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沈文銓

1952年全國大肅托後被捕判刑投入勞改的托案人員，1956年6月突然被從各地勞改單位調回上海監獄，集中起來編成三個小組進行學習（後來知道在那同一時期，武漢地區和重慶地區也是這樣做的）。上海地區集中了四十多人，這些人的刑期不同，五年、十年、十二年、十五年、無期，還有幾個尚未判決的。

北京來的托案承辦人員在市監獄長的陪同下，向我們講話，大意是：把你們集中起來學習，還要組織你們出去參觀，讓你們看看我們共產黨人是不是搞社會主義？！我們擺事實，講道理，用事實改造你們的反動思想……

這已是六十多年前的事，為了說明承辦人員講這番話的口氣，我離開要講的主題，先絮叨點當時的實際情況：194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徹底動搖了中國托派的一個傳統觀念：認為農村包圍城市和農民戰爭是打不敗佔城市的國民黨的。托派成員大都讀過馬列原著，腦子裏裝了一些有關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的概念。共產黨打敗了國民黨建立了新政權，有托派思想的人，不能接受新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社會和人民民主專政的概念。1952年被“一網打盡”，並判刑強制改造，在專政的壓力下，仍然是認輸不認罪。“成者王敗者寇”這句成語，是中國二千多年歷史演化的簡明寫照，具有中國特色文化。認輸不認罪，是當時托派成員的一個解不開的思想結子。1956年三大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宣佈進入社會主義了，同時又宣稱人民民主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看你們托派們還有什麼解不開的思想結子？我就是這樣理解承辦人員那番講話口氣的。現在回顧起來，1956年組織那次突然參觀學習，共產黨收到了一定程度的“教育”效果。參觀學習結束後，繼續勞動改造，有的人就自認為也在和人民一起建設社會主義了，勞動表現熱誠，受到獎勵等等，這是題外話，不談，言歸正傳，說沈文銓。

1956年集中起來學習時，我才認識沈文銓的。認識後，我和他很能談得來，知道他是讀東吳大學化學系的，在抗日戰爭快要結束時期，他與一些青年朋友組織過一個交朋友求知識性質的“翼社”，後來他和這個社團的一部分人參加了托派少數派。1952年被捕，被判五年徒刑。到1956年集中學習時，他的刑期還有一年多一點，當時我們都樂觀地猜測，參觀學習後，五年的減刑提前釋放，判重刑的也會減刑等等。沈文銓是個樂觀開朗又直爽的人，心裏有啥講啥，與人爭論問題時，他堅持他認為對的，不怕得罪人。

參觀了兩個剛剛建立起來的農業初級生產合作社，公私合營的信誼制藥廠，公私合營的一家棉紡廠和國營第一棉紡織印染廠，彭浦機器製造廠和柴油機器製造廠，第一百貨公司，曹陽新村，復旦大學和一家市立醫院等。一個星期，每天上下午分別參觀一個單位。每個單位的負責人都向我們宣讀一篇事先準備好的報告，引導我們認識共產黨領導的正確、偉大。聽完報告後允許我們提出問題。

沈文銓是個最喜歡提問題的人，常提別人注意不到或不會提出的問題。比如，參觀曹陽新村時，沈文銓提問：“是不是勞動模範才有資格住？”大概給我們做報告的負責人沒有預料到我們會有人公開提出這樣問題，急促地回答：“是的，這是應該的。任何人都好爭取做勞動模範，也照顧到住房特別困難的職工。”又如，參觀上海第一棉紡織廠時，廠黨委書記詳細講了從國民黨手裏接下這個爛攤子如何改造成今天這樣規模的全過程，這個廠生產的花布全部出口外銷，賺外匯購買我國急需要的機器，他還講了解放後工人精神面貌的改變和全廠職工人數等。黨委書記念完講稿後，沈文銓提問：“職員人數的比例是不是太大了？”負責人立即回答：“管理幹部有一部分是不脫產的。”

產生這些問題的思想根子是不相信斯大林宣傳的蘇聯是社會主義，中國一邊倒，從老大哥那裏學來的是不是社會主義？

參觀學習結束後，刑期較短的調回原單位，據說，大都提前釋放，但都留在原勞改單位當留場人員，繼續受管制。沈文銓調到哪里去了，我好像當時就沒有留意這件事情。再次知道他的下落是1958年的事，在一次監獄內的廣播教育大課中，我聽到了沈文銓的名字，被上海虹口區中級人民法院宣判加刑十年！罪行有兩條：一是誣衊偉大革命導師罪，一是不服從管教罪。

據後來所知，他同其他犯人編組在一起勞動，不知在什麼情況下，他講了一句：“如果不是斯大林，我就不會吃這五年官司。”他這句話，成了別人檢舉揭發立功爭取寬大，用來打小報告的材料。至於不服從管教罪，就是因為講了那句話本身，投入勞改時，政府工作人員，一再關照我們不准向任何人暴露案情，不能讓人知道我們的政治身份。

沈文銓所以講那句話，顯然是受1956年二月蘇共二十大提出的斯大林問題影響在思想上的反應。那時我的思想也產生過波動，好在我看了《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篇文章，知道中共的立場是極力維護斯大林，赫魯雪夫否定斯大林，鐵托全盤否定斯大林，明白了這其中的區別，我的思想波動受控，沒有亂說亂動，沒有說真話。這些又是題外話，還是言歸正傳。

1968年，沈文銓十五年徒刑期滿釋放，但只是由勞改犯人變成了留場場員，繼續留在安徽白茅嶺勞改農場受管制。直到1983年以後才允許離開勞改農場回到蘇州老家，他祖上在蘇州留有房產，他無家室，無兒無女，與他的侄兒侄女同住。

從1952年12月22日被捕算起，原只判五年，後來加刑十年，整整關了十五年，之後又被強迫留在勞改農場管制十多年，前後共計三十多年，生命最美好的時光留在專政的大鐵門裏面了。

定居蘇州後，他常來上海訪友，托派思想反而更堅定，也曾替鄭超麟抄寫文章。平時省吃儉用，省下錢寄給困難的老朋友。每次到上海來，總到我這裏聚談。1991年，要我陪他到四川北路虹口區中級人民法院遞送申訴書，他要求為他的加刑十年平反。後來，我聽說法院通知他，撤銷了對他的加刑判決，還給了他幾百元的補償。沈文銓曾對我講過：當時法院的人問他有什麼要求，他要求連那五年都平反，法院的人說：“這要問北京”。

去年，俞益敏告訴我，沈文銓已不能自理生活，住進了老年公寓。我想到蘇州去看看他，也因自身多病未能成行。今年先後收到他的三封信。二月是賀年信，七月的信上告訴我一件事情，二年前，蘇州平江區刑事審判庭庭長突然到他家宣稱托派案是冤錯案，問他有什麼要求，他回答說，既然是冤案他要求平反，庭長說：“這要看北京”。八月，他知道我因病住院，立即寫信慰問，信文簡短情誼深，全文抄錄：“接小俞（益敏）來信，知道你近來身體不大好，特向你問候，祝你身體健康。想你收到我的信，心裏會高興一些，對健康也有幫助。我身體很好勿念。”僅僅是兩個月時間流逝，沈文銓也隨時間流去，不可再見，不會再收到來信。感歎萬分，寫此文祭悼。

2010年11月24日

[沈文銓2010年11月18日在蘇州病逝，終年9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