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国家大屠杀

直升机，奥林匹克营的军官，警察，士兵和坦克用强大的武器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火，他们采取的这项行动，被辩称为一个意想不到的冲突。但它是一个有预谋的精密计划组织的国家犯罪[1]，目的是把数十万动员民众的冲突彻底粉碎解决掉，因为这些民众赢得了公众舆论和取得了全国各社会阶层的广泛同情。

镇压造成无数青年，妇女，儿童和老人死伤，死伤者不仅弹痕累累，而且还被士兵刺刀插过。这个10月2日，超过2000人被逮捕，包括全国罢课委员会（CNH）的积极分子和成员。他们经历了酷刑的漫漫长夜：模拟处决和阉割，恐吓，针对家庭成员及朋友的绑架和暴力，极其难以置信的指控的虚构，导致后来法院的立案基础是完全捏造的证据。

有广泛的迫害，未言明的戒严状态，通信工具的控制，宪法保障权事实上的中止，这一切针对的是一个想象的颠覆活动。[2] 在墨西哥，一如往常，国家用了其全部不成比例的武力清算并且从而最终结束了傲桀不驯的学生运动。

1. 挑衅和暴力

在1968年10月2日，他们希望用暴力结束开始于7月23日和26日的应对警察暴力的历史。7月23日，紧接着两所学校学生之间的争端，镇压部队入侵其中之一（是国家理工学院IPN的一部分），用不成比例的武力，不分青红皂白和无情地用棍棒殴打学生，教授和学校工作人员。7月26日，成为学生运动的真正开始，理工学院学生号召的，抗议这一镇压行为的示威，融合了墨西哥自治国立大学（UNAM）的学生和各种左派团体特别组织的支持古巴革命的传统示威。

应理工学生的要求，成群的学生试图达到左卡洛广场声援再次遭警察棍棒殴打的学生。但是他们被暴力推回去，此后有许多对抗，当墨西哥自治国立大学（UNAM）预备班的学生离开课堂时，他们遭到警察的袭击，促使这些对抗延伸和扩大。警察完全包围了市历史中心的旧大学区；被包围的学生立即建立路障。巴黎五月路障的记忆仍然新鲜，媒体对它做了大量的宣传。[3]

学生的第一反应，完全是自发的，碰到了升级的镇压和广义的对抗，对抗的高潮发生在7月29日夜间军队的干预，和对国立大学及理工学院的几所学校的暴力袭击和占领。包括在清楚知道这座历史建筑里住着墨西哥自治国立大学预备班的情况下，发射火箭筒。在这4天的结尾，各机构被捣毁并占领，警察包围了一些地方，被烧毁的公共汽车变成路障，有人员伤亡，逮捕，失踪，甚至有人说，一些人已被杀害，在此期间，对学生的威胁恐吓从未停止过。[4]

因此，它是国家的过分暴力，是1968年墨西哥学生运动的起源，也是同样暴力的产生原因。我们可以从一开始就看到代表政府的明显挑衅行动和行为，旨在寻求对抗。这表现在警察和士兵的镇压行径以及对教学场所的入侵，还表现在技术学生全国联合会（FNET）领导人的混乱行动，[5] 他们出现在“波拉斯”（棍棒）──防暴团体──出名成员的路障上，还有，特别是7月26日奇怪地出现在市中心垃圾桶的石头。

实际上，暴力是所谓墨西哥革命体系的家常便饭，该体系得以建成，有赖于制度革命党（(PRI）的社会力量的义务合作，得力于一个全能强大的作为国家和民族化身的总统权力。中央集权体系和严格施行的等级制度不会容忍任何持不同政见者，也不允许民主形式的参与和立法的发展（选举是仪式活动，除了预先指定候选人的立法活动以外，没有实际效果）。

一切形式的暴力，合法和非法的，形成了一个反动和侍从关系的封闭秩序的本质。1958年至1959年工人斗争失败之后，接踵而来的经济增长和国情稳固[6]，利令智昏的古斯塔沃·迪亚斯•奥达兹 ── 一个周身覆盖在病态反共主义里面的极端传统主义者，反共主义这一体系完全是在冷战名义下发明的 ── 政府没有注意到“经济奇迹”本身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的变革：城市化，大规模工业化引生的工人阶级新团体，第三产业的增长，不平等，农业危机，农村移民和贫困，新的更加对外部世界开放的文化进程，等等。所有这些因素促进了社会的成熟，同时，扩大了一方面是这个社会和另一方面是难以忍受的政府和政治体制两者之间的隔阂，后者建立在征服和排斥的基础上。

1968年出现了一个体系的矛盾，该体系是绝对的，不容置疑的，禁止奢侈浪费的，但其中含有准备让它爆炸的力量和矛盾。这是一个双锁封闭的体系，没有丝毫的开放，安全阀或漏洞。所谓的1910年革命体系的顶峰和天顶，它根基于稳定经济发展的奇迹，它组织了第一次在拉丁美洲举办的奥运会：象征着国际社会的承认。它的衰退很快就会来临。1968年学运将成为该政治体系的颓废和正在迅速深刻变化社会的出现的先驱。它尊重法律的要求，对正义和自由的要求，它的民主实践，其创造力和沟通能力的施展，其自主性，其大胆，其迅速的政治化，有如腐蚀性酸，将要攻击总统政权的专制逻辑。

2. 意外的反应

该政权体系已无法预见学生，教授，墨西哥自治国立大学（UNAM）副校长的意外反应，换言之，无法预见社会的意外反应。在一个侍从关系及有罪不罚无法无天的环境里，政府和机构胡乱行事这个特点，通过恐惧和辞职而被容忍。那些不满者不是被收买就是被剔除。镇压水平和不可避免的行政复杂性以及腐败而完全顺从政府的司法系统，使得个人或集体的抗议和投诉气馁不振。因此，当我们，学生，开始用暴力和失控的对抗捍卫自己免受警察的打击时，当学生会议投票反击武力的滥用，和要求释放我们受到攻击的同志时，7月30日，国立大学副校长，哈维尔•巴洛斯•塞拉利昂，因为校舍的军事占领，在他的办公室前把国旗降下了一半，因此引发了一次捍卫大学自治的示威，这时，在该体系的高层没有人懂得发生了什么事。

在军队占领的墨西哥城，8月1日，由副校长巴里奥斯•塞拉利昂，学者和教授领导的示威游行，动员了8万多参与者，他们来自墨西哥自治国立大学和国家理工学院。我们彻夜活动，从而开始了雪崩似的动员，尽管有警察和军队的经常干预，有绑架，迫害，攻击和准军事（恐怖分子）的暴行，动员仍在不断增长，这些暴行是最高阶层组织举办的，而不是只由体系的下层命令组织的。该国首都充满了被学生和教师大众的行动所改变的生活。在几个星期内，我们逐渐接管城市，把它变成了一个供作讨论，抗议，自由和无畏言论的论坛，收回公共场所，比如左卡洛广场──通常是保留给该体系支持者的──但也收回学校，市场，公共场所，街道，居民区，交通运输，办事处，公司──使它们都成为对话的论坛。大游行的组织，没有实在的物质资源，大多是即兴发生的，大游行只是数千甚至数万名学生弥漫性活动──是狂热的──的指标，学生们渗入墨西哥城最后的幽深处： 8月5日，示威游行从扎卡腾库到卡斯科•德•圣托马斯（10万人参加）； 8月13日，示威游行从卡斯科•德•圣托马斯到左卡洛（15万人）； 8月27日，示威游行从查普尔特佩克人类学博物馆到左卡洛（超过25万人参加）； 9月13日，举行了一场无声的示威游行（20万人）。全国罢课委员会（CNH）组织的几次中心集会为这些凯旋示威游行做了准备，集会举行的城镇有600万居民，他们习惯于“acarreo”社团主办的正式游行和集会。[7]

学生不满和反抗的表达，对政府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不可想象的，不可能的，而且很显然，在国家元首的心中，它只能是外国共产主义型的颠覆势力之产物，目的是利用学生们破坏国家稳定和破坏奥运会的举行，而奥运会对政府是如此的珍贵。在拉萨罗•卡德纳斯时代，处于大众动员中间时，那时墨西哥革命在制度化，社会是通过将要成为制度革命党的东西而被压服的[8]。工人和农民的战斗力，自主力，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被政府没收了。社会的集体力量，被一个极其等级森严的政治制度没收了，该制度把人口划分为不同的阶层（工人，农民，普通阶层），划分为团体（工会，工会联合会，由政府干预而扭曲的不同的重组团体），在那儿，屈服的集体决不允许公民个性的表达。受制屈从于强行的分化和等级，导致团结链的破裂，社会因而要受害于它同社群主义和相关传统的撕裂和扭曲，社群主义和相关传统的特点是代代相传的人民和广泛的社会群体。

墨西哥的政治，因此只在制度革命党的成员里才发生，该党是一种政治机器──由共和国总统操持的机器──其作用是保证维持其统治，而且也给辩论提供体制空间，在所谓 “革命家庭”成员的政治行动者之间分配权力。新异议和新政治行动者可能出现，但他们不是立即被吸收同化，就是以某种方式被剔出行动。这台机器是国家机器网的一部分，其政策，无论公开与否，都致力于保障现有秩序，保障稳定，甚至保障其仍植根于墨西哥革命的合法性。

所以，当学生和老师开始反抗国家的任意镇压，谎言和无法无天有罪不罚时，他们打入了保留给政治的空间，打乱，入侵，打破了规则，这些规则可能充分延续该制度并保证继续当前的经济社会秩序。这就是为什么墨西哥的学生运动从一开始就表现为一个审慎的政治运动；它的要求是反对独裁主义的：释放政治犯，清算镇压部队的罪行，并解散他们，拒绝滥用权力，要求正义和尊重民主自由[9]。所有这一切都不要忘记，墨西哥所有的社会运动，一旦出现，由于国家本身的干预，它们不可避免地会政治化，针对干预，社会运动不可避免地会加速。这是该政治制度的本质，它削弱了社会和政治的传统区分，并造成这样的悖论，该制度把所有社会冲突政治化，而它自己却依赖于非政治化。

1968年3月退伍军人与罢课的国立大学学生游行，1999年，由于暴发成全国舞台，学运赢回了公共空间，把整个城市具体转变成了政治活动和沟通的场地。然后，人们工作，教学，生活，偶然会有一些碰撞（如公共交通）的地方，被转化成许多交际和对话的场所，换句话说，成了政治活动的空间。看到最多样的人，最不同的社会群体，以上千种不同的方式卷入运动，这种情形令人吃惊。尽管这个运动处于这样的气氛中，即：媒体（当时主要是广播，报刊和少量的电视）一直展现极权主义的特点，受到国家检查和每日自我检查，机会主义者，服务于冷战，天主教会和这个政治制度，这个运动，已经能够赢得人们的理解，他们的团结，他们的出谋策划。

毫无疑问，学生的想象力，他们的敏感性，他们的创造力及组织和动员模式的发明能力，激情地充满了一个社会，这个社会一直苦于遭受到权力的滥用，任意的判决，贪污腐败以及必然的侍从庇护关系警官，法官，公务员，雇主，社团领袖，党魁，雇员：在各个级别和各个环境中，老百姓受害于任意的权力，专制，公正和民主的缺乏，甚至侮辱或镇压。这就是为什么从不同的部门和社会各阶层有越来越多的人最终聆听了我们学生的要求。许多父母认同了来自他们的子女，他们的亲戚，他们的朋友和邻居的挑战，即：我们，学生或教授，反对因恐惧而麻木不仁，即使遭受打击和迫害，仍然坚持斗争。一些累积而发的愤慨，把隐忍未发的狂热怒气带上了台面，至少鼓励了他人的潜在反抗，并导致对政府信心的丧失和总统的非神圣世俗化。多亏以自主，勇气和决心使社会动荡的学运行动，大众政治化的起头就开始寻找自己的道路。

.一旦7月26日星期五晚上发生的事件众所周知时，我们就开始动员，并寻求协调的方式。周六27日，罢课开始的地点选在理工学院，并设立一个国家理工学院的协调委员会，和呼吁举行总罢课。与此同时，在大学宿舍建立了一个机构代表的协调委员会，这些机构有组织传统，主要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几天之内，罢课已扩展到国家理工学院的所有研究所，墨西哥自治国立大学，查宾戈国家农业研究所，国立人类学和历史研究所，教师培训学院和国立大学。全国各地许多学校和大学以及像阿纳瓦克•伊比利亚美洲大学一样的私营机构很快就加入了罢课。虽然学生的罢课一般只发生在墨西哥城，它实际上是一个全国性罢课[10] 。

在一般的集会，团队游行和行动委员会的每一个组建过程中，自发组织的学生，齐头并进，努力协调和集中，导致第一个统一的宣言，提出了6点纲领，要求政府在72小时内回答，并警告说，如果没有得到答复，就要把罢课扩大，而且8月5日星期一召集了第一次示威运动。8月8日，标志着72小时警告期的结束，全国罢课委员会正式创建，在开始时，有59个集会或行动委员会的代表与会。几乎同时，高校教授争取民主自由联盟出现，它来自50所支持该运动的学校，甚至派代表（有发言权，但无表决权）参加全国罢课委员会（CNH）。此后不久，作家和艺术家协会创立，它用多个活动给运动以文化和节日的印记。

全国罢课委员会（CNH）负责运动的全面协调和领导，提出了各种将保持它进攻气势的行动。这项工作涉及各个统一示威游行，而且还有会议，宣言和倡议，如要求公开与政府对话，把它作为解决冲突的方式。随着运动的增长，它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和合法性，运动达到最高点的时间，是8月5日的示威和9月13日星期五的无声示威之间。在这六个星期的时间，全国罢课委员会（CNH）巩固了它与学生集会的关系，并帮助加强团队的工作，在此期间，完全侵入了该城市并发展了反专制和民主的宣讲，那将是该运动的标志。面对政府的计谋，其威胁和镇压行为，它保持了对政府的挑战。它为公开对话所作的辩护[11]作为一个绝对的原则，使得保持运动的凝聚力和连贯性是有可能的，只要维护它不被传统的政府机制拉拢收买，从而保证其主要代表和发言人的地位。毫无疑问，目标是获得“最大的民意支持”，并造成“该政治体系最大程度的孤立”[12]，这个目标是全国罢课委员会（CNH）的动机，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特别是从长远来看，得利于整个运动所动员的各个力量的结合，该目标已获得很大程度的实现。

大会聚集了大量的学生，他们讨论并做了集体决定。这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化学校，是某些知识分子疲于丑化的社会化和集体思想的学校[13]。但是，这些大会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即使他们往往变得冗长和乏味，因为他们可以在日常的基础上保持普通学生同行动委员会及全国罢课委员会（CNH）之间的关系。赞成激烈讨论和集体决策的信息和建议，在不同的团体之间流转，并导致日益良好的协调和集中活动。通过对行动委员会做选举，大会阻止它们变成不具代表性的活动家或左翼激进分子所垄断的机构。这种运作方式使运动具有民主性质并赋予它一个不可否认的凝聚力。

学生团队是扩展，动员和进行政治社会组织的最广泛和最有效的机制。一般是三个，五个或十个学生一组，他们便于四处活动，在墙壁上涂写口号，散发传单，在即兴的会议和与人讨论时解释运动的理由，促进团结，筹集资金或货品实物（市场上的粮食，办公室中的纸张，商店中的油漆，等等）。还有墨西哥自治国立大学科学系成立的更大规模的团队，由几十甚至数百名学生组成，他们在一些重要的途径上封锁交通，目的是举行即兴会议。团队还去了工厂，工业区，办公室，市场和建筑工地，他们还走进被称为是粗野似乎不可渗透的街区，而且在那里学生们总是会遇见关心和声援。人人害怕的，尤其是警察担心的帮派，年轻人团伙 ── 欢迎我们，甚至加入我们的斗争，例如在某些接近学校的地区，这些帮派团伙发挥了基本作用，抵御警察攻击，特别是在卡斯科•德•圣托马斯和特拉德罗尔科地区。许多团队甚至做到了有组织的大游行示威，给他们带来组织和安全，然后他们又继续工作在城市的漫漫长夜。

数百个团队的出现和广泛工作，示威和集会以及全国罢课委员会（CNH）的出现，提供了1968年运动论述的形式和意义。首先的挑战是对抗新闻和电视操纵的虚假信息，反驳政府和其代言人的诽谤，这是逐步实现的，如同从示威游行中看到的，示威游行被越来越多的人跟从遵循，先是从公寓的窗户里，从街头数百名行人里，然后成千，然后上万，然后成千上万的观众成为了游行参与者。

许多宣传是团队自己的即兴发挥，尽管它最初由每所学校行动委员会集中制作的，然后由全国罢课委员会（CNH）集中化，从而增加其大量印刷传单的能力。我们圣卡洛斯学校的艺术家同志狂热地制作了海报和张贴，整个城市都可以看到。在政治科学学院，制作了非常富有想象力和创意的宣传，有无数的杰梅•哥德的墨水画海报，人们要拍摄这些海报显然没有问题。

对于征服公众舆论，在宣传和唤起同情上，以及在获得甚至是非常不同的社会群体的声援方面，团队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运动在全国各地的伸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团队及其成员的工作。即使是媒体，特别是新闻界和广播，不时有开放的迹象显示出来，因为有压力来自追随我们努力的记者本身，来自于我们学生要使自己得到理解和实现我们的目标的努力，也因为有运动不断提出其要求而带来的明显影响。

然而，由于团队本身的性质和分散性，他们的自主权和他们实在的自我组织，集中化的组织是不可能的，尽管它通过一种团队总协调（CCGB）机制做过尝试，该机制是政治科学学院倡议创建的，虽然它得到国罢工理事会CNH的批准，仍然被一些人认为是一个挑战全国罢课委员会（CNH）[14]领导作用的极左尝试。在现实中这种协调被用来计划和合理化这些普通组织结构的活动，防止他们彼此来到同一地点而耗费太多的精力。9月1日星期天 ── 总统第四次报告的时候 ── 我们尝试了一个秘密的行动，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15]。9月18日国立大学的军事占领并没有使该项目成熟，尽管许多自主团队继续发挥作用。

所有这一切组织的和参与的热潮并非空穴来风，并非是完全新的。实际上，它是一个学生组织的社会政治上重组的长期过程的表达，比如农民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或是失败的尝试，如全国民主学生联合会（CNED），他们为物质的或明确的政治要求，斗争在区域的或甚至更广泛的层面上，那些地方的学生们是中心或参与者之一，就像奇瓦瓦州，米却肯州，格雷罗州，普埃布拉州，锡那罗亚州，索诺拉州，新莱昂州和塔巴斯科州，以及在首都本身，在墨西哥自治国立大学，国家理工学院，以及在教师培训学校[16]。

在许多这样的经验里有一些先例，不仅有镇压和军事干预，有固执和不妥协的状态，而且也有阻力，以及像会议，团队和各种协调委员会一样的组织形式。特别是，在1960年代的墨西哥自治国立大学，最激进学生的活动主义 ── 这是我们的组成部分 ── 在奥运年的爆发之前，最终挫败和拆除了所谓的整合学生联盟主义（大学学生社团联合会，FUSA，连带其学生社团，它的执行委员会及其被称为“波拉斯”的行动团体），整合学生联盟主义从属于制度革命党，它控制了校园；在1968年的国家理工学院，我们看到了强大的技术学生全国联合会（FNET）的死亡丧钟。1968年的学运集中了这一复杂的过程，丰富了它并加强了其最好的经验。

墨西哥1968年学生运动特点首先是它的和平性质，它对合法性，正义和民主的要求。它首先是一个反对有罪不罚现象的斗争，反对谎言，不仅同总统古斯塔沃•迪亚斯•奥达兹的顽固而且同官方机构的顽固作斗争，这些官方机构没有代表性，更是缺乏合法性，他们腐败并滥用权力。六点纲领要处理侵犯公民权力的问题，要处理把惩罚合法性迭加在自由之上，置于宪法载明的保障之上的问题，要求和希望恢复受到侵犯的司法制度，那些侵犯者有：负责任保障它的人，创造了它的人，以及根据自己的兴趣利用它的人。

对于学生，尤其是最政治化的学生，实习合法性有点困难，它违反了这个国家的潮流，这个国家极其墨守成规，但不重视法律，顺从任意的统治和乌有的法治。宪政秩序本身就是矛盾的，是革命妥协的情况下的产物，革命通过粉碎其主要驱动力而获得胜利，该驱动力就是其参与者中的普通民众阶层。被神圣化的总统绝对主义，成为一个不受检验，核查或控制的政治体系，在那里模仿是一个主要特点。三个武器（行政，立法，司法）被吸纳在单独一个全权的总统权威中。政府和缺乏权威的法官，习惯于专制统治，提出荒谬的指控，而且审判的根据是谎言和阴暗的秘密操作，尤其是还有政治的干与。事实上，1968年的要求之一就包括释放未经真正法律审判而关在监狱的工会领袖，如德梅列霍•瓦勒若，瓦伦丁•坎帕，维克托•波多黎各•加兰及其它人。

政府触犯法律的行为成了日常活动，政府的这种性质令人惊叹。宪法载明的权利在事实上的缺乏，把宪法弄得像是一纸空文，导致了一个专制的，包办一切而令人难忍的王朝之非常真实的存在，它不容有任何一种民主调解。同所有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一样，学生不得不在一种半秘密状态下活动，而且校园以外的任何活动都是受到严重威胁的冒险。只有某些宗教仪式的游行被容忍的。“制度暴力”补充以准军事暴力。运动期间，政府不时地诉诸可怕的行动，如向学校开机关枪，殴打，绑架，爆炸，起于10月2日的一场肮脏战争，到20世纪70年代失去了控制。

因此，合法性的实习，逐渐临到我们而没有保留。所以如此，不是因为全国罢课委员会（CNH）某些领导人视为拒绝民主的东西，或者激进派学生的“极端主义和左派教条主义”[17]，而是因为难以达成协议的形势。面对辱駡镇压，军队的非法干预，大学自治受到侵犯，处决和无休止的迫害，学生还是开始讲说使用并去理解合法性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合法性保护我们，让我们合法化，它也突显出该制度的犬儒主义和不协调性。副总理哈维尔•巴洛斯•塞拉利昂的态度，以及8月1日的示威用了他的名字，这些都是积极的步骤。

示威的举行，没有屈从必须请求警方允许的条例，这个事实给了我们信心。团队游行，每日会议，无论有或没有警察的攻击，终于使我们拥有了法律设立的权利，它过去一直是有条件的，并被政府取消了。一点一点地，人们理解到和接受这一点，即：合法性，宪法，也可以是权利的庇护所，保护墙脚已挖的自由，保护对政权无法无天的行为作抗议的权力。因此，该运动获得了合法性的一面，它要求尊重已经遭到了践踏的宪法和法律，而践踏者就是宪法和法律的制定者。因此，在墨西哥，学运也是争取人权和为民主战斗的先行者。

直到让整个民族蒙羞的特拉德罗尔科事件的那个黑夜 ── 正如奥克塔维奥•帕斯所说的 ── 因为政府的大屠杀，学生运动发展的近十周时间，是群众政治化紧张而漫长的日子。首先是学生和教授的政治化，他们避开惯性，离开束缚他们的冷漠，因循守旧，等级关系的繁殖以及沟通的缺乏和孤立。

这个运动是一个平均主义的呼吸气息，它创造了团结，合作和快乐的关系。它不仅冲走了残留的正式学生和专业的分组，而且还扫去了教育系统的功能所促进的旧仇恨和竞争，如那些起源于体育比赛，执着在自治国立大学和理工学院之间的仇恨。大会的辩论，街头的占领，自由的实习，同所有社会和文化环境的人民的重要相遇，对城市多样性的承认，未知交流能力的调动，尤其是对日常事件的集体破译（这些日常事件使我们同政府及其机构，同它对媒体的处理对抗），运动作出反应的能力，所有这一切标志着一个政治化的进程，一个认识发展的进程，整代人的一个不可逆转的文化变革进程。

但是，人民（正如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所说的），换句话说，社会，带有差异性和不平等性的社会觉醒了，发现了示威游行和政治实践，对制度的意见和批评，使无数的社会团体不仅更接近学生，而且也接近政治。这也是为什么运动表现出了把尊严还给政治的一种可能性[18]，政治已经退化，并被仍然自称为墨西哥革命的政权体系抹杀了。如果运动成功地被视为学生和民众运动，那是因为墨西哥城的居民 ── 特别而不是唯一的 ── 接踵而来，涌上了政治舞台。教授，艺术家，小店主，母亲，中产阶级的和更加宽裕阶层的所有家庭，雇员，工人等，在示威和会议期间，特别是在同学生的日常接触时，表明──有时以传播的方式，有时以开放的方式 ── 赞成运动。在全国罢课委员会（CNH）的各个会议上，越来越多的各种群体来表达他们的声援或呼吁其它人也这样做。

这一过程造成了人们心境的改变，其中最重要的时刻，一个显示公众舆论转而支持学生的时刻，不是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8月27日，因为那一天的示威达到了该运动的最高点，根据一些估计，有40万人参加了该示威游行。而是第二天，28日星期三，这一天所谓向国旗宣誓效忠的仪式失败，必须参加一次官方会议的公务员反叛，而政府不得不求助于军队坦克驱散了该会议。公众舆论的战斗已经取得了胜利，体系控制的裂缝象征了决定性的变化，它当然影响了政府诉诸武力结束冲突的决定。

自然地，许多学生在运动的各机构中变得政治化，他们在那里获得他们的初步经验，然后进入政治世界。但是，许多运动参与者来自其它的斗争，他们有经验，这些经验在辩论和政治实践中培训了我们，而实践或多或少是社会的和开放的，或多或少是秘密或半秘密的。全国罢课委员会（CNH）大多数最突出的领导人曾是或在最近的过去已是左派组织的中坚，就像行动委员会以及会议和团队组织者的许多成员一样，尤其是在自治国立大学，以及在墨西哥城和在该国其它地区的其它学校。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代表了理论和政治遗产的记忆和连续性，这些遗产已经成功地生存下来，并面对镇压体系的潮流塑造了本身，在人民和民族主义神话的基础上，20世纪的第一次革命产生了镇压体系。

1968年的运动之前的这些年代，是重组改组的年代，在一定程度上，是墨西哥左翼增强的年代。这一危机，破裂，和创新群体及左翼潮流出现的进程，实际上是伟大的独立工会斗争的矛盾结果，该工会斗争结束于1959年的军事失败[19]。墨西哥共产党（PCM）的这场危机，发生在古巴革命胜利和中苏冲突的情况下，导致一个马克思主义类型（自我确定为革命者或自由者）的重要出现，开启了左翼的选择范围，那以前左派主要限于亲苏联共产主义和隆巴多主义方面，后者是一种斯大林风格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20]。斯巴塔克主义，由作家何塞•热乌尔塔所创造，是最多样化和广泛的潮流，但也有托洛茨基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格瓦拉主义的增长。随后的左翼的社会和世代交替变化，有更多的年轻人卷入 ── 主要是正在摆脱制度化网络的学生和知识分子 ── 该变化将在狂风般国际气氛的影响下成熟 [21]。所有这些左翼潮流导致全国罢工理事会（CNH），即使运动把它们吸进来，把它们弄得杂乱无章，变革和运动的成果终于把它们摆平。1968年之后，一个左翼新结构造成了不同节奏和水平的崩溃。但是，在运动期间，全国罢课委员会（CNH）有了更多的辩论和贡献，它们往往两极化，没有做到人人满意，但总体上有利于处在一些战略事件热潮中的建设，该战略是：在初期阶段，组织运动，把运动投射到社会，并成功地孤立制度革命党政府而且显示其真面目。

决定性的问题，如公众对话和沉默示威，通过自身独特的话语建构对运动的认同；关键时刻的运动反应，例如第四次总统报告的诽谤和威胁；9月18日自治国立大学的军事占领，和学生反对没收国家理工学院大楼的战斗的紧张时刻，超过1500人被捕；政权对副校长巴洛斯•塞拉利昂的攻击 ── 所有这些涉及到的大辩论和大决定，显示全国罢课委员会（CNH）的凝聚力和集体能力。在城市中心区组织统一的示威还是在工业区组织大量的分散示威游行，那种方式更好？对此有辩论，很明显，结论来自于采取最有效的决定。公开对话的问题所暗示的同政府关系，不过是这样的问题，即全国罢课委员会（CNH）未能及时决定采取谈判的出路。

尽管组成的多样性，或也许是因为它，全国罢课委员会（CNH）确立了自己作为运动无可争议的领导者的地位，完全合法化为一个集体，它独立于一些同志的实际份量，比如劳尔•阿尔瓦雷斯•加林或吉尔伯托•格瓦拉•涅夫拉[22]。有一些错误的产生，是由于放纵了一些发挥阴暗作用的相关者，比如苏格拉底•坎波斯•勒穆斯，他建议在左卡罗等待公开对话的时刻，促使了8月27日粉碎行动成功后再次镇压的来临，也放纵了运动中的一些人，他们在10月2日之后成为政府的发声筒。

最重要的是，全国罢课委员会（CNH）没有能力感知9月13日后，随着军事调动和肮脏战争而来的政治局势的变化。战术退却的可能性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但所有迹象都指向正在来临的灾难性结果。在政治学研究所，一所被视为最激进和甚至极端的学校，我们讨论了它，甚至写了分析文章，在文章中，我们设制了一个得胜运动的论点。被惯性所困，用火车作比喻，火车全速奔向悬崖，而此时没有人能够拉动传输线，全国罢课委员会（CNH）的总结大会没有考虑这一档。在其它学校，他们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并且巴勃罗•冈萨雷斯•卡萨诺瓦还出版了他就这一题目的反思[23]。显然，谁都不愿承担风险，向运动的普通成员建议，必须停止运动，因为运动已经取得了巨大和不可逆转的政治和文化成果。全国罢课委员会（CNH），被视为20世纪下半叶墨西哥最重要的政治社会运动的有作为的领导者，对于它，这是最后的考验[24]。10月2日屠杀，伴随着全国罢课委员会（CNH）主要领导人的逮捕，以及甚至在奥运会期间都没有停止的迫害，使得运动的领导消失了，其结果是运动失去了主动力和洞察力。

墨西哥共产党PCM ，成了政府的替罪羊，它在运动中没有获得重要作用，突然发现自己在全国罢课委员会（CNH）里的支配权。在没有任何全国罢课委员会（CNH）责任的一些浮夸学生的协助下，马塞利诺•佩热洛借助新闻界的批准，得力于他同政府人士的非官方关系，他坚持不通知全国罢课委员会（CNH）（征得其党领导层的同意），自立为主要领导人。没有考虑事件或寻找替代方案，从而有可能在这些新情况下为运动开一条出路，新全国罢课委员会（CNH）急急忙忙试图结束罢课。后来，当学生决定在12月4日结束罢课时，全国罢课委员会（CNH）提交了一份“10月2日的国家宣言”，以一个不光彩的方式，只提到特拉德罗尔科夜晚的屠杀，作为一个政府“顽固”和“难以容忍”的问题而提出，却不采取行动捍卫我们被囚禁的，遭受拷打和遭受最荒谬指控的同志们，甚至忘记迫害仍在继续。1968年12月6日，当全国罢课委员会（CNH）决定解散时，它已经不存在了。

学运开始于政府的一种挑衅行为，该挑衅行为最初似乎是一种预防性的镇压 ── 冷战期间的常事 ── 目的是把一些麻烦的人物（共产党人，批评者，持不同政见者）清除出去，以保证19届奥运会的和平。7月26日对墨西哥共产党及其青年组织JCM成员的压制，就是突出标志，占领他们的办公室及其报纸‘墨西哥之声’的办公室，而这个时候，学生和警察在城中心的第一次对峙甚至还没有结束。立即启动的新闻运动是该攻击一部分。在7月30日星期二凌晨的军队干预之后，政府公务员（摄政者阿方索•科若那•德•罗萨尔，共和国总检察长胡•桑切斯•瓦加斯和路易斯•埃切维里亚）谴责了“精心组织计划的蛊惑和颠覆”。不管怎样，清除的一点是，迪亚斯•欧达兹政府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冲突超出了他的控制，尽管有政治危机和事态发展的迹象，体制上层没有人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学运揭示了处于顶峰的社团主义总统体系的弱点，并在同一时间发现了自由；这表明有可能以不同的方式经历政治活动，以一个民主，平等，不强迫人们服从的方式经历政治活动。学生运动被军事粉碎，以一个残酷过分而无理的方式被粉碎。这是一个国家的犯罪，现在必须审判那些已经确定的负责者。它并未从政治上被粉碎。整个国家因特拉德罗尔科夜晚种族屠杀的可鄙性质而蒙羞。像狮子那样卧藏，它跳跃，反抗，羞辱负责人，并释放出不停产生变化和办法的势力。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长远说来，1968年的民众学生运动以惊人的方式得胜了。

阿图•安吉亚，自治城市大学（UAM，墨西哥城）的教授和研究员，革命工人党（PRT，第四国际墨西哥分部）前领导人，在1968年是自治国立大学国家政治学学院的行动委员会的一个成员。

[1] 胡勒•雪热尔•加西亚，卡洛斯•芒斯维，局部战争。特拉德罗尔科1968年。一般马塞利诺•加西亚•巴拉文件。事实和历史，墨西哥城，阿吉拉尔新世纪， 1999年及扩展版：局部战争II。68年的工作，自治国立大学 /阿吉拉尔新世纪，墨西哥城2002年。

[2] 劳尔•阿尔瓦雷斯•加林，特拉德罗尔科纪念碑。68年学生运动的历史重建，格里戛尔博，墨西哥城1998年。这是论述1968年墨西哥的最佳著作，由其主要领导人撰写。除了介绍运动纪事和反思外，它对1968年的军事干预作了细致的分析。

[3] 奇怪的是，它是晚间新闻小报，对五月事件，却提供了最广泛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报告件。

[4] 根据国防秘书长的说法，“一个步兵旅的三营步兵，外加一个营的伞兵” ，也就是说，约2500名士兵，被派去增援未能成功控制学生的一万名警察（劳尔•加东引用的，1968年。希望的火焰，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墨西哥城1968年，第34页）。

[5]技术学生全国联合会（FNET）是国家理工学院IPN和其它技术学校的一个学生社团组织，依附于掌权的制度革命党（PRI）。

[6] 在左翼政党（墨西哥共产党，PCM，以及墨西哥工人和农民党，POCM）指导下的运输工会大罢工，激励了一些金属制造工，石油工和其它行业后来发生的工会斗争，并把这些斗争串联起来。这些斗争最终挑战了工团主义政权，并要求工会的独立。 1959年3月28日，军事镇压逮捕了大约10000工人，这些人上了政府的黑名单，因此无法获得任何工作合同。最后，主要领导人，德梅•列霍和瓦楞亭•坎帕，被谴责犯有破坏社会罪，这项罪名发明于20世纪40年代的世界大战期间。

[7] “Acarreo”这个名称，指的是强制动员人民支持政府的行动，由制度革命党PRI的社团组织负责。

[8] 这个主题的论述见于我的书，卡登主义的国家和工党政治（时代出版社，墨西哥城，1975年）。雇主和农业大土地所有者也显然是有组织的工团主义团体，但并没有服从于制度革命党也没有因为他们同政府关系的特殊地位而受益。

[9] 请愿书的六点要求是：
1.政治犯的自由；
2. 解雇行为像警察局长的将军；
3. 解散作为直接镇压工具的特种兵部队，不能代之以一个类似的机构；
4. 废除破坏社会罪，这条罪名是用作镇压的法律工具；
5. 赔偿遭受警察和士兵侵略的受害者家属；
6. 审判对破坏和镇压行为有责任的公务员。

[10] 8月中旬，在韦拉克鲁斯州，瓜纳华托州，米却肯州，克雷塔罗州，伊达尔戈州，恰帕斯洲，杜兰戈州，塔毛利帕斯州，萨卡特卡斯州，圣路易斯波托西州，阿瓜斯卡连特斯州，索诺拉州，巴哈加利福尼亚州，纳亚里特州，莫雷洛斯州，塔巴斯科州，瓦哈卡州，锡那罗亚州和普埃布拉州，众多的示威发生在各个城市而且有70个机构在罢工（劳尔•加东，同前。第42页）。

[11] “市民对话对工团主义控制的政权是一个真正的挑战；对于政府来说，接受这样的对话，等于承认另一种力量的存在，一个独立不受管制的社会行动者，它要求彻底改变，而这种可能性已被拒绝”（阿尔瓦雷斯•加林，同前。第183号）。公众对话的可能性损害封闭和反民主的政府系统的逻辑。正是这种需求最强烈地反对政府。

[14] 例如，吉尔伯托•格瓦拉•涅夫拉的愤怒（例如，见注17 ）和劳尔•阿尔瓦雷斯•加林的较平静观察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15] 在有关墨西哥1968年的书籍资料中，这个问题很少涉及。我们可以在何色•雷里•里瓦斯•翁蒂韦罗斯的书中找到一些内容，如：墨西哥自治国立大学的左派学生。组织，运动和领导人（1958至1972年），墨西哥自治国立大学/ Porrúa ，墨西哥城2007年，624-625页。

[16] 恩里克•德•拉•加尔萨，莱昂•托马斯•艾吉阿，路易斯•费尔南多•马西亚斯，另一种学运，报导，墨西哥城1986年，第一章。

[17] 这令人吃惊地看到，吉尔伯托•格瓦拉•涅夫拉如何嘲笑和愤怒谴责那些他所谓的“自治国立大学人文系的激进学生” ，他不承认他们有丝毫的贡献，他指责他们是运动的一个障碍，并且在全国罢课委员会（CNH）的各代表团中间“播下仇恨和灾难” 。他还夸大“极左”组织的的影响，如斯巴达克斯共产主义者同盟，而这些影响几乎没有从事件中生还的。自然，对那些在各种场合提出不同于他的意见和建议的人，他的整本书流露出鄙视和仇恨。他甚至抄录新闻界和政府所使用的许多话语，这些话语同CNH内和学生中间的各分支有关，而正是学生贡献锻造了运动（自由永远不会被忘记，68年备忘录，加州及竞技场版，墨西哥城， 2004年）。

[18] “1968年的一大优点是断言，政治是必要的和可尊敬的事物” ，它可能以“不同于制度革命党的程序”，而且“作为同政权对抗的政治” 进行。（阿尔瓦雷斯，纪念碑... ，同前。第147页。）

[19] 这项运动后POCM失踪，而PCM，尽管它有经常性的危机，自1919年以来已经存在并且仍然是最强的左翼组织。

[20] 社会主义人民党体现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潮流，该潮流由维森特•隆巴多•托勒达诺具体化，维森特•隆巴多•托勒达诺，一个自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的工团主义政权形成中发挥了根本作用，对拉萨罗•卡德纳斯，是不可或缺的。作为同墨西哥革命政权的次级“同盟”，和阶级合作的推手，他为墨西哥著名的“头脑胡涂的党派”，制度化的虚假反对派，揭开了序幕。直到他反对的1968年运动后，他去世为止，他在墨西哥是一个关键的政治人物。前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代表的革命民族主义潮流，尽管它徘徊在左翼，在现实中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它帮助建立的政权体系。面对帝国主义对古巴革命的威胁，卡德纳斯促进动员民族解放运动，这是一种广泛的战线，它引起了许多人的希望，但事实上却失望了，因为卡德纳斯支持的总统候选人古斯塔沃•迪亚斯•奥达兹，在1964年接管了政府。

[21] 古巴革命和美国入侵古巴，越南战争，美国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黑人叛乱和黑豹运动，第三世界反对殖民主义的起义，印度尼西亚流血清洗，六日战争和巴勒斯坦革命，切•格瓦拉的象征，等等。

[22] 事实上，联盟的这些同志，在其方向上保持批判的态度的同时，曾是PCM青年组织的激进分子，组成了非常广泛的学校代表集团，学校特别地按统一的方式分组为墨西哥自治国立大学的理工学院和技术部门。

[23] .公报发表的“决策的风险” 。全国罢工通讯，第7期，1968年9月13号，吉尔伯托•格瓦拉•涅夫拉转载‘自由’杂志... ，同前。261-268页。所说的文章，9月18日之前我写了一点，该文以政治学行动委员会卡尔•马克思团队的署名散发。

[24] 见劳尔•阿尔瓦雷斯（同前。第179-180页）和吉尔伯托•格瓦拉（同前。第267页）的意见，他们发言赞扬冈萨雷斯•卡萨诺瓦的反思后，自问关于复课的想法：“在一个像理事会骚乱情形的那种集会中，在所有的学生媒体前面，处理这种类型的反应，这怎么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