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9年初，俄國工人階級以相當被動的方式遭遇到危機，儘管在5月至7月，我們看到一個激增的活動，最初是爆炸式的街頭行動，和其他形式的抗議，有關工作衝突解決的立法不能控制也沒有設想到這些抗議活動。隨後，我們看到一些勞資糾紛在緩慢而持續地增長，還有更多的集會在舉行。緊張局勢的增長，表現在公共空間以外，包括個人行為（絕食，靜坐罷工，有時候，甚至自殺）。
根據集體行動研究所（IKD）的資料來源，全年有超過183件的勞資糾紛（可能是低估了的數字），而且有上升的趨勢。在2009年上半年，有62個勞資糾紛--- 其中的一半發生在5月至6月。在該年的下半年，有116件糾紛（其中一半採取了集會抗議的形式）。
與2007年相比，抗議形式有變化：我們看到，取代罷工的是街頭行動。這是危機的一個結果（這使得停工成為高風險形式的行動），但也是勞動法的一個結果，因為勞動法使法律框架內的罷工現在幾乎不可能。由於缺乏解決糾紛的有效機制，工人被迫訴諸不受勞工法涵蓋的動員形式，如街頭的行動。
糾紛的地理分佈很廣 --- 幾乎所有地區都受到或大或小程度的影響。最緊張的局勢出現在單一工業的城市[1]，那裏的城市居民站在工人的一邊。受影響最大的部門是汽車業，軍工業，農業，冶金業。 但事實上，糾紛數量的增加，影響到幾乎所有部門。
工人主要的要求關涉到工資的支付和拯救公司免於關閉。換言之，防禦行動為主，這在危機時期完全不足為奇。但面對非常強大的雇主壓力，以及剝削率的增加，甚至防禦行動也給出了一個反擊的徵象。
事實上，問題不僅在於危機和所謂的客觀經濟困難。通常工人和工會會員無法相信自己所見到的：公司運行正常，甚至製造利潤，銷售情況良好，但這並不能阻止管理層利用這場危機，節省花在工人身上的費用：工資，工作條件，安全規範等。做各種事情以圖掩飾真實的財務狀況，不讓公眾和工人及工會會員（至少，真正的工會會員）知道真相。
事實是，由於危機或利用它，雇主對開始組織起來的工人，發動了全面進攻。自2007年以來，我們已經看到工人覺悟的興起，更大的自主性，以及組織起來的真正能力。顯然，在過去的一年，雇主盡一切努力要粉碎抵抗中心和自我組織的榜樣，這一趨勢越來越明顯。
他們的主要目標是真正獨立的工會。隨著加劇競爭的危機，同時也因為政府本身依賴寡頭資本，其政策是犧牲納稅人和工人的利益，給寡頭資本以慷慨的幫助，讓他們可以無重大損失地渡過危機，因而雇主的這些咄咄逼人行動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
對工人階級的全面進攻
私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的經理人都肆無忌憚地侵犯勞動法。
首先，是採取不支付工資的方式。正如20世紀90年代發生的情況，工人轉化為奴隸，被迫無償地工作。此外，儘管勞動法規定需要雙方協定，雇主卻單方面降低工資，停止支付獎金，並且減少工時連帶大減工資。
更為嚴重的是，開始了大規模的裁員，這些裁員基本上都侵犯了法律，還威脅工人，強迫他們“自動辭職”。有時解雇被掩飾起來，其做法是把工人轉移到創立僅一天的公司（在陶裏亞蒂的奧托瓦茲汽車廠發生的事，顯然就是這種情況）。
我們看到了非標準就業形式的倍增，這些工作沒有任何保障。工資的削減，往往不符合實際的金融問題（情況難以核實，因為對賬目作系統性的掩蓋）。
談論官方的失業數字沒有意義（當局只考慮在職業介紹所簽過名的人為失業者）：在現實中，很少有人願意為了可憐的津貼，排隊等候數小時，津貼在890間4900盧布（相當於25至120歐元）之間。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的方法（依據能夠工作而且正在找工作者的申報人數）得到的資料，在2009年11月底，失業者為6百30萬人，占職業人口的8.1%。至於“隱性”失業者，即仍然視為在工作，但沒有工資者，或因為停工而只收到三分之二薪金者，還有非常多。許多人貸款還債，更不用說他們的基本生活品和服務的目前支出，這些東西的價格不像工資，它們在增加。
通常情況下，解雇意味著剩餘工人的工作量加重，而且，他們的工資則減少了。工廠檢查員注意到，精神壓力和超時工作時間的增加，導致生產事故，有時是致命的事故大幅增加，使這種情況更加嚴重的原因是這個事實，即雇主毫不猶豫地克扣化在安全方面的錢，並用失業威脅敢於抗議者。
總之，工人要不是被拋棄到街上，難以生存，要不就是像檸檬被擠壓，被迫工作更多而賺取得更少。
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中的大多數只限於被動的抗議示威。不少人寧願屈服並忍受現況，寄希望于雇主的善意和保住他們的工作。許多人求助於個別形式的調整適應，尋求與管理層達成協議，為自己的一些益處討價還價。儘管如此，還是有一些人設法尋找第二職業，或者勒緊腰帶等待較好的時機。因為危機，這些可能性大為減少，我們已經看到絕望的人越來越多，他們起而進入自發的無人控制的群眾活動。
最重要的事是新工會數量的增加。越來越多的工人正試圖以集體的和有組織的方式，抵抗對他們權利的進攻。此外，這些新的工會在迄今為至沒有工會的行業裏發展，比如：媒體，食品，商業等部門。在百姓不滿的壓力下，許多傳統的工會被迫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
正是最強勢的工會組織，不僅是雇主，也是政府某些官員和代表的尖銳攻擊的目標。
雇主和政府：鎮壓與分化工會
俄羅斯資本家從來沒有把工會當作為一個正常的現象，一直竭盡所能，要麼消除他們，要麼中立化他們，訴諸的手段有貪污，或者把他們納入公司的行政機構。今天，面對危機，面臨新的戰鬥工會的形成，加上也有一些目前仍然被動且忠誠于雇主的工會又有蠢蠢欲動的跡象，雇主及其經理們為之恐慌，發動了加倍的攻勢。整體來說，他們得到政府和各級地方當局的積極支持。
應當指出的是，迫害，壓迫和歧視性措施，不只毫無節制地加在獨立工會上，也被用來反對隸屬於FNPR[2]的工會，如果他們採取任何步驟動員其會員的話，也會遭受同樣的打壓。
是OAO康斯坦卡林信託公司（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地區）的總經理提出了這個反工會運動的標準。2009年10月5日，在接受一個網路報紙的採訪時，他宣稱：“幾年來，工會像蟑螂和臭蟲一樣，一直努力用各種手段對公司進行滲透，讓我憤怒不已。對我來說，工會就像教派。如果一家公司出現了戀童癖者，嗜血者，撒旦信徒，如果他們變得比較強大，並開始吸引集體成員到他們纏人的粘網裏，人們就應當更易理解我為什麼要攻擊他們。對我來說，工會激進分子也是一樣的：他們是損害公司，追求其物質和政治目標的操縱者… ”
鎮壓工會的形式非常多樣。工會領導人被各種員警機關傳喚去“談話”，他們試圖控告他們組織非法抗議行動，或用他們蓄意犯罪作藉口控告他們。皮奧特爾奧·佐洛塔廖夫遭遇的就是這種情況，他是奧托瓦茲工廠團結工會的領導人，經常被各種機構傳訊。而不幸事件的代表者是維楞亭·奧如索夫，他是普若弗斯沃博達的工會領導人，遭到非法逮捕，被判以6年監禁，藉口是擁有毒品。或用更加精心設計的方法‘CentreE’，該法尋求證明，成立工會的訴求 --- 就如在特維爾的琛特羅斯瓦爾瑪琪公司的汽車工人工會（MPRA ）[3]派發的傳單內容一樣 --- 置於反“極端主義”法條下。
還有另外一個手段，在反對工會的戰爭中，現在廣泛為所有雇主使用：2009年11月3日，憲法法院宣佈勞動法第374條違反憲法，因為該法條禁止未經工會領導班子的同意而解雇非專職工會代表，從而消除了工會活動分子在反對雇主任意決定的鬥爭中的唯一法律保護。獨立工會的中堅分子很少是專職的，而其活動讓雇主極為不滿，所以他們特別需要這個法條的保護。他們是特別被盯上的人，更加特別的是，拼湊所謂的罪行，並不是複雜的事。
最近的一些例子包括：依據一個“工作規則”，在10月21日，再從11月11日- 20日，解雇通用汽車公司（GMAuto，在聖彼德堡）的MPRA工會主席E.伊萬諾夫，以及一個女性工會骨幹O.查菲科娃。他們的要求包括以下幾點：保證獎金納入工資，員工有權要求他們的假期，取消工作時間按年計算和引進每週40小時的工作。
但雇主的想像力並不止於此。有時，工會辦公室沒有絲毫理由地被去除（10月26的例子就是這個情況，根據民航當局的命令，空中交通控制者工會，一夜之間，就看到自己失去了在莫斯科的辦公室）。還有，工會活動分子被剝奪了通行證，讓他們無法自由地行走於各個工間場所。
在一些公司，散發傳單抹黑工會活動分子。有時，管理層召來民兵或特種部隊（內政部特種部隊）阻止一個抗議行動，一個資訊發佈運動或者很簡單的一個工會大會， 10月20日的卡熱爾斯基歐卡提奇公司的案例就是例子，當時索特斯普羅夫工會在那兒舉行一個大會。
反工會軍械庫的另一個發明是在罷工後扣押個人物品，比如圖阿斯平斯基海洋商業港口工會主席A. 史可阿卡洛夫的遭遇，他被TMTP海港公司管理層帶到法院前受審，要他賠償罷工造成的損失。
對工會領導人的攻擊，首先是替代性工會的領導人，尤其是屬於MPRA的那些人的攻擊，在數量上有所增加。然而，與2008年底的攻擊高潮相比，我們目睹了某種平靜，也許是大規模抗議運動（包括從境外的）一個結果，但也是由於雇主和總統任期這方面的戰術變化。某些媒體和一些專家把最近的這些風風雨雨同高層官僚操作聯繫起來，同中立化戰鬥性工會並控制它們的試圖連接起來。他們指出，2009年9月至12月底，已有3個人事變動，為在總統任期內追隨工會負責。顯然，工會領域被視為敏感的問題，需要高度警惕。
政府正在玩一個挑撥離間損人利己的遊戲：一方面它默默地鼓勵雇主發動訴訟和實行其他歧視性措施，另一方面又同傳統上效忠政府的工會簽署協定，但協定內容相當空洞。因此，它是一個發展偽工會同時打擊“極端主義”工會的問題。
在建立虛幻工會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索特斯普羅夫新工會， 自從2008年初以來，這個新工會由謝爾蓋·沃斯特列佐夫領導，這個人絕對沒有與工會運動有聯繫，但卻非常有可能同政府高層有非常穩固的關係。政府正在努力改造蘇聯解體後創建的第一批替代性工會聯合會，要控制它們並讓其擁護政府，同時給其一個獨立好鬥組織的外表。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事，這些做法的唯一結果是索特斯普羅夫事實上的分裂。
不過，整體而言，首選的策略似乎是“分而治之”：創建一個黃色工會（用下命令的方式），以便把它同一個過於棘手的替代性工會相對照，但是也賄賂某些領導人，允諾他們將在政府裏得到發言權，或挑起分裂，讓工會相互對立，或在消費者和工會之間播種不和諧。因此，去年冬天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所謂的駕駛者顛覆活動登場，反對的是俄羅斯汽車工廠的工人。
面臨所有這一類的伎倆，工會的反應是捍衛自己的獨立和團結高於一切。誠然，有某些領導人受賄，有的（極少數）嚇壞了，但多數人選擇了齊心協力和加強團結。
因此，福特工廠（聖彼德堡地區）工會發起聲援運動，他們的口號是：“聖彼德堡的工人，不是遠東工人的敵人”，對這個口號，俄羅斯積極公民會（在2008年底成立的一個網路型運動，抗議進口汽車關稅的增加）的回應是：“遠東的工人不是彼得堡工人的敵人”。至於獨立工會，他們發起了一個團結進程，準備融合全俄勞工聯合會（VKT）和俄羅斯勞工聯合會（KTR）。
最近，各部門，地區或行業聯合會的工會簽訂了互助協議。巴爾蒂卡公司的雅羅斯拉夫子公司的APK工會（屬於FNPR），與福特汽車公司的MPRA（VKT的一部分）之間的協定，就是這個情況。另一個例子是包裝公司工會與樂華梅蘭（FNPR的“商務”部門）工會之間的協議。
可以看出，我們正在目睹工會運動內部的矛盾動態：一方面，我們看到的是分散，另一方面是聯合。
至於政府，一方面它幫助雇主中立化工會，另一方面，它盡力減少勞工力量，但小心不要碰觸股東和董事的獎金，利潤和其他分紅。因此，來自聯邦預算的這筆錢用於支持大企業。另一方面，它大幅削減社會福利支出，削減工資隨生活費用的上漲而增加。2010年，無論是公務員的工資，還是軍人的工資，最低工資，甚至失業補助金都沒有隨同價格上漲而增加。
用這一政策，政府向雇主發出一個明確的資訊：節省員工的開支。並幫助他們做到他們計畫不尊重勞動法的事：去年4月，政府，雇主和FNPR簽署了一份檔，申明了“暫時中止某些集體談判協定條款的”可能性。
很可能是這樣的情況，如果政府為了大企業的獨佔好處，繼續讓工人承擔危機的全部重量，它遲早最終將會遇到強烈的反應。
自發抵抗
2009年，路障和工作場所外面舉行的集會是抵抗的主要形式。
一開始，工人面臨其情形的惡化，他們首先自己致力於解決公司管理層的問題，由工會出面作談判和訴諸勞動法規定的其他形式的行動。但這些方法沒有作用，於是他們越過公司的界限，訴諸公共輿論和向當局發話。這樣做，他們就不再是行動在勞工法的框架內，這也明確地揭示了這些法律的局限性。而那些採取行動者，是對以任何其他方式取得其工資感到絕望的人，以及非常擔心他們公司前景的人。
過去的一年中，可望有不少於88起的街頭工人抗議行動，主要是群眾聚會，經常在政府機關的辦公室前面舉行。從5月至6月，我們看到，在皮卡利奧沃（Pikaliovo）事件[4]後，設置路障的事件猛增（18例）。
一般來說，至少每當工會加入他們的時候，街頭抗爭行動就被用來作為施加壓力的附加手段，並與其他措施相聯。他們的目的是訴諸公眾輿論和政府當局，以便突破與雇主的正面交鋒討論。在單一工業的城鎮和其他工人階級地區他們已經是大多數了。他們往往涉及大量的人，因為整個鎮或周遭地區的命運，就靠救援建立在那裏的唯一工廠。
在一般情況下，地方當局至少要裝著採取措施的樣子。但經驗表明，需要聯邦政府的干預，雇主和地方當局才會有真正的動作。這就是為什麼在大路設障（或這種設障封鎖的威脅），加上其他的行動，已經成為最有效的工具。皮卡利奧沃事件發生後，政府自己是這樣說的：“如果你想討回你的工資，就阻斷道路，否則政府不會理你！”迪米特裏·梅德韋傑夫總統威脅他的代理人和省長說，如果皮卡利奧沃事件的類似事件發生在其管轄區，就要解除他們的職務，這個訓斥開始生效：有時僅僅阻礙一條道路就足以令地方當局同意為私人雇主的債務承擔責任。
國家是否有足夠的手段來滅火和彌補竊取成性與不負責任的雇主的行為呢？顯然不是。當年底，政府吹響了警報，向國家杜馬提交了一項法案，針對“非法干擾交通運行”（包括在主要道路設障）的犯罪者，設計了非常嚴厲的制裁措施。這個資訊是明確的：不，沒有錢，不，也沒有可能在工作場所的限制內獲得公平，儘管如此，但不要冒險上街頭！
下面是一些重大的街頭行動案件：
*皮卡利奧沃鎮（在聖彼德堡地區）是這一波新抗議浪潮的象徵。2009年6月2日，這個城市的居民阻斷了從聖彼德堡通往沃洛格達的主幹道路。來自城市工廠的工人及其家庭成員，大約有300人，參加了這次自發行動。他們非常堅定地要求支付所欠他們的工資並且重新啟動生產。眾所周知，普京立刻以一個決定性的方式做了回應：在鏡頭面前，他迫使巴色爾特瑟-皮卡利奧沃的業主德里帕斯卡簽署檔，重新啟動其已經停產的工廠。在某種意義上，問題解決了。讓我們記住，2009年5月20日，絕望之下，居民試圖“風暴式地接管”市政廳，那裏正在開一個會議，專門討論這個城市的問題。參加本次會議的是本地公務員，檢察官辦公室代表，城市燃氣供應商，和本地公司的業主們。
*阿勒泰地區：ATE-配件公司（以及從前蘇聯時期的巨型拖拉機廠解體而產生的其他公司）的員工開始發出一個新的皮卡利奧沃威脅。他們在公開信中宣佈，他們要封鎖主要道路和鐵路的意圖。從6月18日起，他們組織了一個反對阿勒泰地區政府當局的未經授權的糾察。引發這一行動的是弗拉基米爾·普京抵達巴爾瑙爾的消息。經過警方的干預，行動停止了，但當局不敢鎮壓示威參與者：不僅是因為他們對於被拖欠工資這一部分負有責任，而且還因為他們試圖暫時填補一下公司的訂單。7月，阿爾特拉克（Alttrak）工廠的工人，其家庭成員和羅布索夫城的居民與他們團結一致，進行了一系列街頭抗議行動，包括一次在主要道路設障的新嘗試，但他們被內政部特種部隊（OMON）擊退。從9月起，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的地區分支機搆動員起來，為組織示威和抗議行動提供後勤支持。然而，一些觀察家認為，這種支援的實際目的是防止社會暴亂和新的道路封鎖。阿爾特拉克工人的最後一個行動發生在2009年12月1日，在新西伯利亞的RATM公司辦事處，該廠歸屬RATM公司（1100多工人參加了這次集會）。由於羅布索夫城（15萬居民）完全依賴阿爾特拉克工廠及其分包業務，工人的兩個基本要求是重新開工和支付拖欠的工資。
*基洛夫地區：基洛夫地區的單一工業城市也有工人們動員起來，以挽救他們的工廠和城市。他們得到了RKRP[5]在當地分部的大會代表土如羅的支持。
維傑斯基坡爾加尼鎮的摩咯特（Molot）軍備工廠的工人多次走上街頭。2009年6月26日，一場抗議集會在工廠管理辦公室前舉行，當時那裏在開股東會議。這並非是工人的第一次動員，他們已經數個月沒有收到工資了。同一天，工廠獲得國家補助金，工人得到了3個月的拖欠工資。2009年10月14日，發生了一個新的行動，警告要罷工，後來轉為自發的集會，要求全額支付拖欠的工資。
基洛沃地區車帕提斯克的居民動員起來，拯救他們的小鎮免於生態災難。9月8日在Velkont工廠門前舉行的集會，導致了一個城市安全維護委員會的成立，其任務是在生態水準上控制公司和地方政府。
在斯特熱基鎮，工人爭取保持矽酸鹽廠，包括把它轉變為一個在工人控制下的工廠（從司法角度看，這是非常複雜的）。在夏天，發生了一系列行動，要求支付工資，自2008年底以來，這些工資一直沒有支付，同時也要求他們的工作有保障以及挽救工廠免於破產。7月，鎮安全維護委員會成立，還有一個紮希塔工會成立。12月14日，工人前往基洛夫，他們在區政府行政當局辦公室前面舉行了集會，要求工廠保持開放，維護職工的集體權益，讓他們能夠在政府的援助下購買工廠，以便把它改造成為一個工人自治的工廠。
*伊萬諾沃地區：一些工廠的工人動員起來，原因也是不支付工資。
3月5日，彼得羅夫斯基工廠的工人居住的住宅區居民，在一個行政大樓前組織了集會，要求支付工資，並要求該公司停止預謀的清盤。6月30日，工人策劃“朝莫斯科的工人遊行進軍”，但考慮到有關工資支付和搶救工廠的一些進展，最終決定推遲這一行動，代之以對地方當局施加壓力。在宣佈遊行進軍後，伊萬諾沃地區的州長邀請倡議委員會的領導人進行談判，許諾恢復生產和全額支付拖欠工資，以交換取消遊行進軍。
6月27日，門南哲沃集團的工人組織了在當地政府總部門前的遊行（未經許可）。
*烏拉爾：烏拉爾地區的局勢非常緊張。
6月23日，波格丹羅維奇斯克（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地區）陶瓷工廠的工人試圖攔阻主要道路，以挽救他們的公司。150人參加了這次自發的行動，要求重新供應天然氣，因為該公司的債務，當天上午已停止了供氣。地區當局立即做出反應，經過他們的干預，天然氣供應得到恢復，否則，再過幾個幾個小時，熔爐將因為停爐而造成無可挽回的損害。
7月22日，列寧斯克庫茲涅茨克鎮的庫茲巴瑟勒門特公司（Kuzbasselement）職工組織了4個小時的罷工警戒，封鎖了市中心的列寧大街。大約300名工人（有些人帶著孩子），走投無路，要求支付他們的工資，10個月了，他們還沒有收到工錢。交通幾乎癱瘓了，這迫使市政府作出反應。副市長帶著承諾來會見示威者。但與會者拒絕撤走，除非他們獲得他們的工錢。只是在工錢（從地區預算中支出了3千萬盧布）進到工人的帳戶後，事情才平靜下來。
在鋁土礦的寡頭傑裏帕斯卡（Deripaska）裏面，新的爭端正在醞釀中[6]。9月份，在訪問塞威儒拉爾斯克（Severuralsk）後，集體行動學會（IKD）的會員變得相信這一點。從6月5日起，100名來自塞威儒拉爾斯克礦（屬於俄羅斯鋁業控股公司）的礦工在行政辦公室前，組織了一個警戒罷工，在地上猛敲他們的頭盔一個小時：他們抗議取消食品配給，抗議工資問題和已造成數起事故的礦井安全問題。
9月，在各礦區，根據NPG[7]工會的倡議，籌畫開一個會議討論要求事項並確定一個行動計畫。但是，管理層的警衛和代理人阻止了會議，威脅要解雇所有參加會議的人。正如塞維儒拉斯克礦（Severuralsk）的NPG主席瓦列·佐洛塔廖夫指出的，“今天，回頭查看2008年3月發生罷工前夕發生的一切，你不得不說，他們什麼都不懂。”讓我們記住，當時123名克拉斯納伊阿-恰坡奇卡（Krasnaïa Chapochka）礦山第三小隊的礦工，在轉移結束時自發地決定留在地下。
*在加里寧格勒，是加里寧航空公司（KDAvia）的工人，以最堅決的方式動員起來，要求支付拖欠的工資。7月，在司法檢察處開啟了幾個調查之後，各類人員展開了短期罷工。然後，有一些會議。在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和其他社會和政治組織的支援下，在市中心舉行了一個會議，該公司2000員工中有500人參加了會議。11月，經過幾個月的動員抗爭，員工們從地區的預算中獲得了拖欠工資的部分賠償和物質幫助。
*雅羅斯拉夫地區：從1月到4月，電機廠工人和圖塔耶夫的居民舉行了一系列集會。隨後，圖塔耶夫市長辭職。在庫爾幹，在紮希塔工會的倡議下，幾家公司的工人，首先是來自阿弗托特蘭斯-寇幹（Avtotrans Kourgan）和普隆斯特羅伊（Promstroï）區的工人，在夏秋期間，為了討回被拖欠的工資，開展了一系列的行動：糾察罷工，絕食罷工，在政府辦事處示威。
*符拉迪沃斯托克地區：遠東地區未能免於糾紛，在所有部門都有糾紛發生。
5月13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軍艦修理船廠的工人舉行了一個次會議，以回應符拉迪沃斯托克地區工會聯合會的倡議。400人參加了會議：發言者譴責廣泛的不遵守勞動法，不支付工資，以及不合理的增加行政人員的行為。
斯威特羅格爾利（Svetlogorie）的居民繼續鬥爭。4月4日，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約1000人）參加了一個集會，地點在儒斯基-沃爾夫拉姆集團（Russki
Volfram combine），要求還清工資（有數月未支付），並為兒童提供免費餐。當時，整個周遭地區都在挨餓。從8月開始，公司再次開工，年底，斯威特羅格爾利被納入政府單一工業城鎮的發展計畫。
符拉迪沃斯托克地區的採礦和礦石加工公司的工人也動員起來。3月11日，他們中的一千多人，在達利涅戈爾斯克街頭遊行，要求降低社區服務的收費，並要求定期支付工資。發起這個行動的是博爾集團的工會，它得到該地區金屬和化學工業工會的支援。健康，教育和文化部門以及木材業的工會代表也出現在其中，展現出他們的團結。
*最北部（北極圈以外）亦是動員場地。
5月24日，超過1000人參加了在沃爾庫塔的一次集會，地點在市主要廣場。這個城市的礦工們和居民要求沃爾庫塔烏果爾（Vorkutaugol）的管理層放棄勞動力削減計畫，並且要求市政府阻止社區服務費的增加。示威者還要求，在礦區死亡的礦工的遺孀應搬遷到另一個地區（有100家庭提出了請求）。
4月10日，在摩爾曼斯克，根據北方艦隊工會的地區分部的倡議，舉行了一次集會，有數百名工人參加，他們來自為軍隊工作的八個公司。與會者要求國防部支付他們被拖欠的工資。這一行動有了效果，支付了部分工錢。
另一項行動的影響，可同皮卡利奧沃事件相比，不僅是因為其規模而且還由於這一事實，即讓它發生的動機來自於通常的被動者：醫生和醫院工作人員，他們在遊行示威，要捍衛衛生系統。5月19日，在阿爾漢格爾斯克（Arkhangelsk）有450人參加了集會：有來自阿爾漢格爾斯克，北德文斯克，新德文斯克的醫生，以及來自該地區的專家。他們要求醫院配置高品質的設備，因為那是優質醫療服務必不可少的，同時要求改善工作條件和增加工資，並採取措施，處理該地區的私營診所工作人員短缺的問題。6月29日，在醫院場地舉辦了一個警戒罷工，支持那些受到紀律懲戒措施威脅的醫生。結果到了這個地步，醫生們威脅要罷工！
*陶裏亞蒂：我們不能不提到陶裏亞蒂的伏爾加汽車公司（AvtoVAZ）的群眾集會。地方和聯邦行政當局並非沒有注意到，為拯救這個汽車業巨人和保護就業而採取的行動：結果是一大批的（通常是空的）承諾，威脅，“軟”性重組計畫和其他各種伎倆。儘管有強大的壓力，幸虧獨立團結工會堅忍不拔，8月6日和10月17日在文化宮廣場和工廠的工程部，分別舉行了兩個比較大的集會（2000多人）。在陶裏亞蒂，現在的問題是工會運動的能力，更廣泛地說，是社會運動的能力，是建立一個廣泛陣線，影響政府的工廠型城市政策的能力。彼得·佐洛塔廖夫，團結工會的主席，清楚地總結說：“面臨在陶裏亞蒂嘗試工廠型城市的新計畫的意圖，我們不會無所作為。我們要拯救我們的城市，我們的產業。我們正在尋找辦法，使我們能影響我們的未來，把工人和居民的利益考慮進去”。
總之，我們可以說，如果集體行動進行得堅決果斷，同時伴以道路阻塞的威脅，比如在圍繞單一工廠建造的城市中，那麼地區和聯邦一級的行政當局不得不進行干預並承擔責任，至少是部分地為破產公司業主的債務負責。
罷工行動潛力的維持
同2008年一樣，占主導地位的是“危機罷工”，停工的原因是不付工資（勞動法設想的罕見罷工形式之一）。但也有一些進攻性的，在真正意義上的罷工：面對一個不想對話的雇主，集體停工以捍衛一系列的要求。在2009年，有70起罷工，其中三分之二是 “危機罷工”。
1.危機罷工。直到2009年5月，工人們根據他們工會的倡議，利用其個人權利拒絕工作，是一種合法形式的罷工。然後，面對不支付工資情形，採取的行動是集體有組織的個人拒絕形式（勞工法第142條款）。但是，當工人最害怕停產和失業時，這種形式的行動就失去成效。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形式的罷工會有結果，獲得至少一部分工資的支付。一些例子如下：
9月，奧廖爾鎮地方政府服務第十一部門的工人舉行罷工。衛生部門及水務部門的看門人和技工的靜坐罷工歷時一個星期。原因是自7月以來不支付工資。
在羅斯托夫地區的齊克（Chikh）礦區，礦工罷工了好幾次，包括呆在礦井下。10月初，其中一些人繼續以這種方式罷工，要求支付拖欠的工資。一百多名同事在礦井上支持他們。結果，經理被解職，礦主答應支付所欠的8月份工資。此前，6月24日，34名礦工已舉行了罷工，並拒絕從礦井上來。而這一事件之前，已經發生了其他
“礦井底”的罷工，結果每次都相同，即使拖延支付工資的事總是很快又捲土重來。
9月14日，在阿斯特拉罕的“第三國際”造船廠，工人停止工作，要求支付工資。經過國家杜馬成員奧列格幸在場的談判，這同一天管理層承諾支付拖欠的工資。
莫斯科的卡利布羅夫（Kalibrov）工廠。一天的罷工行動（6月22日）就足以使管理層發放拖欠的工資。8月3日還有另一個罷工，因為不支付工資的行為重又啟動了。
查基閔斯克（Chajminsk，符拉迪沃斯托克地區）海軍修理廠：從7月20日到8月3日，超過50名工人停止工作，因為拖欠工資5個月。截至7月24日，支付了部分欠款，8月3日工人們恢復工作，6月份的工資已經支付。只有5名工人決定繼續罷工，直至欠款全額支付為止。
葉尼瑟i（Yenisseï）礦山：經過24小時的礦井地下罷工（5月27日至28日）後，礦工得到滿意的答復。
TagAZ汽車公司45車間的焊工于5月23日停止了工作，但是面對管理的威脅，他們停止了行動。
類似的罷工也發生在克拉斯諾達爾建設集團（3個月沒有付工資），在Linetsk建築集團（新西伯利亞地區，4個月沒有付工資），在阿巴坎礦業公司（哈卡斯共和國，3個月未付工資），在卡塔夫-伊萬諾沃工程公司（車裏雅賓斯克地區，拖欠5個月的工資），摩爾瑪琪（Murmachi）的北方艦隊第96汽車修理廠（摩爾曼斯克地區，拖欠5個月的工資），塔甘羅格汽車廠26車間（4個月沒付工資），在尤拉勒斯普榮（Uralesprom）工廠（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地區，3個月的工資未付）。這些罷工的發生往往還有工會的協助，有些是由一個專門的倡議委員會組織的。
進攻
儘管有危機和工會某種整體的退卻，在過去一年，我們仍看到有進攻性的罷工，那裏的工人不僅動員起來反對他們惡化的情況，而且還要求改善它。這些行動可能是自發的，或者由工會組織，在與工作爭端有關或涉及工作條件的框架內，採取集體停工的形式。也有這樣的情況，在工會的支援下，採取的鬥爭方式是怠工和嚴格遵守法規（“按規則工作”）。最常見的策略是，動員到一定程度，有可能罷工時，威脅要舉行罷工。
自發罷工的一些例子：
5月15日，在李培茨孔普勒克斯（Lipetskkompleks）公司，香腸車間工人停止工作，因為工作條件惡劣，低工資和員警系統式的控制。在管理層威脅將罷工者告上法庭後，他們就回去工作。
•7月21日，在廓肯礦區（車裏雅賓斯克地區），礦工們不滿難以維生的工資，開始罷工。三班工人拒絕工作，並謀求與管理層開會，要求加薪（約6000盧布 - 167歐元）。
在一般情況下，自發罷工很快結束，因為管理層很容易恐嚇工人，威脅要向法院控告他們的非法罷工。
依靠他們工會的幫助，立足于法律，工人已經找到了其他法律形式的鬥爭。例如，在卡盧加的大眾汽車廠，裝配線的工人引用勞動法379條，拒絕了幾天的工作（從6月15日起），因為車間炎熱難耐，構成了“對生命和健康的一個威脅”。
9月7日，在聖彼德堡的通用汽車公司（GMAuto）工廠，焊接車間的裝配線停止了工作，因為靠近一組工人的冷卻管道破裂了三次，這違反職業安全。
“按規則工作”的惡果最大，從11月11日至20日，它絲毫不爽地發生在這個通用汽車公司工廠。11月11日，根據MPRA工會的倡議，裝配車間的一小組工人，最大程度地放緩工作速度，為“按規則工作”發出信號。工會的要求是立即召開工廠集體的會議，取消年度獎金，保證工資增長百分之八，這不包括由於通貨膨脹而作的任何進一步調整，還有關於假期的嚴格規章制度，特別是取消工作時間的年度計算和回到每週40小時的工作制。應該強調的是，不僅工會成員，而且還有普通工作者參加了運動。油漆車間的生產線停止了幾個小時，但經過管理層的“令人信服的解釋”，它又開始正常工作了。然而，汽車生產沒有達到計畫的水準。管理層沒有正式地承認曾有過罷工，但在11月20日， MPRA工會的主席E.伊萬諾夫，以“無理的缺席”為藉口被解雇。
工會組織的行動更加有效，因為在有勞資糾紛時，他們會發出罷工的威脅。5月19日發生的就是這樣的成功事例，隨著罷工行動的威脅，空中交通管制工作者從聯邦航空運輸管理局取得了現有集體合同的延長。誠然，工會為此成功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其辦公室被取消了。
這也是事實，去年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進攻性罷工，沒有具有可信動員水準的罷工威脅，被積極的工會成功地使用在勞資糾紛過程中：
12月2日在達能企業工廠（莫斯科地區），圍繞著工會委員會（屬於索特斯普羅夫工會）的倡議，爆發了勞資糾紛。工廠的管理層收到通知，
如果到12月15日，調解委員會沒有組成，屆時如果工會提出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將舉行罷工。到12月11日，管理層同意進行談判。工會所提出的要求，制訂得精確，並有牢固的法律依據。它們涉及到工作時間的調整，工作場所的定義，工作規範和指導，臨時工作和反對工會活動分子的歧視性措施。
在卡熱爾斯基歐卡提奇工廠的索特斯普羅夫工程工會使用了同樣的方法，但在這家公司工會活動分子遭到了管理層的激烈抵抗，它毫不猶豫地使用了安全部隊，阻止10月20日的工會集會。然而，工會活動及其所表現出的決心贏得了許多工人到工會一邊。
最後一個例子：反對臨時工作（由外包專門機構招聘）的運動。巴貝耶維斯基（Babayevski）糖果廠（莫斯科）工人採取了行動，隨著這個行動後，由皮特儒來恩（Petroline）機構招募但不付錢，一些工會，包括食品工人國際工會（IUF）11月和12月在該國各城市組織了警戒罷工，提出同樣的要求：停止外包和其他非標準形式的雇工工作。在這種情況中，工會預防式地反對形式合法的就業，因為這種就業剝奪了工人當前仍然存在的保障。
絕食罷工
不幸的是，自2009年春季以來，絕食罷工的數量（至少有20起已記錄在案）在增加，這種方法對雇主的壓力並不十分有效，但對罷工是有害和不利健康的。一般來說，工人之所以訴諸絕食罷工，是因為只有小部分集體成員準備以積極的方式（即它們面臨團結缺乏的情況）動員起來，或者是公司破產。一般來說，經過一定的時間，在獲得支付拖欠工資的承諾後，他們會停止絕食，但如果絕食罷工未能繼以更積極的群眾行動，這些承諾就成為一紙空文。
我們可以舉出許多絕食罷工失敗並挫傷了工人的例子：
6月1日，克拉斯諾雅茨克航空公司（KraAir）的飛行機組人員，結束了19天的絕食罷工抗議，他們要求付清拖欠工資（拖欠數月的工資）。雖然他們未獲滿意答復，但他們停止了行動，因為他們的健康突然惡化。
6月29日，塞維若木易斯克（
Severomuïsk）的鐵路工人在絕食罷工七天后，停止了行動，因為有關減少勞動力和降低工資的問題，有了進展；
在阿赫圖賓斯克，公用市政工程（CentrJilKomKhoz）企業的市政員工進行了
“輪流”絕食，年初以來這是第二次。按照紮希塔工會的倡議，工人採取這一行動，反對“有組織的”的破產，因為破產的只有城市服務業。但這一行動並沒有導致地方當局名義下的任何反應；
2009年1月，因未支付工資，在布良斯克的第111號軍工廠的工人，進行了絕食罷工。10天后，參加這次行動的人必須住院。絕食罷工停止了，但工資卻沒有支付。該工廠的421個工人7個月沒有收到工錢。
2月份，在3月份再一次，茲拉圖斯托沃（Zlatustovo）鐵鑄造廠（車裏雅賓斯克地區）的工人組織了一次抗議行動，反對削減工資。第一次絕食罷工（2月16日）迫使該公司的管理層做出反應，至少口頭上做了讓步。由於問題仍然存在，
3月10日重新開始行動。這一次，公司的管理層指責絕食罷工者為“政治極端主義”。
在某些罕見的情況下，這種形式的行動，使人們有可能獲得工資的支付。尤其是當工人把絕食罷工同其他形式的行動相結合，或者當絕食罷工在輿論和媒體有重要的反響時。齊克礦區（羅斯托夫地區）的情形就是這樣的，6月23日，30名礦工在礦井下進行了絕食罷工抗議：6月25日罷工者回到地面，因為他們的行動已引起該地區官僚的真正恐慌。副省長和能源部部長親自來到礦區。這讓人想起以前，在3月份，礦工留在井下罷工。
在貝加爾纖維素廠，在大規模的絕食罷工抗議（有60人參加，在規定的巴依卡爾斯克的行政大樓前設立了一個帳篷村），以及反復地警戒罷工和集會後，於6月8日開始支付工資。
在亞瑪拉，8月10日，經過兩個星期的絕食罷工後，塞文麥阿-額克斯佩蒂斯佳（Severnaïa Ekspedicija）地質勘探公司的工人得到拖欠的工資付款。此前，6月25日至7月3 1第一次絕食罷工已經發生過，但管理層停止遵守承諾。
一些教訓
工人和工會運動經歷過的動力已經放緩。上述事實揭示了地區層面上的大量自發行動，如威脅封鎖道路的街頭行動，首先出現在單一工業的城市。多虧“皮卡利奧沃”效應，這些行動已成為最有效的手段，促使當局尋求解決辦法。當這些行為發生時，提出的問題就不限於工資拖欠：幾乎在所有情況下，都涉及到挽救企業。基於這個原因，越來越多的工人自己常常要求政府把公司國有化，或在任何情況下，要求它“整頓”形勢，並追究“不足”的雇主。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說是社會衝突的某種政治化，但有限制：這個“國有化”一詞通常表示某種形式的國家援助，而不是經濟政策的真正變化。
整體而言，2009年是防禦性的，我們在2007-2008年看到的那類工人進攻行動，是罕見的，儘管這種潛力總是存在，因為工會的倡議與罷工行動的威脅會引起集體糾紛。
在目前危機的條件下，糾紛並不局限工作場所。一些行動自發地開展在街上，數量大幅增長，表明在工作場所內不能找到糾紛的解決方案，考慮到現行的勞動法，尤其如此。此外，工人擴大了備選的行動方式，任何形式的嘗試可能有一定的成效。大多數這些行動採取的形式，不在關於勞資糾紛的立法所設想的範圍中。這並不是因為人們試圖不尊重法律 --- 恰恰相反，工人和工會的法律技能不斷增加，他們利用法律的能力也在加強 --- 而是因為現行立法無法有效地解決勞資糾紛。
最後，我們要強調當前抗議浪潮的另一個重要特徵：自發爆發的爭端，方式混亂，不是一個持續的群眾運動的一部分，僅僅靠它，無法影響擺脫危機的道路：犧牲工人還是犧牲雇主的利益？從目前看，政府和大資本家尋找擺脫危機的方法，其舉措方向是犧牲工人利益（降低勞動力，減少勞工，不支付工資）而且決不減少利潤，股息，以及過去期間的累計獎金。更糟的是：政府為雇主的債務負責，而雇主拒絕在工人面前為他們自己負責：是納稅人，因而再次是工人，為俄羅斯鋁業（Deripaska ）和其他寡頭的債務買單。
一個總體運動的缺乏是由於這個事實，即爭議的空間是非常有限的，加上缺乏能協調它們的結構，缺乏參與鬥爭的集體之間的橫向聯繫。唯一存在的東西是一個公共媒體空間，說的是“二個，三個，許多皮卡利奧沃”。
對於一個龐大的群眾運動，其發展所需要的是一個組織性結構，能夠組織工會和一些工會成員之間的團結和協調，這些會員極力反對政府和雇主，因為他們的政策是鎮壓和分裂工會運動。
最後，爭端的分散性也說明了一個事實，即最尖銳糾紛的發生是遠離替代性工會及其網路的。這些工會在工作場所有嚴重的問題：他們遭受危機的後果（特別是在汽車業），並受到當局和雇主的強大壓力。這使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在他們真正紮根其中的鬥爭的組織上，並且加強其組織結構。至於俄羅斯獨立工會聯合會（FNPR），其領導人並非毫無興趣參加一個協調機構，整合一個捍衛工人權益的總體運動。
所有這一切說明了，因為危機和在面對這場危機的各種行為者的反應，工會和工人運動的團結過程經歷了確定的放緩。
然而，在自發行動浪潮中新領導人的出現，以及某些地方FNPR組織的啟動，構成了一個積極的趨勢。即使這樣，在大多數情況下，該運動的領導人抱怨，在聯邦一級，而且在各個工業部門，他們從FNPR領導層獲得的支援非常薄弱。積極的對應情況是，某些隸屬於FNPR的工會，開始在其工業聯合會內進行鬥爭，並維護其獨立性。
再次，我們要強調當前動態的矛盾性質：一方面是爭端的分散性質，另一方面是整合。
展望：超越分散的地方行動
由於危機，也由於施加在工人運動有組織派別上的壓力，儘管有這一切的困難，團結的趨勢還是在繼續，雖然有些放慢。戰鬥的工會正日益相互合作，而且還結合其他社會運動和政治激進分子。
很明顯，在此危機期間，為了改善工人的權利狀況，有必要建立一個所有社會運動成員參與的群眾運動：只有這樣的運動，可以迫使政府放棄其尋求危機出路的現行政策，因為這些政策等於惡化工人的現況，侵犯他們的權利。
在這個方向，我們看到了一些仍然有限的措施。區域間汽車工人工會（MPRA）圍繞口號“工人不應為危機買單”， 接納了群眾運動的倡議。2009年2月14日，依據這一主題發起了第一個區域間行動。
4月19日，在烏拉爾社會論壇，骨幹分子 --- 主要來於協調委員會聯盟 [8]和其他一些替代性工會 --- 同意共同進行一場運動，捍衛工人權利，共同確定一份建議單，以便不是“踩著人民的背”走出危機。其中首先的要求是：向工會提供公司的真正經濟和財政狀況的資料，並保證他們有採取措施走出危機的控制權。但是運動的發展並不十分有效，至少在一段日子裏（10月10日至17日）如此：並不是所有的地區都動員起來了，而且沒有任何地方有工會的參與。
社會運動的積極分子都願意與工會一起行動，首先是在協調委員會聯盟（SKS）內部：在許多城市，他們已經在職工集體的內部進行工作，特別通過住在宿舍的工人做工作。11月18至19日，奧托瓦茲的耶丁斯特沃工會在陶裏亞蒂舉辦研討會，與會者得出了這個結論，這個研討會還得到了全俄勞工聯合會（VKT），和全球化及社會運動研究所（IGSO）的支持。這次研討會的主題是：“什麼是危機條件下的工會戰略？”。
顯然，如果建立在城市水準上，所圍繞的問題被所有人認為是社會上最尖銳和重要的，那麼，對所有的參與者，這種合作將是有效的和有利的。如果第一個經驗是成功的，那麼完全可能的是，將會設立一種協調方式，這是該國缺乏得如此厲害，又是至關重要的東西，因為它能克服運動的分散性與地方主義，保護工人的權利。在目前這些協調機構充其量只在萌芽狀態。
自發的抗議行動是否可以被納入一個有組織的運動，以便能夠獲得政府的保護工人權利的具體措施，對於這個問題，工會和社會運動有決定性的作用，它能帶來積極的回應。
政府本身應該對加強工會運動感興趣，否則面對一個可能給整個國家帶來痛悔後果的不受控制的狂潮，它會孤獨無助。但我們看到的剛好相反，對工會的壓力在加強。雇主通過解雇，毆打或捏造各種罪行的監禁，剔除最積極的工會骨幹。同時，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在各個層面上，“國家的主人”都幫助他們：無論是統一俄羅斯黨（拒絕修改勞動法，在一定意義上，那會讓替代性工會的活動較少麻煩）還是一部分的總統和政府機構，其挑釁和鎮壓措施除了強化該國的緊張局勢，沒有其他作用。
今天的工人同20世紀90年代的工人不同。他們不會容忍無限期地被愚弄。他們展示自我組織和自我防禦的能力在增加。俄羅斯存在新一代的工人，他們是非常自尊的，有不同的要求。他們不再願意毫無意義地勒緊褲帶，他們的理想是不要加入那些只是相信汽車房子者的行列。
再次，選擇很簡單：要麼是發展一個有組織的工人的運動，要麼是“無止境的痛苦絕望”。
莫斯科，12月30日。這篇文章最初發表在法語的網路政治評論‘中流砥柱’俄文原文發表在網站IKD:
卡林那•克萊門特是一個社會學家，管理莫斯科集體行動學院。
注釋
[1]在俄羅斯（主要是由於蘇聯時期的遺產）許多城市或城市群是圍繞一個企業而建立的。最有名的例子是陶裏亞蒂鎮，該鎮伴隨著巨大的奧托瓦茲汽車廠。
[2]俄羅斯獨立工會聯合會，事實上是蘇聯時代官方工會的繼承者
[3]區域間汽車業的工會：福特汽車廠（列寧格勒地區）的極具戰鬥性的工會領導組織的工會網路。
[4]論皮卡廖沃事件，見下文，以及克萊門特報告。“感謝你，城市的寡頭們” A l' encontre網站，2010年1月5日。
[5]俄羅斯工人共產黨。一個來自前蘇聯共產黨的組織，它以史達林為參考。不同與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俄羅斯工人共產黨（RKRP）的成員活躍在各個地區，並參與社會運動。
[6]更多詳情，請參閱上述克萊門特文章，“感謝你，城市的寡頭們”。
[7] 獨立礦工工會。這個工會後成立於1989年夏天的礦工大罷工。
[8]SKS是2005年冬天的動員後成立的，當時的動員旨在反對福利的貨幣化。通過重組區域或城市現有的各種協會和運動，今天SKS出現30多個地區，組織對各種問題的討論活動，例如住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