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沈文銓

我和沈文銓，是1946年10月10日《學生日報》創刊時，當時總編輯包敬弟請我和沈文銓到編輯部擔任校對工作而認識的。他是“翼社”發起人之一，年齡最長，被尊為大哥。他在東吳大學化學系讀書時，曾患上肺結核而輟學在家休養，1946年的翼社召開社員大會，他也沒有參加。

1948年4 月，我從國民黨中統局監獄交保釋放回家時，他已到上海和俞碩遺同在啟秀女中教書。當年8月周祖德任臺灣興台公司上海辦事處主任，請我參加工作，也請沈文銓兼任辦事處的會計，於是我和沈文銓又在一起工作了，對他也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他祖籍蘇州吳江，為吳江工商業地主。他有一個哥哥和二個姊姊，哥哥在上海錢莊工作，大姊在蘇州任小學教師，小姊在上海交大圖書館工作。他從小酷愛運動，尤擅長單杠。他的兄姊都很高大，唯有他長不高，他自己說是從小練單杠所致。

1949年春，他舊病復發，回蘇州休養，他在啟秀女中的課由我去代。1950年秋，他病癒回滬，到復興中學任教，住在校中，每星期六就去俞碩遺家。此時俞碩遺父親去世，他的繼母帶了二子二女共五人來上海居住，這樣俞碩遺經濟負擔很重，加上不善理財，我和文銓每月資助他才得以維持全家生活和弟妹的讀書。沈文銓的收入很大部分被俞碩遺花掉的。朋友有通財之義，但像沈文銓這樣仗義尚屬罕見。

1950年春，我加入了國際主義工人黨（中國托派少數派），才知道1949年少數派統一建黨大會時，俞碩遺糾集了沈文銓、楊寶驄、周祖德和嚴西成，以馬克思小組參加了建黨統一大會。俞碩遺當選為中央委員。我參加後與俞碩遺沈文銓三人成立支部，從此我們三人經常見面，支部會就在俞碩遺家召開。1952年12月22日對托派大逮捕時，我們都被捕了。但分別關押，我們無法來往了。

1953年9月底，我從車站路看守所轉押到提籃橋監獄。沈文銓也押來了，雖沒有住在一個監室，但對我們管理較松，各室間能夠說話。1954年春，對我們判決下來了，我和沈文銓均判五年，我們二人沒有送去勞改。

1956年6月底，突然又把我們聚集在一起，在各地勞改隊勞動的托派也調來了，一起關在一號監二樓的東部，共約三、四十人。一天下午，將我們帶到一、二號監之間的小花園裏坐好，張芬、劉靜貞等女托派也來了。一位政府人員對我們講話，宣佈對我們實施參觀學習，看看這幾年共產黨在工農業、商業、教育等領域的建設成就，是否在建設社會主義？沈文銓和我在同一監房居往，從七月初開始每天帶我們外出參觀，整整一個星期，以後讓我們討論，再寫思想小結，這樣前後搞了一個月。我們估計是要被釋放了，但一直到9月下旬還沒有動靜。月底時，突然叫我和沈文銓拿好行李，將我們送回車站路看守所，關在新建監房底層一間大監房內。原來是俞碩遺受刺激太深而發瘋了，知道我們是俞碩遺的好友，希望我們在一起時可給以精神慰藉，同時也給我們任務，觀察是裝瘋還是真瘋。俞碩遺來時，是由兩個大漢扛頭扛腳扛進來的，蓬頭垢面，衣衫襤褸，一面還在高聲吵罵。沒有被服行李，我們走過去招呼他，他也不理我們，自歸自地用飯罐頭敲打地板和罵羅瑞卿，這樣共處約一個半月，政府幹部召見我們二次，我們均認為他是真瘋了。後來將他送精神病醫院治療，我們也就回到老監舍二人同室，每天除了在室內走動以活動手腳外，給我們看解放日報，也討論一些理論問題。我們知道赫魯雪夫秘密報告批評史達林個人崇拜問題，讀了《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等文章，也得知波匈事件，蘇聯出兵匈牙利和蘇伊士運河事件等。我就對文銓說：我們的問題恐一時難以解決了。

1957年3月間，又把我們送到第九勞改隊（建築隊）勞動，在江灣建造體育學院，我們在泥工組，生活在一起。在斗室中關了四年多，一旦可以在較大範圍內活動，我很興奮，在腳手架上跑來跑去挑泥桶，扛水泥等；文銓體弱，就做些拌水泥等活。勞改時可以寫信給家人來接見，文銓就寫信給在交大圖書館工作的小姊來江灣見了面，並送了些錢和食品，我只有老母親一人，故只寫信報了平安，沒要她來，我被捕時身上也有些錢，我們就在“開大帳”時買了點副食品和訂了一份人民日報。

1957年6月初，又把我和文銓調到提籃橋監獄，住在關押監內服勞役犯人的三號監，我和文銓沒有關在同一監舍，但白天牢門不鎖，可以自由出入，沒有安排我們做勞役。和文銓住在一起的是二個年輕人，文銓與他們似乎很談得來。我對文銓說，這次把我們調回來，按刑期，我們還有半年多時間，我估計是要釋放我們了，這時要注意一點，這些年輕人都是小阿飛，不要與他們搞在一起。文銓認為他們都很講義氣，與他們談談沒什麼要緊。幾天後，其中一個年輕人不知為什麼對抗管教而關了禁閉，文銓竟走過去和他談話，並送餅乾給他吃，看守看到後阻止時，沈文銓非但不理采，還與看守爭論起來，於是文銓也被關了禁閉。接著我被調離三號監到一號監二樓，見到鄭超麟等人。與文銓咫尺天涯，不能見面了。

1957年6月17日，公安局曹元良科長（帶我們參觀學習的負責人）找我談話，給了我上海市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書，認為我有悔改表現而提前釋放。就這樣我和錢思敬等多人，凡五年的提前釋放，七年的則為假釋。

我獲釋後在新成區聯合補習學校教書，1957年12月中旬，一天校長對我說：“新成分局有二位同志要找你有事，”就陪我到分局，我見到曹元良在等我，見面後，就嚴肅地宣佈我被逮捕。我提出我又沒犯法，逮捕證上沒有寫明白逮捕事由，我拒絕簽字。當然仍被拷上帶到車站路看守所。我詢問再次逮捕我的理由，曹元良除了說有人檢舉揭發我不老實外，講不出具體事由。這樣我第二次被關進了車站路看守所。

1957年底的一天，車站路看守所要我們聽提籃橋監獄開寬嚴大會的廣播，我聽到了沈文銓的資訊：“沈文銓不認罪悔改，不服管教，加刑十年。”這是分別後聽到的唯一資訊。

我後來被送到軍天湖農場勞教，1980年1月我釋放回家，由街道介紹到吳涇中學教書，同年10月的一天傍晚，我從學校回家，先到我大哥家看望母親，聽到有人敲門，開門一看竟是沈文銓和鄭良，驚喜之餘，互訴衷腸。原來文銓被加刑後先是和鄭超麟等人關在一起，1970年1月被押到安徽白茅嶺農場勞改，刑滿後仍被強迫留場做職工，實際上是受管制。

後來我對再次被捕勞教，沈文銓對被加刑提出申訴，結果都得到撤銷，我們要求原判的五年一起撤銷，不予受理。

沈文銓於1983年才離開白茅嶺勞改單位回到蘇州老家。他加入過托派，也沒有做什麼工作，只判了五年，後來無辜被加罪十年，到期後還被強迫留場十五年以上，共計三十多年，一生最好的年華都在苦難中渡過了。沈文銓沒有結過婚，回家後已經六十多歲了，無兒無女，蘇州雖有房產，侄子對他也很好，但畢竟思想溝通困難，不免有寂寞之感，所以他經常到上海和鄭超麟、鄭良等老朋友聚會，來時住在我家，我們好作徹夜長談。還結伴外出旅遊，去過普陀山，長江三峽，龍虎山，北京，揚州等地。一次我和沈文銓，周履鏘三人，遊天下奇秀溫州雁蕩山，在溫州會見了王國龍、周仁生、錢思敬等十來位提籃橋關在一起的老朋友。有一次沈文銓和我到南京旅遊，晚上去逛夫子廟，天黑人多，我叫他注意不要被擠散了，結果不幸言中，還是跑散了，我四處尋找，也不見人影，只好到派出所報案，並要求民警幫助尋找，一直忙到半夜，毫無資訊，害得我一夜不能安睡。第二天打電話給他的侄子，打算請他一起來找，他的侄子說，叔叔已經回來了，正在睡覺。原來他走散後又記不得旅館的店名和地址，急中生智，乘火車回蘇州了，我急得到處找他時，他已在家中睡大覺了。

1986年我突患坐骨神經痛住院，我寫信告訴了他，他接信後立即趕來上海，他說：“你住院沒人照顧，我來照顧你”，我聽了很感動。1999年我住處拆遷，所得的補償款不夠購新房，他得知後要匯給我一筆錢，我請他自己留下養老，購房款我已準備好了，但他還是執意給我。結果他特意從蘇州來上海，將錢給我，我一再婉謝，他說：“我到上海來沒地方住，你給我留個床位可以睡覺總是可以吧。”原來他大姊去世，遺產中分給他十多萬，所以一定要分給我，我只得收下。2000年，他80歲，我把他請到上海，老朋友二十來人為他祝壽，聚餐甚歡。2006年，我也虛齡80了，他特地來上海為我祝壽。這次也是兩桌二十來人，除家屬外，老朋友有十多人，而其中陳道同、周履鏘、沈雲芳、翁淑青、曹家聰、白素冰、黃慶榮等人也都屬兔80歲，正是一群共同受過苦難的兔子大祝壽。大家歡聚暢談，互道珍重。

他離開勞改農場後，退休工資還是由農場發的，數量很少，只夠維持最低生活。他雖出身工商地主家庭，但平生自奉節儉，衣以蔽體，食以果腹。生活上非常隨便，毫不講究，帶有文人傳統不修邊幅陋習。可是他得知朋友生病或生活困難，只要他手中有錢，總是立即慷慨解囊幫助，周仁生生病，他得知後立即寄去數千元。

文銓生活在蘇州，又沒有說得來的朋友，過去常到上海會晤老朋友。我與文銓相識六十多年，情同手足，近年他對我說：“我現在老了，腦子記性衰退，耳又聾，聽不清，以後你要到蘇州來看我了”。我說：“可以，只要我能走得動，每年來看你二次，春秋兩季各一次。平時可多寫信聯繫”。自此以後，我每年去蘇州二次，在他家住三四天，陪他談天，他總是非常高興。他患有糖尿病，治療過度，導致低血糖昏迷過幾次。有一次走在路上突然昏倒，幸路人打110後急送醫院。他的侄子為防萬一，和他商量，請他進養老院，可以有人照顧，他覺得也是辦法，於是住到養老院。但他侄子怕他獨自一人外出時，又會發生跌倒等事，對養老院講不能讓他獨自外出，他外出時，要養老院派人陪護，這樣養老院阻止他外出。這犯了他的大忌，試想一個被剝奪自由三十多年的人，對自由是多麼地渴望，沒過幾年自由自在的生活，又要把他關在養老院裏不准自由出入，他怎麼受得了，於是吵著要回家，不願住養老院了。吵得他侄子沒辦法，只得打電話給文銓在上海的侄女，並打電話給我。我和文銓侄女就一同到蘇州，在養老院裏大家商談。我見到他身體尚佳，腦子清楚，以前因過度治療而引發低血糖致昏迷跌倒，現在吸取教訓，不過度治療，養老院有衛生員每週測血糖，可不致發生意外，應該可以讓他自由進出，但出門時對門衛講和記錄一下。他侄子總覺得不放心，我就對他們說，文銓失去自由三十多年，他心裏不能承受再被關養老院不能自由出入。以他目前身體和精神情況，獨自外出，應該沒有問題。在我的一再勸說並保證下，侄女侄子終於同意讓他自由出入而解決了問題。緊接著文銓又提出一個問題，他說：“我每月的養老金，只夠付養老院的各項費用，這樣我就沒有零用錢了，寫信買郵票錢也沒有，何況訂報刊雜誌的錢，當然我還有點存款，但能用上多少時間呢？還有看病的醫藥費用更是無從籌措，若在家中，就可省很多，養老金就夠開支了。”文銓侄女說：“阿叔，你放心好了，儘管安心地在這裏怡養天年，當你的存款用完後，需要的費用全部由我負擔，一直到為你養老送終。”文銓說：“你能對我這樣，我當然非常喜歡，但也覺得慚愧，當年我曾答允送你一輛自行車，那是你非常渴望的，結果錢都給俞碩遺拿去化了，沒有履行諾言，至今心存歉疚。”他侄女說：“我們小時候，你對我們的關心愛護，有時勝於我父親，我們是永遠銘記的，你就放心吧！”我當時就將他們的談話記錄成文，由他和侄女侄子都簽了名，一式四份，各人都執一份，另一份存養老院，這樣總算解決了他不安心住養老院的事。

我仍和他約定，每年春秋二季去蘇州陪他住幾天。因為他進養老院時，與其他人無法相處，故他自己包了一室（三人住的），並留了一張床，為我去時可睡，所以我去時，也住在養老院，並在養老院搭夥，倒也方便。

今年10月17日，我又如約赴蘇州，我老伴認為我年紀大了，不放心我獨自前往，陪我同去。蘇州火車站正在擴建，只從北門出入，我弄不清楚，兜了幾個圈子才找到公車站，老伴走累了，就坐計程車，到達養老院已過了下午5 時。在進大門時，門衛就對我說：“沈文銓已經連續幾次到門口，看你來了沒有。”可見他渴望和我會面的急切心情。我進去後，他正在吃晚飯，見到我們非常高興，要張羅到食堂去為我們買飯，我阻止他，說到外面吃算了，另外還要為老伴找旅館。

我吃好晚飯，為老伴找好旅館後回到養老院時，已經晚上8時，交談了一會就休息。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後到外面散步活動，6時30分，聽到服務員叫大家起床準備早餐，我就回到房間，見文銓還沒起床，覺得奇怪，因為以往我起床後，他也跟著起床，從沒到6時30分還不起來的，我走到床前叫他時，只見他眼睛發呆，人沒有知覺，我急忙去找到服務員，還打120急救車，服務員又打電話給院長，院長囑急送醫院，我就伴著同往附近的蘇州中醫院急診，醫師診斷為低血糖，立即為之吊點滴葡萄糖鹽水等，約一小時後，他醒過來了，問他怎麼搞的，他說大概昨夜服胃藥時，拿錯了藥，吃了降糖藥了。醫生囑住院治療，但他堅決不同意，說：“低血糖只要補糖就好了，我現在已恢復了，不必住院。”在他堅持下只好伴他回到養老院。

下午和他談天，一切很正常，到晚上9時許休息。19日早晨起床，我發現他床上被子翻開，人不在，我以為他去廁所了，走去一看，也沒人，就走回到他床的另一面，見到他倒在床下，一隻夜壺則翻在他一旁，幸好裏面是空的。我將他抱到床上蓋好被子，去叫來服務員，又急送醫院，還是低血糖，進行了急救。他醒來後我說今天不管你怎樣，定要住院治療，他也答應了，但醫院沒有空床位，他侄子急速去人民醫院四院，找到熟識的醫師預定了床位，我就回到養老院拿了行李，待老伴回來就回上海，他坐三輪車上，匆匆告別。想不到竟成永訣，思之慘然。

11月18日上午，我去醫院開藥，回來老伴說，文銓侄女來電，說文銓今晨去世了。我急電他侄女。原來當天住進人民醫院四院後，第二天他就私自從醫院出來，走路不慎跌了一跤，把手跌痛了，且迷了路，由交警送他回養老院。在養老院沒幾天，又昏迷過去，只好再送醫院，診斷結果是雙肺纖維化致呼吸困難，嚴重缺氧，只能靠吸氧維持生命，因醫院病床緊張，只能將他轉入護理醫院。在護理醫院沒幾天，就在18日晨2點多去世，他侄子得到醫院通知後，就來電告知。他侄女又說：“準備20日大殮”，並徵求我對骨灰處理意見，我說：“沒有意見，你們決定好了”。我並對她說，追悼會我不去參加了，請她代送花籃，我將匯上200元，花籃上寫我和姚燮成、鄭孝鑒、衛傑生四人，他們都是文銓的好友，一人在國外，一人在四川，均已年邁，不可能來蘇州送別了。我又順便發E-mail給計天明，他是藉雲龍和湯雪華的兒子,和文銓相識，我告知了他文銓去世的消息。

22日文銓侄女給我電話，謂匯款收到，她為我們獻了一隻花籃，寫上了四人名字，又說計天明大殮時去了，還和他們談了一會。又文銓骨灰安葬在他父親墓邊。

沈文銓，1921年9月8日出生，2010年11月18日去世，國人慣用虛齡，他終年90歲。文銓是一位抱有人生理想的一個好人，性格隨和，但他也很執拗，認准了的事，他會一往無前地去幹。他很重友情，很仗義。

為寄託哀思，作文如上。

2010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