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淑青大姐2010年7月27日逝世，終年84歲。今年四月我寫了短文《監獄之花》，寄給她審核補充，她回信提了一些修正意見。僅隔三個月，她就去世了。當雲芳電話告訴我時，噩耗使我驚呆，我事先不知她生病，未能去探視她。原來是她不讓家人告訴朋友。
淑青在中學讀書時，就接受托洛茨基思想，加入托派多數派的社會主義青年團（SY），1948年高中畢業後到了上海，在一所小學任教，是SY教師支部的成員。她的終身職業是教員，是一名小學園丁，她一生為社會培育了多少花朵是無法統計的。
她作為托派的一員，對宣傳托洛茨基思想，很難說她有多大的貢獻，但始終是一位忠誠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在最困難的歲月，默默地堅持原有的信念。她與趙青音、羅麗萍等同志一樣，是為革命事業，為丈夫不惜犧牲幸福的俄國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式的人物。
1952年12月22日（冬至），中國共產黨大肅托派時，翁淑青也被捕，她除了與其他同志一樣受牢獄之災外，還多一層苦難。因為她當時已懷孕足月。經產前檢查，胎位不正，可能難產。她於12月19日住進上海寶隆醫院（現名長征醫院）婦產科候產。我的妻子錢慧初曾去醫院看望翁淑青，祝她順利生下寶寶。就在1952年12月22日夜晚，住在產房的翁淑青也被捕了。因已臨產，直接押送到提籃橋監獄醫院，關押在一間小房間內，由二名女看守日夜監管。12月24 日因難產施行全身麻醉產下一女嬰。監獄醫院條件很差，也不會有婦產科，翁淑青就在那樣艱難條件下，育下了“監獄之花”。產後經過四十天短暫哺乳，即被押到南車站路看守所和錢慧初、李淑荷等一起受審，還不許帶嬰孩。當時沈雲芳翁淑青夫婦都沒有親人在上海。沈雲芳是戴千里會計師事務所的職員。戴先生為人仗義正直，他毅然頂著立場不清的帽子，把翁淑青的女兒接回家中，專門雇了保姆撫養。
翁淑青、錢慧初、李淑荷等被視為受托派思想影響較輕的青年婦女，後來給她們辦學習班，1953年秋後釋放，由教育局另行分配工作，翁淑青分到靜安區第二中心小學，錢慧初分到市二女中，名義上繼續當教員，實際上是受管制的，以後的每次政治運動，都逃不脫受批鬥的命運。
翁淑青的丈夫沈雲芳判刑十年，期滿後還被強迫留在青海勞改工廠就業。直到六十歲以後才回到上海與妻子團聚。翁淑青艱難地撫育女兒長大，她是為信念，為丈夫作出了很大的犧牲。
十多年後，沈雲芳和翁淑青團聚，後來又育一子。戴千里先生那時已年邁，過著艱難的生活。一次沈雲芳和翁淑青去看望病邁的戴先生，感謝他養育女兒之恩，而戴先生竟不把此當作一回事，毫無圖報之想。戴先生不僅對沈翁有領養難女之恩情，而且當年沈雲芳把會計師事務所作為托派對外通訊聯絡點之一，戴先生也是聞而不問的。戴先生已去世多年，他也是一位值得我們懷念的好先生。
還有，席時佳是溫州社會主義青年團負責人之一，1948年入英士大學外語系，解放後英士大學併入浙江大學，席時佳畢業後隨丈夫到大連某大學任教。已沒有繼續從事托派活動，但1952年12月22日也在大連被捕，當時她已懷孕，1953年在獄中育下女嬰，又是一朵“監獄之花”。1952年後，我們與席時佳失去聯繫，三十多年後才通訊，見面時，幾十年後的重逢，談的話題很多，關於獄中育女之事，僅提及而未詳談。
翁淑青因為產後沒有得到調理，身體一直不好。但晚年仍關心政治，收集有關托派的文章複印寄給朋友。翁淑青思想純正，待人熱情，是同輩中公認的好大姐，大家都為失去了這位好同志、好大姐而惋惜。
我於今年4月21日，將《監獄之花》初稿寄給淑青，請她修改。她於4月28日給我回信。那可能是她寫的最後的文字。改正了我的一些記憶錯誤，還補充我所不知的內容。她的來信中寫道：“我和雲芳都想到，還有方則正的妻子夏秀嬋，夏建勳的妻子王崇媚也在上海監獄中產下女兒。現在方則正夫妻在美國，無法聯繫。夏建勳在溫州，我已和他通電話，詢問當年情況，他說妻子1953年7月在上海監獄產下女兒，只說那時很苦，其他不願多談。唉！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只有我們這些親身經歷過這場災難的人，才能體驗到其中苦味。”她的最後一句話，道出了常人無法體驗到的苦楚。
錄此作為對她的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