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重慶模式成為大眾傳媒的焦點，比如‘唱紅打黑’，據2010年9月《重慶日報》報導，重慶“打黑”共摧毀14個重大黑社會性質組織，立案偵辦涉黑涉惡團夥364個，查扣涉案資產29億元。現在則有‘民生工程’。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崔之元，現任重慶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助理（掛職）撰文‘重慶"十大民生工程"的政治經濟學"’指出重慶模式的特點乃‘國資增值與藏富於民並進"與"地票交易促進城鄉統籌發展"。
重慶自1997年成為直轄市，人口3300多萬，70%-80%為農村人口。2010年6月，重慶市委三屆七次全委會審議通過了‘中共重慶市委關於做好當前民生工作的決定’，打出‘五大重慶’口號：‘宜居重慶、暢通重慶、森林重慶、平安重慶、健康重慶’。
國資增值與藏富於民
從2002年到2008年6月底，重慶市屬經營性國有資產從1700億增長到7 000億，增加4倍，2009年，已經突破9 000億元，今年超過萬億元。2002年至2008年間，全國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的工業產值增長率是3.7%，而重慶的增長率是19%。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強調，要通過國有資本對社會資本的影響力和帶動力，實現國有資產的增值，從而有經營性收益上交，使政府有能力減稅，促進民營經濟發展。重慶的具體做法有三：一是對市屬8大國有投資集團‘五大注資’，即國債注資、土地儲備收益注資、存量資產注資、規費注資、稅收返還注資，從而增加國有企業的淨資本金，加大融資能力；二是財政局對國有投資集團的融資活動不擔保，各大投資集團之間也互不擔保，集團內規費資金專款專用、不交叉混用的“三個不”；三是投資集團資產負債、現金流、投入與資金來源實現“三大平衡”。
崔之元認為，“五大注資”說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國有經濟，不是國家行政權力任意干預的經濟，而是國有淨資本在市場經濟中運營增值的經濟。舉例建設道路，邀請民營資本或外資搞BT(Build and Transfer，建設後再轉讓），然後重慶國投公司盡快回購，因為路一旦建成，土地收益就上漲，重慶國投公司就有了來自公有土地增值的資本金注入。2004年，重慶修建朝天門長江大橋，3年後重慶城投就回購，因為朝天門長江大橋周圍7000多畝土地已經進入城投的土地儲備。黃奇帆副市長還把公益性國有投資公司的稅收返還，進一步壯大國有淨資產。
2002年底重慶有1000多家國有企業，欠工商銀行157億貸款。2004年，黃奇帆牽頭組織渝富公司與工商銀行協商，重慶市屬國有企業渝富公司以帳面價值的20%一次性買下壞賬，渝富公司接手重慶國有企業的壞賬。還有接下私營企業的爛攤子，例如重組"西南證券"，參與重組的國資和民營資本都實現了增值。
重慶從國家2009年1-5月5萬億元新增貸款拿到了1500億元。重慶市不用政府財政擔保，而是通過政策增加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資本金，提高向銀行的融資能力。另外，西部12個省市的西部大開發優惠政策之一是企業只征15%的所得稅，目前只有重慶還在使用15%的稅率，其他省市由於地方財政壓力放棄優惠，仍然徵收33%的企業所得稅。
重慶引進惠普、宏碁、英業達、富士康等一批國際IT企業，2015年將形成8000萬台產能、7000億元產值、1000億美元進出口的筆記型電腦產業基地。市政府每年將投入3億元，扶持微型企業發展。
城市規劃列出一系列目標：高速公路通車里程提高到3000公里；鐵路運營里程提高到2300公里，基本實現“8小時出海”；市內軌道交通通車里程提高到200公里，貫通主城9區，要用輕軌將新建的主要公租房片區連接起來。
準備出臺解決‘微型企業’（"大學生"、"殘疾人"和"下崗職工"的創業）的資本金問題的重大政策：如果原始創業者投入的資本金是10萬元，政府就給予10萬元的稅賦補助；如果投入的資本金是100萬元，就給予100萬元的稅賦補助；上限為500萬元。同時，採取措施發展6種非銀行信貸業務，包括擔保公司、小額貸款、私募股權基金（PE）、信託、風險投資和金融租賃。2010年1到4月，重慶中小企業貸款餘額增長80多億元，在全國增長率是比較高的。
重慶市市長黃奇帆說，必須嚴格控制國有土地出讓價格，降低商品房成本，經濟適用房土地出讓價不超過房價的1/6，中低檔商品房地價不超過房價的1/5，高級商品房地價不得高於房價的1/3，即嚴格限制地價不能超過房價的1/3。全國多數城市購房的契稅是3%至5%時，重慶購房的契稅一直保持在1.5%。重慶市居民第一次買房時，貸款可以抵扣地方所得稅。2009年上半年的資料顯示，重慶主城區買房的人當中，42.5%購房者來自重慶四十郊區縣。
美國《紐約時報》前總編掦言在重慶看到‘延安精神’：將1000萬農民工轉城市戶口，又建設3000萬平米公租房，比如“民心佳園”，租給中低收入居民、進城農民工和剛畢業的大學生，租金比市場價格至少低40%。一萬多所中小學、幼稚園配備了5500多名校警，確保518萬名學生的人身安全；中小學塑膠跑道從過去的260多條增至1000多條，一周體育課從2節增加到4節；修建了70多條登山步道；外出務工的農民留在農村的老人和孩子，得到政府悉心照顧；對廣大低收入群眾實行基本醫療藥品零利潤。
引起爭議的地票交易
重慶形成三軌並行的土地供給架構：國家下達的建設用地指標，用於國家重點項目用地、工業用地和公益性建設用地；國家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的增量指標，用於滿足各區縣縣域經濟發展；地票指標則用於主城區經營性用地，主要是房地產開發。其中以‘地票’最具爭議。
2011年第02期《財經》姚佳威撰文‘重慶“地票”繼續試’梳理‘地票’的來源。“地票”概念從重慶發端，是指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包括農村宅基地及其附屬設施用地、鄉鎮企業用地、農村公共設施和農村公益事業用地等，經過復墾與驗收後所產生的可交易和轉讓的用地指標。
黃奇帆認為以交易所為平臺進行置換買賣，如同股票，又以土地為對象，就叫“地票”。2008年8月，國土資源部與重慶市政府簽訂戰略合作協定，支持重慶探索土地利用新機制和耕地保護新模式，支援重慶設立農村土地交易所。10月，黃奇帆在向重慶高校和學術研究機構報告時，首次在公開場合提出“地票”概念。12月4日，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為重慶農村土地交易所掛牌，中國史上首個農村土地交易所正式成立。該交易所由重慶市政府出資設立，註冊資金5000萬元。同日，中國第一張含300畝土地的地票，以2680萬元的價格，被一家私企拍走。自2008年底第一次地票交易會後，重慶地票價格維持在8萬元左右。地票誕生之初的幾筆交易中，市政府土地儲備中心購買了約一半的地票，而用地大戶——房地產企業購買地票則只占成交總量的五分之一。
2010年8月後，重慶主城區商業開發用地招拍掛，參與企業必須持有地票才能入場。地票價格旋即上漲，目前每畝地票可在土交所拍到17萬元，交易量也逐漸增加。截至2010年10月，重慶農村土地交易所共組織18場地票交易，成交面積3.47萬畝，成交金額43.31億元。已有27宗地票6269.5畝獲征（轉）用批復，主要在九龍坡、渝北、大渡口、南岸和江津地區落地。在符合規劃的前提下，均可在主城區和其他區縣“落地”。此前，重慶最偏遠、經濟不發達的城口縣，建設用地指標價格每畝僅2萬－3萬元，而在交易所拍賣後，目前最高可達17萬元，溢價八倍有餘。企業在農村土地交易所拍得地票並選定土地後，仍需經公開招拍掛程式，與其他企業競標。重慶農村土地交易所與有關銀行簽訂了地票質押合作協定，重慶嶺尚農業發展有限公司以購買300畝地票作質押，獲得了銀行提供的總額3000萬元人民幣貸款。
重慶市政府於2010年9月出臺文件，嚴令地票收入必須全部反哺三農，其中85％歸農民個人，15％歸村集體，用於農村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和農民社會福利。可是，當前全國土地炒作之風難以壓制，重慶也不例外，地票之出現似乎無補於事。
根據2010年12月03日<重慶晨報>，11月30日，市土地交易中心推出大學城兩宗土地進行拍賣，一塊面積299.3畝，一塊255畝。新鷗鵬、金科、華潤、北京城建、名流等13家企業爭搶。土地競拍起價為3.4億元，最終新鷗鵬以9.7億元成交，每畝324萬元，樓面地價2600多元/平方米，創大學城新高。
11月，保億以6.4億元競得蔡家組團227.56畝土地，福建中庚也以3.9億元在蔡家拿地291畝，和黃以13.1億元拿下照母山山腳下地塊，喜地山在江北嘴拿下黃金地塊。中冶、香港置地等企業也紛紛在主城拿地。
中國指數研究院的統計資料顯示，截至2010年11月22日，上海、北京、大連等城市土地交易量排至前十名。上海土地出讓收入以1369.94億元高居榜首，北京以1004.48億元位列第二，重慶則以326.14億元位居第十位。北京住宅用地每平方米同比增長56%；商業辦公用地均價增長100%。大連的土地價格今年更是一路飆升，住宅用地均價暴增237%，商業用地均價暴增314%。
國土資源部黨組成員、總規劃師胡存智明確指出，“地票交易，全國就重慶一個地方試驗。”可是，成都首次面向開發商的農村建設用地指標交易所突然被國土資源部叫停。據悉，之前成都地票交易火爆，導致“抬高土地價格”的連鎖反應。2010年12月17日，成都市面向開發商的首場“地票”拍賣在成都農村產權交易所開場，179家開發商（包括保利、萬科等外地大開發商，也包括中石油等主業非地產的大國企）參與2000畝建設用地指標的競拍，結果成交均價72.89萬元/畝，總價14.578億元，溢價率達385.93％，是起拍價（每畝15萬元）的近5倍。
未來兩年至三年，重慶全市約有45萬戶農民由小村落集中到大村落居住，將節約建設用地41.3萬畝。到2020年，隨著重慶1000萬農民轉戶進城，將節約建設用地指標260萬畝。將來，這也許又成為各大地產商爭奪的‘獵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