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說來，歷史學從來都比其他社會學科更露骨地服務於同時代的政治制度。但20世紀的偽造歷史現象，卻是史無前例的，偽造歷史從手工作坊變成了流水線作業，也算工業世紀的一個「成就」。蘇俄的政治歷史，尤其是共產主義反對運動的歷史，充滿了類似的偽造現象，被重重神話包圍著。從30年代到80年代，蘇聯官方歷史學界對此的態度是極其空洞片面的。在官派史學家的筆下，十月革命後的歷史是一部「黨中央」領導下的「浩浩蕩蕩的社會主義建設史」；而任何共產主義反對派都等於「奸細」或乾脆是些小丑。在所謂改革開放時期，那些習慣於跟著中央號令走的主流蘇聯史學家（比如尤·葉米利揚諾夫）所能做到的，也只是小心地為部分蘇俄早期領袖（比如黨內右翼領袖布哈林）恢復名譽。
至今為止，對蘇聯時代左翼地下運動史的發掘整理仍極不完備；在這方面做出最大貢獻的，當屬已故歷史學家瓦·拉戈文同志的七卷著作《另一條道路是否可能？》。不過，和許多海外左翼學者一樣，拉戈文同志堅信大清洗徹底砍斷了蘇聯的布林什維主義之根，而我們並不這樣認為；我們認為儘管外在環境極其嚴酷，共產主義政治文化某種程度上還是保留下來了，80年代末蘇聯社會浮出水面的左翼運動不是某種外在催化的結果，而來自地層深處。
左翼青年組織的出現
30年代末，托洛茨基就察覺到新一代左翼反對派的組織構成已發生變化；他們主要由青年工人和學生組成，並不瞭解第四國際的觀點，而是憑藉自己的思考走到了史達林修正主義的對立面。當然，這些人完全成長為共產主義戰士，還要依靠集中營內與老托派的接觸和學習。許多西方左翼史學家指出，自40年代初以後蘇聯就不再報導關於新托派分子的審判消息了，什麼原因呢？鬥爭真的停止了嗎？蘇聯真的變成了共產主義運動的沙漠了麼？現在我們知道真相完全相反，40年代後的蘇聯並非一片死寂，一個個共產主義小組不斷產生和活動，只是他們的身影和呼喊完全被當局厚重的鐵手壓制和窒息了。
1930-1932年間，當老一代左翼反對派領袖向當局屈服以後，新戰士群體很快出現；當時他們還有機會與外界保持聯絡，國外出版的《反對派日誌》對此有較多報導。儘管1935年以後托洛茨基（和其他左翼反對派領袖）的所有著作從圖書館中被清除掉了，但30年代的蘇聯現實--刺眼的貧困、特權、飛揚跋扈的新官僚階層，所有這一切都迫使許多青年從政治上尋求答案。馬恩列著作的廣泛傳播更加刺激了青年的覺醒：為什麼書上寫的和現實如此不同？！開始出現一個個學習和宣傳馬列小組，隨後是照例的逮捕、審判、流放，但隨後又出現了新的地下小組。
在三、四十年代，官僚集團的“社會主義建設“一面無情壓榨工人和農民，一面慷慨厚待職業官員群體和知識界精英，工人的反應可想而知。整個三十年代，罷工運動一直沒有停止。1933年8月，政治保衛局（格柏烏）向政治局報告上半年僅在烏克蘭就破獲了7個地下工人小組，這些小組「指揮和策劃了系列罷工」，參加罷工的人數至少有1028 人；為了平息這些工人騷亂，格柏烏的內衛部隊（類似中國的武裝員警部隊--譯者注）共出動了13次之多。
1937年的大清洗吞噬了許多獨立思考的優秀青年，而階級敵人則對蘇聯和蘇共的「去布林什維主義化」歡欣鼓舞。1940年8月16日，戈培爾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布林什維主義正在拋棄一切還稱得上布林什維主義的東西」。但鬥爭沒有停止。1941年6月，在西伯利亞西部個別倖存的托派領導了步兵營暴動（他們的命運至今成謎），同年秋伊萬諾夫茨克發生工人罷工，1943年薩拉托夫市出現「青年革命組織」，無政府主義者奧·采伯利組織和領導了一支反法西斯遊擊隊，以上是我們已知的二戰期間蘇聯政治生活左翼運動的一部分。
戰後初期的活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把蘇聯官僚最腐惡無能的一面暴露出來--在列寧格勒保衛戰中，成千上萬的戰士前仆後繼地犧牲，而他們的「最高防務領導」日丹諾夫興致勃勃地躲在地下指揮所打網球；千百萬人在半饑半飽中做工，而政治局委員們卻為水果的新鮮程度大發雷霆。戰爭的結束沒有給蘇聯人民帶來他們渴望的美好生活，而許多人已忍耐和犧牲了太多和太久。40年代後期，蘇聯全境的地下馬列小組如野火般蔓延開來，較為出名的有南方城市瓦洛尼什的「共產主義青年黨」，這主要因為它的成員中包括後來的著名詩人阿·瑞古林（回憶錄《黑石》的作者）1。其他的小組就沒那麼走運了，從蘇聯官方材料中的隻言片語裏，我們知道當時還存在過「列寧綱領派」、「列寧反對派」和「工人反對派」等「窮兇極惡的反蘇地下團夥」，但詳細情況至今被鎖在檔案庫中（與中國大陸自由派的宣傳相反，蘇聯解體後，多數國家檔案並未對公眾開放，有權借閱的僅限於少數學者，公佈材料則需要政府的許可--譯者注）。40年代末「列寧的事業」小組曾活躍一時，它的主要成員後來在集中營參加過1953--1954年的犯人大起義。
50年代初，蘇聯和蘇共被一片愛國主義和反猶太主義歇斯底里籠罩著，但新的共產主義小組沒有停止活動。1950年9月至1951年1月，在莫斯科成立了「為革命事業鬥爭同盟」。同盟核心人物是18歲莫斯科大學生巴·斯盧茨基。從1950年夏天開始，他和梁贊老家的中學同學以文學興趣小組為掩護，從事政治學習和宣傳。同盟成員蘇珊娜·皮丘洛回憶說，斯盧茨基認為必須與「這個制度進行鬥爭，它不是什麼無產階級專政，而是新的貴族統治，波拿巴獨裁的變種。黨和國家被那些領袖篡奪了，而理解這一切卻不起來鬥爭，等於是篡權分子的同謀」。同年秋天，四名骨幹正式建立同盟籌委會，斯盧茨基還草擬了組織綱領，在綱領中他認為蘇聯的經濟體制是「國家資本主義」，對外政策是「帝國主義」，政治統治模式是「熱月政變分子對人民的波拿巴主義獨裁」。他的同志瑪·紮列夫回憶說「現在想來，對他（指斯盧茨基--赤軍注）的理論立場影響最大的是托洛茨基，所有這些名詞，比如波拿巴主義啦，官僚層熱月政變啦，都是從那來的」「他的崇拜物件是列寧和托洛茨基」2。
同盟的確切人數不詳，在秘密庭審的起訴書中提到了十六個人；他們設法弄到一部老式油印機，印刷和散發了約三百份傳單。有趣的是，在短暫的活動階段小組還發生了一次分裂，起因卻很嚴肅：對個人恐怖的態度之爭；部分成員認為必須剷除史達林，斯盧茨基表示反對。
1951年初，同盟的全部成員被捕，原來國安機關一直在監視小組的活動，他們聚會的房間被竊聽，而在被捕前夕，每個主要骨幹都被數名特工不停跟蹤。1953年2月14日，斯盧茨基、福爾曼、古列維奇三人被判死刑。蘇珊娜·皮丘洛和另外九個人被判二十五年徒刑，另三人被判十年徒刑。1956年，隨著新任蘇共領導層「寬鬆」政策的出臺，同盟的倖存者從監獄和流放地被釋放。
史達林死後，蘇聯白色恐怖有所放鬆，這既給左翼地下活動提供了新的機會，也為不少左派動搖分子向西方資產階級靠攏創造了條件。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盧基揚年科（1961年「工農黨」的創建者）和格裏戈連科（1963年「列寧主義復興同盟」的領袖）都曾是左翼地下運動的活躍人物；當他們面對西方「自由世界」表示懺悔後，逃兵們得到了榮譽、地位和物質獎賞。而那些沒有懺悔、也沒有得到榮譽和獎賞的人，默默繼續著自己在黑暗中的鬥爭。
1956--1957年間，是新一輪地下共產主義運動的活躍高峰期。湧現了一大批小組，但他們同樣很快被粉碎了。由於和國際共運的長期隔膜，這些小組都帶有一定的理論搖擺和退化，主要表現為他們對「南斯拉夫模式」的片面欣賞。除了組織以外，還存在不少創作和傳播傳單和小冊子的單幹戶。
1962年新切爾卡茨克工人罷工和起義
值得注意的是，在戰後蘇聯工人鬥爭中，領導者往往是那些與老一代托派有聯繫的新生代馬列主義者。這些人中最著名的活動家，當屬1962年6月1-3日新切爾卡茨克工人罷工和起義的積極分子帕·西烏達。他是著名工人布爾什維克帕·西烏達的兒子，30年代中期，老西烏達被槍決，兒子和妻子在勞動營度過多年時光，與營內的托派朝夕相處。戰後小西烏達當了工人，並成為一場工人罷工和起義的參加者。在自己的回憶文章中，西烏達詳細描述了事件的起因和經過。
1962年蘇聯普通人的工資水平出現全國性的滑坡，這與赫魯雪夫當局的系列經濟錯誤有直接關係。5月末，1萬4千人的新切爾卡茨克電力機車製造廠鑄造車間貼出告示，宣佈今後車間工人的工資將「有所調整」。工人們並未表現得很激動，從20年代中期開始，他們已承受了許多壓迫、恐嚇與欺騙，再多一次又怎樣？習慣啦！中央的官員們顯然也是這樣考慮的。
但第二天（6月1日）全城市民都發現牛奶、肉和雞蛋的價格上漲了25%，再加上多少年無法改善的食品短缺現象，再加上史達林時代就出現和存在至今的工人住宅極度緊張問題，看著這一切，許多職工腦袋裏的某根神經明顯發生了「過熱」。不過，形勢徹底爆炸還要「歸功」于廠長（蘇共州委成員）：當他在車間裏聽到大夥的怨言時，便輕鬆地回答說「沒有香腸吃可以吃乳酪餡餅嘛」（堪稱「何不食肉糜」的蘇聯幹部版）3。在場的金屬工人再也忍耐不住，立即拋下手中工作，並拉響工廠汽笛；全廠工人們沖出廠門，罷工和集會開始了。在集會上，有人提出堵鐵路，以便把罷工消息帶到北高加索鐵路的沿線各地（新市是北高加索鐵路樞紐站），群眾表示贊成；在被堵的鐵路線上，掛出了帶有經濟要求的口號--「我們要牛奶！我們要香腸！」「我們要房子！」，在被堵住的火車上，有人寫下標語「拿赫魯雪夫做香腸！」4。
一群廠領導急忙出現，試圖向群眾「發表講話」，但立即被痛打，不得不逃跑；稍後，州委第一書記巴索夫再次試圖于廠行政樓陽臺上向群眾發表講話，但也被雨點般石塊打沒了影；市公安局迅速派人趕到現場，但當人群向員警走去時，公安幹警閃電般跳上車「轉移陣地」去了。當晚，出現了第一批徒手進城的部隊。
在當晚舉行的群眾集會上，「有人提出派代表去鄰近城市發動工人，有人提出佔領電報局，把罷工消息發送到全國各地」5；帕·西烏達在集會上發言指出奪取政權可能會立即導致對波茲南事件（波蘭）和匈牙利起義的血腥鎮壓在國內重演，所以「最好堅持罷工，加強組織性、堅定性和忍耐力」6；作為下一步的具體行動，他號召「全體工人制定出具體要求的清單，並于明天進行全城大遊行，把要求向市當局提出」。
當天夜裏，工廠宿舍區一片騷動，根本沒人睡覺；街上是通宵集會，家家都在討論，有些工人把赫魯雪夫標準像一卷卷燒掉。政府有關部門也沒閑著：當時天氣極熱，有人把幾輛滿載瓶裝橘汁的卡車停在集會現場附近，然後「司機不見了」；有關部門在暗處擺好攝像器材，等著看工人打砸搶。讓特工們困惑的是，整整一夜，工人們連一瓶汽水也沒拿7。
6月2日清晨，工廠已被全副武裝的內衛（即武警）部隊佔領，但工人們還是按期舉行了集會。集會群眾通過了「發動市內其他企業、舉行遊行」的決議。「數千人的遊行隊伍從廠區走向市中心，道路很長。一些工人和家屬前去其他工廠，號召他們支持罷工。很快，建築工人、石油機械製造廠工人和其他較小企業的職工都跑來參加遊行。隊伍中出現了紅旗、列寧像，群眾唱著十月革命前的戰鬥歌曲。大家都非常激動，被一種信念和力量衝擊著。……當我們走到鐵路橋頭時，大家看到橋樑已被坦克和武裝士兵封鎖了。隊伍停下了，沈默了。然後，我們一步步地走向橋頭，反復高喊著’給工人階級讓路！’、’給工人階級讓路！’、’給工人階級讓路！’，坦克和士兵沒有開火，巨大的人流飛快地穿過警戒線，走向橋中心，我們更加激動了。更加雄壯的革命歌曲回蕩在我們和城市的上空」8。
遊行隊伍到達市委大樓以後，也碰到了成群武裝士兵。當人們得知公安已秘密逮捕了一批「鬧事分子」後，就立即跑到市公安局試圖解救被抓工人；群眾情緒已白熱化，開始衝擊公安局大門，當人們逐漸湧入大樓內部的時侯，槍終於響了。先是短促的一梭子，然後便響成一片；「人群向後急步退去，只看見一個小夥子被人們高舉著快跑，那人的白襯衫上大塊的血水不斷滲出」9。與此同時市委大樓附近也開了槍。被害人遺體始終沒有交還家屬，死傷數字也被列為機密，當時蘇共內部傳達檔公佈的數字是22人死亡，39人受傷。大逮捕開始了。一共7人被槍斃，包括西烏達在內至少105人被判刑。6月5日，《真理報》戲劇性地刊登了「新切爾卡茨克電力機車製造廠工人來信」，「信」中以「我們工人集體」名義表示「完全擁護黨中央加強農業建設的政策」（即食品全面漲價政策--譯者注），並發誓「以飽滿的鬥志為農業機械領域生產更多更好的配件」。這封所謂的工人來信，為鎮壓寫下了最後一筆。
新切爾卡茨克起義，是工人階級對蘇聯官僚多年高壓政策進行的本能反擊；這之前和之後都發生過不少小規模的工人騷亂，但新切爾卡茨克事件的影響最大。監獄和勞改營的經歷沒有讓西烏達改變信仰，1990年被暗殺前夕，他曾作過一次總結性發言，他指出「……在20年代初，革命的方向逆轉了，沒有繼續前進。我們今天的努力目標不應該是什麼’新經濟政策時期’，更斷斷不能回到沙俄時代，而是要爭取社會對國家的全面控制，就像十月革命初期那樣。人民群眾要爭取把對國家的控制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並設法讓國家機關逐步消亡……」10
六、七十年代的左翼地下運動
在60年代的列寧格勒產生了「公社人同盟」，它的非法出版活動持續了很長時期，出版物包括「警鐘」雜誌和名為「從官僚專政到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書籍。1968年5月風暴給蘇聯青年知識份子以相當衝擊，僅在列寧格勒就出現了多個組織；70年代初，梁贊、薩拉托夫和斯維爾德洛夫茨克也有地下組織出現。明斯克小組的發起人克立維茨基曾回憶道：「對當時許多蘇聯青年來說，1968年5月的巴黎事件意味著西方資本主義不可能是我們的理想目標；布拉格之春和蘇聯鎮壓也讓我們對所謂的’現實社會主義’感到幻滅。我和我的朋友們開始探討第三條道路」11。在這種探討中，克立維茨基提出了「國家社會主義」和「人民社會主義」的概念。他認為十月革命的性質是社會主義革命，而革命後建立起的國家帶有「非資本主義」特點，但隨後出現的官僚篡權導致「國家社會主義」的出現和鞏固，這個模式沒有長久生命力，未來屬於「人民社會主義」。
七十年代末，列寧格勒還出現過「革命共產黨」等小組，他們的一些骨幹至今仍是俄國左翼運動的積極分子；在莫斯科大學學生中出現了「左轉彎」小組。
「防衛」號軍艦的起義
七十年代以及整個戰後蘇聯社會主義地下運動最激動人心的一頁，莫過於「防衛」號軍艦的起義。整個事件被蘇聯最高當局嚴格封鎖，以至連西方的蘇聯問題專家也長期以為水兵們想逃往西方。實際情況完全相反。起義的靈魂人物--軍艦政委瓦·薩柏林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他的計畫是以起義的方式在蘇聯引發一場政治革命，推翻史達林修正主義特權階層。在秘密軍事法庭的供詞中，薩柏林說他希望以此「點燃光榮的列寧格勒，因為這座城市具有長久的革命傳統。’波將姆金’號軍艦起義是1905年革命的頂點，’阿芙樂爾’號軍艦打響了十月革命的第一聲炮響」。薩柏林以為他的行動可能掀起新的起義，並「最終解決俄國革命沒有完成的那些任務」。他的準備工作是從水兵政治課開始的，在課堂上薩柏林有計劃地向水兵們講述了工人、士兵和農民如何組織起來與官僚、資本家和地主鬥爭並最終進行十月革命的歷史進程；他著重闡述了列寧主義關於工兵農蘇維埃民主的思想。結果立竿見影：往常在類似課堂上發蔫打瞌睡的水兵對新內容表現了極大的興趣。「大家對他的評價都很高，我們始終非常信任他」，「防衛」號水兵維·巴拉代依回憶說。薩柏林與下屬的關係非常親密，他的政治課內容則引起了上級的不滿和警覺。
1976年10月8日，「防衛」號艦長普托甯被薩柏林的同志們關進底艙，薩柏林召集了水兵和軍官，給大家放映了著名的蘇聯電影「波將姆金號起義」，並解釋了自己的起義計畫：開向列寧格勒，向全市人民和全國播發無線電聲明，號召人民起來推翻蘇共政治局的特權統治。軍官們有一半（八人）表示反對，另一半表示贊成；水兵們則完全支持起義。許多年後，我們可能會覺得這場「起義」簡直是發瘋，但薩柏林絕非瘋子；他的計畫建築在對現實的清醒估計上：對統治階層的集體性不滿隨處可見，水兵乃至部分軍官的反應並非偶然，而是當時蘇聯人民政治心理的縮影。薩柏林是行動的人而非空談家，他看到了群眾的政治要求並試圖以起義為契機、發動列寧格勒的工人階級進一步擴大革命行動的範圍。
起義最後被鎮壓了，薩柏林被槍決，水兵和軍官們被處以刑期不等的徒刑。但左派的直接行動沒有因此中止，幾年後，亞姆什科夫小組甚至曾計畫佔領蘇聯中央電視臺。
七、八十年代的蘇聯工人罷工運動
晚期蘇聯是個表面富足祥和、內裏焦慮不安的社會。由於缺少起碼的政治自由，工人運動主要以罷工和地下小組的形式存在。因為食品短缺問題的惡化，1980年5月9日高爾基汽車製造廠工人舉行罷工，四名為首者被捕。1980年初明斯克無線電廠工人罷工以抗議工資下降，三人因此被捕。1980年3月，因為工資拖欠，明斯克拖拉機廠的兩個車間罷工，為首工人全部被捕。
1980年10月，在一份名為《職工工資與勞動環境領域的不規範所引起的個別消極現象》的絕密檔中，蘇共中央書記處承認存在著「廠領導與職工之間的誤會和衝突，以及因此產生的停工和其他不健康行為」，「絕大多數（罷工）的起因是（管理幹部）破壞有關規定，變更工資水平和不定時發放工資和獎金，惡劣的勞動環境，以及（幹部）對人民群眾的申訴抱有輕率態度」12。據檔透露，在1980年，烏拉爾地區下伊塞特冶金廠57個工人因為獎金問題罷工（8月）；立陶宛的阿立圖斯棉紡廠116個工人兩次罷工，反對工資下降（9月）；發生罷工的還有奧爾忠尼啟則聯合制造企業、南烏拉爾機車製造托拉斯下屬企業156號建築修理隊等等。罷工區域包括烏克蘭、南方省份、高加索、中亞（阿什哈巴德）、愛沙尼亞；發生罷工的企業既有重工業，也有輕工業；儘管罷工的絕對人數並不很多，「1979年統計的拒絕工作事件約三百起，參加者共九千人」，但讓官僚們恐慌的是，罷工規模有上升趨勢：「有時罷工不限於一班工人，而是蔓延到下一組上班工人，1980年10月15日北方制鎳廠就出現了類似現象，在三天內120個工人連續罷工」13。官員們除了照例打打「提高警惕、增強教育、嚴格生產紀律」的官腔，也被迫再三申明「需要特別注意避免工業領域內延長工時和周日加班的決定」14。
「馬克思主義工人組」
七十年代末，工業中心古比雪夫市出現了名為「馬克思主義工人組」的組織，它的核心是石油工程師阿·拉茲拉茨基。拉茲拉茨基秘密撰寫和出版了一系列小冊子，他認為蘇聯社會是「封建農奴制社會」，提出「打倒農奴專制！要無產階級專政！」15的口號。他的親密戰友是金屬工人伊薩也夫，後者於所在的鑄造車間領導了數次成功的經濟罷工，罷工時間從兩三個小時到最長的48小時不等，主要要求是向工人定期提供特製工作服、充足的清涼飲料等等16。小組堅持了5年的地下活動；1981年12月13日波蘭當局宣佈軍管，開始鎮壓團結工會，12月15號啟動全蘇大搜捕，一切工人地下活動被徹底掃蕩。共有15個人因「馬克思主義工人組」一案被抓。伊薩也夫被特種精神病專家們「觀察」了一個月，拉茲拉茨基被「觀察」了兩個月；他們還算幸運，由於認識的人太多，由於拉茲拉茨基作為石油專家的名氣極大，國安部門沒有（像對付單個異端分子那樣）讓他們變成半瘋。
很快，伊薩也夫被秘密判處10年勞改和流放，拉茲拉茨基被判12年勞改和流放；坐了六年牢之後，他們於80年代後期提前出獄。1989年拉茲拉茨基去世；直到今天，伊薩也夫仍以「無產階級專政黨」的名義在古比雪夫（今名薩馬拉）堅持活動。
在長久的官僚專斷時代，成百上千的地下左翼活動家們來了又去了，一個個組織產生和消亡了，多數人的最終命運至今不為世人所知；但有一點可以確定：他們都是勇敢和忠於信念的人，在與那個似乎是千年王朝的蘇聯官僚專制機器的搏鬥中，他們確乎履行了馬克思的口號：「就算生命因此死去，也決不讓死亡繼續活著！」
下篇
1992年資本主義復辟後，許多蘇聯時代的自由派和民族主義不同政見者掌握了主流政治資源，他們堅決否認或極力貶低蘇聯左翼地下運動的歷史事實。2004年，原秘密小組「革命共產黨」（70年代末列寧格勒大學生組成）骨幹阿·達拉索夫寫道：「今天，60年代的老民運非常希望人們以為除了民運，不存在其他的地下運動，但我們蘇聯地下左派的存在是客觀事實」；達拉索夫回憶說「左右派地下運動的分歧當時就是不可彌合的，我們當時就勢不兩立」「我們很清楚民運的頭頭們做了些什麼，並蔑視他們」「我們沒什麼可誇耀的，沒能推翻蘇共的統治，沒能完成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但我們也沒像民運那樣，打著’著名持不同政見者’的旗號，與黨官僚調情，按照國外資產階級的規則跳舞……我們認為與這些比起來，監獄和流放遠非最糟糕的」17。
「革命共產黨」的遭遇相當典型，它的骨幹杜漢諾夫在「特種精神病院」得了精神分裂症，再也沒能恢復正常；成員娜塔莎·瑪格娜特在監獄裏得了腸癌，英年早逝。萬幸的是，一名同志和蘇共政治局某成員之間有親屬關係，才救了部分人的命，沒有全部瘋掉。達拉索夫的記述，給我們提供了後蘇左翼政治生活精神底蘊的某些脈絡，因為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民主化極大地沖淡了地下運動的政治影響，使得它的精神遺產僅在某些邊緣化的左翼圈子裏還隱約可見。但正因如此，不瞭解地下左派，就難以完全理解改革後左翼陣營的發展史。
1987年，蘇聯當局停止對政治異己的刑事迫害，並釋放大部分思想犯；左翼運動走向地上，首先領一時之風騷的，是社會民主主義。
社會民主主義的興亡
八十年代後期，蘇聯知識青年的政治圈中一度沒有什麼比「瑞典模式」和「市場社會主義」更時髦的名詞。自認左翼的青年們成立了「社會主義俱樂部聯合會」（1987年8月）；1988年1月莫斯科大會召開，同時各地舉行了積極分子碰頭會；1988年5月聯合會事實上組黨，舒賓等人撰寫了黨綱。1988年5月28日，聯合會與自由派共同舉行了千人集會；6月18日的新集會被員警驅散。伴隨這一切，內部分裂也飛快進行著。6月底它分裂為多數派和少數派，多數派包括「格瓦拉小組」「社會主義創意」「抉擇」「少年公社人」等十多個組織，他們認同革命馬克思主義道統；少數派則明確了自己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18。
社民派青年當時的典型代表，是風雲一時的魯緬尼采夫。聯合會分裂後，小魯立即與部分志同道合者開展了競選人大代表活動；但1989年秋天他已和自由派走近，積極幫助後者建立選舉聯盟「選舉-90」；1990年初，他進入自由派大黨「民主俄羅斯」侯選名單，並于同年3月當選俄羅斯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人大代表，任人大「大眾傳媒委員會」副主席，初嘗權力滋味。1991年，他被任命為新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成為全俄最高蘇維埃（即國會--譯者注）內部實權人物；後來，在1993年國會與政府的對立危機期間，他也發揮了相當作用。魯先生的宦海奇航，是九十年代初蘇聯社民派運動的一個縮影和象徵；它從主張市場社會主義開始，以全面公開地擁護資本主義告終，從要求「社會民主」、「經濟民主」到簡單地要求「民主」（「民主只有一種！」），社民派受到上層精英小圈子的閃電式招安，並以此自豪和自得。甚至在1991年八一九事件以前，社民派的動員能量就已衰竭，喪失了一度擁有的群眾性。這以後，曾有過多次復興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嘗試，但都失敗了。
無政府主義
1961年，奧西泊夫為首的無政府工團小組被國安部門破獲，該組織企圖暗殺赫魯雪夫和其他政治局成員。70年代的斯科波夫小組自稱站在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立場上，也被很快破獲19。改革開放以後，無政府主義走上前臺。1990年，蘇聯天王級搖滾歌手維克多·崔（蘇聯朝鮮族）發起成立全蘇無政府工團聯合會（崔很快意外去世）；部分無政府主義者進入蘇聯全國總工會，成為工會官員；部分無政府主義者與西方環保運動取得聯繫，從事綠色運動。總的來說，俄國無政府主義者較為溫和，也沒有在工運和其他激進社會抗議中有任何突出表現。
著名無政府主義作者阿·茨維特科夫的演變歷程很有代表性，他先是積極參與街頭政治，但幾年後最終落戶主流時尚雜誌「Ом」編輯部，以所謂「無法革命，還可以顛覆」的詭辯來自欺自慰。那些不肯折腰的無政府主義者多半都與托派或激進史達林分子合作，已相當偏離自己的理論立場。
毛澤東主義
毛主義是隨著文革進入蘇聯的。70年代，在烏克蘭存在過毛派地下小組；80年代，下新城的學生中存在過毛派小組，他們幾乎都是被「造反有理」等口號所吸引的；就自己的組織構成來說，他們是些對晚期蘇聯令人窒息的社會環境極度不滿的憤怒青年。不過，80年代後期的改革開放沒有給毛主義帶來什麼動力，它的影響只是在90年代後期才略有擴展。
一個幽靈在蘇聯徘徊，托洛茨基的幽靈
改革前夕來到地下左派的工運人士伊赫洛夫回憶說，「80年代初出現的地下工人組織有個特點，要麼以’正統史達林主義’自居，要麼帶有強烈反史達林主義同時強烈反資產階級的性格，這與親西方持不同政見運動有很大差別」20。所謂的史達林正統派，以阿·考瑪科夫的《鬥爭》報為代表。考瑪科夫是1962年莫斯科「無產階級共產黨」成員，長期堅持活動，該組織譴責蘇聯是「國家資本主義」，而史達林是剝削階級的總代表，但同時又對史達林表示某種「尊敬」；另一方面它提出「工人主義」的口號，反對「知識份子霸權」。而所謂反史達林主義的一個重要理論代表，是蘇共古比雪夫州委幹部尼基申娜；她在80年代初就形成了完整的「國家資本主義」理論，認為史達林及整個蘇共上層實施的是大資產階級法西斯獨裁統治。
1983年，在烏拉爾地區成立了跨州地下組織「工人」（不同地區有過不同稱呼），它的人員結構因地而異，有的地方以大企業工人為主，有的地方以工廠裏的年輕工程師為主。說起工程師，需要提醒讀者的是，蘇聯左翼中的知識份子以理工科為主（「與馬列主義基本原則產生絕對矛盾的社會政治（軍隊和企業）現實，引發了部分普通理工知識份子的政治興趣」）21。文史類知識界對托派觀點如果也產生過一點興趣，也很快就拋棄了這種「無法形容的馬列教條」。60年代的索爾仁尼琴曾與兩個托派地下分子接觸過，但坦率地告訴後者自己已放棄社會主義立場，並建議他們去找羅·麥德維傑夫，據他所知麥氏正在「埋頭精讀當年的反對派日誌」。但麥德維傑夫最終發現自己更喜歡布哈林等右翼領袖的立場，其實這也是蘇聯上層左翼文化人的共同特點。
回到「工人」上來，它的政治立場相當鮮明：「蘇維埃政權早就不存在了，因為既不存在底層監督的可能性，工人也沒有隨時招回蘇維埃代表的權力，更不存在在工資上幹部與工人的平等」「列寧指出社會主義的特徵是生產資料國有化加上工人政權，但現實生活中是黨和國家幹部在對工人行使絕對權力，而非相反」22；「工人」提出它的「任務是推翻蘇共集權政府，重新建立蘇維埃政權」23。事隔二十年，當時的一些參加者認為「應該承認這是個托派組織，並且我們是自發地提出上述托派主張的，沒有接觸到任何（托洛茨基的）著作」24，而它的少數工人成員至今仍是俄國托派運動的積極分子。
俄國當代左翼工運活動者瓦·拉古金科認為，「天生天養」是蘇聯戰後地下托派分子的一般規律，但也有例外；烏克蘭當代工運活動家阿·杜勃洛夫茨基在年輕時偶然接觸過「漏網老托派」，從此深受影響；烏拉爾地區的某工人小組領導人切雷碩夫則受父親（內戰時期紅軍下級指揮員、20年代左翼反對派成員，被終身流放）的影響，而成為托派。七十年代初，老切雷碩夫曾拜訪貴為蘇共高幹的親哥哥，在私下交談中「父親痛斥自己的哥哥出賣了工人階級，早就把十月（革命）扔到下水道裏去了」，而後者「痛哭流涕，只重複著 ’我有啥辦法’ ’列寧主義者都給上頭殺光了，可我也沒轍呀’’我們對不起列寧同志，我們該死’」，小切雷碩夫回憶道25。
整個七十年代切雷碩夫父子曾「拼命尋找關於托洛茨基著作的任何蛛絲馬跡」26，但毫無結果。在反托防托這一點上，蘇聯政治文化出版界被封鎖得像罐頭一樣嚴密；1985年前的蘇聯人可以買到自由主義或古典社會主義著作，可以買到外文版的當代資產階級政治家作品，在半開放的內部圖書館可借到持不同政見作家的部分作品（比如「古拉格群島」或「無用系」）甚至法西斯著作（比如「我的奮鬥」），但托洛茨基是例外。甚至蘇共中央黨校裏專門吃批托飯的教授們也無權（！）閱讀他的作品，職業寫手們只能參考舊的批托書刊，然後定期撰寫新著。
合法化以後
1989-1990年間，「工人鬥爭」（列寧格勒），「工人民主」「社會主義工人同盟」（莫斯科）等托派小組開始合法活動；「工人民主」的前身，是「共產主義幽靈」小組；在同名報紙（「共產主義幽靈」）第6期，「老地下黨」勒·木赫梅傑亞洛夫對「至今沒有成立第四國際的蘇聯分支」表示焦急，他覺得成立支部「一方面可以把1927年左翼反對派的精神遺產正式發揚起來，同時可以得到第四國際的幫助」27。當時，俄國托派和其他地下左翼（無政府主義、毛澤東主義、工團主義）一樣，對國際共運的內部具體形勢幾乎一無所知。在短暫接觸後，「共產主義幽靈」參加了以倫敦為總部的國際性托派組織「Militant」，接受後者的領導。
1990年出版的第一期「工人民主」刊登了「我們的基本原則」一文，幾經修改後成為它的通俗性綱領宣言。宣言提出了一系列泛民主要求，其中包括「言論、出版、結社、罷工自由，自由遷徙權、所有政治組織參加選舉的權利（法西斯政黨除外）」「軍人和員警有參加政黨和工會的權利」「士兵軍餉不應低於工人平均工資」「任何民族有自決權和分離權」；宣言也提出了一系列社會-經濟要求：「工資與價格掛鈎，最低工資、退休金和助學金不低於平均工資的75%，立即實行35小時工作周」「工會脫離國家控制，建立免費的大眾性醫療和教育服務」「反對私有化和任何形式的非國有化，擁護生產資料公有制」，「建立廣泛的社區管理委員會和消費者委員會，監督食品和社會服務質量」「推行大規模非商業性質的國家建房計畫」28。
在政權問題上，宣言提出「人民不僅有權選舉所有官員，而且有權在任何時間招回和罷免他們；負責官員的工資不應高於工人平均工資」；「在企業基礎上自下而上地建立工人委員會，委員會成員可以被隨時招回和改選，各企業工委會選舉組成地區工委會，後者組成全國工委會，即工人階級的中央政權」；「企業工委會有權監督生產，服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指導」「在工人委員會的管理和監督下建立廣泛工人武裝，保衛工人階級的利益；取消軍銜制及相關物質和政治特權」「反對秘密外交，蘇聯政府必須公佈所有秘密條約」29。這份當時的宣言還不很成熟，但它畢竟是一份站在階級立場上思考和回答問題的政治文件。
1991年5月1日，托派和無政府主義者召集了5千人的集會；托派積極參加了白俄羅斯的總罷工和明斯克拖拉機製造廠罷委會的成立；在莫斯科，托派在超大型軍工廠「禮花」火箭生產聯合企業建立了支部；在烏拉爾，「工人」與出獄的伊薩也夫合作，兩年多時間裏發起和領導了兩百多次大小罷工。但政治大氣候已逆轉，自由派穩穩地佔領了包括電視臺在內的主要輿論陣地，每天深揭狠批「共產邪惡」，影響了整整一代青年；大批西方「勞工問題專家」滲透到工運中去，思想輔導加物質誘惑多管齊上，不合手的工人領袖漸漸被邊緣化，工人運動（特別是礦工運動）日益落入自由派和美國勞聯-產大的影響之下。自那以後，繼承馬列道統的當代左翼註定要走過十數年的漫長道路，經歷許多戰鬥、磨難、叛賣、損失、疑問、恐懼和忍耐的時刻，這條路至今也還未走完30。
自由不是沒有代價的！
電影「斯巴達克斯」（柯克·道格拉斯主演）裏面有一組鏡頭；某人問他「如果你能預見未來，發現你的隊伍最後垮了，你也死了，你還會戰鬥下去麼？」，斯巴達克斯告訴他「奴隸和自由人是有區別的，自由人死去就喪失了生活的樂趣，而奴隸只有死才能擺脫苦難」。和斯巴達克斯一樣，蘇聯地下左翼雖沒取勝，但畢竟抗爭過；他們留下了「不怕鬼、不信邪」的戰鬥精神，與周圍苟安迷醉環境決裂的不妥協精神，拋棄早成贗品的《真理報》卻不盲信美國真理部的獨立思考精神，與蘇共官僚精細煽情的民族主義宣傳相對抗的國際主義精神。無論他們的理論探索有多少失誤，無論他們之間有多少爭執，他們已化為鋪墊自由之路的磚石。在資本暴政橫行天下的21世紀，在無數奴才夢想著成為小小奴隸總管的時代，我們傳遞著奴隸反抗主人的歷史，這歷史需要我們用生命、而且只能用生命繼續書寫。（完）
注釋：
1.
Жигулин
А
《Черные
камни》
М.,1988
г
2.
Волков
В.
《Троцкизм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м
СССР
-
Об
одной
антисталинской
группе
молодежи
начала
1950-х》www.wsws.com/ru
3. 《Новочеркасск
1-3
июля
1962
г.
Забастовка
и
расстрел》
М,
1992
4.
同上
5. 同上
6. 同上
7. 用上
8. 同上
9.
同上
10. 同上
11.
Правдин
Л.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инород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Минск,
1989
г.
12.
Приложение
к
протоколу
№233
Секретариата
ЦК
КПСС
от
24.10.1980
г.
из
архива
диссидента
Буковского.
13.
同上
14. 同上
15 「Он
смотрел
в
жизнь
глазами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16. 《ВК
сегодня》
? 21 (13745), 25
мая
1996
г.
「Самый
пролетарский
из
диктаторов」
17.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4,
2000
г.
18.
Шубин
А.「Течение
’общинного
социализма’
в
неформа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
1986-1988
гг.」《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1,
2004
г.
19.
П.
Рауш
?Анарх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Питера?,
http://novsvet.narod.ru/p.html
20. 「От
троцкизма
к
рабочему
движению」《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1,
2004
г.
21.
同上
22. 同上
23. 同上
24. 同上
25. “Рабоч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7(53)
Июль
1999
26.
同上
27
цит.
по
В.
Лагутенко
?Краткий
курс
истории
КРДМС?,
самиздат,
1995
28
“Рабоч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1,
1990.
29.
至於蘇共黨內的「老左」，他們直到蘇聯正式解體前夕，才停止向黨中央呼籲「反擊資本主義力量、回到正確路線上來」的可憐努力；對1987-1991年的民間青年運動和罷工運動，「老左」一向態度冷淡。1991年底，「老左」們匆匆成立了幾個共產黨，幾經分裂後，他們要麼完全成為資產階級的代理，要麼蛻變成老年休閒俱樂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