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国

中国―美国：危机的不确定后果

现在是提出危机后果的问题的时候了。不是因为它在结束，像只巴望一切复归原样的说官话打官腔的乐观主义者引导我们的那样，而是因为这样做，有用于识别可能的复苏将要面对的障碍。这个问题虽涉及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经济，但它是由中国-美国的共同命运主导的，一些人称为“中美共同体”（Chinamerica），甚至“中美共生体”（Chimerica）。

不久，至少在以下一点会有一个广泛的共识，即：2009年将是已知的全球经济最糟糕的年份之一。2010年，可以看到经济衰退的缓解，或换句话说，出现微弱的增长。但即使在这种相对乐观的情况下，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几个原因似乎排除了回归原状的可能。

第一，危机后显现的情况不同于以前。首先，在各个方面相互关联的坏帐的惊人积累，不会在两年里被清除掉。我们可以在这里建立一个定理：金融恢复的必要时间同有关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国有化（新的‘国有化’字义）程度成反比的。更引人注目的是，即使是《经济学人》杂志也已经赞成国有化了[1]。

经合组织把其最近的经济展望报告[2]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以比较瑞典和日本在1990年代初面临危机时的经验，那场危机同刚刚袭击了整个世界的危机相似。瑞典做了国有化（清账后重新私有化）而日本掉以轻心。在第一种情况下，危机长度是有限的;在第二种情况下，它在至少10年的时间里萎靡不振。到现在为止所采取的措施，照其逻辑，有助于使日本式情况成为可能。

经济恢复和保障方案计划将导致巨大的预算赤字。经合组织估计，2010年整个欧元区赤字是GDP的7％，美国的赤字是GDP的11.9％。同时，就业的破坏将导致失业率的大幅变化。根据经合组织估计，2008年至2010年，在欧元区它会由7.5%升至11.7％，美国则从5.8%升至10.3％。于是，一个2010年后恢复增长的问题，在相互矛盾的目标的背景下，被提出来：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提高竞争力，恢复需求的同时执行新的社会预算削减，以减少赤字。当然，这些都是资产阶级项目，一般地，它们关系到资本主义逻辑的恢复，特殊地，则关系到他们的收入来源。必须推动非常不同的方案，挑战这一竞争性增长的逻辑，这种逻辑背离社会的需要和对气候变化的足够处理。

但是，认为资本主义能够在没有社会运动压力的情况下自我改革，那是完全错误的。上述经合组织的报告还令人不寒而栗，因为它毫不含糊地表达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即让一切回到以前，因为处理危机所实施的措施可能有有害后果；它强调整顿公共赤字的必要性，这意味着在社会预算上的新削减。

稍加事后分析，对于美国模式，我们可以更好地衡量一下，像温•戈德利那样清醒的经济学家的分析，是预言式的，十年前他就列举出7个不可持续的过程[3]。

美国模式[4]可以归纳为以下方式：内部需求趋向结构性地高于国内生产，而且这种不平衡主要原因是家庭消费的增长快于家庭的收入。在危机之时，家庭储蓄率几乎是零，这实际上意味着，他们消费了100％的收入。三个因素使得这种轻率行为成为可能：

金融幻觉：通过股票或物业的家庭收入之膨胀，给了他们一个持久的财富幻觉。他们不再根据他们的目前收入，而是根据其资产的（虚拟）价值的增长来消费：这就是财富效应。

总体性的过度负债：推动消费的是影响家用生计每个方面的债务。20％的最贫穷家庭增加的负债最多（2000年至2007期间增加了90％）：这是该系统的薄弱环节，是次级贷款的天然负债大众。但在大量的信贷中，最富有的20％的家庭自己占了2000年至2007年登记的信贷的一半[5]。

信贷增长：这个过度消费，导致了日益严重的贸易赤字，这个赤字由来自世界各地的资本流覆盖了。

美国能够再次找到同危机前一样的增长节奏吗？显然地，因为家庭的行为，那似乎是不可能的。一旦他们的净资产财富开始下跌，必会使债务下降，他们的储蓄率将增加，并已开始这样做了。上述麦肯锡研究所的研究报告估计，家庭负债率和其历史趋势之间的差距在27点。为了降低5个百分点，就需要把居民储蓄率由2.3％增加至5％。但是，这可能在未来几年导致损失数千亿美元的消费。

另一种方法[6]是把家庭消费的演变同其资产的评估联系起来，由标准普尔500股票指数来衡量其资产。要点如下：为了维持消费，股票市场价格回归甚至超过危机前的水平是必要的。要言之，新股票交易的繁荣是必要的。

另一方面，如果股票价格稳定在相当于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上，消费则会下降3％，如果价格回到其互联网泡沫前的水平，消费则会下降6％。

贸易赤字趋于萎缩，但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增长持久减少的时期。考虑到社会不平等的程度，这种减速将很难忍受。在这里，我们触及到美国模式最惊人的特点之一，就是 “增长成果” 非常不公平的分配。1992年至2006年，每个家庭的税后平均收入，在通货膨胀前，每年上升2.1％。但最贫穷的20％的家庭的增幅仅为1.1％，而最富有的20％的家庭为2.9％ [7]。换句话说，由增长所带来的收入增加的三分之二落入到了最富有的20％的家庭，其中三分之一被最富有的1％攫获！如果再考虑到庞大的公共赤字的形成，结论是，美国恢复比较平衡的经济增长的主要条件是:通过彻底的税制改革以及较好的收入分配方式来平衡缓解不平等现象。面对这样的前景，出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反对派阵营，它的成员有这个模式的受益者，在不平衡的全球化过程中发现了利润的重要来源的企业机器的主要部分，更不要说各种形式的金融业。在短期内，按他们的观点，重要的是，在一个恒定的税收结构中，转移纳税人的危机成本。从中期来看，障碍在于另一种模式的经济条件和各个势力的目前关系之间的巨大差距。

在危机发生之前，人们可以说，作为一个整体考虑，美国-中国搭档已获得相对的一致性。简单地说，中国销往美国，积累美元，然后用这些美元投资于美国国债，以便资助美国的贸易赤字。这种模式让两个国家持续增长，互相获利，还有，中国出口的很大一部分是美国在中国投资的结果，而低价格的进口，可以减低美国劳动力价格的压力。

这次危机代表了对这一模式的很大冲击，使其可能的重建成了问题。主要的问题是，中国和一般的新兴和/或石油生产国是否愿意无限期地同意资助美国的赤字。中国已经积累了1700亿美元的资产，这使得它实际上是美国的主要债权国[8]。

“乐观主义者”强调，中国有兴趣继续资助美国，以免美元贬值，导致其持有的以美元计价的资产贬值。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管委员会总干事的说法，这实在是“唯一的选项”[9]。但这一进程的限制是什么？美国的巨额预算赤字确实越来越必要求助于外部融资。根据一些估计，到2015年，美国的净外债可以乘以3，达到10亿美元，外债总额将达到23万亿美元[10]。因此，美国的重建必须有中央银行的合作。另一方面，美国贸易赤字的重新吸纳，有减少全球失衡的优点，从而减少全球流动性的过剩，而流动性的过剩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之一。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这涉及美国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彻底改变，以及/或者增长的持久放缓，从而使得中国的出口减少。于是美元似乎成了问题的中心。为了恢复其贸易平衡，美国必须将美元贬值，但这般贬值使得资本流入更加困难。它可以被更高的利率吸引，但有增长趋缓与债务加重的风险。

持“依然故我”立场的用户的另一大论据是，经济增长只能通过出口，而中国将继续资助美国赤字，以确保扩大市场开放。但是，这只能持续一段时间，因为中国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在经济层面，该需求的结构是异常的。随着出口（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1.3％）和投资（42.7％）的过重，以及私人和公共消费的市场销售份额（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9.6％）的减少，，使它面临过度积累的风险，相应地，也面临消费萎缩的风险。

近年来，贸易盈余起了发动机的作用，但它受到市场开放的较低增长的威胁，从长远来看，则受到对能源不断增长的依赖的威胁。有人甚至预测，从2020年起中国会有能源危机，这将制约其发展[11]。从现在起，在关系到就业，医疗和养老金这样的社会紧张问题的压力下，中国需要再注重于国内市场。这些社会和能源的首要问题会进一步出现在中国政府采取的经济复苏措施中。不过，有点像美国，这个增长模式的转型问题碰上了它隐含的对社会不平等性的挑战。

在这两个国家，必须加上另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因素，就是国际劳动分工的相对不可逆转性。美国根本不再生产它进口的那部分货物，而中国，因为其生产结构的刚性，以及非常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制度，其生产机制也不可能轻易地转向，面向内部需求的满足。

主要障碍就是人民币汇率。中国货币（元或人民币）被低估，过去的几年里，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要其货币升值。这是在2005年7月至2008年7月所做的事：人民币定期对美元升值，结果在这3年期间，升值 21％。自那时以来，中国当局又维持了与美元的固定汇率。

然而，这种结构并非确定的，中国政府刚刚采取了两个旨在重塑国际货币体系的动作。第一个是一项建议，在最近的20国集团上提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发言权的扩大，提出由一个国际货币取代美元。这一建议得到了俄罗斯，巴西和阿根廷的支持。第二个是货币交换协议的签署，从2008年12月来，与一些国家、地区（马来西亚，韩国，香港，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最近的阿根廷）签署了总值95亿美元的货币交换协议[12]。这些措施表明，中国正在寻求与其它贸易伙伴建立非美元的关系，从而避免与美国的正面交锋。

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加上工资的普遍下滑，是这次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摆脱它，确保对满足大多数国内需求的经济的再注重，全面改造世界经济是必要的。这将使通货紧缩，让贸易交流合理化。因而，这样的调整是必要的 --- 但可能还不够 --- 一个对环境挑战的正确管理的条件。

然而，从目前的混乱结构过渡到新的均衡结构会碰到两种类型的障碍。首先是社会的，来自于主导社会利益相关者的抵抗，他们的计划是回到原状，过去的状况完全适合他们。第二个是经济的：全球化造成的国际分工中的相对刚性引起转型过渡，这种转型过渡可能不是立即的，却是不明朗的。在这种情况下，维持现有秩序的意志和经济社会以及环境方面深刻重组的需要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启了一个不稳定和不确定的长时期。在本质上，资本主义对导致危机的安排别无选择--- 可以看得到的选择 --- 在这个意义上，危机的真正出路是资本主义的替代者。

（蜜雪尔•胡森是经济学家，负责巴黎经济与社会研究所的就业问题研究（IRES）。他是左翼智库科培尼克基金会和阿塔克（ATTAC）科学委员会成员。他刚刚出版了‘纯粹资本主义’，2008年，洛桑，第2版。可以在http://hussonet.free.fr参考他的著作。）

[5]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美国消费者债务的削减会削弱复苏吗？”2009年3月，http://gesd.free.fr/cripplec.pdf

[6]奥利维•帕萨特，“什么是对中期增长危机的影响？” 新闻观察113期，2008年10月，http://gesd.free.fr/eveil113.pdf

[7]资料来源：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联邦税和家庭收入分布资料，2009年4月，http://tinyurl.com/cboquinti

[10]帕特里克•阿特斯和玛丽-皮埃尔•里佩尔，“美国的外债：2015年将高达23万亿？”，闪光，219期，2009年5月，http://gesd.free.fr/flas9219.pdf

[11]李明其“中国经济增长的能源顶峰和界限”，马萨诸塞州阿姆赫斯特大学，2008年，http://tinyurl.com/minqili8

[12]“中国与阿根廷签署货币互换协议”，中国经济评论，2009年3月31日，http://tinyurl.com/yuansw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