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從接受托洛茨基主義，投身革命，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SY)組織，對於被捕入獄，是有思想準備的。我一生被國民黨和共產黨逮捕三次，坐牢和變相坐牢長達三十五年，從二十五歲到六十歲，都是在獄中渡過的，受的苦難不少，但對革命無所作為。
第一次被捕
1949年4月26日，我被國民黨逮捕，罪名是“共產黨嫌疑。”那次是國民黨對上海大學生的大逮捕。當時我是上海師範專科學校的學生。
1947年秋，我考入上海師範專科學校。那是一所由教育家董任堅為校長的戰後初創學校，目標是培養中學教師。董校長聘請上海各校的名教授來兼任系主任和教授，孫大雨是外語系主任，陳仁炳是社會系主任，施蟄存、戴望舒是中文系教授，學校雖是初創，但師資是一流的。當年國民黨統治下的師範學校，是全公費的，吃飯也免費。學生大都是貧寒子弟，思想傾向比較進步，有中共或傾向中共的學生，有托派一個SY支部；也有少數反動學生，大家視他們為國民黨的狗腿子，背地裏破壞學運，向反動派告密。在對待反對國民黨的學運時，托派和中共同學的行動是一致的。托派SY支部的周履鏘、周儀、伍恭聖都是溫州人，當時溫籍學生有十多人，我們的活動主要在同學中，向他們介紹《青年與婦女》、《求真》等托派刊物。
學生自治會（解放後改稱學生會，似乎共產黨對“自治”二字犯忌）由進步學生掌握，實際上受中共地下黨的學聯領導。除了校內活動，包括出刊物等外，還組織同學參加學聯領導的學運，參加在交大舉行的晚會，參加“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遊行。我也是學生自治會的成員，我負責宣傳，主編《師專新聞》，姚雪琴（親中共學生）和錢慧初負責與學聯聯繫。
1949年解放軍渡江後南京解放，到了4月，上海已成孤島。國民黨瘋狂地捕人殺人，1949年4月25日午夜後（即26日凌晨），國民黨在上海全市大肆逮捕進步學生。軍警包圍學校，師專全體學生從睡夢中被強迫集中到禮堂，一個戴面具的人（校內特務學生，不發聲）持黑名單指認，凡認定的，讓軍警押走，一共抓了15 人，其中托派有我、周儀和同情者錢慧初三人。我們被捕的人先被押在附近的看守所，下午三、四點鐘，又把我們押上囚車，在市區鳴著警笛呼嘯西去，在達人中學（現在是建國西路的上海市監察局）門口停下，進去後已有數百名學生,以交大、復旦的學生人數最多。達人中學沿馬路樓房是教室，院子內是一個很大的天井，往北的一幢樓房都是小房間。後來我們知道，達人中學原址是法租界巡捕房之一，小房間就是當年的小牢房。當天被捕的學生都沒有帶衣被，入晚，拉來一卡車軍用被子，一人一條。起初要將男女學生分開關押，交大學生怕女生吃虧，提出抗議，結果以學校為單位關押在沿馬路的教室，大家睡地鋪，一條被子當墊，二人合蓋一條被子，我和黎國華合睡，錢慧初和王佩清合睡。
當天被捕的約有三百多人。真正的中共份子或學運中的骨幹不多，大部分是參加學運的群眾。可能是共產黨事先得到消息，通知重要成員離校了。交大被捕學生中的陳唐堯是我在哲學班認識的，是托派的同情者。其他學校的學生沒有我認識的托派成員。
這次被捕的人都沒有受到刑審逼供，5月23日(我記得是21日？)起允許保釋，我和另三位師專同學由我的叔父保釋出獄。大約放了三分之一以上。其餘的被轉押到虹口中州路上海商學院。上海蘇州河以南25日解放，全市27日解放，當天看押的看守逃跑了，所有的人都出獄。這次四·二六被捕的三百多人一個也沒有被殺害。但後來得知，黑名單上當晚沒有被捕的人事後在校外被捕，有些人被秘密殺害了。交大的烈士穆漢祥、史霄雯就是兩例。至於為什麼沒有被害，大家也不知原因。
1996年5月25日上海新民晚報發表一篇《黎明前的鬥爭》，作者嚴祖礽。文章談的就是“1949年四·二六事件”。文章披露，當時地下黨進行營救，交大黨總支成立“營救被捕同學黨組”，派38級支部書記徐光裕負責營救工作，找到名報人嚴獨鶴，請他聯絡一批被捕同學家長，他們向市府提出釋放無辜被捕學生的要求，並設法衝破新聞封鎖，把被捕人員三百五十二人的名單在大公報發表，使反動派當局十分被動。在社會各界輿論壓力下，偽市政府不得不從5月23日起陸續取保釋放學生。讀了此文，才知四·二六事件被捕學生沒有人被殺害，是地下黨營救，巧妙地與敵人鬥智鬥勇取得的勝利。新民晚報文章只說是交大成立“營救被捕同學黨組”進行營救，但我想此決非交大總支部的自行行動，背後一定還有中共地下党市委的領導。
第二次被捕
1949年11月×日（日期忘記了，相關的人也都記不清，我記得是10月×日），我被共產黨逮捕，罪名是托派。這次被逮捕的經過，我在《關於江浙臨委及其被破壞》短文中已有敍述，不再重複了。
這次共產黨的目的是取締托派的活動，逮捕了錢川、丁毅、劉毅、王國龍、趙養性、沈雲芳、胡振東，我本不是逮捕的對象，我當天到沈雲芳家被守候的人逮住的。當時被警告不許再活動，除錢川、趙養性關了十多天，其餘的人第二天都釋放了。
這次逮捕我的姓名不是黑名單上的，且只關了一天，所以我一直不把此作為一次被捕。
1952年12月22日全國大肅托時我被捕了，1954年宣判。我的判決書上寫上：“1949年11月被我公安機關逮捕教育釋放後，仍不悔改，……”這樣就判定我不是“初犯”了，而是再犯了，當局認定我被逮捕過，我自己再不承認，豈不有些“不識抬舉”了。所以把此算做一次逮捕，也成為我的第二次的被捕。
第三次被捕
1952年12月22日全國大肅托，一網打盡。我在福建海澄被捕，同時被捕的有周仁生、王禹石、趙養性、趙青音，還有幾個同情者。1954年底宣判，周仁生無期徒刑，王禹石十五年，趙養性八年，周履鏘七年，趙青音五年。
1955年我和趙養性被押到內蒙古集寧勞改，修築集二鐵路路基。所在的勞改隊是內蒙古勞改局第十四管教支隊，對外名稱是第二築路工程隊。開始我和趙養性同在第五大隊，但分屬二個中隊。這年年底調到包頭修包白鐵路，趙養性所在的中隊留在集寧，從此分散不知下落了，我成為孤單的一人，三十多年竟沒有和一個托派朋友在一起，全憑信念支撐著原有的思想。1956年調去修包蘭鐵路，從包頭一直往西。築路犯人幹的路基土石方工程是最苦最重的體力活，我從來沒有從事體力勞動，但身體尚好，托派雖然大都是知識份子，但歷來信念上重視體力勞動，不斷號召成員到工廠去，所以我在觀念上並不輕視勞動，只不過要過第一關。經過幾個月的咬牙苦練，終於過了這一關。從1955年到1957年二年多時間大都從事體力勞動。施工要掌握工程規格品質，幹部文化水準很低，於是在犯人中找文化較高的人做這項工作，我被選中了。於是成了犯人中的“技術人員”，也就是被 “廢物利用”了，全天可以有一小部分時間從事非重體力勞動。
1957年冬，在我所在的勞改支隊近萬名犯人中挑選了三四十名犯人，其中有工程技術人員、醫師、技工。被告知調到一個勞改農場。坐了三天的火車，到了內蒙古東部呼倫貝爾盟紮賚特旗保安沼勞改農場。那是一個大型待開發的農場，占地三十多萬畝，宜墾地二十萬畝。農場有一個犯人技術室，我被分配到該室水利組，組內有一位犯人是水利老工程師，我作為他的助手，邊學邊幹。直到我七年刑期期滿，孤獨一人，沒有一個托派朋友在一起。後來知道，1956年分散在各地的托派犯人集中到上海，組織到各地參觀，有些人提前釋放。可我對此一概不知，似乎我是被遺忘了。
1959年10月1日，十年大慶，頒佈了特赦令，之前還頒佈了刑滿釋放人員安置條例，釋放後不許回大城市。有一天管教幹部找我談話，對我說：“根據你的條件，可以特赦，但你的刑期快到了，準備把名額留給其他人了。”還問我釋放後有什麼打算，我說要求回家。他說：你家在上海，大城市的釋放人員不能回去，只能留場就業，但可把家屬接來，也可以請假回家探親。
到1959年12月月22日，我到期釋放，整整七年，一天也不少。釋放後不許回家，被強迫留在勞改農場就業。正式身份叫做勞動改造釋放留場就業人員，其實是變勞改分子為管制分子，當地人叫做“二勞改”。生活、學習（實為受訓）、勞動和勞改犯人沒有區別。只不過每月有十八元至二十多元的工資。就業人員發牢騷說：“勞改是有期的，就業是無期的，是變‘有期’為‘無期’了。”
從此，我從“勞改犯”變為“二勞改”，變“有期”為“無期”。我就這樣又“就業”了二十八年，前後加起來，共計三十五年。也即我從二十四、五歲一直到六十歲退休，處於被關押或變相管制的狀態下，把一生最好的年華都虛度了。與外界隔絕，沒有一個托派老朋友，世界的訊息都不知曉，唯有信念支撐著，毫無“悔改”之意。後來從中蘇的爭論中，讀到蘇共指責中共是托洛茨基主義者，中共反譏蘇共是托洛茨基主義者，從這可笑的對罵中，推度托派的“幽靈”仍然存在，內心得到欣慰。
我的這次坐牢、勞改、變相勞改的時間很長，半輩子的辛酸，非我笨拙的筆所能寫出來的。擬試在以後另文再寫。
201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