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釋放證收回
一號監是重刑監，無期犯人都關押在這裏。我在此已被關押二十年。外部世界有春、夏、秋、冬四季的變化，有白天和夜晚的交替。監內的生活是日復一日地重複著，沒有任何變化。
每天早晨哨聲中起身，三人關一個小監室，內務整理得像部隊一樣，有角有楞。各層樓面的夜班主管幾乎是同時快速地開小監室門。鐵門、鐵鎖、銅鑰匙相互的撞擊聲，像一陣急風暴雨呼嘯而過。初來乍到時，震得頭腦發脹，嚐盡鐵窗滋味。天長日久，聽慣了，神經麻痺了，這陣金屬撞擊聲，變得像一曲生命交響樂。小監室門開後，馬桶拎到門外，樓面勞役犯把馬桶拎到樓下，一陣倒馬桶、刷馬桶的聲浪自樓下糞池邊傳來，有時因風向關係，還會飄來陣陣臭氣。勞役犯把馬桶送到每個小監室門口後，馬桶拎回室內，隨手把鐵門哐啷一聲關上。三人靜坐室內，等勞役犯送洗臉水，每人一大號搪瓷杯水。勞役犯收倒污水後，又送來早飯，飯裝在鋁盒裏，每人一盒。飯畢，空盒收走，整個監房變得靜悄悄的，等待日班主管來開門。
又是一陣鐵門、鐵鎖、銅鑰匙的相互撞擊聲，一陣震耳欲聾的交響樂。犯人都走出小監室，分組學習。學習到遠處伙房方向傳來飯盒裝車聲響，此曲只應天上有，心情振奮。只等樓面主管：”回房間”！接著是一陣哐啷關門聲，坐等吃午飯。飯後，自動勞動起來，把針織布的邊角料拆成回絲。樓上樓下又是一陣開門的聲響後，仍坐室內不動，一面拆回絲，一面等待分批下樓到兩幢樓之間的院內放風半小時。放風回來，隨手把鐵門哐啷一聲關上，繼續勞動，等待吃晚飯。晚飯後，日班主管來點人賬。所謂點人賬就是看看室有幾個人，同鐵門上的番號對一對；所謂收封，即將鑰匙插進鎖孔裏旋上兩圈――三道包險鎖。一天到此結束，只等哨聲睡覺。
明天，一切又重複一遍。年復一年，月復一月。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上午，該是開小監室門，放出犯人學習的時辰都過了，整個一號監都還靜悄悄的。
托派犯人都關在一個樓面，樓面主管開了我們的小監室門後，沒有再開其他監室的門就回他辦公的前陽台去。
這個不尋常的動靜引起我注意。三個未判決的人被通知拿好自己的東西下樓去了。他三人已被關押了二十年，尚未宣佈判決。
不久，兩個改造表現積極的被通知拿好自己的東西下樓去了。他們都是無期，已服刑二十年。
像是發生了甚麼事情，我陷入了胡思亂想。不知過了多久，我被通知拿好自己的東西下樓。走進一間辦公室，先調走的鄭超麟、喻守一、黃鑑桐、王國龍、葉春華、周仁生、蔣振東等幾個人都在那間辦公室裏，沉默地站在辦公桌周邊。
在一九九二年，鄭超麟寫的回憶中寫道︰”公安局有人來向我們宣佈釋放，而且給了釋放証，我們都蓋了手印，但承辦單位立刻把所有釋放証收去，因為我們不能回家……”（《史實與回憶》第二卷二二○頁）。
我不記得發釋放証的情節。那天我最後到那間辦公室的，或許在我到那間辦公室之前，發釋放証和收回的事情已結束了。既然又收回去，也就不必再給我了。
一位面孔陌生的幹部，在我走進辦公室時，向我招手叫到身邊對我說︰”你的改造表現不怎麼好啊，今後你還要好好地改造思想！”這位幹部就是從那時起開始接管我們的事務一直管到九十年代退休的郁洪飛。
宣佈我們分別去勞改工廠（南匯縣周浦勞動玻璃廠）和勞改農場（青浦縣青東農場），繼續勞動改造。
煉獄的路，何其修遠！
(二)準備養起來
在辦公室吃過一頓監獄給我們準備的午飯後，在眾多幹部的陪同下，分乘兩部汽車離開上海市提籃橋監獄。
汽車馳出監獄大門後，鐵門在車後又重重地關上了。二十年的青春年華留在這兩扇鐵門的裏面。
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八年，曾分別在兩件玻璃器皿上，用一小塊金鋼礦石磨製上了我的生命印痕︰在一個小瓶杯上磨上了個”笑”字和我的番號”七六○”；在一個瓶茶杯上磨上一座橋和橋下的流水、磨上了一朵牽牛花和一行字”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各表述了在那兩個年代裏我的心情和心態。兩件器皿被我帶出了大鐵門，成了紀念品。
汽車馳出喧囂的市區後，在一條備戰公路（路面特寬，把路兩旁的護路樹砍倒，就是一條起落戰機的跑道）上奔馳著，車行路當中，兩側成了農家的打穀場和曬穀場。藍藍的天穹下碧綠的田野，呼吸著新鮮空氣，回歸大自然，心曠神怡。遠處農舍傳來雞鳴犬吠聲，幽然引發無限鄉愁，想起童年，想起童年的歡樂。
天聖莊甲一號是介於青東農場場部與農場幹部家屬宿舍之間的一排座北朝南的平房。它的西面隔一條拖拉機土路是幹部家屬宿舍；它的北面是片水稻田；它的東面隔著一片水稻田是農場場部；它的南面是塊桃樹林，桃樹林瀕臨一條可航行機船的河，河上有一座可供小型拖拉機行馳的石橋，橋南是個自然村──天聖莊。
這排座北朝南的平房共有十二間，每間約二十方米，每間朝北一窗，朝南一門一窗。這排平房的大門開在第二間，東面的一間供管教幹部住，西面十間的門上都寫了房號，一號是我們的學習室，二號到七號分住我們六個人，我住三號。八號放勞動工具和堆放雜物。九號和十號是十二中隊的倉庫，堆放蜂窩煤磚。
有一個很大的院子，東西長約三十公尺，南北寬約十公尺。院內有一棵棗樹，一棵蘋果樹，一棵梧桐樹。入住後，我們自己動手移植了十棵葡萄，劄了很大的棚架。
室內已放好一張雙人床，一個書桌和方凳，都是新製作和油漆的。政府幹部宣佈我們每人每月生活六十元，公費醫療，可以接家屬來同住或來探望。
農場派一位姓潘的幹部專職負責我們的事務，是一位因殘疾轉業的軍人，農民出身，文化程度不高，政策性很強。從他的談話中知道，對我們的安置是按照中央文件規定，他舉例說，這排平房頂高不達標，農場調了一百多勞教人員，用上幾十個千斤頂，硬是把這排平房的屋頂抬升了一尺。我們每月六十元的生活費高於農場普通管教幹部的月工資（平均四十五元），更高於刑滿留場職工的月工資（十五元），而我們在農場的身份是戴帽的三類人員，可我們又不同農場的勞教人員同吃同住同勞動，單獨安置一個住的地方，規定不與任何人員隨便交往。因此，這位潘隊長認為，政府把我們這些人養起來並且是養老到底。以當時全國的政治形勢和對我們這些人安置的種種措施看，潘隊長的講法並非他個人想像，可能是有根據的。
到農場的當天晚上，我把自己的屋門關了，電燈開著，在書桌前默默坐了良久。又把電燈熄了，在室內來回踱步，思緒萬千。昨天晚上，還關在監獄裏躺在小監室的木地板床上，等待次日早晨開門時那一陣鐵門，鐵鎖，銅鑰匙相互撞擊的交響樂。今天晚上，我用自己的手輕輕地關上屋門，又輕輕地開了屋門，走到院子裏，抬頭遙看滿天閃爍的繁星。人啊，生活在夢一樣的現實中。
到農場安定下來後，由農場醫院的醫生給我們幾個人全面檢查了身體，有病的治病。一九七二年下半年，我先做了內痔脫肛的手術治療，又用了幾個月的時間拔光全口殘牙，裝配了一口義牙。多年來不能嚼咬的困難解除。
政府把葉春華的妻子曹家聰從安徽白茅嶺農場調來青東農場，我們六個獨居漢有一人有了家室，是天聖莊甲一號院子裏的一件大事。
在”不反對，不支持”的政策規定下，鄭良積極找對象謀劃成家，也是我們這個院子裏的人都關心的一件大事。
周仁生的妻子趙青音陪伴婆婆，攜帶兒媳抱住小孫女從溫州來探親，一家老少四代人團聚，更是天聖莊甲一號院子裏的一件大事。
周仁生的母親是位心地善良的老太太，對人對事都很達觀。特地帶來溫州特產——老酒汗，送每人一瓶。此酒係用黃酒蒸餾而成，無色狀如白酒。又親手用老酒汗烹製油煎荷包蛋給每個人品嚐，酒香蛋香，好吃。使人感受到人世間的溫情。
從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就有一個署名趙青音的人負責上海同南京的通訊聯繫，信上以姐姐自稱。一九四七年秋，我從南京來上海，在周仁生的住處，經介紹彼此才認識的。初次見面給我留下的印象，是個學生模樣的少女，喜歡說笑。二十多年過去了，人大變樣，沉默寡言。背負著托派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家屬雙重身份，在劫難逃，文革初起時，經常被拉出去挨批鬥，折騰得心力交瘁，連自己的兒子都不理睬她。
與周仁生初相識時，他尚未結婚。現在看到他一家老少四代人團聚，我為他感到高興。
周仁生住四號，我住三號，緊相鄰。回到屋裏，想到自己，一幅無兒無女無依無靠，無言話淒涼的黃昏晚景，感到無限悲傷！
(三)兩次回鄉探親
一九七三年八月，一天潘隊長交我一封從山東鄉下寄來的信。我們個人的信件，都是先由管教幹部老潘收下，然後再分送我們手中。
“家裏還有啥人？”我看信後，老潘問我。
“只有老母一人。”
“不能來麼，該回去看看。”
他這句話使我感到溫慰，也感到疑惑。安置農場時，對我們宣佈家屬可以來探望或同住，沒有宣佈我們可以回家探親。
“能行嗎？”我試問了一聲。
“你可以打個申請報告。”
想不到，批准了。老潘通知我做好準備，接著上海市公安局幹部鬱隊長和貝科長到農場，向我宣佈了路上和到家以後應遵守和注意的事項，又宣佈：”由潘隊長陪你回去，沒有別的意思”，解釋說：因為我離開社會久了，發生了很多變化，許多事情我都不熟悉了，買票、轉車、住宿等手續都由老潘辦理方便，等等。
其實不解釋我也明白，一個判無期徒刑的反革命犯人能夠獨自到社會上跑來跑去嗎？”沒有別的意思”，就是這個意思。這也是他們的政治職責。
列車是在黎明時分到達濟南站的。走出車站，即看到街上掛著橫幅，牆上貼滿了標語，滿地是撕碎的標語紙屑在晨風裏翻滾著，兩家”革命造反派”為奪權還在惡鬥著。
從火車站到長途汽車站的路上，一些年輕小夥子拉著地排車奔跑，有的拉著空車奔向市區，有的拉著裝滿了垃圾的車運向郊區。他們是為了生計而忙碌的農民，每天一大早趁在允許他們拉地排車進城的時間裏，進城撿拾垃圾積肥。在化肥還沒有發明出來的時候，北方的農民就有起早背著糞筐到村頭地邊轉轉，撿拾狗糞人糞回來倒在豬圈裏積肥的習慣，是祖上傳下來的一種肥田方法。
做官的忙於奪權，種地的忙於撿拾垃圾積肥。
人類社會歷史和自然界一樣，它們有各自的內在規律，都按步就班地發展著，變化著。
從濟南到我家一百八十裏路，在離我家五裏的公社所在地的集鎮有汽車停靠站。老潘住了公社的招待所，我還要步行五裏才能到家。
“近鄉情更怯”。我怯的是分別整整四十年後，將要見到我娘，不知她已老成甚麼模樣。分別時她三十五歲，陪送我走到村頭，我走遠了，回頭看，她還站在那裏望著。那時我十二歲。
“少小離家老大回”，唐朝詩人賀知章在京城做官，告老回到家鄉時的心情是輕快愉悅的。我”老大回”卻是回來與老母見上一面又要生離死別地”回去也”，淒慘！
看到我娘時的一瞬間，幾乎不敢相認。四十年間，時刻想念著她，三十五歲時的面影同眼前已蒼老的面孔復合不起來。視覺神經迅速地調整了焦距，還是認出來了。我喊聲：”娘”，扶她坐回坑沿上，相互對視了好半天，都講不出話來。無言的對視，代替了千言萬語。我察覺她用懷疑的神情注視著我的嘴巴，我立即明白了，她看不到那粒靠右嘴角的爆牙而疑惑了，我把全口義牙取出來給她看後，她滿臉皺紋中閃出一絲笑容。”和你老爺爺一樣，換了一口假牙啦！”認出來了，確信了，就好了。又是一陣沉默，又是相互望著，看不夠地看著。此時不講話比講話更能表述內心的深情。
屋門口走進一個人來，手裡提著旱煙袋桿大踏步走進屋裡，我三叔一面打招呼一面給我介紹：”劉大麥，是咱村支書。”我一聽官銜，肅然起立，頷首致敬。彼有幹部豐度，就像到了自己家裡一樣，自行找了個小凳子坐下，先塞滿一煙袋鍋煙，用火柴點燃了，吧嗒吧嗒吸上兩口，對我三叔說：”我從公社回來，知道安東回來了，嗯，嗯……”。
“要感謝毛主席、中央偉大革命人道主義呀!”對我說的，我敬聽著。我猜想，他在公社裡一定見到了老潘。
“回來能坐多久哇? “
“批准一個星期。”
“那好，那好，能回來看看就好，嗯，嗯，忠孝不能兩全哪！”
我想不到他嗯出了一句”忠孝不能兩全”。回來看望老母當然是孝，那個”忠”從何說起呢？看樣子他還有話要講，我只好等他又吸上兩口煙後，他又說：”家裡燒的，吃的都有哇？有困難向我講。”
“不缺，不缺。”我三叔代我回答。我跟著說：”我這回來，政府補貼了二十斤全國糧票。”
他走後，我才知道，他小時候沒有念書，當了幹部後，才學了點文化。
我回到家的第二天一大早，每家出一個勞動力到黃河灘割草當飼料。這是頭一天晚上通知的。我決定拿把鐮刀跟著去。割草的時間很短，很快把幾輛獨輪車裝滿了。他們推著獨輪回去後，吃過早飯還要到大田裡收割高粱。
我一個人留在黃河岸邊呆了一會，泥漿一樣的黃河水仍然是浪打浪地向東奔流不息，四野的景象同四十年前沒有兩樣，只是剛才來割草的一群人，都還不到四十歲。
回家的第三天是農曆七月十五，舊時稱鬼節，是給去世的人上墳的日子。我娘由我的堂弟用獨輪車推著到十多裏外去給我外祖母上墳，我沒有跟著去。一因，是上海公安局幹部貝科長要我注意的事項之一，要移風易俗；二因，我三叔也不主張我去，要我注意政治影響。
我娘是想要我同去的，說舅舅很想念我。我說不去，也沒有向她說明不去的理由。天下做母親的都是無條件順從兒子的心意的。我不去，她失望，但不勉強我。如今每想及這些事，總感到痛苦、難過，欠了一筆心債!
沒有跟娘去上墳，我跟三叔三嬸還有生產隊上的人，一同到河堤邊濕地裏去收割檾麻。生產隊有一個搓繩小組，在我三叔的技術指導下生產各類粗細不同的繩索，是生產隊的一項副業。
在我臨走前，我娘從木箱裏拿出一條新棉被給我。是她親手紡紗，親手織布縫製的。織被面的紗線先染成深淺不同的靛青色，拉配經紗，被面織成古樸的小方格圖案，被裡布是淡靛青色。共縫製了兩條，一條給我，一條給我弟弟。兩條棉被在她的木箱裏存放了三十多年，一直想親自交到我們兄弟倆手裏。等啊，盼啊，三十多年流水逝去，我的一條總算親自交到手。我弟弟的一條沒能親手交，那時我弟弟當軍代表在四川某高等院校支左。我娘去世後，弟媳回家帶走的。
走的那天早晨，我娘由我姪女著站在屋門口看我走。無言地分別了。上一次分別，一別四十年。這次分別，竟成永別。
第二次回鄉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上午收到三叔打來的電報：“母病危，速歸”。
老潘在把電報拿給我之前，他已同上海幹部通了電話，並已作出了決定。所以他說：“準備一下，下午走”。口氣是肯定的，申請報告也不要打了。
半夜時分，車過蚌埠，廣播裏突然響起一陣哀樂後，傳來了周恩來病逝的噩耗。整個車廂靜肅下來，有人發出悲慟的歎息聲。
在濟南換乘長途汽車，我在離家五裏的集鎮下車，老潘繼續乘車七十裏到惠民縣城終點站下車。因為是冬天，公社招待所條件差，他要到縣城找個好點的旅店住。約定好，他把住址通知公社轉我，有事電話聯繫。
我三姑家就在集鎮上，我先到三姑家，三姑一見到我就哭了，我什麼都明白了。
“把喪事辦完了，你三叔才給你打電報的。”
“你娘的墳就在西坡地。”西坡地就在我村的西邊。
有幾棵楊樹，有幾個墳堆，一家新的當然是我娘的墳，墳頭上的幡在寒風裡飄動著。我立在墳頭默默沉思娘的一生。在那父權和夫權的宗法社會裡，我娘命裏註定是時代變遷的悲劇角色，成了“五四”時期個性解放、婚姻自由新思潮祭壇上的犧牲，被丈夫遺棄。戰爭與革命的年代，兩個兒子捲入歷史的旋渦，被打成“反革命”的大兒子坐牢；當了革命軍人的二兒子轉戰南北。反差太大了，精神上，感情上，不知她怎麼受住了。如今，期待與希望、不幸與痛苦都已埋入黃土，一切都得以安息。
辭母墳(一九七六年，一月)
西坡墳頭風微微，
漠漠落霞孤雁飛。
呆呆癡想空垂淚，
不聞慈母囑早歸。
回上海路經徐州，下車去淮海大學看望父親。陪行的幹部老潘也要拜訪他的幾位轉業到徐州地方的老戰友。他同我住進了徐州飯店。
自從”文革”開始以後，同父親斷了訊息。他受到了沖擊，挨了批沒有挨鬥。紅衛兵把他下放到農場勞動，校黨委書記又要回來，下放到圖書館當管理員。
我向他：“教育革命搞得怎麼樣了”?
他想了一會說：“幾個女學生，跑到圖書館閱覽室，坐在看書的桌子上，嗑著瓜子問我，‘老同志，我問你一個問題……’咳，師道尊嚴一點都沒有了”!
過了六年，一九八二年，我已解除了管制有了公民權後，去徐州看望他。談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日子裡，他說：“那時有許多教授挨批鬥，胸前掛一個牌子，牌子上寫著姓名，有的不寫姓名，就寫上‘X叫獸’三個字”!說這些話時，還是心有餘悸的神情。
我同老潘住了徐州飯店，買好了火車票回上海的前一天，他帶我去參觀淮海戰役紀念館和淮海戰役紀念塔。館與塔離徐州市十多裏路，位於雲龍山的南麓。那天是休館日，不開放。老潘拿出了兩個証件到值班室交涉，竟獲准了。兩個人在空無一人的幾個館這裡觀看了好半天。出館後又去紀念塔。塔建在一座小山頭上，有一圏半人高的圍牆。我倆拾級而上進入圍牆後，看到紀念塔身四周堆放了許多悼念周恩來的花圏。看得出，前兩天在這裡進行過悼念活動的。幾個工作人員正在奮力地把一個個花圏拋到圍牆外的山林裡，有一個人清掃地上的紙屑，順手倒到牆外去。看到這一切，我正在納悶，把這些花圏亂扔山林裡，為什麼不燒掉呢？老潘喊我：“走!咱們回去!”
在下山的路上，老潘對我說：“回到上海，不要把看到的情況講給他們哪!”
(四)學習
一九七二年九月安置農場時，政府幹部宣佈我們要在學習與勞動中繼續改造思想。學習為主，勞動次之；以自學為主。還規定了我們每人自備必讀書籍和報刊：《馬恩選集》、《列寧選集》、《毛澤東選集》、史達林《列寧主義問題》和《論反對派》；每人訂《紅旗》月刊，六個人合訂《人民日報》。《解放日報》和《文滙報》是農場訂給管教幹部老潘的，轉給我們看。
每月我們六人可以集體到青浦城鎮購物一次，每年由老瀋帶領到上海市區購物一次。到青浦城鎮我們總是先到新華書店看看。到上海市區，我們要先到福州路的幾家書店轉轉。我們可以自由地選購各自喜歡和需要的書籍和報刊。周仁生預約訂購《列寧全集》，他是讀外語的，在外文書店訂閱英文和法文報刊，置購了《英漢大辭典》和《法華大辭典》等，劉平梅預約訂購《馬恩全集》和《列寧全集》，黃繼桐預約訂購《列寧全集》，還買了《資本論》等書；葉春華買到《勘大林全集》和《列寧哲學筆記》等。我喜歡農場的生活環境，購置了有關農業知識和蔬菜生產的書籍。
管教幹部老潘看到我們每人都買了這麼多書，為顯示對我們關心盡職，叫我們自己動手做書架，順口念上一句語錄：“自己動手，豐衣足食”。林彪雖已葬身蒙古沙漠，人們還習慣“語錄不離口”。材料他想辦法，去請示了場政委和副場長後，他帶我和鄭良到農場場部的大院子裏鋸倒一棵已成材的樟樹和兩棵柳樹，我用勞動車拉樹幹到一個中隊的鋸木車間鋸成板料和木條，到場部倉庫借了全套木匠工具。我們六人竟各自製作出了雖不像樣卻很實用的書架。葉春華手藝不錯，周仁生手藝最差。在農村環境，就地取材，因陋就簡，自己動手，添置點傢俱，別生一番情趣在心頭。
除了參加集體學習和參加勞動，我們大都是呆在自己的屋做自己的事情，很少到別人屋裡串門，一則免得影響別人的自學，二則那已不是“千杯少”，“半句多”的古樸時代。階級鬥爭（實是人鬥人）鬥得神經緊張，鬥得人與人之間無言語及真思想，無言表達真感情。象形文字“獄”字做得多麼惟妙惟肖！我呆在自己屋裏時，常把屋門關上，在朝南窗下的書桌邊，泡上杯濃茶，從右手牆邊立著的書架上取一本想看的書，潛心求索智慧，積累知識，自得其樂，陶然忘形忘機，也忘卻集體學習會上那些不是立其誠而是立其偽的枯燥表態發言和無事生非的口舌仗。
一號房間是我們集體學習室，室內有一張長方形台桌和幾條板凳。每逢學習，各自捧著《紅旗》月刊和筆記本圍桌而坐，煙茶自備，態度彬彬然，氣氛肅肅然。我大都是到一號室坐下來才打開《紅旗》翻看指定學習的“社論”或“專論”，把“社論”或“專論”的主要旨意寫在筆記本上，以備表態發言時引用。學習小組長周仁生，稱職盡責。管教幹部老瀋有時端一杯茶來坐一會，以示對我們學習的重視。其實，我們學什麼和怎麼學，他是管不了的，他只是傳達上海幹部的佈置，盡一點督促的作用。
主要學習兩報一刊的社論，學習各大批判組署名的重要專論。現在我還能記住幾個常發表重要專論的署名：梁效、羅思鼎、唐曉文、初澗、等等。
我們安置農場時，九一三事件剛剛過去一年。批林整風運動，批林彪極右路綫和無政府主義思潮。繼之，批林彪極右實質。極左怎麼一下變成極右？有了個「形左實右」的說法。揭發出林彪題寫橫幅：“悠悠萬世，唯此唯大，克己復禮”，把林彪同孔孟之道綁在一道，批林整風運動變成了批林批孔運動。批孔子，批孔孟之道又掀起了評法批儒運動。歷史被想像化，大捧法家，大批儒家。在儒法問題上談古論今或借古喻今的文章越做越大：兩千多年的中國史是儒法兩條路線鬥爭史；秦始皇焚書坑儒是一場革命，是對反動奴隸主代表人物的革命專改，是維護新的生產關係的革命行動，是新生地主階級的自衛措施等等。
楊榮國教授著文論證：“孔丘是頑固地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我在學習會上講了一句：“孔子是農業宗法制社會的思想家，怎麼會成了奴隸制的思想家？”小組裏有人批評我並引起了爭論。批評我的人並不同我爭論對孔子的歷史評價，而是因為楊榮國的論文收進了江青主編的並經毛澤東批傳的《林彪與孔孟之道》小冊子中，中共中央把它轉發全國當作學習資料。當時我們人手一冊。
對欽定的學習資料上的文章產生疑義，那還了得！“反對黨中央，一頂帽子放在桌上了！對批評者的立場、態度和動機，當時都是無可非議的。我只有力爭辯護我沒有反對黨中央的思想。我還說：孔子的思想是代表封建制還是代表奴隸制，這是對中國古代歷史分期有不同觀點的學術問題等等。記得有人提了一條不是批評的批評：「人家馮友蘭教授都寫了批孔孟之道的論文，批判他自己過去對孔子的評價。」這樣的意見，當時也是不能反駁的。（八十年代，馮友蘭教授對參加評法批儒鬧劇大合唱隊一事，作過反思自責：“只是附合當時流行的意見以求得某一方面的吹棒，這就是偽，這就叫做嘩眾取寵。……我在當時的思想，正是毫無實事求是之意，而有嘩眾取寵之心，不是立其誠而是立其偽。”）
學習會上的爭論，引起管教幹部老潘的注意。晚上他到我屋裏來，對我講了如下一段話：“你們爭論的問題，我也弄不明白。從前我也聽說孔子是封建社會，現在又說是奴隸社會，到底是怎麼回事？你若認為你的講法符合馬列主義，你就堅持。如果不符合馬列主義，你就要接受他們的批評。堅持錯了，是不得了的。”
在小組學習會上我掛免戰牌，承認思想沒有改造好，但否認有反對黨中央的思想。
一場爭論的結果是，別人的批評都寫進了我的一九七四年半年思想改造小結，以後又寫進年終思想改造總結。
一九七五年，半年小結和年終總結時，仍要舊話重提。那是個只有向他人臉上抺黑才能顯示自己正確的年代。別人對我的批評仍然寫進我的半年小結和年終總結。
一九七六年是我國極不平凡的一年。一月八日，共和國總理周恩來病故；四月四日清明節天安門事件，鄧小平第二次被打倒；七月六日，共和國元帥朱德病故；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死傷二十多萬人；九月九日毛澤東主席逝世；十月六日，一場宮廷事變的現代版 －“粉碎四人幫”，為鄧小平的復出填平道路。
一陣沙塵暴式的評法批儒鬧劇落幕。
看完戲，我鬆一口氣，不再擔心在集體學習會挨批評。一九七六年終總結時，小組會上誰都沒提去年前年事。我也沒提，是考慮到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的思想改造總結中，小組裏某幾個人給我提的批評意見，是受到上海幹部贊同的。
(五)勞動
安置農場後，分派我負責勞動方面的事項。
我們居住的那排座北朝南的平房北邊，有一塊低窪濕地，雜草叢長，蠅蚊孳生。我們安置下來後，一九七二年冬在這塊窪地的西、北、東三面開挖了一條長一百公尺，寬、深各一公尺的排水溝。挖溝的土方，填地墊高，溝邊栽種河柳條圍成籬笆牆。經過一九七三年大半年的陸續平整，修理成塊菜圃地，種上青菜、小白菜、茄子、辣椒等，還有黃瓜架、絲瓜棚；扁豆，紅豆爬上籬笆牆。自種自食，有田園生活樂趣。
每當集體學習結束後，我常帶件工具，到這塊菜圃，或鋤草，或捉蟲，或整修菜棵菜苗，或看蝶紛飛蜂忙忙，藉以調節已在集體學習會上弄得疲憊了的腦神經，舒展一下心情。
按規定，我們六個人是不參加大田勞動的；但每年六月，還是安排我們到大田勞動一個星期。收割冬麥和插早稻秧這兩項勞動我們是做不了的，叫我們到稻秧畦去拔稻秧供大田插秧用。每年六月搶三夏是農業最忙的時節，副場長用一句話形容這時節的忙字：“早上一片黃，下午一片黑，明天一片綠”。黃指的是成熟了的冬麥，黑指的是收割冬麥後耕翻的土地，綠指的經過一夜灌水耙平後田裏又插上了早稻秧。在全靠人力和畜力的時代，不這樣搶時間，就會誤了晚季稻的生長期而造成減產。
法國畫家米勒畫的《拾穗者》，在收割後的廣闊田地裏，有三個農婦，二個彎著腰用右手在地上拾穗，另一個稍抬起上身，狀似累了喘一口氣。“粒粒皆辛苦”，中國這句詩詞在這幅畫中畫得傳神。我唸中學時，在一本畫書上看到這幅畫受到震撼，知農民的艱辛。
每年六月三夏大忙的那幾天裏，我在農場以及附近的農村公社的田野上，到處看人們忙收割，忙稻秧；牛們在鞭子驅趕下奮力忙耕田和耙田，到處都在忙，我們幾個人也去幫忙。對“粒粒皆辛苦”的涵義有了更深層的和更現實的感受。 這才真是勞動改造了思想，提高了覺悟。
(六)給予公民權
一九七九年六月五日，在周浦勞動工廠受管制的六個人──鄭超麟、王國龍、蔣振東、喻守一、林華、李培，和在青東農場受管制的六個人──周仁生、劉平梅、鄭良、黃鑑桐、葉春華、熊安東，共十二名托派重刑犯人，集中到青東農場的小禮堂，參加了由上海市公安局和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聯合舉辦的給予公民權的儀式。一個人一個人地從高級人民法院幹部手中接到《裁定書》。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
裁定書
XXX，男，五十八歲，山東惠民縣人。
因反革命罪，於一九五五年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事委員會軍法處判處無期徒刑，並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在服刑期間，有悔改表現，已於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寬大釋放，現決定給予公民權。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
一九七九年六月五日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我被逮捕。一九五五年五月，根據《懲治反革命條例》第四款，判處無期徒刑。經過二十年的監禁關押，於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以“在服刑期間，有悔改表現”為由，“寬大釋放”而不放，又送到農場嚴加管制七年後，於一九七九年六月五日，“決定給予公民權”，才結束了從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被捕算起的二十七年關押管制，回到社會上，成了個無家無業者。
是因為「反革命罪」，“有悔改表現”而“寬大釋放”，不是平反。平反應是沒有罪才平反。那時候說托派無罪是不可能的，因為對托派的反革命定性是以一九五二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一版第一卷（直排本）的一六二頁“注三○”為基調的。在半個多世紀裏，我國的政治書藉，《辭海》，《辭典》中有關托洛茨基、托派等條目，都是照抄“注三○”的，這是個非同小可的”注”。在這個“注三○”裏引用了史達林於一九三七年在蘇聯共產黨中央全會上的講話：“……現實的托洛茨基主義，……是一夥無原則和無思想的暗害者、破壞者、偵探間諜、殺人兇手匪幫，是受外國偵探機關僱用而活動的工人階級死敵的匪幫。”那時代，蘇聯和中國，雖然還沒有發明出“最高指示”這個名詞，但史達林的講話比“最高指示”更具有權威性。所以在這個“注三○”裏也對中國托派作了個定性結論：”完全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反對人民的卑污工具。”中國托派被認為是反革命，托派份子被判反革命罪，正是這個“注三○”所說的那些理由。
在二十七年的關押管制中的所謂思想改造，就是要接受“注三○”的定性結論，承認自己是反革命。如果做到自覺地承認是“托匪”，甚至做出些變態心理的言行，那就是改造積極份子了。一九六五年，鄭超麟填寫一首詞《驀山溪》中，給這號人做了素描畫像：“不見舊相知，競低頭，然然可哥，徒勞爭取，照樣十三年。抬望眼，企天鵝，何處來寬大？”他那裏會想到，又過了一年，一九六六年“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風暴驟起。“競低頭，然然可哥”的「舊相知」，竟然像是出自內心地懷著一種義憤的樣子用手捺他低頭，他才明白了：“原來，犯人要表現積極，爭取寬大，甚麼事都做得出來的”（參看《鄭超麟晚年文選》第二卷二一九頁和四三二頁）。”舊相知”狂廢心機，徒勞爭取，照樣二十年加七年！
一九八八年蘇聯最高法院給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八年的幾起莫斯科審判案平反，証明瞭加給托洛茨基和托派的那些嚇人的罪名都是莫須有的。那些審判案都是按照史達林的口徑製造的冤假錯案。
一九九一年為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七十週年，出版了《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二版的第一卷一六八頁“注三三”，修改了第一版時第一卷一六二頁的“注三○”。上世紀九○年代出版的《辭海》、《辭典》等也相應地做了修改。在第二版第一卷一六八頁的“注三三”中，史達林對托洛茨基主義的定性講話不加任何說明地撤銷了。對中國托派定性的那一句話也撤銷了，對撤銷的原因做了說明：“把托派與漢奸相提並論，是由於當時共產國際內流行著中國托派與日本帝國主義間諜有關係的錯誤論斷所造成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一卷二七○頁“注十八”和第二卷五一六頁“注九”）
原來如此，是“錯誤論斷所造成的”！魯迅也大上其當！
中國沒有因“錯誤論斷所造成的”後果而給按反革命罪判刑的人平反。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前，我是上海市立長寧中學教師、教育工會會員、人民共和國公民。十二月二十二日被逮捕，判反革命罪，成了人民共和國的“敵人”。時年三十一歲。
一九七九年六月五日，“決定給予公民權”後，不分配工作，不安置工作單位，成了無業者，時年五十八歲。
二○○六年一月寫於石泉新村，八十五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