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0年5月和6月以来，一系列的冲突和罢工影响了中国的一大批制造工厂。这个国家的劳动力是世界上最大的（估计约有3亿人），代表一个巨大的市场，劳资纠纷相当频繁，不过这些纠纷很少得到西方媒体的关注。根据官方的中文杂志“瞭望周刊”的说法，2008年的劳资纠纷有28万起，2009年上半年，与过去同期相比，纠纷增加了30％。对五，六月份冲突的新注意，无疑不是偶然的。这些冲突可能是指标性的变化，需要加以分析。
罢工浪潮开始于佛山的本田工厂。尽管解雇了罢工领导人，还试图分化罢工领导层，在为期两周的冲突中，本田工人仍然团结一致。在这家工厂里，80％的工人是技工学校的实习学生，承担一个“集体”的雇佣合约。他们不受劳动法的保障，工资远远低于普通工人。
冲突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那些学生发起的，这些人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罢工显示了他们维护人性尊严，诉求体面工作条件的决心。以公司的利益和等级观念为名，牺牲人的生活，让人接受最坏的不公正，这已是非常清楚的事了。他们毫不迟疑地曝露了一个增长模型，该模型基于廉价劳动力，基于对劳动力的剧烈剥削，而且也缺乏任何正派意识，这些公司支付非常低的工资而牟取暴利。在同一时间，由台湾资本开办的富士康工厂出现自杀浪潮，这是一家电子巨头，向戴尔，苹果，惠普供应组件，自杀浪潮凸现了在这些组织得像监狱的工厂里的工人的严苛待遇。
正是这种铁的纪律与低工资的结合，诱惑著跨国公司，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一个类似于流放地的工厂。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件中，不像通常的中国劳资冲突的情况那样，本田的青年工人动员起来，并不是要求支付他们的工资或行使他们自己的权利，而是要获得真正的工资增加。他们要求立即在基本工资的基础上，大幅提高800元，这不包括加班费，还有每年增加至少15％的工资。这次罢工迫使本田在该国停产数天，因冲突造成零件短缺。本田不得不同罢工工人指定的代表谈判，接受工资的显著增加和改善工作条件。
佛山本田工人的胜利，是工人阶级斗争性的一个有力的例子。在此之后，本田，丰田，三美电机，日本板玻璃，阿兹米特汽配（Atsumitec）及其他附属公司都受到劳资冲突的影响，被迫让步接受工资的增加，向各种冲突的主要要求让步。报章报导说，一些公司，甚至省级当局不等可能的冲突出现，就提高员工的工资！
这些工资要求并不令人吃惊。在劳动力的最低水准上，大约有1.3亿逃离农村贫困的移民人口。这个人口为企业和跨国公司提供了非熟练劳动力，这些企业坐落在中国大制造业城市，如广州，深圳，苏州，或在如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城市中心，在那里他们组成建筑行业。由于户口（居留证）制度，农民工不被当局认定为城市工人。因此，他们是脆弱的，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是“无证”者。他们不能获得公共服务，因此没有最低的社会保障。他们的子女没有资格上公立学校就学。据农业部的说法，他们目前的平均收入为每月1348元，不到200美元。这不足以弥补通货膨胀，尽管每年增长10-15％，工资仍然特别低。
中国工人目睹的是，豪华商场数目的激增，只是为了满足约3亿人口的中产阶级的炫耀性消费，更别提暴发户和官员了。然而，这个巨大的经济增长却让工人们受益很少。社会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加剧得尤其厉害。经济研究表明，1995年至2004年之间，大公司的劳动“成本”增加了三倍，但在同一时间生产率增加了五倍，导致单位劳工成本减少了43％ [1]。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请注意，劳工收入比例在15年内下降了10％，导致了家庭消费的下降。因此，目前的工资增长，只是个开始，重新平衡国民收入比例，拉回劳工收入的份额。
从当局的角度来看，有两个原因欢迎这些工资的增长。首先，政府希望复苏国内消费，以抵消出口放缓。此外，工资的增长也意味著生活条件的改善，这对于维护政治稳定是有意义的。近几个月的工人斗争发生在国外公司，主要是日本公司中。这让政府暗示，外国公司应对工人阶级的愤怒负责，同时加强民族主义情绪。
事实上，政府从大跨国公司的让步中获得的收益多于镇压工人的斗争。它并不真的担心冲突和工资上涨将令该国的吸引力打折。在中国，即便是高度出口导向型的公司，工资成本也并非判别外国公司投资的唯一理由。在印尼，泰国，菲律宾，越南，每月的平均工资现在低于中国的每月工资[2]。但比较之下，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储备相当有限。此外，所有公司都可以轻易搬迁。例如，护理，钢铁和化工企业就是这个情况。对于大多数公司来说，因为遭遇危机的西方国家的消费停滞，投资的主要理由，在于增长的国内市场的巨大性。随著工资的增加，市场应该更加有利可图的。没有投资者不知道这个事实。
增加的劳动力“成本”，增加的冲突，促使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境内 “搬迁”工厂，而不是向国外迁移。公司更愿意离开沿海地区转向内陆地区，那里的土地和工资便宜得多。这种产业重组可让他们克服沿海工业区的劳动力枯竭的困难，劳动力枯竭是劳动力市场的地区分裂的结果。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邓曲恒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施估计，尚有7000万农民工待业。但户口制度，以及担心如果不维持土地就会失去它，这样的盘算，阻碍了他们去沿海城市寻找工作。此外，中国人口正在老化。六分之一的非农民工说，他们年纪太大，难以离乡背井，即使他们还不到40岁[3]。
更新了的工人阶级战斗性，通过春季斗争的胜利得到了加强，这也有可能得力于新的劳动法。2008年1月1日推出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是“十多年来，劳动法制定中最重要的一个。”[4]。主要目标之一，是限制用解雇和不支付工资的手段虐待员工的作法。政府意识到，围绕这些问题，工人斗争动力可以是很危险的。政府也希望让工人得到好一些的保护，允许企业的高营业额有所下降。在80年代和90年代，当员工不满意自己的工资或工作条件时，他们只能离开公司，去别处寻找工作。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因为国家会镇压，阻止在工作场所的任何集体组织。官方工会回避斗争。随著在沿海地区劳动力的减少，人口老龄化，以及更高素质的劳动力的出现，主管部门和企业需要一个稳定的劳动力，他们的要求的影响更深远。
年轻农民工最受益于新的法律，可能是因为他们能从互联网获得更多的资讯。在影响了日本企业的斗争中发现他们的身影，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年轻人受到过更好的教育，并分配到需要更多技能的工作。一个世界把他们同其仍然在农村的父母分开。这些年轻的工人，都是独生子，渴望在大城市中的体面生活，以他们的工资，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几个月的工人的胜利，将可能对社会状况产生重要影响。政府的赌注是，高工资将缓解社会紧张关系。但春季和夏季的罢工可能会蔓延，这不是不可能的。
更何况，在最引人注目的有关本田工厂的斗争事实之一，罢工者明确地拒绝官方工会，后者被中国共产党的“全国总工会”（ACFTU）控制。那些代表受到了广泛的非议，他们用暴力行动反对工人的斗争，同管理层一起阻断罢工。至少在三个本田工厂，罢工工人要求选出自己的代表和重组工会的权利，这对“全国总工会”（ACFTU）的代表是个冒犯。相反，这些“工会”有系统地站在了老板一边，被证明是员警的帮凶。在这些特别困难的情况下，本田工人的自我组织能力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这些形式的自我组织促进了一个新的工人阶级觉悟的发展。
冲突的扩散，集中在经济领域，但当局一直关注这种情况转化为一个广泛的政治挑战的可能性。本田工厂的罢工经验表明，在未来，政府通过一个单一的声名狼藉的工会控制斗争，将会更加困难。新一代的工人已经表明，他们准备组织团结起来，要求获得经济增长成果的真正部分。中国工人阶级不是软弱的，已经能够显示其实力和斗志。值得注意的是，在孟加拉，越南和柬埔寨，类似的争取工资增长的斗争，在最近几个月有发展。贫穷不再是不可避免的。
丹尼尔•萨拜是第四国际驻亚洲记者。
注释
[1] 陈女士，世界大企业联合会的巴特·范·阿克以及一桥大学的亨利·吴所作的研究，“未来中国”，《经济学人》。
[2] 巴塔·派翠克和亚历克斯·弗朗哥斯，“东南亚尝试连接起来参与竞争”，《华尔街日报》。
[3] “未来中国”，《经济学人》。
[4]贝克尔·杰佛瑞和厄尔斯特隆·曼弗雷德。《国际劳工权利论坛：中国的劳动合同法对工人的影响》，中国劳动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