个可哥跨国公司攫取肥沃土地的问题。在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的情况下，已经有必要改写国家土地法律，因为它保持公有财产的原则，要把它改成让一切可能物商品化的原则。

这种土地的新殖民主义，使人想起英国头几百年的资本主义圈地运动[15]，它无疑将把独立的小农阶级改变成为奴隶和低薪劳工，促使农村地区的失业增长和人口流亡到城市，使城市棚户区和流氓无产者膨胀，造成廉价的劳动后备军。在这种人性荒谬的资本主义逻辑的特别受害者中，是传统生活在森林中的人民，像所谓的“俾格米人”，狩猎采集者，分布在中部非洲和大湖区的8个国家，从喀麦隆到乌干达，并包括两个刚果。因此，问题不是南非的白人农民出现在刚果，或对海湾酋长国供应农产品这样的问题，而是因此产生的财产关系的问题 --- 虽然没有再现促成形成目前南非的布林人与胡格诺人历史的风险 --- 以及给当地居民带来的后果。那些已经移民的南非白人，中国农民或其他农民，并未设立一个故步自封的殖民地，他们利用或过度利用当地劳工，为满足该地区的食物需求而生产，他们同当地小生产商合作，因为后者了解土壤生态，他们本身又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是，马达加斯加的大宇项目，或者其他让非洲农业朝向农业燃料生产的计划，就不是这个情况。例如，巴西有一个计划，以南-南经验交流为借口，通过巴西出口投资促进局(Apex-Brasil)，发挥推动作用。在农业燃料领域，以及在非洲促销转基因种子方面，似乎巴西还不是一个坏榜样，因为美国更坏。似乎要解决石油不足的问题，应制造另一个生态问题，即农业企业 --- 从象牙海岸到辛巴威，非洲寡头们已经这样做了 --- 的后果问题，对于已经受害于粮食短缺的世界人口的这个重要部分来说，这更是犯罪。尽管没有提出在目前或在不久的将来食品会贫乏的问题，但提出了现有食品生产的分工和世界农业重组的问题，这也会避免目前的浪费并为后代人保持肥沃的土地。

经过新殖民主义的五十年，非洲大陆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组织，似乎依然命运如故，继续著其最有害影响的积累。因此，在全球气候变暖方面，非洲不是地球上的主要污染源之一，却要遭受资本主义的增长和生产主义后果之害，由史达林主义集团政权约五十多年的模仿，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 “新的研究证实，非洲由于其预期效果的多样性，多重压力和脆弱的适应能力，是最脆弱的大陆之一”。这并不能阻止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非洲游击队推进一个“‘绿色企业’战争的非洲战略”[16]。

非洲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抵抗

非洲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后果，首先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造成群众运动和社会斗争的动力 --- 由工会组织提供骨干 --- 促成了后殖民单极整体制度的“民主化”。但这是在社会主义解放计划失去合法性的国际背景下，等同于史达林主义的崩溃，等同于证明，通过构造新自由主义资本，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是欧洲资本主义的好经理。换句话说，超越资本主义的问题没有再摆上议事日程。因此，这一新的民主开放的实现，无处不在偏袒政治潮流，有利于新殖民主义的管理，在某些情况下，新殖民主义也共同为新自由主义的战争负责。

非洲左派群众组织在三，四十年的后殖民单极整体统治中幸存下来，现在几乎到处被声名狼藉的社会主义解放计划扫除，在某些情况下，被重建新殖民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战争扫除。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较为获得民众支援的幸存组织，从南非共产党（SACP）连带其盟友非洲国民大会（ANC）到塞内加尔的共同行动/非洲民主社会主义党（AJ/PADS），都逐步融入了新殖民主义次序的管理中。同这些党有联系的联盟领导人陷入了这个趋势里，实行所谓负责的行业工会主义或成为雇主和统治者的“社会伙伴”[17]。

然而，激进的非洲左派积极分子或前积极分子，“阶级斗争”工会成员，已经成为所谓的全球正义运动的非洲主要领导人。在结构调整政策的重大社会影响的情况下，在对新自由主义批判的基础上，反资本主义已经再次变得较有声势了。

但是，为获得某些媒体能见度 --- 它这方面在普通民众中往往仍然非常薄弱 --- 非洲全球正义运动并没有逃过“公民社会”的组织/协会的霸权和个人的霸权，这些组织/协会和个人过去或现在都敌视任何超越新自由主义框架的批判，把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和污染制度作为其目标。因此，没有任何彻底的和全球的解放计划这样的东西，可以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品。这不是非洲特殊性。它也是西方的大组织抓住潮流的表现，是“带有人类面孔的资本主义”的动员，从这个角度，再造资本主义中心及其周边之间的经典关系。给非洲全球正义运动的金融援助是有条件的，条件即反对运动中的激进的党派方向。非洲统治者的腐败可以予以谴责，但是以道德为基础，而不能置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背景之下。

有一个事态，也得益于非洲中间阶层的不稳定的地位，而“公民社会”的领导人往往属于中间阶层。要成为一个积极分子或一个代表全球正义运动的“公民社会”的组织，意味著公开的对话，意味著与西方国家的使馆，私营跨国公司，西方基金会和像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机构的十足伙伴关系，而且这个开放提供了摆脱这种不稳定状态的一个工具。一个微妙的腐败机制。

因此，10年来，经过全球正义运动，地方和区域社会论坛，反对生活费用上涨的示威，学生运动，工会和农民斗争，失业者运动等等，可以说，仍然等同于激进左派的非洲组织，在帮助工人与小农的自我组织方面，从把他们的斗争同资本主义决裂的整体计划连接的角度看，没有明显的成就。获取饮用水，电，医疗保健，体面的工作，土地，良好的学习条件，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等，在这些方面，经常甚至永久性的运动，仍然是分散和不团结的。一个永久的分裂状态，也可以解释为，是激进左派组织的宗派主义表现，当然，它有存活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压路机之下的好处，但是，不幸的是，它花更多的时间自我陶醉在小差异上，而不用心于组织的联合，不用心于建立地区的永久团结和民主的动力。

让非洲摆脱其悲惨状况

后殖民时代的五个十年，是新殖民主义的五个十年。一个造成不幸后果的新殖民主义：每一个国家都有社会不平等的发展，其中一些是新自由主义的战争，各种角色人物剥削工薪工作者。这个情况不幸地伴随著有组织的激进反新殖民主义/反资本主义觉悟的衰落，这同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有关，但更严重。道德主义已被判定为唯一可能的批评视野。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避免认为统治的资产阶级对非洲的背叛，是与政治无关的。因为，如果他们是非洲人，他们也受到他们的阶级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引导和驱动。在这方面，他们同法国资产阶级没有根本的不同，例如，在纳粹德国经济的占领下，他们绝大多数选择合作。

为了使非洲摆脱它的悲惨局面，客观上，除了反新自由主义以外，还要反资本主义，除此别无其他的道路。今天，既不是中国，也不是印度巴西或其他地方，可以展现任何幻想，因为这些经济体的增长带来的社会生态代价不容忽视。这些国家无法成为基于平等和社会正义，满足每一个人和各个民族基本需要的社会榜样。

向非洲进行反新殖民主义/反资本主义斗争的人们 --- 而不是向新殖民主义的“独立之父”们 --- 致敬的一个最好方式，就是真正地列举总结地区和非洲大陆所进行的斗争。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构建新的反新殖民主义/反资本主义组织，促进雇员，小农，妇女，青年和其他所有被压迫的社会阶层的自我组织和斗争。建立反对经济剥削，反对各种压迫的团体，以及建立反对可避免的环境有害影响的团体。换句话说，构建社会主义社会，即这样的社会，它是社会公正和平等的，女性主义的，反对歧视同性恋的和生态主义的。这种社会主义的构建，需要一个泛非洲的视野。还有，它得益于同样的剥削性企业出现在一些国家，无论是非洲的或不是非洲的，得益于经济一体化的区域集团。

因此紧迫的是，那些仍然确定为社会主义和泛非主义的组织，在地方和区域以民主的方式，发起真正主动的交流，团结，学习和共同行动。具有不同政治传统的隶属关系不应成为障碍，因为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特点就是不同的政治传统。正是在这种协商和革命社会主义的泛非主义行动动力的构建中，每一个组织将最有助于一个非洲的建立，这个非洲真正和完全地脱离殖民主义，从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恰如别的地方一样，供非洲选择的方案，就是争取和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要不就是让资本主义社会的灾难日益严重。

. 约翰·南伽是刚果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

注释

[1]根据“非洲经济展望，2010年”，非洲的盈利率是12.1%，高于其他大陆的比率。

[2]西班牙，法国，葡萄牙和英国仍然占领的非洲领土：亚速尔群岛，休达和梅利利亚，加那利群岛，查戈斯群岛，马迪拉，圣赫勒拿岛，马约特，留尼汪岛。

[3]在2006年和和2007年，欧洲联盟7个最大武器出口国的总和（德国，法国，英国，荷兰，西班牙，义大利，瑞典）超过了美国的出口，数字来自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瑞典）。

[4]引自“中国商务合同：金沙萨政府发言人对北京说理”，“光荣榜”（金沙萨报纸），2009年6月4 日：http://www.digitalcongo.net / article/58575。

[5]同上。

[6]根据皮尤全球态度调查计划： “在整个非洲，有利中国的意见多于批评意见，比例为二对一，每个国家都是这样的，除了南非，在那里意见分歧”，华盛顿皮尤研究中心，2007年6月，第41页：www.pewglobal.org。

[7] 阿卜杜拉耶·比奥·查内，“中国不是我们的经济威胁”，阿比让报纸发表的采访，南-北，2007年5月30日。

[8] 丹比萨·莫约 “致命的援助。对非洲的不必要支持的损害和新解决方案”一书，尼尔·弗格森撰写的前言，巴黎，JC通信，2009年，第189页。

[9]中国总理温家宝的报告，“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2010年3月5日，http://french-news-en/documents/2010-03。

[10] “中国捍卫其非洲投资” 3月8日，2010年，http://www.focac.org/fra/zfgx/jmhz/t662292.htm

[11]莱昂内尔·津苏，“超过三分之一在非洲的投资是非洲国家的”，“非洲”，第96期，2009年11月5-11。

[12]“总干事报告”，国际劳工局，第十一届非洲区域会议（阿迪斯阿贝巴，2007年4月）：“非洲体面劳动的'议程”：2007-2015年，2007年，日内瓦。

[13]这些比率和数字是已申报的失业者资料，并不是所有的南非失业人数。

[14]见约翰·南伽（2004），“达尔富尔：致命的冲突问题”，http://www.solidarites.ch/journal/index.php3?action=4&id=1693& amp;aut=244;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报告，苏丹冲突后的环境评估，内罗毕，2007年还确立了集约农业及其后随的地力衰竭的关系，它是达尔富尔危机的因素之一。

[15]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二十七章：“从土地征用农业人口”。

[16]非洲金融杂志，“非洲”发表了几期有利于“绿色企业”的专题报导，时间在2009年最后一个季度，与哥本哈根首脑会议同时。

[17]最近，2009年1月，以全国和解的名义，辛巴威民主变革运动（MDC）进入了穆加贝领导的辛巴威非洲民族同盟-爱国阵线政府，其领导人莫文·茨万吉拉伊被任命为总理。辛巴威民主变革运动（MDC）创立之前，前矿工也是哈佛大学毕业生的茨万吉拉伊先生，领导辛巴威工会大会。最近，MDC的部长们批准了辛巴威政府雇员的薪酬冻结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