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旱的警告

 

破谜


 

自2008年11月到2009年冬春季,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安徽、陕西、湖北等12省市区出现30年一遇的罕见大旱。截至2月17日,全国作物受旱面积8383万亩,已接近多年同期平均水平(7600万亩),其中重旱2679万亩,干枯421万亩,有464万人、248万头大牲畜(多年同期均值811万人、538万头)因旱发生饮水困难。旱情最严重时,河北、山西、江苏、安徽、河南、山东、陕西、甘肃等8省冬小麦区受旱,面积高达1.6亿亩。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曾于2月5日宣布启动Ⅰ级抗旱应急回应。

截至2月8日,北方冬麦区8省日最高投入抗旱人数1349万人、开动机电井126万眼、泵站2.18万处、抗旱机动设备179万台套,出动机动运水车辆28万辆,累计投入抗旱资金32亿元。现在,8省旱区受旱麦田已灌溉五成以上。

2009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国家启动1300亿元投资计划,其中950亿分配给地方,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农村“水电路气房”建设、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呼吁地方政府要善于利用农民工因金融危机返乡待业的机会,采取以工代赈等方式,发动农民大兴水利,不误农时。

《南方周末》专题《大旱背后》(2009.2.12)报导河南省兰考、民权、睢县三地严重旱灾。他们发现在旱灾肆虐的乡村,村民喝完地下水后,开始用漂白粉过滤山涧河水饮用。环保咨询专家马军分析,全国七大水系已有三成失去使用功能,连农业灌溉都不行,“水资源利用不合理,水体污染,已经成为加重旱情的两大因素。我们将逐渐丧失应有的抗灾能力”。河南人均拥有水资源量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且近一半的地表水和地下水已不适合使用。

        1950年代中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灌溉系统,可是,随着包产到户和取消农村劳动积累工、义务工,这些集体水利工程大多遭搁置或荒废。现在中国农村渠道灌溉利用率只有30%-40%,河南的数字更低。水利部副部长鄂竟平承认及正视中国农田水利工程长期“欠账”的问题。农业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风田说:“国家的投资都在大江大河的治理上,反而忽略了对农民最密切相关的沟塘渠。”

《法制晚报》张永琪(引自华商网2009.2.9)文章《我国55%耕地无灌溉条件 地方追逐GDP酿恶性循环》指出,“据水利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18.5亿亩耕地,有灌溉条件的只有8.3亿多亩,其它55%的耕地完全靠天吃饭;而水浇地中大部分灌溉标准不高,灌溉设施老化失修严重,真正旱涝保收的只有2亿多亩。”张永琪批评盲目追逐经济发展乃水利欠账的深层原因,“水利欠账多,其深层原因是农业对GDP的数字贡献较小,很多地方重工轻农、重商轻农,导致农业发展失去应有的资金和人力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种地收获缺乏稳定性,投入产出不能成正比。农民越不肯种地,土地产出率就越低,对农民的吸引力就越小,甚至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根据《南方周末》报导,全球变暖使喜马拉雅山脉冰川以超过了过去300年的10倍的速度融化,而且全国还有超过八成的冰川都是这样。这意味黄河、长江、嘉陵江等重要水系都面临着逐渐枯萎的命运。2007年7月12日,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在全国湖泊污染防治工作会议上介绍,我国湖泊生态功能退化问题十分突出。新中国成立50年来已减少了约1000个内陆湖泊,每年平均有20个天然湖泊在消亡。长江、鄱阳湖的水位也持续下降,达到历史新低。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明史研究专家朱永嘉的网络文章《再谈忧患意识》(2009年2月15日),借古喻今,指出山陕地区连年严重干旱,是明朝覆亡的导火索。朱永嘉引述清人计云计《明季北略》里马茂才的奏疏,敍述崇祯二年四月二十六日,陕北延安地区饥荒的状况:“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唯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朱注:即观音土)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而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间有获者,亦恬不知怪,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不为盗而死,犹得为饱死鬼也。”

朱永嘉再引述《明奇北略》之《总论流寇乱天下》:“自寇起于崇祯之三、四年也,不过饥寒之民啸聚山谷,所谓寇也。比五六七年间,放劫千里,出没无方,此则所谓流寇也。迨至十一、二年后则不然矣,非复草贼行径矣。”

对照现状,朱永嘉有如此的担忧:“全国有一亿多农业劳动力在城市打工,农村的孩子都不安心在农村务农,读书受教育是为了离开农村,农业的青壮劳动力从那儿来啊,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压根儿是在打工的生活中成长的,农民工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失业后,能回到土地上去吗?恐怕很难,近代史上的湘军是从农村中招募来的,战争结束,遣散回乡都成为游民了,三合会都是从游兵散勇中产生的啊!他们是农村不稳定因素。再说农村的老龄化和空心化,比城市还来得早,它加剧了农村治理的危机,村一级政权处于半失控的状态,村两委的干部缺乏好的候选人,党员中年龄老化,文盲和半文盲居多,因而支部书记始终在少数人封闭的圈子转。”最后,朱永嘉以清人郑观应《盛世危言》(光绪十九年,即公元1893年)作结,劝告今人不能对当前的大旱掉以轻心。

上述情况的形成,除了自然因素外,主要原因是生态环境日益遭到破坏,森林植被日益减少,以致水土流失。

今年5月6日的香港《文滙报》指出,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沙漠化和石漠化,是中国的三大生态危机,土地石漠化和沙漠化的成因有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其中,自然因素主要有地质灾害,灾害性气候等: 人为因素有毁林 (草)开垦,樵采,放牧,火灾,矿产开采,土地不合理耕种和工业污染等。人为因素是石漠化的最主要原因,引发的石漠化面积占63%。其中森林植被的破坏和减少是形成石漠化的主要原因。解放以来人为乱砍滥伐毁林主要有3次,50年代末期毁林烧炭大炼钢铁,6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毁林开荒,70年代毁林造梯地和「人造平原」等,导致大面积的森林被毁,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

    因此,要缓和、纾解上述的三大生态危机(至少是阻止它们继续恶化),必须从消灭上述的人为因素着手,特别是停止人为乱砍滥伐毁林的行动,国家要带头采取多拨财政资源等措施,去植林、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