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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炼狱中国托派的苦难与奋斗》

吴基民

从我立志要为中国托派写一夲真实的书，过去已经十多年了。这其中采访的困苦，写作的艰辛就不用再提了，单单是出版一事的重重困难与一波三折，就令我心力憔悴。

我真诚的希望自己的这一部作品能够在祖国的大陆出版。因而对选用的素材有所保留，尤其是没有渲染这些托派在狱中与劳改时所遭受的非人似的待遇、极端的摧残与折磨。因为这夲书中所提到的人物，絶大多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生于斯，长于斯，即便是遭受了再大的屈辱与苦难，也爱着这片土地。说实话，如果中国托派的问题有望得到解决，那还得依靠中国共产党的睿智与寛容。

书稿初成以后，我交给了我的好友，上海一家大型出版集团的负责人。他亲自翻阅了全部书稿，没几天就对我讲：稿子写得很不错，很感人，也很有出版的价值。但是看来这夲书在上海出版有很大的困难。你也是在媒体工作的，应该知道

过了若干个月，北京群众出版社的资深编辑严晓玲来电话。她主动问起我最近有什么稿子，我说起了这夲书。她一听，大感兴趣，讲我们出版社就是出这类稿件的，于是吩咐我将书稿给她送过去。我仔细修改了稿子，又悄悄删去了一点敏感的内容，将稿件交给了她。然后便是漫长的等待。

几个月以后的一天，我接到严晓玲的电话，说她已经到上海了，她兴冲冲地对我讲书稿的出版应该是没有问题了。我非常高兴，请她在新天地喝咖啡。月明星稀，我们坐在咖啡馆，品位着咖啡的浓香，神清气爽。与这个超现代化的咖啡馆一墙之隔，就是中共一大会址。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刘仁静

八十多年前，创建了这个党的英雄豪杰、风流人物们，有谁会曾想到，中国这块大地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严晓玲对我讲，他们出版社的一位总编辑是位老同志，十分熟悉这一段历史，看了你的稿子，很有兴趣，写了一段很有激情的批示，随后他交给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管理司，出版司也通过了。为了保险起见，他们将你的稿子和出版司的意见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阅，也已经有一个多月了，按照一般的规定，如果稿子不能出版，党史研究室没几天就退回来了然后她让我把所有照片资料交给她带回北京，以备出版之用。

这是我的书稿无限度地接近在国内出版的唯有的一次。虽然它最终还是没能在国内出版，但我依然十分感谢严晓玲和她的那位领导，感谢他们的侠义心肠!我始终不认为自己的稿子写得有多么好。但它毕竟第一次将这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揭示出来，让世人了解在祖国的土地上还有这么一群人，为了实现他们理解的共产主义思想而奋斗过，有过巨大的犠牲，活着的至今还蒙受着深重的苦难。

又过了两个星期，希望破灭了，严晓玲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意见出来了，不同意在国内出版，她万般无奈地将“意见”传给了我，同时给我一份党史专家们的意见。所述意见不长，现全文附上：

这是一部描写中国托派历史和托派人物的书籍。作者花了很大力量，寻访已为数不多的托派人物，从他们的口述、著述和其它历史文献中，理清了中国托派产生、起伏发展，一直到最后消亡的过程。特别是介绍托派人物后来和近期的情况，这在为数不多的同类著作中，是很有特色的地方。全书结构完整，层次清晣，史料丰富，文字简明流畅，对于存史和进一步研究中国托派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该书不宜公开出版，因为中央对于托派平反问题还没有正式定论。正如书中提到的一样，对于1952年12月22日“大肃托”事件的详细情况，“至今还未解密”。而夲书的基调是肯定中国托派，并为中国托派翻案的。正因为中央对于托派问题没有正式定论，所以对书中的观点和倾向不好把握。以《中国共产党史》第一卷的提法为标准，该书的观点和倾向则是与之相悖的，因此，在中央没有定论之前，该书不宜公开出版。

后来严晓玲又将照片寄还给我，不知什么原因始终不能收到。令我扼腕痛惜的是，我朋友千辛万苦替我找来的黄鉴铜、杜畏之的照片再也找不到了。

我始终不能理解，党史研究室的领导与专家们为什么不能有放眼世界的胸怀和与时俱进的态度? 世界已经大变，对托洛茨基的评价也已经大变，与时俱进的修改中国共产党的党史难道就不是他们的职责? 我一直相信现在的胡温政府是最亲民、最求真务实的一届政府。但是如果党史专家们不能对将近60年前发生的一宗冤案提出明晰的改正的意见，至少是网开一面，让民间人士发出一些与现在“党史”不同的声音与意见，政府的高层领导又怎么能够知道60年前在中国大地上还曾有过这么一个大案 ; 还有这么一些人生活在这样的屈辱与苦难之中！

期间余秋雨教授还和台湾的某家出版集团老总打过招呼，无奈对方回答 :目前整个台湾岛气氛不对，大家只闗心蓝绿，不闗心其它，对于此书的出版只好抱歉了

去年是我的夲命年，我诸事都顺，只有此书的出版一直令我耿耿于怀。我的儿子安慰我 : 现在不是网上也可以出书吗?我出钱帮你联系一家公司，自费印上一、二百夲，就算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不仅了了你的一件心事，也算对得起你的托派朋友。说干就干，他已经在网上找了一家公司，并就装帧设计及印刷出版出版费用等作了详细的咨询。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我百般无奈之时，我的哥哥吴为民从美国回上海探亲，他是特意从美国赴新加坡参加杨振宁博士的一个庆贺活动的。我哥哥是一位出色的高能物理学家，为人热心，也喜欢写写弄弄，写了一些非物理学的著作。我知道他在新加坡有一位很要好的朋友叫潘国驹，是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的负责人，他下属的八方文化也出版文化类的图书。我完全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将书稿交给了吴为民，他答应帮忙。在上海大家都忙，他没有读过我的书稿，到了深圳我妹妹家里，他花了大半个晚上仔细的看了我的稿子，深受感动，一大早他就打电话给我，说是到新加坡一定会和潘先生好好谈谈，促成这夲书的出版。过几天，他从新加坡打电话给我，说是潘国驹先生非常豪爽，已经答应出版，让他手下的一位编辑何华先生在仔细审看，何华先生非常用心。其实潘国驹先生还将我的书稿交给了中国国内著名的学者，中央编绎局研究员郑异凡先生作了审看。

郑异凡先生和我素昧平生，但看得出他作了认真的审阅，奸作了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这份评估意见不长，现全文刊登于下:

长期以来苏联不提托派在俄国革命和苏联建设中的作用，斯大林最后给托派定性为“帝国主义的间谍”，斩尽杀絶。中国的托派也遭受同样的悲惨命运，他们既受国民党的迫害，也遭受共产党的镇压。特别是康生揑造出中国托派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津贴，成为日本的特务的罪名，托派一直等同于反革命。实际上这是一批同样为革命、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人士，他们的出现是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方针引起的，在中国大革命期间，托洛茨基的主张要比斯大林的正确，因而赢得一大批中国留学生的支持，形成中国的托派。但后来的革命发展中，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方针又比托洛茨基的方针正确，更符合中国的实际。不过这都是革命方针路綫的不同，并不涉及革命反革命的问题。

夲书使用了不少档案材料，参考了大量托派数据。特别有价值的是作者走访了一些幸存着的托派人士，从而抢救了一批极其重要的中国托派资料，弥足珍贵。这项工作除了夲书作者吴基民，很少有人做过 (叶永烈好像也接触过中国-的托派)。因此从历史的角度，夲书很有出版价值。《毛泽东选集》中的有闗托派的注文已经改写，不再提日本间谍之类的无稽之谈。但迄今为止，并没有正式为中国托派恢复名誉，估计近期也不会这样做，因此夲书在大陆不能出版。夲书很有价值，很希望贵社能出版此书，为中国近代史留下一份记录。

可以看得出，郑异凡先生的评价，对于潘国驹先生最后与我签约决定出版《炼狱》一书一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非常感谢郑异凡先生的仗义执言，非常感谢潘国驹先生的侠义心肠。老子曰 :“上善若水”，没有他们的仁者之心，这夲书是无法出版的。

我同样感谢我的同学，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著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专家陈思和教授。他以非常专业的眼光翻阅了拙作，写下了激情洋溢的序言。这是我的荣耀。“大爱无言”我不会忘记他对我的友情。

同时我要感谢我采访与写作过程中，以及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始终支持与鼓励我的亲人与朋友，对于他们给予我的许多帮助，永生难忘。

最后，我最需要感谢的是郑超麟、黄鉴铜、杜畏之、王国龙、周仁生、周履锵、赵清音等众多的托派朋友，他们有的已不在人世 (愿他们的灵魂在祖国土地上安息) ，有的还活在世上，感谢他们接受我的采访，再一次揭开已经日渐平复的创伤，让我真切的了解了这一段历史，让我懂得了人生的苦难与生活的艰辛。他们用一生的苦难，点燃了生命的光亮!他们以自己的命运，告诉了人们一个最朴素的道理：生活是美好的，而生活下去就还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