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坦努乐
第四国际的国际委员会（IC）在2009年2月的会议上，讨论了丹尼尔•坦努乐起草的关于气候变化和气候运动的报告，以下是我们对该报告所作的修改版本。此报告已被用作第四国际世界大会撰写关于这些问题的决议的基础。
我们希望该报告唤起其它人的来稿 ― 来自参加了该文本讨论的国际委员会成员，或来自从事气候变化运动的活动分子，尤其是来自研究生态和社会之间的联系的积极分子们的来稿。我们期望，这类稿件的出版，有助于集体的反思。
I． 气候威胁：原因，责任，社会和生态的影响
遭受了环境灾难的津巴布韦的卡里巴湖（民主开放，公共创作）
1.气候变化是一个没有先例的事实。
气候变化是一个事实。在20世纪，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上升了0.6摄氏度，海平面上升了10至20厘米，冰川几乎处处都后退了很大的比例，北大西洋的旋风暴力增加了，有更多的极端天气现象，如暴风雨，洪水和干旱，记录在案。
这不是一个周期性变化的问题（例如，“厄尔尼诺”现象），而是深刻长期的变化问题，显示了气候系统的严重总体不平衡。这些不平衡的发动机 ---平均地表温度的上升 --- 已经达到至少一千三百年来的空前规模。这种上升同另一个现象是密切相关的，是八十万年来史无前例的：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以碳酸气和甲烷形式的增加，--- 这二种气体对温室气体效应的作用，已经由物理学确立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温室气体的排放是目前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这个解释，超过百分之九十是确定的，不再是科学层面上可信与否的争论问题。众所周知，目前的全球变暖是前所未有的，根本上不同于其它已知的地球历史过程中的全球变暖阶段。在过去的间冰川期，地球相对于太阳的位置自然变化，或在太阳活动中引起全球变暖，有利于生命的发展，这发展反过来又导致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进一步加剧全球变暖进程。今天，因果关系已经反转：自然因素只解释了非常有限的一部分的全球变暖（约百分之五至十）；当前气温上升的主要部分， 直接来自于人类活动造成的大气中二氧化碳和甲烷浓度的急速上升。换句话说：以前气候变暖造成温室气体效应的增加，今天温室气体影响的增加，直接导致气候变化。
2. “气候变化”的说法是误导性的：我们面临着一场残酷的动荡，它在人类时间上是不可逆转的。
“气候变化”的说法是误导性的：它使人觉得那是一个渐进的改变，而我们面临的是一场残酷的动荡，它的速度正在加快。其肇因是三种增加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经济活动：
（一）森林，天然草地，土壤和泥沼碳含藏有机质形式的碳。砍伐森林，把自然草场改造成耕地，湿地的排水和不良种植方法会使这些碳释放出来。此外，过度使用人工硝酸盐的化肥（17.9% 的排放率）造成另一温室气体氧化亚氮的排放；
（二）任何燃烧都会引起二氧化碳（CO2）的排放。但是，生物材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同化石燃料（煤炭，石油，天然气）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前者因为生态系统（绿色植物和海洋）不断的吸收和排除二氧化碳（即“碳循环”），它的循环回收没有任何的问题。相反，后者只能在一定限度内被回收。现在，两个世纪的化石燃料的燃烧，已非常迅速和持续地把大量二氧化碳（56.6%的排放），注入到了大气中；
（三）某些工业生产过程，对温室气体（氟化气体）的排放是有责任的，它们的性质却还是未知的。
大气中，天然存在的碳的浓度非常微弱。正是这个原因，人类的活动才能对气候系统产生这样的影响。目前，我们送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总量，是自然吸收能力的两倍。未吸收者积累下来，导致温室气体增加，温度因而升高，而这种积累往往随着全球变暖而增加。因此，全球变暖的主要机制，可以总结为，来自人类活动的气体排放使得碳循环饱和。
这气候变暖对于人类是不可逆转的。即使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立即稳定下来，全球变暖的影响也会让人感受近千年，由于巨大海水的温度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变均匀。在完全不稳定的条件下，该机制将不可避免地疾速加快，引发出极其危险的现象，例如两极冰盖解体，或者释放永久冻土中甚至海洋深处含藏的大量甲烷。
押赌于以下的想法是错误和危险的，该想法就是：煤，石油和天然气的存储耗尽的时间，正好是可以让人类免遭这些重大危险的时候。事实上，已探明的化石燃料储备（特别是煤炭）足以造成无法控制的危险加速来临。在这种情况下，地球可能会再次发现久违了六千五百万年的条件，因而是人类从未经历的状况：世界上没有冰，海平面将比目前水平高约100米。
3. 一般来说，气候剧变不是因为“人类活动”，而是由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来这种活动的形式。
就像媒体和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所说的，一般来说，气候剧变不是因为“人类活动”，而是由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来这种活动的形式，特别是化石燃料的燃烧。这种现象的原因基本上是在于资本主义和生产主义的积累逻辑，其历史的重心位于帝国主义大都市。
没有煤炭，工业革命的经济起飞不可能大规模地实行。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气候变化一概归咎于“进步”，那不过是简单粗鄙的说法。事实上，相当快地，一些利用可再生能源的新可能性出现了，它们有可能把合理的发展和环境的保护协调起来。在这方面，有一个明显的对比，就是：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国家）持久地漠视光伏效应（或光电理论）（1839年发现的），而立即地迷恋于原子裂变。不提供大量的公共投资，核工业的发展就不可能，尽管这种技术有可怕的危险，这种公共投资仍旧获得批准授权。太阳能的潜力却从未受益于这种关心。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大能源集团获得了举足轻重的分量，使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利益塑造能源系统。这些团体的权力，不仅来源于这个事实，即：对于任何经济活动而言，能源是至关重要的，并且能源投资是长期的，而且还基于这一事实，即：化石燃料储量的有限性及其私人占用的可能性提供了实行垄断价格的可能，从而以能源租金的形式，获得稳定的巨大超额利润。
石油作为一种高能而廉价的液体燃料，它特别的关键作用是越来越多地聚集和集中资本，控制这一部门以便同时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上，占据战略地位。电力工业和依赖石油的大部门（汽车，造船，航空，石油化工），同煤炭生产企业一起，还有石油跨国公司，有系统地阻扰替代能源资源，技术和分配模式的使用，同时在系统和产品的层面上，鼓励过度消费，并限制能源使用效率的进步。
为了了解气候变化的机制，我们必须补充分析，考虑资本主义总体上聚集中心化的倾向，考虑不断用死劳动替换活劳动，技术标准化和世界市场上大众消费品的过度生产的资本主义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趋势特别导致数以百万计的私人汽车的生产。在“拉动”战后数十年的长期扩张波的同时，这种生产也造成化石燃料使用的爆炸性增加，因而造成碳排放量的爆炸性增加。
最近，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向新兴国家的大规模资本输出，面向世界市场的精益生产，公共交通（特别是铁路）的拆除，以及航空运输及航海运输的大量增加，进一步加剧了该现象。
4. “实现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负有重大责任：放弃世界革命，他们盲目模仿生产主义和复制资本主义技术。
在气候变化的分析中，试图走另一种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的责任，是无法逃避的。主要是由于其官僚蜕变性，这些国家返回生产主义，使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的浪费，到达前所未有的程度。
沙皇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革命和内战结束后，不诉诸化石燃料，它不可能重新站起来。这部分地有助于解释，对于不可再生能源基础上的制度的必然僵局，苏联理论家缺乏前瞻性的思考，但其它因素可能必须加以考虑（见下面的第4章）。看来，肯定的是，随后的苏联经济发展，有可能利用其它的选择，但斯大林独裁政权和 “社会主义先在一国实现”的蜕变阻止了这种可能性。
放弃世界革命的观点，指望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希望维护自己的特权，扼杀创造性思维，斯大林官僚集团选择既要遵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发展踪迹 --- 由军事技术推进 --- 又要模仿资本主义能源系统 --- 配合资本的需要。在赫鲁晓夫赶超美国的幻想下，这种逻辑达到了高潮。它特别导致了无意义的核能发展，导致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灾难。
以材料消耗的吨位为基础的奖金制度，为生产结果而以物质奖励管理人员的官僚模式，构成了浪费的一个特定因素。以资本主义模式作为比较参考点，其结果是一个更加污染和浪费而效率更低的能源系统。
最后，蔑视群众的需要，把他们排除在政治决策之外，把他们维持在互不来往的社会原子化状态的意愿，导致在主要的一系列领域（城镇和农村规划，建筑，城市规划...更不用说强迫型的农业集体化）中的非理性选择。这些选择的结果加剧了资源浪费和整个系统的能源效率低下，更不用提在其它领域的严重后果，特别是污染和公众健康。
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开始代表世界排放量的一个重要份额。把这些国家每年碳气体人均排放量吨位，和同一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排放量的吨位作比较，清楚地表明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在破坏气候上的特别责任。例如，就在柏林墙倒塌前，捷克斯洛伐克每年人均排放20.7吨二氧化碳，东德每年人均排放22吨。相比之下，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 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大二氧化碳排放者 --- 那个时候的每年人均排放量分别为18.9 ， 16.2和15吨的二氧化碳，而它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相当高。
5. 气候变化给人类和生态系统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气候变化给人类以及生态系统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毫无疑问，即使是有限的温度上升，其负面影响远大于其积极作用。根据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 [1]
对于1℃到5℃之间的任何温度增加，亚热带和半干旱热带地区的干旱会强化。增加2°C时，每年有数百万人可能会受害于沿海洪水。增加3°C时，大约有百分之三十的沿海湿地将会消失。
目前，全球变暖正在减少为当地居民生产生活资料的小农们的收获和小型渔民的捕获。增加1°C以上时，预计热带地区某些谷物的生产率损失将会有增加，增加3.5°C以上时，这些地区所有谷物的生产率损失会增加。在温带地区（高纬度地区），据估计，增加1°C以上时，某些谷类的生产率将有提高，然后，从+3.5°C起，则生产率的下降越来越普遍。
另外，由于营养不良，腹泻，心肺呼吸和传染病的增加，卫生系统已经面临着额外的工作量，而那些疾病的增加是气候变化的后果。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上升已经体现在热浪、洪水和干旱中，就像某些疾病的传播媒介（按蚊传播疟疾，虱蝇传播莱姆病...
）覆盖区域的变化所反映的那样。更有甚者，燃烧化石燃料造成的空气污染，特别是细微颗粒污染，是令人极为担忧的、哮喘一类呼吸系统疾病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
从增加1°C起，据估计，百分之三十的动物和植物物种灭绝风险会增加。至于上升5摄氏度以上，这将意味着世界各区域大量的物种灭绝。这些预测更令人吃惊的是，同60万年前地球所经历的恐龙消失时候相比，今天其它因素（如土地使用）对物种灭绝浪潮有更大和更迅速的作用。超过其重要的审美，情感和文化的影响，这个生存数据的根本贫困问题构成严重威胁。事实上，调节生态系统特别是耕地生态系统的适应能力的，是生物多样性，例如，选择种植适应气候变化的植物的各种可能性。
从大约2.5摄氏度增加起，
15%至40%的陆地生态系统排放的二氧化碳开始多于吸收的，这表明，碳循环的饱和将增加，全球变暖自身将因为无法控制的雪球效应（“失控的气候变化”）而加强。
据某些预测，在人类层面上，随着温度的上升，各种灾害，疾病和短缺的附加受害者趋于增加得更多更迅速。3.25℃的上升（相对于前工业化时期），这个数值位于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预测的中段左右，这时，从现在到2050年，沿海洪水将造成1亿至1.5亿受害者，饥民高达6亿人，疟疾患者达3亿，而水资源短缺将影响到35亿多人。
这些估计的明显特点，是或多或少的高度不确定性。此外，特别地，如果全球变暖仍然是有限的，这些影响受制于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增加或减少它们的社会因素。没有政策的改变，它的情形仍然如此，即：威胁的总体规模相当大。
6. 今天，南方各国人民已经为气候动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是气候动荡的主要受害者。
平均而言，2000到2004年间，每年有326次的气候灾难的记录：他们造成二亿六千二百万受害者 --- 几乎是1980年和1984年之间的3倍以上。2亿多的受害者生活在非经合组织国家中，而这些国家对温室气体的增加，只负有微小的责任。2000-2004年，在发展中国家， 19个居民中就有1名受到气候灾难的影响。经合组织国家的相应数字是1500人中有1人受害（比发展中国家低79倍），参见[2]。
除非应用适当的政策，否则气候偏差问题将加剧并达到戏剧性的比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承认，由于气候变化，即使是“千年目标”也将无法实施，而它们显然是不够的。在气候灾难事件中，一些最贫穷的国家可能陷入一连串没有出路的社会和经济倒退。例如，数以亿计受到海平面升高威胁的人中的绝大多数，处在中国（3000万），印度（3000万），孟加拉国（1500-2000万），埃及（1000万）和其它三角洲 --- 特别是湄公河和尼日尔三角洲（1000万）… 海平面升高1米，越南四分之一的人口，将不得不转移。
粮食不安全性的升高是气候偏差的另一个显著范例。根据某些资料来源，到2080年，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潜力，可能会增加百分之八，而发展中国家将会减少百分之九。拉丁美洲和非洲将成为受影响最严重的大陆，生产率的损失高于百分之十二，甚至百分之十五。按照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亚洲的某些地区，非灌溉农业的生产率，在未来20年可能减少一半。
其后果可见诸于这些情形：对资本主义农业的强烈依赖，大庄园主统治的增长，打击小农户的日益严重的贫困和饥荒，农村移民和环境退化。
7.卡特里娜飓风的例子也表明发达国家工人和穷人面临的危险。
2005年9月，袭击新奥尔良的卡特里娜飓风表明，面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工人阶级中最贫困的阶层几乎没有比帝国主义主导国家的群众更好的装备：他们居住的地区最容易受到灾难，他们没有逃难工具，或者因为担心无法返回家园和失去一切而害怕这样做，他们的财物没有投保，或不足以投保。
卡特里娜导致1500人死亡和78万人流离失所。其中的75万人没有任何保险。新奥尔良人口包括百分之二十八的穷人（美国平均数是12%），而非洲裔美国人中的穷人占百分之三十五（美国平均为百分之二十五）。他们居住的街区受影响最严重：淹没区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是黑人。
由于公共部门当局并没有组织疏散， 48万城市居民中的138,000人，陷入了困境。没有饮用水，没有电或电话，援助来到以前，他们等待了5天多。他们绝大多数是穷工人，失业者，贫困儿童和没有资源的老人。
这张清单同美国统治阶级一般的阶级，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尤其是布什政府的政策，是分不开的。从2003年起，为了给“反恐战争”提供资金，联邦政府系统地减少了分配给负责维持堤防部门的预算； 2005年，该部门只收到了它所要求的资源的六分之一。灾难后，通过一项旨在驱除穷人出城和攻击工人赢得之社会成果的（特别是最低工资条款的废除）重建方案，这种傲慢和残酷的政策，在继续实行。
这张清单也离不开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其它社会不平等现象，首先是加诸在妇女身上的不平等现象。美国黑人妇女（和她们的孩子）付出了最沉重的灾难代价，这并非偶然的。一方面，妇女处在气候威胁的前沿，因为在13亿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们中，她们占百分之八十。另一方面，因为她们所受的压迫，妇女以一特殊方式受到影响。例如，在最不发达国家，由于气候变化，导致必须收集较多的木材取暖，农业工作的收入则减少，而两项工作主要由妇女担任。在较发达的国家，不稳定的就业，非全日制工作和低工资特别影响妇女，因此她们较少可能保护自己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在这两种情况下，其后果更严重地影响到独自抚养孩子的妇女，特别是其中的年轻妇女。
II. 拯救气候的物质和人力限制
8. 最大的紧迫性。看起来，情况并非即使温室气体的排放非常疾速的减少，也不再能使我们不越过危险临界点。
按照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说法，从现在起到2100年，维持温室气体排放的目前趋势将导致平均地表温度的上升，同1990年比较，上升的范围在1.1到6.4摄氏度之间。范围幅度的解释，一方面来自气候模式的双重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来自人类发展的方式。
立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1990年至2006年观察到的气温升高处在各种预测范围的较高水平上，我们得出结论，随着不变的政策，在相对短的期间，人类很可能会面临至少高出18世纪末气温4.5摄氏度的热变化。
这个变动将代表这样的一个变化，其存在的条件，至少同2万年前分隔现代时纪和上一个冰期的那种情况是相当的。但是，远非用几千年的时间，这个变化可以在几百年，甚至更少的时间里发生。这种速度，严重降低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的适应可能性。
1996年，欧盟把最多上升2℃定为其气候政策的目标。上述决定的基础是对危险临界点达到时间的估计。自那时以来，这些估计数已向下修正，因为专家把临界点定在1.7°C左右。事实上，我们看到，对于这个修改的临界点，风险已经很高，尤其是在三个方面：生物多样性的下降，海洋水平面的增高，热带和亚热带国家的农业生产率。
前工业时期以来，地球平均地表温度增加了0.7摄氏度，而且一个0.6摄氏度的不同的气候变暖可能已经在酝酿中。因此，拯救气候的回旋余地是极其狭隘的。局势的紧迫性，必须被视为最高级别的。
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活动，或多或少都有一长段时间（CO2有约150年）。由此推断，温度的稳定意味着排放量减少，在温度的稳定目标定得低的情况下，意味着更迅速和严厉的排放量减少。
在其第四次评估报告（2007年）的框架内，IPCC测试的最为彻底的方案，包括一个稳定在百万分之三百五十至百万分之四百单位（ppm）之间的CO2的大气浓度，相当于445-490 ppm浓度的二氧化碳当量[3]。这种方案意味着：（i）从现在到2050年，总排放量减少50%到85%； 及（ii）最迟到2015年，温室气体排放的数量在世界水平上开始下降。
发达国家应承担超过百分之七十的气候变化的责任，因为二百多年来他们一直在燃烧化石燃料。因此，发达国家和帝国主义控制的国家的努力，必须联系其历史责任做验证。在这种情况下，从现在到2050年，前者应减少其排放量的80%至95%，从现在到2020年，开始减少25%至40%。至于后者，按照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从现在起到2020年（对于非洲，到2050年），它们的排放量将“大大偏离所参照的方案”。 [4]
二氧化碳是任何种类燃烧的一个必然的产物，矿物燃料之燃烧提供了世界能源供应的百分之八十。因此，上述目标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它们意味着，要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实现这些目标，差不多要求完全放弃使用矿物燃料，因此必会有深远的社会经济突变。
即使上述目标实现，气温上升可能会稍微超过2 ℃ ：按照IPCC的说法，结果数字在2至2.4 ℃ （在大约一千年的范围里）之间。换句话说，似乎不再可能不越过危险临界点。我们只可以得出一个理智的结论：最严格的减排目标是必要的，尽可能地不让所定的目标模糊不明，而是一个不能避免的“必须”。
9. 鉴于IPCC的报告低估气候变化的某些参数，故所制定的目标更是必须遵守的。
为了充分衡量挑战的规模，有必要明确，IPCC所得出的结论依赖于保守的假设，因此，为谨慎起见，我们应该以最坏的估计，作为将要采取的行动的基础，并把它们作为最低限度的必要条件。
此谨慎的需要特别地来自两个因素：
a）IPCC低估非线性现象。预测的不确定性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于所谓的非线性现象的极其复杂性，如格陵兰和南极冰帽的可能解体。冰的融化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与其相反，冰帽位移的进展，直至目前为止，日新月异，还没有能够给它建立起一个模型。这无疑有助于解释，为什么1990年至2006年间观测到海平面每年提高3毫米，也就是高于模型预测的百分之六十。格陵兰和南极的冰累积总量分别相当于海平面上升约6米和约60米。然而，根据某些专家的说法，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处在一个跨越的过程中 --- 在另一个方向 --- 跨越相应于3千5百万年前南极冰盖形成的质量临界点。因此在短期或中期，部分突然崩溃是可能的。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它可能会导致海洋水平面提高数米。这是中短期内气候变化加诸世界的一个最严重的威胁。
b） IPCC过度估计经济的碳强度的自发下降。生产一单位GDP需要一定量的矿物能源，从而产生一定的排放量，我们可以经验地观察到，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的能源强度和碳强度相当规律地有所下降 [5]。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不用说，按既定比例减少排放的必要努力，如果同该强度是静态或增加的情况相比，就无须那么大了。IPCC的工作就是基于这样的假设。然而，这同近年来观察的现实矛盾：自2000年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同有关预测的情形相比，它增加了。这特别是因为中国和印度大量的资本投资，导致在这些国家建筑许多燃煤发电厂，生产廉价电力 --- 和为西方市场生产廉价产品。根据某些消息来源，2000年以来，世界排放量的百分之十七的升高是由于经济的碳强度的增加，换句话说，由于使用更多污染的技术。
10. 从源头上减少排放量，是唯一的结构性战略。减少来自矿物燃料燃烧的排放量是当务之急。
从理论上讲，缓解可有三种方式：碳沉积的保护和发展，二氧化碳的捕获和地质封存，从源头上减少排放。只有减少排放量提供了一个结构性的解决办法。
由于滥伐森林是温室气体排放的第二大原因，保护现有森林是阻止气候改变恶化的一种手段。但这并非是一个结构性的解决办法：（i）因为一个成熟森林的碳排放（呼吸放出）同它吸收的（通过光合作用）一样多； （ii）我们已经看到，从某个角度上说，全球变暖使得森林排放量超过其吸收量。
成长中的树木吸收的碳多过排放的。因此，在某些社会生态条件下，种植树木是抗击气候变化的一种手段。但这也不是一个结构性的解决办法，因为：（i）森林的扩大受限于可用的大地表面； （ii）树木倒下（或在一定时间后，取决于木材作何用）时，储存的碳被释放。
“碳捕获和封存”法（CSC）是把二氧化碳从污染工厂的烟雾中分离出来，随后把它深深注入密闭的地库里。可能的地点似乎有大量的容量。这些技术令人作迷的原因是这个事实，即：它使得有可能使用煤炭储备，而煤炭储备量远远大于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量。然而，很明显，CSC也不是一个结构性的解决办法：地库的容量必然是有限的，而且只有大企业排放的二氧化碳可以捕获到。
关于碳循环饱和的问题，减少温室气体源头的排放量基本上是唯一的结构性解决办法。可以对所有有关的温室气体，实施减排战略，但大幅度削减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拯救气候战略的轴线：（i）因为燃烧化石燃料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 （ii）因为二氧化碳是目前主要的温室气体；（iii）因为它在大气中的寿命比较长。
除了这些技术上的原因，应当强调的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把这两者放在同一水平上，一方面是，汽车或航空运输造成的化石二氧化碳排放的减少，另一方面则是，水稻种植产生的甲烷排放的减少或者森林土著人进行刀耕火种农业所造成的非矿物二氧化碳排放的减少。
11. 发达国家能耗的绝对降低是通向可再生能源和气候拯救的条件
大幅度削减化石二氧化碳排放量，意味着在同一时间诉诸两个杠杆：（i）用可再生能源更换化石能源； （ii）降低能源消耗。
各种形式的太阳能技术潜力（风力发电，太阳能热，太阳能光伏发电，水力，海洋），相当于全球能源消耗的7至10倍[6]。由于科学研究和技术的进展，在今后几十年里，它可以大为增加。因此，不诉诸核电的世界经济的总脱碳化，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自然而然，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发展的大幅倒退，也不意味着在摆脱繁重，重复或危险工作方面的倒退。
然而，这一巨大的技术潜力，并没有使可再生能源简单地取代化石能源这样一个方案生效，一切保持不变。事实上， (i)太阳能是分散的； (ii)在世界各个地区，它采纳的形式多种多样，或多或少地可以使用； (iii) 这些形式的大部分是间歇性的，所以它们的使用，要求发展使用新载体和特殊基础设施的存储系统。
这就是说，过渡到可再生能源意味着建造一个新的国际能源系统，一个分散，多样，经济和面向效率最大化的能源系统，它完全立足于太阳能潜力的开发。这是一个巨大的事业，需要重要的投资；因此它需要能量，至少在过渡时期的第一阶段，只能依靠化石的能源 --- 从而成为一个额外的排放源 --- 或者...核能 --- 从而成为不可接受的生态、社会和政治危险的来源（见下文）。
我们已经看到，为了不超过2摄氏度的气温上升之幅度太远，最晚到2015年，全球排放量应开始减少。由此推断，过渡所产生的额外排放必须在其它地方作补偿。换言之，具体地说，气候状况的紧迫性和严重性是如此厉害，以我们目前的知识状态，如果最“耗能”国家的能源消费大幅度减少，在这样严格的条件下，可再生能源之旅，也只提供了一个出路。反过来，这种减少意味着物质交换的减少 ---不是很大但仍然可观 --- 即生产和材料消耗上的交换的减少。
从而，对付气候变化的斗争以决定性的方式证实了更一般的环境问题，即日益快速之节奏的不可持续性，按照这个节奏，资本主义经济从自然环境索取资源，而不考虑它们再生所需要的时间。
12. 发达国家能源消费的减少必须严厉。它不仅等同于维持先前的战果，而且也等于社会的进步。
能源消耗的减少，实质上关系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那里能源经济排放量的可能减少是非常可观的。国与国之间的差别证明了这一点：例如，美国居民平均每年消费8吨石油量，在同等的生活水平下，瑞士居民是4吨。
虽然它们都非常高，但目前对削减潜力的估计数却是大为偏低了。事实上，他们没有考虑到，大多数的结构机制，使资本主义社会成了一部浪费能源和资源的机器：生产过剩和过度消费的趋势，无用或有害的生产（广告业，武器制造等），热能和电力的分开生产，低能源效率的各种器材生产大规模移向新兴国家，而新兴国家则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生产，为了世界市场的及时生产，使得运输业超级发展，加速淘汰的产品，由于战争引起的破坏/重建的错乱，荒谬的资本主义领土组织（郊区，工业区的扩大等），更不用提富人控制物质财产的疯狂，和难以抑制的消费这种大众社会弊病的代价。
在欧盟和日本把能源需求划分为两个，在美国是四个，这是一个在技术上可实现的目标。鉴于能源浪费的具体机制，至少我们可以说的是，这一目标同社会成果的维护是相合的：它可以等同于相当大的社会进步。这取决于政治选择。
13. 没有南方的参与，已不再可能拯救气候。南方人民发展权的具体化只能求助于清洁技术。
即使是发达国家水平上的最严厉的努力都不再足以挽救气候。除了少有的几年外，帝国主义控制的国家，首先是新兴大国的某种参与已经是不可缺少的。IPCC的数字，建立在不同历史责任的基础上，它们规定，到2020年（非洲为2050年），这些国家必须“大幅度偏离有关的参照情况”。结合森林保护和能源效率的提高，偏离“一如往常”的排放情况的15%至30%，是可以达到的。但是，除了社会战略外， 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权利的具体化，需要大量转让清洁技术，使这些国家能跳越过化石燃料基础上的经济模式。
14.同气候变化作斗争是不够的，必须适应这个现象的现在不可避免的部分。这对南方人民是一项重大挑战。
即使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个非常激进和迅速的减少，也不再可能防止气候变化，其影响正在显现。任何战略，不管它怎样，因此必须清楚阐述这一现象的缓和过程，以及对它部分影响的适应调整，从现在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根据各个国家的历史责任和它们的能力，这一适应调整不可避免。
按一般的情况，缓解和调整适应两者的关系是，前者越是强有力和迅速，后者则越是有限，反之亦然。比前工业时期的温度上升2°C以上时，调整适应将会越来越困难和昂贵。从某种程度起，调适将是不可能的 --- 除了代价为数以亿计受害者的人类灾难和一个非常大规模的生态灾害。
一方面，适应调整并不限于人口保护基础设施的建造或加固（抗洪水或水位上升的大坝，风暴避风港，排水系统等），另一方面，也不限于发生灾难时可用以动员的工具的增加。气候变化影响到社会生活和所有生态系统的所有领域，并有可能在未来影响它们更甚。因此必须采取调整措施的领域有很多，比如：水资源管理，城镇和农村规划，农业，林业，共公卫生，环境政策（尤其是湿地和红树林的保护），饮食习惯，风险保险等。
对于帝国主义国家，适应调整代表一个重大挑战，在这些国家气候变化的影响已被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发达国家为家庭的适应调整在做大量的投资。由于发达国家要承担气候变化的主要责任，他们应当支付欠发达国家适应调整的相关费用。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估计，这意味着，到2015年，每年860亿美元的南北财金转移。
超越技术方面，实际上，最重要的适应调整措施是制止贫穷和大幅度减少社会不平等。事实上，适应调整能力直接关系到资源，社会权利和社会保障系统的有效性。对于最贫穷国家妇女，适应调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挑战，因此也是对整个社会的重要挑战，因为妇女的工作提供了百分之八十的食物生产。
15. 人口水平是气候演变起限定作用的一个因素，而不是气候变化的原因。持续的人口结构的转型是可取的，但没有任何人口控制的政策能够接受气候的挑战。
世界人口的演变明显影响气候稳定情况：对于60亿人口，把排放量除以2，则表示每个人每年可以排放0.5吨碳； 对于90亿人口，所有其它条件相同，则排放量应分为三，那么每年的碳配额将降低到每年人均约0.25吨。但这个总体算法掩盖了一个事实，即一些国家，例如美国，人口占世界的百分之五，消耗的能源占世界的百分之二十五，对四分之一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有责任。
发达国家的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比帝国主义控制的国家多8至20倍。如果考虑1950-1990年期间，我们看到：（一）所谓“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加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一定低于发达国家消费量的增加，甚至低于这些国家的人口增加；（二）如果南方国家的人口维持在1950年的水平，同时采用北方国家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水平，那么全球变暖将比现在严重得多；（三）另一方面，如果北方国家的人均排放量相当于南方国家的人均排放量，那么即使没有任何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全球变暖也将肯定会比现在轻得多。
因此，人口，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不能被认为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甚至也不是一个重要原因。人口的增加，首先在发达国家，然后是在帝国主义控制的国家，本身就是随着工业革命而创建的生产消费模式的一个产品。相对人口过剩是这个系统人口规律的一个重大特点，这个系统需要一个长期“后备军”。很显然，根据IPCC的报告，该系统有引起气候灾难的威胁。因此，急需质疑挑战这个系统。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一方面，它在我们所有的很短时间内挑战全球变暖，另一方面，又兼顾了对人权尤其是妇女权利的尊重。
人口结构的转型主要进行在发展中国家，它进展之快，超过了设想。由于一系列的环境原因，可以期望这一转型继续下去。这意味着社会进步，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为妇女提供信息，并扩展她们控制自己生育能力的权利（包括在适当的条件下堕胎的权利）。它必然是一个长期政策。缺乏诉诸前所未闻的野蛮手段，没有任何的人口控制政策能够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
III. 资本主义的反应
16. 资本主义的游说行动，使我们在气候斗争中失去了30年时间。
有关全球变暖风险的第一个科学警告要回溯到1957年。1958年，莫纳罗亚火山天文台（夏威夷）成立，自其成立以来，它已确定了大气中温室气体积累的加速。但是我们不得不等待20多年，才等到联合国召开第一次世界气候会议（1979年于日内瓦），超过30年的等待，才有IPCC的成立。它成立的两年后，IPCC通过了第一次评估报告（日内瓦，1990年），其结论只由随后的三个报告做了证实。
IPCC所建议的国际行动方向的第一个象征性的步骤，发生在地球首脑会议（里约热内卢，1992年）的时间，在此期间， 154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气候公约）。该公约通过的重要原则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最终目标”的确定， “稳定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水平以防止对气候系统的任何危险的人为干扰”。但是，并未指定这个水平，档自我满足于设定这样的愿望，即各国将自愿减少排放量，使它们在2000年返回到1990年的水平。但我们必须等待 到1997 --- 研究人员第一次警告的40年后 --- 才在京都缔结第一个具约束力的气候条约。
对危险的认识极端缓慢，最初的原因可能是不确定性和气候变化影响的特点非常不同。但后来，资本主义游说起了关键作用。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起，同化石燃料最相关的美国资本的各部门代表，建立并慷慨地资助游说组织，让它们收买有怀疑的政治科学家，记者和政治代表，以防止气象学家中日益增长的共识，蔓延到决策者和公众舆论那里。
有时给“科学”估价，有时轻蔑不信任它，有时强调京都议定书所要求的牺牲，有时强调它的无意义，这些说客无所不用其极，有系统地把气候变化的现实降低成可疑和有争议的假说，甚至是世界末日的宗教风尚或反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国际阴谋。
通过其五花八门的行动，这些说客对各级美国政治代表加诸了霸权性的影响。考虑到美国作为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的主导作用，该霸权能够使得他们（一）在国际气候谈判进程的关键时刻（海牙会议，2000年）施加决定性的影响； （二）在国际舞台上，给许多资本主义势力提供“论点”。
归根结底，问题是“麻烦的真相”本身，包括它对美国统治阶级的作用。但是，说客所采取的行动，使跨国公司获得30年的矿物能源，并使人类失去了30年。
17. 至今唯一的限制性国际条约，京都议定书不只是完全不充分的：已建立的碳市场会增加社会及气候的不公正。
政府首次全面应对气候变化的尝试，京都议定书（1997年）责成工业化国家在2008-2012年期间，减少其相当于1990年的百分之五点二的排放量。说这一条约是完全不够的，是老生常谈。百分之五点二的减排不会让发达国家达成计划，在2020年减排25%至40%，从现在到2050年减排80%至95%。美国不批准该条约，意味着一个难以达成的1.7%的有效减排。他们一方面将结构性减排放在同样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又临时增加森林的碳吸收，因为这个事实，该目标被进一步削弱。此外，空中和海上运输的排放（占总排放量的2%）没有加以考虑。
分配给各国的减排配额仍在进一步软化，因为有三个“灵活机制” ：清洁发展机制（CDM），联合履行机制（JI）和排放量交易机制。排放权的交易，使服从减排目标并超越了它们的发达国家的企业，能够出售相应吨位的碳排放权。清洁发展机制（连带联合履行机制）使发达国家能够用在南方国家（和东方国家）的减排投资，取代一部分所进行的努力。这些投资产生可商讨的“排放配额”（或经核证的权利）的转让。这整个自由商讨做法的出现，是为了证明，可以依靠资本主义机制，通过建立排放权和排放配额交换的市场，挽救气候。在现实中，很大一部分的权利和配额不符合任何结构性减排的努力，而且超过百分之五十的清洁发展机制配额不符合任何实际排放量的减少。至于交换权利，欧洲联盟自2005年以来实施的系统（排放贸易）的经验表明，在实践中， “上限和贸易”这种类型之机制的结果是，减排的目标（上限）根据团体利润的必要性而确定，通过谋取巨大的超级利润（他们甚至不必投资于清洁技术），最大的污染者得到了加强。
通过这些机制，京都议定书就融入了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世界性进攻，融入了帝国主义对其控制国家的进攻，融入了资本主义占用自然资源和把自然资源商品化的斗争中。帝国主义控制的国家能够低价获得碳配额，而不是减少自己的排放量，同时妨碍发展中国家本身未来的减排能力；清洁发展机制（CDM）和联合履行机制（JI），联结到交换权利，使得跨国公司能够用投资，在发展中国家或转型期国家打开新市场，加强对工人的勒索；这个碳市场的发展，为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打开了一个额外的活动领域。因此“碳”新殖民主义的基地设立了；在1990年温室气体排放数量的基础上，给各国的排放配额作分配，认可了南北发展的不平等；碳排放权的私有化和商品化，以及占用能够吸收碳的生态系统，导致了资本主义接管陆地碳循环，因而也潜在地完全占用了调节这个循环的生物圈；京都议定书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大国已经在进行的努力。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因此有一个方便的借口，以发展的名义，尽可能长时间的燃烧化石燃料或毁坏森林。
与此同时，该议定书包括了一些调控措施：确定了减排的数量与时间表；预定了犯规事件的制裁措施；灵活机制只能作为国内措施的“补充”；核能投资在清洁发展机制框架内是不许可的；获自于森林碳沉积方面之投资的配额是有限的（某些国家甚至禁止它）...资本主义说客施加在这些措施上的持续压力，显示物理限制和利润积累之间的敌对，一方面，是为了稳定气候而尊重物理限制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利润积累的逻辑。
18.资本主义内部竞争尖锐化的同时，气候变化的现实情况和能源供应的挑战，迫使统治阶级设计一个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反应。
面对广泛而日益牢固的科学共识，面对日益明显的全球变暖现象，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统治阶级不得不设想一个限制方案，它要比京都议定书更加雄心勃勃，更加长远。
这个转变在欧洲和日本开始得比美国早，这个事实可用这三大资本主义集团的特定情况作解释。日本和欧盟寻求通过改善能源效率和多样化它们的资源，设法减少它们对能源的强烈依赖。他们希望在正在形成的碳市场上，在“绿色”技术市场上，以及特别在核动力的市场上，得出一些竞争优势。另一方面，石油和煤炭部门在美国资本主义的结构中，有极为重要的份量，而美国资本主义与海湾的石油君主国另外建立了一个地缘战略联盟。
欧洲联盟处在前列。海牙首脑会议（2000年）之后，欧洲联盟在没有美国的京都议定书的执行方面，通过马拉喀什协议的谈判，起了推动作用。2005年欧洲排放交易系统启动，其经验可能会被用来作为未来的排放权利世界市场的模型。同年，在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英国首相布莱尔首次提出，从现在到2050年，减少百分之五十的总排放量，这项建议在2008年洞爷湖首脑会议上通过。
在此背景下，美国和其盟国对气候档的立场，变得越来越站不住脚的。虽然布什政府继续拒绝遵照精确时间表和最后期限的强制性削减，并继续对抗区别对待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控制的国家，但是，越来越多的美国大资本部门开始为固定排放配额的政策辩护。四个结合一起的原因涉及这一进步的变动：（一）担心不采取行动的代价，长期下去，会超过行动的成本；（二）相信计划中的减排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最好是根据全球规则参加它和组织它；（三）担心欧盟和日本的气候政策，将会使它们在“绿色”技术领域里大幅领先竞争对手；（四）欧盟“上限和贸易”战略优势连带清洁发展机制系统所带来的证明。
美国统治阶级的这种调整，通过公司，雇主联合会，市区及州政府水平的大量举措而具体实现。渐渐地，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者开始失去其对民选代表和公众舆论的影响力，以至于8项有利于固定排放配额的或多或少重要的私人条例草案被提交到众议院。这一演变，以细微差别，在接任布什的两位候选人的政纲中表现出来。
在新兴大国的统治阶级中，特别是在中国，巴西，南非，墨西哥和印度（在较小程度上），一个平行的演变发生了。起初，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满意于确认他们的发展权，把挽救气候必须进行的整个行动责任，放在发达国家的门口。因为气候变化的加速及其具体的社会经济影响，帝国主义的整体政策中日益重要的气候/能源问题，以及人口和公众舆论的日益关注，这一立场是站不住脚的，特别是在某些国家...让我们不要忘记这种双重的现实，它是不可能绕过的：全球气候变暖正在影响并将更为严重地影响帝国主义控制的国家，而没有这些国家在减排活动上一定的参与，稳定在对人类不危险的水平上是不可能。遵循接受与世界努力合作的原则，新兴大国的统治阶级正在准备与帝国主义就一些条件作艰难的谈判，其目的是维护自身的资本主义利益。某些政府（中国，墨西哥）正采取行动，单方面设定自己的减排目标，以尽量避免帝国主义强权把过分不利的条件加诸他们。
按一般的方式，展望由于储备下降导致的碳氢化合物供应日益增加的紧张情况，渐进演变是有利于所有国家的。除了特殊关头和投机活动导致的升跌起伏之外，这种紧张会影响油价，把石油价格维持在高水平上，并因此导致其它化石燃料和生物燃料的价格上涨，从而影响农业生产。
合而计之，所有这些因素解释了，巴利会议（2007年12月）时，美国行政当局的路线是如何被放置一旁的，而且这次会议多少开启了就新的国际条约进行谈判的大门，新的条约理应接管京都议定书。
19. 目前正在制定的2012至2050年期间的资本主义政策，比京都议定书更为宽松，导致我们设想 2.8°C和 4°C之间的表面平均温度的上升。
巴利岛“路线图”精确地论及了定量化的结论，这些结论应当从2007年IPCC的报告（见上文，第8点）中得出。档的墨迹未干，八国集团就决定，赞同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减少百分之五十，既不提IPCC建议的全球减排范围的上限（百分之八十五），也不提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从现在到2050年，80%到95%），或这些国家的中期减排目标（从现在到2020年，25%到40%），也没有提及从2015年起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减少。
在2008年初，欧盟委员会向各成员国和议会建议了一个“能源-气候一揽子计划”（从现在起到2020年，百分之二十的减排，百分之二十的能源效率提高和百分之二十的可再生能源 --- 其中包括百分之十的用于运输的生物燃料）。这“一揽子计划”低于IPCC的建议，也不符合1996年3月理事会通过的最多上升2℃的目标 [7]。 2008年秋季，在次级抵押贷款的发放和资本主义经济衰退引起的‘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若干会员国（特别是意大利，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和工业部门（汽车，钢铁）对“一揽子方案”的内容，尤其是它的方法，提出质疑。2008年12月的理事会保持了象征性的公式20-20-20，但是，实际上，它现在只是一个幌子。雇主已经相当满意两个关键点，即：免除“面临国际竞争” 的部门和新会员国的燃煤电厂的排放权付费，以及通过清洁发展机制，大规模外部化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对于南方，近百分之七十的减排可能非区域化）。
美国一个类似的方向正在形成中。奥巴马的“能源气候”方案设想从现在到2050年减排百分之八十。目标看来令人印象深刻，但它几乎不对应于IPCC给发达国家提出的减排范围中较低端的数字（考虑到其排放水平，而美国应在这个范围内的高端水平上）。到2020年，奥巴马承诺将美国带回到199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这意味着比目前减少百分之二十。再次，目标似乎令人印象深刻。其实，它显然低于IPCC的数字，也低于美国应在2012年达成的目标，如果他们批准了京都议定书的话。奥巴马再次宣布了一个“限额和贸易”系统，拍卖所有排放权和使用该拍卖的产品，一方面，资助能源系统的改革，另一方面，提出方案，为处于最不利地位的阶层，减轻改革成本。在欧洲，我们可以预言，美国雇主将施加最大的压力在这个项目上，他们将以竞争的名义获得满意的结果。因此，支付“能源与气候”政策的社会账单只能加重，其生态效益会降低。以同样的方式，很可能就象在欧洲，当气候目标变得更加宏大和有制约力时，美国公司购买CDM（清洁发展机制）碳信用额度取代减排的可能性将增加。例如，丁格尔-鲍彻提出的法案，使公司有可能购买这么多的碳信用额，以至于让他们可以应付任何减排量，直到2029年。
奥巴马在总统竞选时提出的气候能源政策是一个方向的决定性要素，该方向即尝试挽救下降中的美帝国主义霸权。同布什政府相比，转变的特征有以下几点：（一）能源独立于中东石油和政权不稳定区域的愿望；（二）混合替代解决方案的发展，其主轴是煤炭，生物燃料，核能和能源效率；（三）接受把美国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限制和量化的需要，作为一个基本条件，以便在涉及新兴大国的国际气候协议的谈判中发挥作用；（四）与欧盟国家联盟反对新兴国家，目的是质疑这些国家对于气候努力的参与，在其它问题，如能源技术上，又与新兴国家联盟反对欧盟；（五）大力支持符合“低碳”要求的能源技术领域的美国资本。
20. 为拯救气候必须履行的条件，对于资本主义而言，等于把圆变方。无力解决困难，它会尝试用一个技术上的飞越向前开溜，配以商品领域的进一步扩展，把它打发掉。
若要最迟到2015年开始减少总排放量，在四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发达国家减排80% 至95%，从根本上减少这些国家的能源需求，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让清洁技术，并且资助这些国家作不可或缺的适应调整：为了把气候稳定在最好的可能水平上，这些条件必须履行，对于生产主义的系统来说，等于把圆变方。
无法解决困难，资本主义在准备尝试用生产主义的飞速前行把它打发掉。在技术水准上，其反应主要依赖于下列因素：
（一）开发重要的储量已探明的煤炭（按目前的开采速度，约200年），以其作为电力生产（随着碳捕获和封存技术的发展）一个日益重要的能源，甚至作为运输部门石油替代燃料生产的能源；
（二）第一代生物燃料（由蔗糖制成的乙醇，由植物油制成的柴油）的大开发，和运输部门第二代生物燃料（基于纤维素的乙醇）的大开发，这意味着土地使用的一个重要修改，特别是在具有更大生产力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修改，以及越来越多地诉诸 “基因工程”技术；
（三）发展深海油田和开发非传统石油资源（重质油，油砂和沥青叶岩）；
（四）通过能源效率的提升，优先在电力生产部门和工业界（在新兴国家和转型期国家有很大的减排潜力），但是也在建设和运输部门（按可消化需求的功能）节约能源储备的开发。但是，资本主义利用这一潜力的能力，受制于可消化吸收的需求；
（五）联合发展核能，风能和太阳能（热和光电）电力。事实上，核电同化为可再生能源，发电站的大量增加和新的核技术发展（第四代发电站，超级增殖(反应)堆）有可能面临已知铀层的限制（目前状况约为60年，以及发电站的数目）；
（六）最大限度地利用碳汇（植树造林，保护现有森林和湿地，低二氧化碳排放的农业方法...）， 利用废弃物作为能源。
这些技术对策的实施，需要建立一个碳的世界市场，确定碳的单一价格，需要就吸收的增加量和排放的减少量之间的等量关系达成协议，需要贸易协议，建立规范，配额（如果必要的话，包括可交换个别配额），税收和奖励措施，以及评测和报告的机制等。它也特别地意味着一个比京都议定书更为新自由主义的新国际条约，它把帝国主义国家，新兴国家和世界其它地方相连接，确定各自在全球努力中的作用，并允许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减排向发展中国家偏移的最大化。
这种偏移构成资本主义气候政策的一个关键成分。对于帝国主义，这个问题就是：利用帝国主义控制的国家出口生物燃料和廉价的碳配额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轻能源转型费用。这些可以产生于现有森林的维护，或树木的新种植，或者特别是可再生能源或能源效率方面的“干净”投资。因此，该项目符合帝国主义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发动的对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攻势。但其执行情况，由于新兴大国地位的加强而产生的世界力量关系的再调整，被弄得复杂了。
虽然不情愿地承认，气候变化是“市场最大的失败”（尼古拉斯·斯特恩），基于市场越多则商品越多的原则，资本主义的反应，往往完全扭转优先次序：在满足人的真正需求的同时，不是让人去习惯减少能源消耗，而是开发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为资本主义积累开启新的机会，从而增加能源供应。减排服从于利润的要求。在实践中，可再生能源百分比的增加替代了温室气体排放的总减少。
21. 除了对气候稳定而言它是完全不够的这个事实外，资本主义对策还有十分沉重的极度威胁人类的其它生态后果。
核方案带有对人类生存的一项重大威胁。核废料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放射性泄漏风险不可能完全剔除，而且核武器扩散的危险 --- 因此，这些武器实际使用的危险 --- 离不开技术。有必要补充说，核技术是一项技术上不合理的选择，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是低效率的，同必要的能源革命不协调一致。一个核电厂的能源效率（百分之三十）低于一个燃气发电厂的效率；因为开采含铀越来越少的铀矿，它在整个工业规模上平庸低劣的碳平衡表，只会更加恶化；铀矿资源是有限的（按产业的目前状况计，已知的铀储量相当于其60年的消费量）；考虑到将必须建立的发电站数目（约50年内，每星期一座），所需的时间和成本，一个以核电厂为基础的气候变化对策是完全行不通的；完全的核电是不可能的，这种技术（2.7%的世界耗电量， 17%的电力）无法覆盖人需求的一个有限部分；最后，能源替代的轴心只能立足于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但这些意味着能源系统从根本上分散化，同核能的超级中心化完全对立.
昂贵的核聚变（ITER）研究项目也是这样。一种完全无用的项目，因为人类已经有好运气能够受益于没有危险的核电站，它是免费的，将运行大约45亿年，并自我回收其废物，这就是：太阳。
虽然生物燃料只涵盖了运输领域中能源需求的微不足道部分，但已经充分显示了其负面影响。不可避免的是，在现实中，利润生产的逻辑，导致为可消化性需求的乙醇和生物柴油的生产，先于食物基本权的满足，先于土著小区的权利和环境保护。在这里，技术的不合理又冒头，在大多数情况下，对生物燃料生产的全球能源结算是否定的。通向第二代生物燃料之路，其本身并没有剔出危险。即使假定有足够严格的规定禁止把农地用于纤维素乙醇的生产，来自运输行业的需求，也会使得有必要把其它土地 --- 或海洋区 --- 的巨大表面投入给生产主义的单一文化的怀中，还加上由此所造成的农药污染和生物多样性被破坏的一切后果。
有关生物燃料的批评，适当修改后也适用于非传统石油资源：稠油，油砂和沥青叶岩的开采，需要巨大的能源费用，以及其它资源（特别是水）的巨大浪费，而且其环境影响尤为严重。此外，在许多情况下，存积物落在土著社团居住区，他们的权利因此受到威胁。
鉴于局势的紧迫性和社会原因，在迅速放弃矿物燃料的战略框架内，碳捕获和封存作为一项过渡措施，可以被接受：特别是，它可以使人有可能去计划采掘机的重新调配。但是，目前不是这样设想的时刻。与此相反，有一个新的资本主义尝试，要把物理限制撇开而不计后果。这就是各国政府谈论的“清洁煤”，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开矿采它的巨大困难，粉尘污染，其对健康的后果和煤矿的生态影响，它就是一个神话。
对付气候变化可能给“基因工程”一个巨大动力，涉及在这种技术所固有的风险中的质量提高。因此，转基因树木（增加碳汇的能力的快速生长的转基因生物，木质素含量低或纤维素含量高的转基因生物等）的生产，会增加过敏的风险。然而最危险的威胁可以来自生产第二代生物燃料的“基因工程”，其细菌和转基因微藻类的发展使传播和杂交方面的威胁倍增。
22. 资本主义的反应对策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加倍攻击工人、贫苦农民、妇女、土著小区和一般的穷人，以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
无论选择那种“能源组合”，都将意味着能源价格的增加，将在两个方面打击到劳动人民：一方面，在他们自己的能源需求水平上，另一方面，在消费品的水平上，因为雇主将把能源价格的上涨转嫁给商品价格。
作为不变资本一个组成部分的能源，它的增加将加重利润率负担，这将导致雇主加倍攻击工资，物价指数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并且一般地会促使他们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越发努力增加剥削率。
截至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碳市场给资本家提供了新手段，加剧工人之间的竞争。工人尤其受到一种新形式的就业和投资的讹诈，其目的是让他们屈服于跨国公司的新自由主义勒令，或操纵他们，以争取和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或贸易补贴。另一方面，有各种奖励和其它市场手段，旨在开放可再生能源市场和提高能源效率，不仅有利于雇主，而且也利于小康的中产阶级，工薪小资产阶级和高层无产阶级，从而加剧收入分布的不平等，获得流动性，等等
仍属假设的个人和可交换碳配额的引入，甚至会进一步强化这种不平等的倾向，以至于最贫穷者将会出售其配额，以获取消费品。
在帝国主义控制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气候政策，重新促使生产者同传统的生产方式--- 首先是土地 --- 分离，结果是，要么农村人口外流或转变为农村无产者（能源种植，碳氢物开采... ），要不然就流离失所走向较差地区或重归“旅游业”。所有这些情况，同自治减少和大量人口 --- 特别是妇女，她们在粮食生产上起关键作用 --- 生存条件的恶化有关，也同对土著小区及其权利的攻击增多有关。
23. 无法创造社会条件，让总排放量减少，于是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政府用对付气候变化问题作为借口，让紧缩为人接受。
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的论文，以科学的名义证明紧缩和牺牲的正当性的尝试，来得正逢其时，而全球变暖威胁的大众化，造成了“绿色”经济部门货物促销的有利形势。但是，把某种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产物归咎于“人类”，资产阶级用这样的宣传手法，帮助创造一种病态而非理性的环境，它结合了厌世主义，宿命论，个人犬儒主义和保守的恋旧情绪。
这种蓄意制造的混乱的最危险结果，是重弹马尔萨斯或新马尔萨斯论文的论调，把“生态危机”主要或完全地归咎于人口... ，从而归咎给穷人，因为他们比富人有更多的孩子... ，从而归咎给发展中国家，由于那里妇女的生育率一般高于发达国家。以前还遮盖以宗教方面的考虑，今日这些论文是包装在一个转移科学生态学概念（如“承载能力”）的伪科学中，以便把社会关系自然化。此外，这些活动中的一些可以指望科学家的合作，这些科学家在生态领域中的工作实际上只是表达了一种先天的资产阶级偏见，正如我们在所谓“平民悲剧”的论文中清楚看到的情况。极端反动的政治势力从而尝试使用对气候变化的担心，为其仇视移民仇视避难者的运动，为其反对妇女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的运动，或反对援助发展中国家的运动，发出更广泛的回声。教派和保守宗教潮流则把气候威胁同末世论结合，宣扬顺从既定秩序。
人们担心，气候政策的可预见失败，最终导致资本主义选择强力政权执行操纵管理的政策，就像在战时一样，调动一切可用的手段。这一政策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对社会民主权利的新攻击。
24. 资本主义对气候挑战的回答使资源战争的危险大为增加。
在被资本主义全球化和结构调整削弱得最厉害的国家，气候变化的影响增加了引发混乱局势的危机的可能性，加上军阀之间的武装冲突。在已遭受严重用水压力的一些地区，由于短缺在恶化，气候变化加剧了控制水资源的重要性，造就了国家之间爆发水源战争的条件。但最大的危险可能来自竞争的加剧，竞争不仅是为了日益减少的化石能源资源的占用，而且也为了新能源资源的占用。气候-能源挑战，从而形成更大格局的组成部分，这个格局就是美国霸权下的两极世界（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控制的国家）逐步过渡走向三极世界（帝国主义，新兴国家，最不发达国家）的格局，其中争夺帝国主义领导权的斗争在肆虐。
IV. 建设对付气候变化的运动
25. 除非群众动员起来，否则游说以及大规模媒体行动和赞成改变个人消费行为的运动结合一起，也不会赢得对付气候变化的斗争。
气候斗争是政治的，首先需要建设力量的社会关系。这个斗争可以赢，就像澳大利亚的例子所表现出的一样，在那里，群众动员（在2007年11月，有15万示威者）导致第一次的部分胜利：挫败支持布什政策的保守党政府，以及新政府批准京都议定书。面对气候的紧迫形势和资本主义政府的罪恶政策，我们在每一个国家工作，以求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按照反对战争和军备竞赛（“单一议题运动”）的动员传统，在世界范围内协调的群众运动。
这一运动的目标，不是制定复杂的工作平台，而是迫使政府，至少按照IPCC的评估报告得出的最审慎结论采取行动，迫使政府尊重“共同但责任有区别”的原则，尊重每个人的社会民主权利和名符其实的人类生存权。我们捍卫这一目标，反对以现实主义的名义，降低排放目标的潮流，也反对那些抨击它们不足的人（我们会要求 “最低限度”的尊重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认真”的结论，以图说服后者）。我们关切的是，要利用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合法性，以实现尽可能广泛的统一行动，同时暴露政府的口是心非 --- 在国际气候会议上通过“决策者备要”，但在实践中不考虑它们。
动员群众捍卫气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困难在于气候变化的特点，特别是其目前相对进展的性质，以及因果之间的双重时空错位。因此，传播全球变暖的科学信息的大型企业及其影响是必要的。它必须特别着重于不同社会运动和左翼政治组织的积极分子团体。事实上，这些团体有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只有他们能够建立全球气候威胁和特别社会问题之间的具体联系，特别是在地方一级，并由此推出一些战略，能够把社会斗争和救援气候的斗争结合起来。这就是说，运动的建设必须设想为一个现存不同层次的社会抵抗网络，在一个共同的最低限度的平台上，有协调一致的行动，和不定期的多元示威。建立网络的工作，将得力于气候委员会，战线或联盟的建立，比如他们可以在全球气候运动的框架内发展。
26. 在气候运动的内部，有必要建立一个左翼流派，它把气候斗争同社会正义联系在一起。
必要的突变应出现在这样的规模中，即：没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剥削和被压迫者的动员和积极参与，就不会有它。资本主义的气候政策，使这种参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在社会层面上是不能接受的，在环境层面上是有害的。这些政策实际上意味着加强帝国主义统治和资本主义的竞争和暴力；从而加重剥削、压迫、社会不平等和工人之间的竞争，以及意味着侵犯人权和资源的私人占有。
特别是，对于排放大量温室气体的行业，如石油，煤炭，水泥，玻璃，钢铁工业以及运输部门的数百万工人的工作岗位，工资和社会收益的重大挑战，资本主义的战略并没有提供任何答案。这种政策只能遇到合法的社会阻力。不是鼓励人们觉悟到气候的危险，它很可能把某些阶层的人们投入气候变化怀疑论的怀抱。在那些受能源价格上涨的急剧影响的工作者的部门，在小雇主（农业，渔业，货车司机）的社会份量可鼓励暴力和绝望的社团反应的地方，这种风险尤其重要，给各国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
大型环境非政府组织尝试激进化政府的气候目标，却没有看到，与此同时，这个激进化做法会加重对被剥削和被压迫者的攻击。这是一条死路。为了气候和社会正义，我们捍卫联合斗争的需要。在广泛的运动内部，我们为组建一个左翼支柱力量而工作，该左翼支柱力量连结这两个层面，因而反对这样拟议的解决方案：该方案的基础是市场机制（碳价格，有利于可再生能源的奖金和税收优惠政策，权利和配额的购买，等等），积累，新的殖民统治和技术飞跃。这个支柱力量寻求重新划分工会，生态学者，全球正义力量，女权主义者，从事第三世界工作的左派，“渐渐减少的”左派，激进左翼组织成员，关键科学家等要素。实践上和政治层面上，它采取每一项能够推进另一种气候政策想法的倡议，从而有助于建设广泛的运动。
27. 气候保护必须在社会运动平台和斗争上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
着眼于植根在现有斗争中的广泛动员，我们采取行动，以便让气候保护成为社会运动的一个主要关注，让它找到每一个层面上的适合其需求的具体运算方式。例如：
（一）争取和平：武器的生产和使用构成不可接受的气候变化上的疯狂…这本身就是冲突的一个额外的可能原因；
（二）为发展权和社会保障权，与贫困作斗争：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是直接同资源和发展水平成正比的。社会不平等会加剧脆弱性和阻碍能源变化；
（三）妇女的斗争：适应气候变化的要求，特别是，为了妇女的平等权利，为了她们对儿童承担的社会责任，为了她们堕胎和避孕的权力，反对双重工作日，加强她们这些具体要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四）争取工作机会：为城镇和农村做规划，从根本上降低能源消耗，保护生物多样性，发展公共交通和用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能源，这会提供巨大的就业潜力；
（五）争取获得土地，水和自然资源，以及有机农夫农业：实行劳力密集型有机农业的农村小区，是最有能力增加碳汇容量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农业部门；
（六）反对农业市场的全球化和自由化：除了造成农村人口的荒芜，饥荒，农村移民和/或生态系统遭殃以外，农产品市场的自由开放，直接（运输产品出口）和间接的，也是排放的一个重要来源。
（七）争取庇护权：面对越来越多的环境难民，尤其是气候难民，流通自由是必不可少的，它构成合乎人性的唯一的答案；
（八）土著小区争取其权利的斗争：通过他们的知识和他们使用生态系统的方式，特别是使用森林的方式，这些小区最能维护和发展碳汇；
（九）反对多变和不稳定的工作，反对延长工作时间：错开和弹性的工时制和资本主义运动有利于使用汽车的劳动工人之升高的流动性。 “及时”生产是运输部门的一个主要温室气体排放源。减少工作时间，是消费和休闲活动模式出现大规模更换的一个先决条件；
（十）为了运输，能源和水资源领域中有质量合格的公共部门，反对私有化。只有一个免费合格的运输公共部门，才可以把每个人出行的权利同温室气体的减排调和起来。电力生产的自由化，使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网络的引入变得复杂。只有非营利的国有企业可以接受这个挑战，在20年或30年内，完全消除房产建设部门的排放量。个人的水和能源免费配额，根据重要的社会需求而固定，它是非交换性的，超出配额时关税则迅速增加，并限以绝对最高消费额。
28. 气候挑战对工会左翼是必不可少的。它意味着超越财富再分配的斗争。
大国际工会联合会的领导人有一个倾向，即跟从资本主义的气候政策，以便为他们换取谈判其某些方法的可能性。这一方针的具体化，是所谓“绿色新政”的建议，该建议基于这样的幻想，即绿色技术将能够吸纳失业，并成为一个新的长期繁荣和资本主义扩张浪潮的动力。资本主义持久恢复的社会条件和环境影响，不在考虑之列。相反，工会官僚机构接纳资产阶级生产主义和盈利能力的要求，以及主要气候政策手段：政府援助“绿色”公司， “生态税” ，清洁发展机制，排放权交易，甚至支持核能和生物燃料。这种共同管理的政策很可能使工会运动，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工会运动，共同负责气候灾难及其对贫穷国家穷人的影响。它只能在国际范围的工人中，在不同国家的各部门之间播下分裂的种子。考虑到气候和能源挑战的重要性，对于工会左翼，抓住这一挑战并使它成为争取工人组织改变航向的一个核心要素，是决定性的。从战略角度看，这场斗争就更加困难，因为它并不是一开始就起于绿色技术领域中的新型生产，新产品和新市场的发展 ---因此，并非经济再启动--- 而是起自于优先争取减少能源消耗，抑制无用或有害的生产，这些部门的工作者的再就业，等等。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它显示了戏剧性的情况，即工人被铁链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而他们依靠这个方式过生活。要克服这个障碍，只有向资本主义所有制挑战，提出这样的要求，如：（一）从挽救气候和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双重角度来看，具有决定性的活动，要被赋予公共地位，就是说，首先要无偿地征用那些控制能源的提取、转换和分配的资本主义公司；（二）在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领域中，首要的是赋予替代性技术的研究和研究成果以公共地位，加上在国际发展方案的框架内让它优先再融资； （三）各级（全球、区域、国家、地方）的过渡计划，旨在过渡到一个无化石燃料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生产和消费尽可能作重新安排，并在工人的控制下，给矿物部门的工人提供转业训练，维持他们的社会收入。面对这一挑战，工会左翼必须摆脱专盯住财富再分配的狭隘眼光，转而研究挑战财富概念本身以及财富产生的方式，换句话说，研究挑战生产方式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围绕具体目标而动员各地工人所必要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资源解放出来。这种做法，使减少工作时间（减少工作强度但不减工资，并按比例雇用新的工人）和工人控制（工作节奏、生产、能源、等）这样的需求越来越重要。
29.大规模转让清洁技术给帝国主义控制的国家，以及资助这些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需要取消债务，并建立一个特别基金，提供必要的来自大量资本主义利润税收的手段。这些手段必须置于这些国家的人民及其社会组织的民主控制之下。
因为它意味着帝国主义控制的国家的参与，气候的挽救需要全球范围的资源和知识的共享。它必须联结下述的情况：
（一）取消第三世界债务，把南方国家的独裁者放置在西方银行的资产归还给人民；
（二）解除银行保密，制止避税天堂，征收财产税和遗产税，对资本投机运动征税，等；
（三）大幅度增加帝国主义国家用于援助公共发展的预算；
（四）除了这种援助，建立一个单一的世界基金，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不可避免的影响，以及无财务条件地转让清洁技术给这些国家的公共部门；
（五）对气候变化最有责任的经济部门（尤其是石油、煤炭、汽车、电力生产）征收利润税和超级利润税，以此作为这一基金所需的资源；
（六）健康以及可用于消费品生产和基本服务（运输、轻工、水和能源、通讯）使世界所有人民能够获得基本商品的技术方面的专利制度，要加以废除；
（七）对放弃利用矿物燃料资源的南方国家作财金补偿的制度，这个赔偿由有关的人民管理。然而，北方与南方之间的财富再分配也不足以对付气候挑战。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在生产和交换全球化的框架内，让南方国家的经济服从于积累，它严重地不符合现在到2020年（非洲为2050年）必要的15%至30%减排的目标。这一目标只能通过一个内在的发展达成，要对广大人民的需要做出反应，因此，同有利于农民农业的土地改革相关，同面向国内市场的生产调整相连。因此，对人的发展权和气候救治的调和，需要采取措施，反对当地的统治阶级，他们使用发展权为借口，拒绝任何燃烧化石燃料的障碍，掠夺自然资源，让森林适合他们自己的需要，他们充当中间人，销售碳配额，生产生物燃料和以低价向发达国家市场出口农产品、食品和工业产品。为了防止他们采取行动，加强这一社会上和生态上有害的发展模式，掌握在南方国家手中的财政资源和技术手段，必须置于这些国家的人民及其社会运动的民主控制之下。因此，对付气候变化的斗争验证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永久革命理论。
30. 应对气候变化必须把所有主要的生态挑战整合进一个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视野里。
资本主义的历史以环境危机为特点，它的“解决”缺少一个整体的生态眼光，实施的是服从利润率要求的部分技术答案，其有害的环境影响只是后来才显现。欧洲森林之所以免遭灭顶之灾，是由于煤炭的开采，而煤炭的开采是气候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土壤避免了被耗尽，是由于大量使用化肥，而化肥是温室气体的来源，是水质污染及富营养化的原因；臭氧层空洞的发展已经放慢了，这得益于使温室效应大为加重的气体的冷却。等... 在遵循同一魔法师学徒方法的同时，解决气候/能源危机，可能会有更加危险的后果，特别是在两个方面：越来越多地诉诸核能和转基因生物体。反对这些技术是左派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我们必须谴责它们象征着资本主义的无限增长的疯狂，以及谴责该系统的荒谬企图，它欲跳越过自己的头部，去不顾一切地维护产生利润的积累。
按照较为普遍的方式，气候挑战汇集了所有的环境问题。因此，对它的响应必须整合所有的大生态挑战，特别是：（一）保护热带森林，尊重依赖其资源（碳汇）生存的土著小区的权利；（二）保护生物多样性；（三）合理和公开的管理水资源；（四）出自石化产品的约10万分子在毒害生物圈，要同这个毒害作斗争，这些分子不是天然存在的，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不能被其还原剂分解；（五）消除破坏平流臭氧层的气体，代之以没有其它生态危险影响的替代物；（六）抗击大气污染及其对人类健康（哮喘，心血管疾病，）和对生态系统（酸化，对流层臭氧）的影响后果 。
31. 我们必须谴责资本主义计划和科学家建议之间的差距。从社会运动起始，我们必须建立与关键科学家的联系。我们必须提出知识的所有权和研究的社会作用问题。
政府试图使人们相信他们的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气候政策是建立在“科学”上的，政府的这种矫饰，必须积极地予以揭穿。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谴责把政府的目标同IPCC最谨慎的结论分离的鸿沟。这谴责意味着，在批评绝大多数专家转达的主要思想和社会前提的同时，要消化吸收科学专业知识的实质。因此，左派必须建立与科学家的关系，邀请他们将其专业知识传达给社会运动，从那里挑战他们的一般政治立场，促使他们表达自己对这个矛盾的立场，该矛盾的一方面，是对抗全球变暖所需要的合理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是服务于部分资本主义理性的科学超级-区域分隔化。考虑到科学专业知识在气候政策的发展中所占的地位，建立社会运动与批判人文研究者，实验室和协会之间的关系，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在这个框架内，我们建立一个更宽泛的视角，来看科学和研究在以社会正义拯救气候的斗争中的作用。我们不拒绝技术解决方案，也不拒绝发展和进步的概念。相反，我们认为，科学的研究和技术应摆脱资本的影响，使它们的潜力可以大量和迅速地被用来服务于可再生能源的可持续发展，能源效率的进步提高和资源的合理管理。出于这个原因，我们要求为研究作大规模的公共融资，终止链接大学同产业和金融资本的合同，根据以社会正义向生态可持续型社会的转型，民主确定研究的优先次序。
32. 我们必须反对人人有责论，但主张以冷静的态度对待能源，衡量什么是社会可能的。
左派反对政府的全民有责的说法，政府把全球变暖和拯救气候的责任，归咎于所有阶级的每个人的个人行为。这些论述设法掩盖社会的不平等和资本主义的责任，转移对生产方式作必要的深刻的结构性变化的注意。但并不能因此说，左派可以避开提出个人行为带来的问题，或相反，拒绝在消费方面采取任何行动。
有一种错觉认为，气候可以通过一个反对过度消费的“文化蔓延”运动来挽救：在没有结构性变化的情况下，个别人的狂热只能导致僧侣似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很有“蔓延性”的。但是，为避免质疑过度消费以及由此而来的个人行为，押赌注于假设的革命性科学突破，这也是不合理的。气候的紧迫性迫使我们此时此地，根据已知的技术解决方案和现有的科学诊断，采取必要的决定。基于相信进步的态度，相信技术救兵的奇迹发生，这个做法只能用来让无所作为合理化，而文化蔓延概念的捍卫者，至少有以行动来拯救气候的优点。
不是把消费领域中的行动同生产领域中的结构性变化作对比，左派必须把前者设想成为后者强调需求的一种手段。一方面意识到，全球变暖及其影响的严重性同某些行为方式的持续，两者不相符合，这些行为方式对环境表现出明显和轻率的蔑视：目前社会上可能的是，基本的道德规范要求那些基本需求满足者，应表现出对待能源和行动的冷静态度，避免做出加重气候变化的事。另一方面，替代性的社会实践，民主运动，和对抗生产主义和消费的群众动员，即使少数人的动员，也可以发挥积极和重要的作用，帮助形成这样的集体意识，即：在生产领域里，结构性的变化是必要的。
因此，我们支持反对广告入侵，反对公共场所的资本主义占有，反对自然资源的浪费，反对无处不在的汽车，反对航空运输收费暴涨的民主运动和行动，支持对破坏赤道森林所制造的产品的抵制行动，等等。
33.我们必须制定应对灾难的民众紧急援助方案法。
气候变化大大增加了干旱，洪水，滑坡和其它灾难的风险，它尤其厉害的打击工人和穷人。在发展中国家，这些灾难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变得极其普遍。面对这种威胁，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干预社会运动，干预的层面有两个：需求的层面，包括把一些国家放置于其责任面前；大众以及以团结为基础的直接援助的层面，援助由当地居民和他们的组织负责，有全球积极分子网络的协助。发生自然灾害时所取得的经验表明，事实上，这一大众援助提供的帮助更快速，成本更低，而且更直接面向穷人和真正的需求。此外，他们还有利于一种不同的社会关系和既定秩序论争的发展。
V.开辟通向生态社会主义替代方案之路
34. 政府无力采取拯救气候的必要措施，结构上的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法律。
竞争推动每个资本家，以机器取代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得可能获得超过平均利润的超级利润，从而获得竞争优势。这场技术租金的竞争，随着发展，进一步加速加剧该系统过度生产的趋势，从而加剧过度消费趋势。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必然意味着一个物质生产数量的增加。这反过来要求增加资源（特别是能源）的占用，这是一方面，以及更广泛废物的倾倒，这是另一方面。非物质化的倾向，有效率地利用资源和转化废物为原料的倾向，可以放慢这整个运动，但不能阻止它。确切地说，一个静止的资本主义是一个矛盾：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目标是生产价值，即一个笼统和抽象形式的交换价值，由此推出，根据马克思的公式，除了资本本身以外，资本主义不认识其它任何限制。
正是在这一框架内，我们必须分析气候变化的影响。纵观200多年的历史，该系统已从自然环境开采了丰富的化石能源资源，确保它有一个低价的不变资本要素。该生产性消费有一个看不见的废品二氧化碳，在大气层积累到了这样的程度，其目前的全球排放量两倍于生态系统的吸收能力。长期以来，我们看到二氧化碳排放吨位和资本主义扩张或停滞长波之间的强有力的逻辑关系。因此，大规模汽车和其它大众消费品生产推进的战后扩张期，排放量上升得如此之大，以至于大气温室气体浓度被带到一个持久地接近导致大规模气候灾难的水平。之后略有下降并在70和80年代稳定下来，然后，由于生产和运输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转型的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债务燃料重新推动的美国经济，总排放量开始再次上升。全球变暖以及矿物资源终将必然的耗尽，于是似乎成了物理上的障碍，机器碰上了这些限制，却无法承认它们的存在，特别地，不能由它们得出所有的不可缺少的实际结论。气候变化表明，资本主义制度立基于价值的潜在无限积累，积累导致资本加速流通，它表明自己无法有效地整合物理限制的概念和生态的节奏性。
35. 气候变化把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带到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水平，并使其成为一个重大的系统性危机，一个文明的危机。
全球变暖用物理语言表达了60年前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用政治言语描述的论点：非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条件不仅成熟了，而且已开始熟透腐烂。气候危机最明显和最全面的体现了这一腐烂。因为它没有被消除，没有被一个非生产力主义的制度取代，“晚期资本主义”已经导致人类采取决定性的和不可逆转的步骤，走向一个十分严重的环境退化，有可能进一步恶化数亿人的生存条件。如果在非常短的时期内不采取能够阻止这一进程的激进措施，人类将不得不面临一系列大规模的灾难，以及无法估量的社会和政治后果。
在经济层面上，在始于1970年代初的长期衰退浪潮的框架内实行的残酷紧缩政策，造成的一种局面是没有先例的，这个局面延续了25年：一个利润率的复苏却没有伴随着资本积累率的复苏，而是伴随着大规模失业的持续，贫困的增长，不平等现象的暴涨。系统长时间的不能开启一个新的扩张长波，它的这种无能代表其历史性的精疲力竭，它不得已陷入越来越大的困难，难于补偿一个倾向，这个倾向就是因为剥削率的增加而平均利润率下降，它不得已陷入来自于实现剩余价值的矛盾。
在社会一级，资本主义得以摆脱大萧条，靠的是镇压工人运动，法西斯主义，战争，并付以长期通货膨胀和气候系统不可逆转的不平衡的双重代价。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新的繁荣历史时期的开启，就必须经历一个“外源性休克”，其规模至少可同1930年代的激烈调整相比。次级抵押贷款问题开启的衰退表明，尽管工人运动失败，一个新的扩张长波的条件并不存在。
在环境水平上，即使假设对商业活动的大规模政府援助（换言之，一个新的劳动向资本的财富转移）将加速清洁技术的推广，一个持久的资本主义复苏 --- 按照战后复苏热潮的模型 --- 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几年的化石能源消费量的增加，因此，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加速远远足以引起气候灾难的突发。换句话说，对付气候变化的斗争提出了文明的基本选择：继续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牺牲环境和社会的多数，抑或一个非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
36. 唯一可能的是，打破价值积累的逻辑，以有用物品（使用价值）的生产代替商品的生产，共同地从结构上解决气候危机和社会危机。
若要气候稳定在同预防原则协调的水平上，则有必要让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迟到2015年开始减少，从现在到 2050年，减少50%至85%，从现在到本世纪末，减排更多。这个目标的实现，必须没有核力，没有为世界市场的生物燃料的大规模生产，而只能稍微求助于碳的捕获和储存。就我们目前所知的状况，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通过大大减少总的能源消耗，这是唯一可能的引进可再生能源的条件。要做到这一点，提高能源效率和减少经济的化石碳强度是不够的。无关于共享努力（北南，北北，南南）的社会政治决定性问题，物质生产的某些减少因而是必要的。但是，资本主义根本上是生产力主义。当被剥削被压迫者用斗争迫使其放弃积累表中的些许增长时，它只能够按自己的方式（被商品变态的）满足社会需要。在这一系统的框架内，物质生产和消费的减少的具体实现只是暂时的，因为这种减少是生产过剩危机造成的，它涉及社会危机的恶化，贫穷，失业，不平等现象的增长。这意味着，客观上，气候挑战使反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成了一件绝对必要的紧迫事情，并且使参与资产阶级机构的策略变得不合格，因为该策略期望实现一个假设的渐进转变。但在现实中，要打破不符合气候挽救的积累的恶性循环，唯一可能的是，由满足人类需要（必然是有限的）的使用价值的生产代替积累价值（可能是无限的）商品的生产。生产领域（以及作为一种生产活动的运输）的结构性变化因而是决定性的。正是这些变化，将创造消费领域的变化的物质基础。这些变化不仅需要广泛地把财富从资本转移到劳动，而且也挑战资本主义财产权。这两个方面合起来，要求无偿的国有化现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整个信贷部门（银行，保险业）。因此，对付气候变化，开启了重振过渡方案法的可能性：一方面，重建人类所需要的一个非资本主义解决办法，另一方面，对于总体上不符合资本主义制度正常运转的一系列具体一致的要求，给出一个坚实的客观理由。
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其确切的要求可以有很大的差别，具体情形取决于发展水平，社会组织形态，生态系统的特征，能源系统的具体情况，等。一般而言，他们的过渡性质将决定于这个事实，即它们的表现有助于有效地解决生态/气候危机和社会危机两者。为有益于社会的活动创造就业机会，能源的权利，住房和交通（免费的公共交通），抗击污染及其对健康的影响，以负责任的方式使用资源，海洋，森林，湖泊， ...在这么多的关键领域，可以提出建议，阐明排放量减少的理由，能量和物质流动的合理管理，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减少，民主权利的增加，和商品对社会控制的削弱。
在此关头，生态/气候效率（降低排放量）的问题，不是一个过去的细节问题。与此相反，它必须得到特别的重视。由于对抗全球变暖作为一个真正全球性问题的客观重要性，具有重大的社会含意，而且还因为反资本主义的建议比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案更有气候效率，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案是这样的东西；它面对自己不得不承认的决定性挑战，只能加深该系统合法性的危机。
37. 正是由于这个事实，即它的性质是一个巨大的全球性问题，它需要加以解决以避免更严重的灾害，所以气候变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按照突出的实际合理和直接的要求，直接引进反资本主义的替代办法的必要性。
面对气候变化，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两代人的时间）必须采取的措施，它们的巨大规模，对群众心境可以有矛盾的影响：指责和怀疑的反应，玩世不恭的反应，晚期资本主义中的生存不安全感所产生的潜在痛苦的加剧。这些情感可以被资产阶级政府利用和操纵，而且也可以被神秘的派别用来提供不合理的和末世论的伪解决方案。它们还可以被反动派别加以利用，把人类及其环境之间的关系自然化，由此出发，总是倾向于推导出潜在野蛮的新马尔萨斯主义的结论。在阶级斗争水平低下的情况下，这些风险更是现实的，而且这时具有防御性质的冲突（这时，环境因素一般趋于边缘化）相当普遍。
但是，用这种困难的情况作为一个理由，满足于有关气候变化（或甚至完全忽略了这个问题，把它搁置一边，直至更好的时代，或者更光明的未来）实时要求，这是错误的。相反，这种情况使我们必须大胆地把实时要求的鼓动，与广泛彻底的，全球性的简单而直接的反资本主义宣传结合起来。这是必要的，以便在生态和社会双重层面上，提高挑战的目标水平，从而表明自己在提供一个解决方案。这是可能的，原因是，由于其作为一个巨大的全球性问题的性质，需要立即解决，以避免更严重的灾害，因此气候变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按照突出的实际合理而直接的条件，引入需要，即用一个反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作为前进道路的需要。由于它的紧迫性，事实上，在关于基本需要这样一类的根本问题上，它可能直接诉诸于广大人民的道德层面，良知和理性，以便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不计其成本地施用所有可用的有关手段；把大气、水、土地、遗传资源、太阳辐射和一般能源视为人类的共同财产；重新分配财富和发展公共部门，以便调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只要应用非常的权威，依据专家的科学结论，立足于一个关键的方法中，赋予反资本主义替代方案更多的合法性，这是可能做到的。
社会主义项目的危机，包括非常消极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生态平衡结算表，是一个不可能回避的因素，它沉重的压在被剥削被压迫者的抵抗和反击能力上。充分利用气候变化提供的可能性，重建反资本主义的视野，同时把它植根于全球生态和社会问题中，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围绕一个全球性社会项目，甚至文明项目，帮助重组国际工人运动。
38. 碳循环的饱和和非再生资源的耗尽意味着，不像过去，工人阶级的解放再也不能设想为无须考虑主要的自然限制。
反对增长，其本身并不构成一个社会或文明的项目，也不是赞成另一个社会（特别地，如果增长下降的衡量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减少，更是如此，因为国内生产总值只考虑价值的数量，而不顾人类和生态需要的质量）的广泛社会动员的战略。生产和物质消费的下降，对气候救援是即刻必要的，因为资本主义已经把人类驱上一条没有出口的道路太远了。一方面，这种下降绝不预先判断未来可能的发展。另一方面，对于向一个没有化石碳的经济体的必要过渡，它是唯一的定量标准。为了避免导致反动的结论，这一定量标准必须伴有质量标准：财富的再分配，工作时间的减少和公共部门的发展。如果这些条件得到满足，并且如果它的目标是无用的或危险的生产，那么，通过在教育，卫生，文化，小区活动，公共交通，城镇和农村规划，以及重要的免费服务这些部门的社会投资，物质生产的减少则同人类绝大多数的福利，财富和生活质量的增加相符。
资本主义制度同物质生产和消费的增长当然是分不开的，但这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生产价值，作为一种抽象形式的交换价值，导致财富在社会一端长期无限积累的趋势，并在同一时间导致贫困在另一端不断的积累。没有考虑到这个双重现实的气候政策，几乎肯定是注定要失败的。反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关键点和杠杆，从而基本上保持了社会主义项目已经确定的那些东西：动员被剥削和被压迫者反对以争夺利润为基础的制度，反对生产数据的私人所有，反对生产商品，竞争和工资制度。但是，这个关键点和这个杠杆已经不再足以确定替代该方案。事实上，碳循环的饱和，在全球最广最明显的表明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与过去不同，现在设想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考虑主要的自然制约：在历史的规模上，不可再生资源的存储有限，可再生资源的补充速度，能源转换规律，生态系统和生物周期的运作条件，它们的节奏。列宁的简短定义 --- 社会主义是苏维埃加电气化 --- 因而已经过时：电力如何生产（来自可再生的，抑或矿物的能源？），多少数量，有什么样的环境影响？
如果想在生态和社会双重挑战的高度上，表现出一个全球性的替代方案 --- 在现实中，一个生态社会主义的挑战 --- 社会主义项目就必须阐明这些问题。为了做到这一点，申明社会主义必须整合生态问题，是不够的，换句话说，社会主义者必须更好地包含生态层面，发展生态的要求，并参加保护环境的动员。真正的挑战在于整合社会主义项目，把它融入陆地超级生态系统的全球生态中。这意味着，必须这样构想发展，即它的目的不仅是满足人类的需要，而且还要同它的环境可持续性相应，并进而接受这个情况：生物圈的复杂性，未知因素和演化特征，赋予此发展事业一定程度的不可克服的不确定性。
把社会主义整合进生态中，对社会主义者来说，意味着一场“文化大革命” 。为了避免区域分割化的，功利性和直线性的观看自然，把它看成人类操作活动的物理平台，把它看成商店，从中提取必要的资源用于其社会生存的生产，以及把它看成放置这一活动的废物的垃圾场,这是必不可少的。 在现实中，在同一时间，自然界是平台，仓库，垃圾场，和所有生命进程，由于外部供应的太阳能，生命进程使事物循环在这些极端点之间，不断地调整自然界。因此，废物及其处置的方式，必须在数量和质量上，同生态系统的循环能力和节奏兼容，以便不影响生物圈所代表的精巧影片的良好演出。然而，这一良好演出依赖于操作员的数量和多样性，以及连接他们的多重关系链的质量和复杂性，依赖于最终确定人类资源供给的流量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 “人类控制自然”这一把握十足的概念 ，必须放弃。从现在开始，唯一真有可能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真正满足人类需要（即需求摆脱商品异化）的社会主义，它经由人类谨慎地反省这些需求以及他们满意的这种方式对环境的影响后，自己民主决定。
39. 因此，马克思的生态方面的主要错误，不是把自然作为一个要开发的资源的无限储备，而是没有把自己的“交换的合理管理”概念应用到特殊的能源领域，而他却已把该概念应用到了土地方面。
19世纪，由于农产品市场的城市化和国际化，造成养分循环圈的破裂，带来土壤地力的耗尽，李比稀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导致马克思假定，工作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必要调节，唯一可能的自由在于合理管理人类和环境之间的事物交换。这种想法，即社会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是历史决定的，人类，因为它自觉地产生其社会存在，必须承担“合理管理”与地球的交换的责任，这个思想涵括了一个非凡的论点，可以媲美当代全球生态问题的最佳构想。它证明马克思，尽管有某些含糊不清的提法，并非不了解自然周期，而且他知道有限环境中的资源是有限的。关于土地的“合理管理”，这个思想有一个强烈的纲领性表达，即：实际上它是要恢复养分周期，尤其是，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废除城镇和农村的区分。在他们眼里，这一要求同废除体力工作和脑力工作的区别一样重要。
因此，马克思的生态方面的主要错误，不是把自然作为一个要开发的资源的无限储备，而是没有把自己的“交换的合理管理”概念应用到特殊的能源领域，而他却已把该概念应用到了土地方面。在他的工业革命分析中，马克思并没有认识到，从木材转到煤炭，意味着放弃可再生能源的流通，赞成使用可耗尽能源的储备，而其开采只会违反社会和环境之间的碳交换的“合理管理”。虽然他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用尽仅有的两个财富来源 --- “地球和工人” --- 的倾向 ，而这个分析的框架，使他们能够精湛地预测到发展动态，将导致大工业和资本主义农业共同努力，同时使城市工作者，农村工作者和土地的肥力贫困化，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没有看到，资本主义急于耗尽矿物资源将不可避免地把人类引入没有出口的能源道路。
按照唯物史观，技术无法逃避这样的规则，即所有的人类活动是社会地和历史地决定的。我们可以特别引用这个事实，即马克思本人强烈谴责资本主义机械化的阶级特性。然而，没有见到从木材转到煤炭的重要性，这个事实导致他没有把能源阶级特性的问题说清楚。在工业革命时期，这种明确性的缺乏几乎不导致任何实际后果：同样的蒸汽机被用来把木材和煤炭的化学能转为机械能和热量。但是，因石油以及特别是核能源的使用，形势发生了变化。真正迫使我们采取明确的立场：要么技术被拒绝，而且能源不是中性的；或者要不然，能源是中性的，而且开发它们的这些技术不会实在地被拒绝。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发现自己处于同我们起初的论断相矛盾的情况中，这个论断就是技术的历史/社会决定论，这等于是说，我们允许被马克思推出大门的技术专家治国论，通过窗口爬回来。
马克思的继承者要对这个事实承担重要责任，这个事实就是：“合理管理人类与自然间事物的交换”的概念及城乡差别的相关问题在20世纪被遗忘了。19世纪末，合成肥料的发明似乎已经解决了土壤肥力问题，该问题是资本论所进行的生态思索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然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作者寻求了解，这个解决办法是否符合“合理管理人类与自然间事物的交换”的概念。总之，没有人，其中包括革命家，理解到马克思曾应用于土壤问题的概念，可用来从“社会新陈代谢”的角度分析化石燃料的燃烧（或其它不可再生资源的掠夺）。这一惊人不足的原因，还要详细的分析。俄罗斯的落后，斯大林反革命，社会民主生产主义和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同自然科学演变的某些距离，发挥了作用。 但是，批评过度的乐观主义，也是必要的，因为它不合理的期望，科学技术总能找到一条离开资本主义生态死角的“前进之路”。气候变化问题从根本上质疑这种对进步的信念，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7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在有关环境的挑战中，已经并将继续有相当困难去定位自己的最重要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把社会主义项目纳入生态里面，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活力的基本条件。
40. 能源问题是该替代方案的中心。我们可以把“太阳能共产主义”的观点，置于马克思的“社会新陈代谢”思想的连续性中，更深刻地精研发展它，并从中引出新的结论。这个更深刻的发展，使生态社会主义的新概念的使用大为合理化。
能源问题是气候挑战和一个替代方案问题的中心。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超越其前行者（包括马克思）在这件事上的含糊和死角，是决定性的。能源系统的概念--- 定义为从能量转换的角度考虑的生产方式 --- 使得可以做这样的假设，即资本主义制度的特点是：
（一）能源的准完全占用，它们的转换器及传载器，以及其商品转化（包括通过人类转换器，置于雇主支配下的劳动力的商品化）的准完全占用；
（二）化石燃料的压倒性使用，产生租金和温室气体；
（三）拥有能源以及转换器的资本的中心化和聚集，导致系统本身越来越集中；
（四）能源效率低，并有相当程度的浪费，这要归因于优先寻求利润，但也要归咎于中央化的结构，使生产基地同主要市场分离，归咎于无用的生产，归咎于部门之间经济规划的缺乏，归咎于完全过度的机械化；
（五）供应的全球化，能源通道的军事保护，和控制生产国的帝国主义政策；
（六）日益相互联系和集中的网络的形成；
（七）围绕化石能源，主要是石油，一个涉及汽车，航空工业，造船和石油化工的强大能源工业综合体的构成；
（八）通过化肥，能源生物的生产和“基因工程”技术的实施，农业日益整合进入这个综合体；
（九）资本积累逻辑的固有趋势，是不断增加的供应和需求，特别是在能源领域，它的表现是诉诸核技术。
从能源的角度来考虑，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迫切需要摧毁这个集中化系统，该系统是无法无天的，浪费的，效率低下的，死劳动力密集型的，基于非可再生能源的，并面向商品生产过剩趋势的。必须取而代之的一个系统，是分散的，计划的，经济的，高效率的，生劳动力密集型的，完全基于太阳能和面向实际耐用，可回收和可重复使用的设施的生产。这一转变并不仅涉及狭义的能量“生产”，而且涉及整个工业体系，农业，运输，休闲活动和城镇和农村规划。
能源/气候挑战，使社会主义革命被设想成这样的：它不仅摧毁资产阶级国家力量，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这个国家一建立就开始消亡并逐步走向实行人民群众的自我管理，而且也是一个进程的开始，这个进程就是销毁旧的资本主义生产机器和更换以另一种机器，采用其它技术和其它工业生产过程服务于民主决定的目标。这一极其深刻的历史巨变，只能真正开始于社会主义革命在全球范围胜利后，在主要的不平等发展的消除，将有可能名副其实地满足每个人的基本生存权利的时候。它特别要求，不同国家初步实现食品和能源的自治。远不同于停滞，或人类发展的停止，与此相反，它意味着，在科学和技术上以及民主执行它们的社会能力方面的一个重要进展，在“谨慎照顾”生物圈的文化框架内，每个人积极参与，而土著小区的贡献将是非常宝贵的。
革命马克思主义普遍认为，一旦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人类在质量上的发展将凌驾于其数量发展。这一概念同马克思的想法一致，对他们来说，真正的财富寓于空闲时间，社会关系和认识世界。“太阳能共产主义”的视野，与非生产力主义思想是合乎逻辑的相连的，同时又在深化它，并且根据需求，任务和方案得出新结论。这个深化大为加强了使用生态社会主义新概念的理由。作为反对资本主义剥削人的劳动和破坏自然资源的共同斗争的集中体现，生态社会主义不是出于空幻虚妄的，应建立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的理想，而是来自唯物主义的需要，根据生态环境的原因，管理社会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换句话说，以可能同生态系统的良好运作最兼容的方式，管理社会与自然的物质交换。
2009年3月
附注
[1] 决策者备要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SPM)，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07年。注：给出了与1999年相比的温度变化，因此应该会上升0.7摄氏度，以表明同前工业时期的比较差异。
[2]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人类发展报告， 2007/2008
[3] “二氧化碳当量”考虑到整体的温室气体，把它们都当成是二氧化碳。
[4]同参考的情况相比，一个“重大偏差”对应15%至30%的变化。
[5]能源强度和碳密度分别指，为产生一个单位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天然气形式的能源消耗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
[6]我们应该加上地热能源，唯一的非太阳的能源，但其潜力是微弱的。
[7]目标提高至百分之三十，其前提是有一项国际协议，其中包括其它工业化国家的类似减排和新兴国家的认真参与这项努力。但这一目标仍将维持在专家建议范围的较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