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一）、（二）的事說明他除刻印秘寫文件外，還在周恩來手下參與機密工作。

一

曾猛瞭解當時溫州地下活動的情況，這是因為溫州各縣的縣委，大多數都是他在“五卅運動”中結成過戰鬥友誼的至交，如王屏周、林平海（王是永嘉縣委書記），平陽縣委書記遊俠(公任)及屏周的前任書記鄭馨…等。1928年6——7月間遊俠所領導平陽奪城起義失敗後，到上海。一直和曾猛有來往，隨時把溫州地區的鬥爭情況告知他。

約在1929年夏，中共中央為對溫州地區的土地革命及武裝鬥爭作新部署，特召鄭馨（這時鄭已是中共浙江省委成員）、王國楨及雷高聲（即施德彰）到上海。我從鄭馨口裏知道，他們在上海的住宿、開會、聯絡都是“阿猛參與安排的”。而且王、雷因意見相左有矛盾。雙方都是曾猛的朋友，所以“阿猛從中調解”。

二

王屏周是在1928年3月間和林平海一起，受中共省委指派回溫州的。8月間擔任永嘉縣委書記。同年12月15日清晨在永寧巷底家裏被捕。溫州駐備司令甘清池即派兵將王押解杭州。當時是乘輪船去的。按該輪航線中途，原都是在海門停靠，因此，溫州中共組織聞知消息後，策劃在海門劫救屏周。但甘清池因王是“要犯”，命令輪船直放上海。劫救計畫落空。屏周在船上對押解官兵做工作，要求船到十六輔時，允許他打電話給朋友，押解的軍官同意。船到埠時，他打電話給商務印書館西書部職員李景芳（李是王和曾猛的朋友）。屏周知道李平時和曾猛有聯繫，希望通過李通知曾猛。李接電話，立即趕到十六鋪，在附近的飯館請屏周及押解的官，共進餐。屏周在席間無法明言，只能暗示。但李糊塗，沒有立即通知曾猛，只送了一些錢給押解的官。只要他們在途中照顧屏周，到第二天才把這事告訴曾猛。曾猛聽了禁不住拍臺子大罵李糊塗，誤了大事。曾猛後來對我說：“中央知道了海門劫救計畫落空後，周恩來指示他無論如何要設法在上海營救，李的糊塗使中央的營救也落了空。他還說李雖是我的好友，但畢竟是黨外人，我不能向他洩露秘密，只能委託他，如有押解屏周的船隻到上海的消息，立即通知。而李只知道盡友情，一接電話，只知急於見屏周，不馬上通知我。如果當時李能穩住押解官兵，立即打電話通知我，也還來得及營救。但他到第二天才通知我，李還怨我不明言…曾猛告訴我這件事時，還越說越生氣，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沒有完成周恩來交給他的任務。

屏周押解到杭州後，關在陸軍監獄。經王祥齡的疏通，監獄醫官，放屏周出牢房，給犯人治病。屏周利用到各治病的有利條件，在政治犯之間進行聯絡。察看獄內防衛情況及地形，為越獄作準備。

1930年8月間的一天，我在上海《新聞報》看到浙江陸軍監獄槍決越獄犯人的消息。當時，曾猛拿報紙趕來說：“屏周犧牲了。”他要屏周的朋友立即設法派一個人去杭州領取遺物，辦理安葬。曾猛對我說：“屏周在廣州時就已受到周恩來的器重。”

 1929年8月3日李立三在《紅旗》上發表《反對托洛茨基主義和中國機會主義大綱》。李立三不但完全執行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指示，而且在蘇聯黨爭問題也完全擁護斯大林。

1930年秋，莫斯科送來在中山大學參加反對派的中國留學生名單。其中有曾猛，為什麼到1930年才發現曾猛是托派？這是因為他在中山大學參加反對派時用的是假名：“徐慧英”。周恩來知道曾猛是反對派後，曾跟曾猛談話，告誡他必須承認錯誤，脫離托派，把問題交代清楚，黨可以從寬處理，否則，後果是不言而明的。（這是曾猛告訴我的話的大意）。但曾猛堅持不肯認錯，說他是為了中國革命的前途參加反對派的。並且反對李立三執行斯大林的盲動主義路線，說這條路線使黨的力量受到本來可以避免的摧殘和損失等。那次談話後不久，他就被開除出黨，遷出機關，生活陷於困境。

（附記：這二節題為《中共中央秘書處幹事》。但周恩來曾負責組織部，曾猛從莫斯科回國後參加的工作機關可能是中共中央組織部，因此，曾猛也可能是組織部幹事。此外，王文元（凡西）在他的《雙山回憶錄》中說自己是組織部幹事，而曾猛在加入反對派前就已認識王文元。總之，到現在為此，我還沒有找到材料，證明他有否擔任過以及什麼時間擔任過組織部幹事，對此，只能存疑，待後證實。）

四、 在莫斯科中山大學

1927年“八七”會議後，中共中央派一批幹部去莫斯科學習。在那批留蘇的中共黨員中，曾猛是其中的一員。溫州籍的還有戴賓（英若，是立夫先生的女兒）何止爭，胡識因（她的十余歲的兒子育才，因為是烈士鄭惻塵的遺孤，也由她帶往莫斯科。）等等。據國民黨最高法院庭審記錄，曾猛自供是“一九二七處十月被派去莫斯科的，”“同行有二十余人。”

據汪原放的回憶，陳獨秀是在同年9月10日由汪陪同化裝從武漢秘密回上海。曾猛去蘇聯的時間，估計當在陳回上海以後。曾猛說他只帶了一條鴨絨被動身，足見天氣已涼。他是經海參威，乘西伯利亞鐵道的長途列車到莫斯科的。

他進中山大學學習時，斯大林已派米夫到中山大學，米夫的任務是清除前校長拉迭克在中大傳播的托派思想。

中共中央派去莫斯科學習的幹部，絕大部分都帶著中國革命為什麼失敗這樣一個問題去的。在拉狄克任中大校長時，他們談到反對派，特別是托洛茨基有關中國革命的主張及第三國際爭論中國革命問題的檔，不少中大的學生認為托洛茨基的主張是對的，中國革命失敗的原因是第三國際，也即斯大林的錯誤指導造成的。曾猛在中大學習時，校內已有反對派組織。他通過校中的反對派同學，也讀到了托洛茨基的文章，他當時認為已找到中國革命問題的鑰匙，不久他加入校內的反對派組織。

當時，米夫雖然是中山大學的當權派，但校內的陳紹禹（即王明）為首的所謂“布爾什維克”為一方，以接受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觀點的同學為另一方，爭論非常激烈。曾猛在爭論中，除理論鬥爭外，他還揭露王明從國內帶出來的新制大衣上的緞裏子剪下送給米夫作禮品（因為俄國人有用中國綢緞作壁飾的愛好）。

這裏應當說明：據曾猛說，當時的情況和後來的情況不一樣，托洛茨基還沒有被徹底打倒，中共領導在蘇共黨內鬥爭問題上還沒有公開站在斯大林一邊，因此，當時中共旅莫支部書記王若飛對中山大學裏兩派中國同學的鬥爭，沒有偏袒王明一派。王若飛對王文元和曾猛在校內的活動，沒有加以干涉。他們都曾在王若飛領導下工作而且得到過他的器重。

溫州籍的留蘇同學逢星期天都到附近樹林中聚會。有一次聚會，曾猛和胡識因的談話，可以說明曾猛當時的思想和態度。胡識因不同意反對派的意見，但她也不是王明派，她跟曾猛的私人感情不錯，平時無所不談。她勸曾猛不要參加反對派（她不知道曾猛已經秘密加入反對派），不要反對陳紹禹等“布爾什維克”，並且責備曾猛不去聽黨課，而躲在寢室裏看《紅樓夢》曾猛則反唇相譏說:“斯大林的錯誤害得中國革命還不夠嗎？如果不執行斯大林的指示，早作防備，我們數不清的同志會人頭落地嗎？你的丈夫會犧牲嗎？如果聽斯大林的話，會有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動的勝利嗎？陳紹禹會把新大衣的緞子剪下來作禮品，奉承米夫，這是為中國革命戰爭嗎？米夫會接受這樣的禮物，是關心中國革命，還是關心他房間裏的裝飾？…”據曾猛說，當時胡識因趕緊用溫州家鄉話說：“童子癆！童子癆！”（意即短命鬼），暗示曾猛不要再說下去了，謹防“隔牆有耳”。

五、《我們的話》派

曾猛在莫斯科的時間只有一年多，（據國民黨最高法院的庭審記錄：曾猛自供是“一九二九年一月回上海。”）即由中共中央提前調回國，他一方面仍在中共中央幹秘密技術工作，另一方面是中國托派之一的《我們的話》派的重要成員。為什麼定名為《我們的話》？因為他們的機關刊物名《我們的話》。1905年俄國革命失敗，托洛茨基流亡歐洲期間，辦過名為《我們的話》的刊物。

《我們的話》派領導機關稱“幹事會”。就我所知，當時的幹事有陳亦謀、歐方、史唐（施雲）、梁幹喬、張特、曾猛等。

《我們的話》派很窮，平時的活動經費都無著落，靠賣譯稿接濟，例如把英文小說《七重天》拆開，分由該派分子翻譯。

曾猛動腦筋，企圖為《我們的話》派籌集比較可靠的經費來源。王屏周在溫州被捕，王的好友韓敏家二，是王隱蔽活動的一個地方，因此韓在王被捕的當夜逃離溫州到上海。曾猛撮合韓敏、李景芳及其它好友出資，在上海東寶興路開設江東書店。以銷售大學用的英文教科書為主，同時兼售新文藝社會科學書籍。《我們的話》派幹事會成員同福州路上的新文藝及社會科學著作的出版社都有關係，不需要先付書款，代為經銷。原文教科書則由李景芳向商務印書館西書部記帳供應。曾猛的目的是希望江東書店有盈利，可以資助《我們的話》派。他自己被中共中央開除後，生活無著落，就是靠江東書店，才有棲身之所，為了安頓他的生活，江東書店在福州路的一條弄堂裏租了一間房間作為書店業務的聯絡處，曾猛就住在聯絡處，同時也成為《我們的話》派幹事會的活動地點。

何止爭到1937年才從蘇聯回國，他完全因曾猛的影響，加入《我們的話》派，他住在江東書店翻譯高爾基的《母親》。《小小十年》的作者葉永蓁是江東書店內常客。他看到譯稿後，即自告奮勇說：“我去要求郁達夫介紹出版。”想不到馬到成功，第二天就送來郁達夫給中華書局總編輯舒新城的信，囑何止爭立即送譯稿去，可以當場領取稿費。何止爭譯《母親》一書的署名是“何妨”。

《我們的話》派和國外通信的地點之一是曾猛設置的。他在“五、四”運動中結識的好友李鍾英，當時是上海四川路橋邊德商禮和洋行營業部高級職員。他要李幫忙，李每月花點錢給營業部的練習生，囑咐她收到給××信件及書報都交給李，而後每次由曾猛到李處去取。這個通信聯絡點，從未出過差錯，何止爭譯的《母親》俄文原書也是寄到禮和洋行的。

據曾猛說，劉仁靜原是《我們的話》派的創始人，劉去過土耳其普林基普島，見過托洛茨基，在托面前自誇回國後，一定能發展反對派運動。但托知道這一運動的發展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托認為劉過於自負。劉在《我們的話》派為時不久，就離去另搞了一個派別《十月社》。不久，又搞了個《明天》。又不久，被國民黨政府逮捕，進江蘇反省院，還當了反省人的所謂“自治會”的主席。

《我們的話》派要求其成員到工人中去，代表絕大部分基層分子都去做工，象何止爭去當修理下水道工人。但他們在上海工人群眾中沒有打開局面，只有歐方在香港太古船塢領導過反對英帝國主義的鬥爭。因為歐方原是省港罷工鬥爭中的骨幹，有群眾基礎。

《我們的話》派鬥爭幹事會成員都上馬路散發傳單，象史唐就因散發傳單被當時的公共租界巡捕房捉住，因為他當時的職業是印刷工人，被捕時沒有暴露真實身份。所以只在提籃橋監獄關了半年。歐方和陳亦謀也是先後在群眾中活動被捕，死在牢裏的。

《我們的話》派存在不過幾年，在那幾年中，他們忙的是參加中國社會史論戰及中國四個托派之間的爭論，當然也出版過幾本書。如劉仁靜譯的《托洛茨基自傳》。劉用的筆名是劉鏡園，神州國光社出版；陳亦謀等幾個人譯編的《蘇聯黨爭文獻》，新生命書店出版。

陳獨秀派的尹寬最早從《我們的話》派中看到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文章，然後交給陳獨秀、彭述之。陳獨秀完全接受了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的論點。

1931年春，在托洛茨基極力促成下，中國的四個托派：無產者社、我們的話、十月社、及戰鬥社協商統一。同年5月1日，中國托派大會在上海召開，陳獨秀當選為總書記。《我們的話》派中，只有陳逸謀當選。該派的梁幹喬在統一大會不久，投奔他的黃埔軍校老同學胡宗南；張特則去廣西投奔桂系。

1930秋，曾猛所賴以生活的江東書店，因生意清淡，只好關門大吉。曾猛的生活陷入絕境。他同何止爭商量：在上海即無法謀生，只好冒險回溫州避居偏僻的鄉間。統一大會後，有一天，他在馬路上遇見彭述之的妻子陳碧蘭。她問起他的近況，他說在上海已無法生活。明知回溫州有被捕的危險，也只能回去。她制止他回溫州，囑咐他等候她的回音。她當即轉告陳獨秀，陳沒有忘記曾猛的秘密技術工作，當場決定留住曾猛，住機關，負責秘密技術工作。他因而同何止爭一起住進機關，當時出版的《火花》、《校內生活》以及秘密檔都是他幹的。

1932年10月15日,因托派叛徒告密,陳獨秀、彭述之、曾猛、何止爭被捕。第二天由公共租界引渡到上海警察局。19日國民黨中央命令上海市政府將陳等全案人犯押解南京，26日由軍法處轉移到江寧地方法院看守所關押。

曾猛被捕後，秋君到南京去找戴立夫先生。要求設法營救。當時立夫先生任國民黨立法委員，和張沖住同一幢房子。張住樓下，他老人家住樓上。秋君在立夫先生家住了八個月，立夫先生最後不得不托張沖。但張提出的條件是釋放後必須在“留俄同學會”過一段時間。曾猛從獄中出來，住留俄同學會招待所。幾個月後，他才和秋君回溫州。

六、發瘋之謎

曾猛返溫，住在麻行僧老家。父親和他的關係雖有所改善，但靠父親吃飯，總不是辦法。從南京回來時，張沖交給他陳立夫寫的一封“八行書”，說憑這封信，可以到任何文職機關求職。為了他一家人的生活，他確實需要有一個職業。但他明白，憑這封“八行書”求得一個職位，等於承認自己是陳立夫的手下，他不願幹。他一直都沒有利用過這封“八行書”。

史唐從廣西南寧來信，告訴他在師範學院教書，並且要他也去那裏。說教書，他很願意，但考慮到這是投奔桂系的張特出的主意，決定回絕。

1936年夏，我到上海去。曾猛托我帶一封信給立夫先生。當時戴家往霞飛路（即現淮海路霞飛坊），立夫先生的房間在三樓。我進去一看，現在還記得很清楚：一張單人床，兩張小沙發椅和一隻茶几，一張靠牆角斜擺著寫字臺，臺上放一部日文的《資本論》，寫字臺前入一籐椅，室內別無裝飾。立夫先生看了曾猛的信，就說：“我不寫回信，你回去告訴阿治，餘漢謀是我的學生，我可以介紹阿治到那裏求職。諒必餘也會答應。但餘是反共的。即使安排阿治去教書，也一定有條件的，所以阿治要仔細考慮。”我回溫州把這些話轉告曾猛，他聽了感動地說：“真是君子愛人以德。”他接受了立夫先生的告誡，打消了在餘處謀職的念頭。

這時曾猛認識了陳又東、余嘉、王濟通等幾個青年。他在老家的客廳裏給他們講蘇聯拉皮多斯著的《政治經濟學》及用王純一筆名譯的《西洋史要》。這兩本書原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講義，由反對派帶回中國出版的。

曾猛住在老家，覺得終非久計，他同秋君商定，要她回娘家取些錢。由老家的幫工阿潘在蓮花心山上找塊朝南的地，搭三間茅頂的屋。在本文第一節中說過阿潘在王屏周的領導下，和蓮花心農民一起響應過縣委奪城起義的號召。曾猛認為那裏的群眾關係好，可以久居。從此，蓮花心山上的茅屋就成了他向那些青年傳播托派思想的地方。

1937年初，曾猛接到張沖從南京發來的電報，要他立即到南京去有事待商，他無法拒絕。他說：“淮南的電召，無法拒絕，必須隨傳隨到。”他沒有路費，要我向親戚借一百元，即充路費，又留作家用。並且要我跟他同去，因為我的哥哥當時在南京德士古大煤油公司當職員。我父親也在那裏，而且我還沒有見過新婚的嫂子，我同意了。

我們到南京後，第一天，他要我同去付後崗三號張沖住處。但沒有見到張，只見到杜桐蓀。我記得杜在客廳裏對曾猛說：“淮南這次非常高興和你合作。”至於“合作”什麼，杜沒有說。我們從付後崗三號出來後，我問他“張沖究竟要你幹什麼？”他沒有回答。以後他每來我哥哥處，只討酒喝，說自己晚上失眠，又說已寫信要秋君出來，要我陪他去找房子。又過了幾天，他對我說：“神經太緊張，要到無錫陳素農處玩幾天。”陳當時是無錫警備司令。曾猛還從無錫來信，告訴我陳素農如何用他的包車（黃包車）到車站迎接。陳自己則乘自行車跟在後面等等。以後就沒有音信，快到這年的七月時，突接到秋君來信說，他因發瘋在上海醫治。

為什麼會發瘋？有人因為他的瘋病好得快，認為他為擺脫張沖，不得不裝瘋。但不少人，包括他的家屬都說他是真發瘋。我也認為發瘋是真的，因為他事前有過連續的神經緊張和嚴重失眠。發瘋畢竟是有原因的，從本節上面記述的事實，可以證明。一、他不願眼看張沖跟國民黨其他派走，否則，他不會發瘋；二、他仍堅持托派觀點，否則，他也不會發瘋。我幾年後才知道，張沖要他去南京市，所謂“合作”，原來是要他去西安到張沖新成立的一個辦事處工作。那個辦事處是代表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協商聯合抗日的聯絡機構。張沖要他去，可能是因為他曾在周恩來領導下工作過。他當時得知“合作”的內容後，就神經緊張，連夜失眠。因為他沒有忘記當年周告誡他時，他振振有詞說過“為中國革命前途”的話，如果去西安，見到周，不要說周的嚴詞譴責，就是含笑問問：“為中國革命的前途，怎麼跑到國民黨機關裏去了？”他就會無地自容。而且，儘管當年他拒不接受周的告誡，被中央開除。但由於在周的領導下工作，受過周的教導，周在他心上的精神威懾，一直沒有消失。他既不敢見周，又不能公然拒絕張沖的“合作”，思想上沒有出路，所以神經緊張，嚴重失眠，才促成他的發瘋。

七、溫州托派組織

盧溝橋事變引發了全面抗日戰爭。曾猛認為托洛茨基主義者應當積極抗日。當時，陳獨秀（八月間）在武漢，托洛茨基在國際上都主張抗日。彭述之從南京監獄出來後，到上海領導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托派）臨時委員會。寫了《抗戰勝利的必須條件》小冊子，在上海亞東書局出版。

在溫州一方面，曾猛影響了身邊的一些青年。另一方面，在上海參加過《我們的話》派的何樹芬、朱鈐及受王獨清影響的李國棟也影響了一些人。雙方都要成立托派組織，但彼此沒有溝通。恰在這時，一個《我們的話》派分子賀希，從國民黨反動派的牢裏放出來。因為身體很弱，加以生活無著落。上海的老朋友要他到溫州來找何樹芬和朱鈐。賀到溫州後，由李國棟和朱鈴出錢租房子。供給他生活費用。並托當時同受兩方面影響的錢川給賀打針服藥，進行護理。

於是，賀撮合雙方合併成立溫州托派組織，他的領導機關也稱幹事會。第一遝屆幹事有曾猛（書記）、何樹芬（宣傳）、朱鈐(組織)、何止爭及李國棟。

溫州托派組織成立後，賀希身體已經有所恢復。曾猛提出應向在上海的“臨時委員會”報告，要求承認。幹事會決定委託賀去上海報告。

曾猛提出經幹事會通過：為了抗日，必須同中國共產黨聯合行動。決定派李蔡志代表“溫托”和中共浙南縱隊駐城內辦事處主任吳育商談。李和吳是歐海公學同學，又是同鄉，原有私人感情。但李向吳正式提出聯合抗日的建議時，吳斷然拒絕。李問吳：中共和國民黨合作，為什麼不能和托派聯合？吳回答說：“托洛茨基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敵人，是法西斯的奸細，陳獨秀是漢奸。”

中共領導的永嘉戰時青年服務團在抗戰開始時成立，同時，永嘉國民黨縣党部成立救國禦侮團。“溫托”幹事會認為：儘管吳育拒絕“溫托”的建議，但托派應參加戰青團。因為它是真正抗日的群眾組織，決不能加入禦侮團。曾猛提議經幹事會通過。“溫托”成員（除二三人外）及受影響的週邊分子全部加入戰青團。

賀希從上海回來，帶來“臨委”承認溫州托派組織為支部的信件。但“臨委”同時交給賀希一個任務：教育溫州的青年托派分子不要信賴曾猛。於是賀在錢川家中分別跟每個他要教育的對象進行談話。賀的這一活動，不但沒有達到目的，反而引起每個教育物件對“臨委”的不滿。因為他們中的絕大部分都是受曾猛影響參加托派的。曾猛當然立即知道賀的背後活動，但裝作不知，只是領導青年托派分子積極進行群眾運動。他用實際行動使青年托派分子更加信任他，使賀希在青年托派分子中陷於孤立。

“溫托”組織成立後不久，青年托派分子提出李國棟的跨黨問題。因為李當時還是國民黨縣黨部的監察委員。他們認為李由國民黨的監察委員成為托派是一進步。但既當選為托派幹事會的幹事，應該退出國民黨。何樹芬和朱鈐認為：如果李退出國民黨，縣黨支部勢必追究原因。就有暴露阿棟托派身份的危險。目前還是要阿棟辭去監察委員，另找工作，脫離縣黨部。曾猛同意這一措施，並由他說服青年托派分子。當時溫州成立蛋類運銷處，李設法謀得該處駐瀘辦事處的職位，於是李辭去監察委員，這個所謂“跨黨”問題，就這樣解決，幹事會決定李在上海代表“溫托”組織和“臨委”就近聯絡。

1938年下半年，國民黨反動派步步加緊要解散戰青團，與此同時，從武漢開始大規模的反托運動，說陳獨秀、彭述之是領取日寇津貼的漢奸。溫州城內街頭也出現反托海報。生活書店書攤上擺滿反托書刊。“溫托”組織自己沒有刊物，只能用油印方式編發“臨委”機關報《鬥爭報》上的文章，但這不能公開散發。曾猛指示中華書局職員托派分子王濟通聯絡店裏的師兄弟把亞東書局出版的陳獨秀、彭述之、高語罕、李季等的著作擺在顯著的臺子上，任讀者翻閱。其中還有意因譯的紀德著的《從蘇聯歸來》、《為我的從蘇聯歸來答客難》以及王凡西譯托洛茨基悼念兒子西道夫的小冊子《兒子、朋友、戰士》（西道夫是在法國被格別烏謀殺的），杜威委員會對莫斯科審判案的調查報告（五十年後，蘇聯才為莫斯科審判案平反。）同時，曾猛還指示陳獨秀在戰青團的刊物上發表《敵乎！友乎！》一文，受到戰青團中中共黨員的圍攻。

戰青團江北五區寶台支部因為是托派朱鈐、潘泰運及吳昭松領導，戰青團總團下令解散整頓。但支部解散後還沒有整頓好，總團終於被國民黨反動派“勒令取締”。

1939年春節，“溫托”在蓮花心曾猛的茅屋裏召開第二屆代表大會。為了防備國民黨反動派的鎮壓，曾猛佈置兩個托派分子在蓮花心山頂上的小廟前瞭望。如發現山下大路上有可疑的動靜，立即放鞭炮示警，以便及時疏散。代表會上曾猛當選為主席，率領全體代表首先為抗日陣亡戰士及犧牲的托派分子默哀。李國棟受上海“臨委”委託傳達“臨委”指示，那次代表會選出第二屆幹事會。選舉前，曾猛指出“溫托”當時已有工人支部，新的幹事會中，應該有工人的席位，才能表明是工人的政黨。因此，選舉結果，第二屆幹事會中有針織業工會理事長葉學廉，而且葉還是代表會主席團成員。新選的幹事會共七人：曾猛（書記兼組織）、陳又東（宣傳）、李國棟（溫托駐滬代表）、何止爭、王國龍、錢川、葉學廉。那次代表會還決定成立工人運動委員會，其成員為：曾猛、葉學廉、陳又東、王國龍、錢川五人。

那次代表會決定籌備溫州救亡大同盟,把原來參加戰青團的托派週邊分子作為基礎,分別先成立工人、學生、店員、小學教師、農民等“同盟”支部，待“同盟”發展到可以召開代表大會時，產生救亡大同盟自身的領導機關。

1939年5月間，“溫托”幹事會派我去上海向“臨委”報告工作。臨行，曾猛托我探聽彭述之對他在南京出獄時的態度。我見彭時，按曾猛的囑託問彭，彭說：“我們既被捕，只有利用他們的法庭作為我們宣傳的講壇。我們在獄裏，只能進行鬥爭，包括當時正進行的絕食鬥爭，決不能去想什麼出獄問題。國民黨放你，總是有條件的。他說沒有條件，但我不信，我怎能批准有條件的出獄？當然，他在溫州影響了你們，並且成立了組織。對此，我們已表示肯定，但我不能不向你提出警告：不能無條件信賴他，而應督促他，使他不致重蹈覆轍。因為鬥爭還很艱巨，國民黨反動派不會放過我們。”（這些話是我今天還記得的大意。）我回到溫州後，把彭的話，如實轉告。曾猛聽了知道彭不原諒他，他以前對彭一向很敬重，但從此他對彭的評價變了，甚至罵起來了。

八、溫州針織業工會

溫州針織業工會在1925—27年大革命是一個很活躍的工會。大革命失敗，落到國民黨反動派的黃色工會手裏以後，工會只知收會費，毫不顧工人利益。工人極為不滿，抗戰軍興，溫州成為東南沿海唯一的轉運口岸。針織業突然興旺起來，針織女工人數激增。正在這時，原在上海做工的針織機修理工葉學廉、葉樹芳等回到溫州。他們在上海有過鬥爭經歷，眼看工會腐敗，女工受盡剝削和壓迫，而工會卻充當資方的幫兇。因此，他們就想重整工會。在民眾教育館主辦的時事形勢報告會上，他們遇上了陳又東（陳是該館的圖書館館員。）王國龍和錢川。他們要我們幫助他重整工會。我們當時都沒有職工運動的經驗。於是曾猛親自出馬。他掌握了當時溫州針織業興旺的有利時機，他要葉等動員女工提出增加工資的要求。那次爭取增加工資的鬥爭取得勝利，使女工信任葉等。她們都說工人如由葉等領導就好了。曾猛因而要葉等推動各廠女工要求工會改選，否則，不繳會費。這時，曾猛要我們幫助葉等在女工中成立救亡大同盟工人支部，以此為核心去組織各廠女工進行改選工會的活動；並派錢川和葉等生活在一起，為他（她）們辦理改選工會的準備事項，為工人護理小病。不久，工會終於改選，擇定曾宅花園的一個小樓作為會址。葉學廉等幾個救亡大同盟工人支部的成員都當選為工會理事，葉學廉為理事長，工會正式聘錢川為工會文書，陳辦會務外，加緊組織女工，辦文化班，講抗戰形勢，組織女工分批接受軍訓和救護技術的培訓等等。

工會改選中，曾猛看到葉學廉等三人公正無私、能團結工友、肯吃苦、有活動能力，就向幹事會提出吸收他們入黨，並由他們三人成立工人支部。

工會改選後，向資方提出改善女工工作條件的要求，針織業資方害怕大革命時期那樣的針織業會重新出現。他們要求國民黨縣黨部取締針織業工會，並決定對策：關廠開店，從上海運進成品，解雇工人，企圖借此從根本上扼殺工會。工會經過調查，得知資方運進的成品都是日商出產的。曾猛對葉等說：“這正是結合抗日和保護工人利益鬥爭的典型例子。”他問葉等：“運進的成品並無日本牌號，你們用什麼辦法證明是敵貨？”他們說：“我們有辦法。“

於是，針織業工會要求縣抗敵後援會召開各界聯席會議秉公處理針織業資方解雇工人，販賣敵貨事件。葉等在會上當場對資方運來的敵貨和國產成品進行拉力及染料作對比試驗。試驗的結果證明資方運進的襪子是敵貨。葉等還提出證據說明資方運進的襪子上貼的廠家招牌，不是上海無此廠家，就是早已關門的廠家。與會的各界代表都認為葉等的證明很有說服力。葉等向各界代表呼籲說：“資方此舉，不但陷三千多工人生計於絕境；而且販運敵貨，替敵寇為虎作倀，是奸商行徑。”各界代表會議決定查封敵貨，並要資方繼續開工，不得解雇工人。這一鬥爭的勝利，不但針織業女工更加信賴工會的理事會，而且其他工會出紛紛要求進行整頓。

國民黨縣黨部出於階級本能，決定摧殘針織業工會，拘捕葉學廉，關在警察局看守所裏，進行威脅利誘。女工們憤不可遏，除到看守所探望外，還到縣黨部質問書記長吳子屏。翌日，《浙甌日報》發表吳的談話，說針織業工人工潮受少數陰謀分子操縱，必須取締。這使女工和縣黨部的矛盾更加激化，以致一群女工未經理事會同意，擁進縣黨部搗毀辦公室，曾猛知道後，馬上到工會的理事中去，指出不可這樣蠻幹，他建議理事會召集全體三千名女工到防守司令部請願，並請求其他工會支持。

當夜,曾猛去見防守司令參謀長陳適。陳是平陽人，是他與當年在廣州時的朋友。他向陳說明針織業工會鬥爭的實際情況，指出縣党部無視女工們為本身生計及抗日救亡的合理要求，而為奸商張目，拘捕工會理事長葉學廉，這樣倒行逆施，能坐視無睹嗎？第二天，針織業女工（包括男工）由工會理事們領頭，列隊到防守司令部（即現在的市委所在地）門前請願，三千多女工加上其他工會支持的工人隊伍，西起道前橋東至舊縣府（即現在的人民廣場）門口，站滿了人，當時街道狹窄，因此擠得水泄不通，陳適出來站在桌子上，向請願工人講話，表示防守司令部一定秉公處理，女工們要求立即釋放她們的理事長。陳說：釋放要同縣黨部商量後處理，工友們如不放心，我派人請葉理事長來同大家見面，讓他親自跟大家講話。陳當場寫條子派一副官到看守所提葉。葉到場時，陳請葉登上桌子，葉情緒激昂，話簡單明瞭，而又堅決：“我們的要求合理，我們要抗日。大家在理事會領導下繼續鬥爭，不勝利不停止，即使不放我，我關在裏面也很高興。”陳當時對葉的表現非常欽佩。但無權當場放葉，過幾天，敵機對城區濫肆轟炸，陳乘機著令釋放葉學廉。

九、在軍法處看守所

 “溫托”組織既成了國民黨縣黨部的眼中釘，1937年7月間，他們終於動手了。曾猛、王國龍、陳又東、謝循歡、董國榮相繼被捕，逮捕的機關是舊浙江省第八區專員公署。何止爭，錢川逃走，李國棟險些被捕。因為他機警，連夜從旱路逃往上海，我不知道曾猛被捕時待遇如何。我一被捕就被釘上死鐐。那天

古曆七月十五日，即俗稱“鬼節”的深夜，突然提我上來，才看到曾猛，他可能事先已得到我通知，所以他身邊帶有一個包袱，我身上只穿一件汗背身和短褲，拖一雙破鞋，我們兩人共戴一副手銬。由一個軍官和六個荷槍士兵押送到西門外的碼頭。上了舴艋船，押解的軍官才告訴我們要解往省保安司令部。當時該部設在金華。到金華之後又把我們押送到該部設在郊區羅店的看守所。

這時有一批汽車司機，因為不服當地機關的敲詐勒索，也被關在該看守所裏，羅店看守所是臨時設立的，監房不多，所以把我們兩人也關在司機們關的大籠子裏，那些司機都愛國，關心時局，痛恨國民黨的腐敗。他們問我們對時局的看法，曾猛第一夜對他們講的話就吸引了他們。於是他們要求他每天給他們講形勢，講抗日的勝利條件，講工人的責任。他講了國民黨說要抗戰，卻實行法西斯統治；國共雖合作，卻秘密逮捕共產黨的基層幹部。講我們主張並且積極投身抗戰，主張抗日必須依靠工農兵，維護他們的利益，因此，把我們關起來，還釘上死鐐等等。我們同司機們一起共過了半個多月，曾猛還對他們講《共產黨宣言》的內容，講十月革命的意義和蘇聯黨爭等。後來司機們在外邊的朋友向國民黨行了賄，才得到釋放，他們臨行時把他們在金華的住址留給我們。說：如果放出來，希望能出去看他們。

我們後來又調了一個看守所，那裏防備嚴密。在那裏關押了兩個多月，一直沒有提審。古曆快十月時，省保安司令部的一個軍法官來通知我們說：“已電溫州保安司令部的人把你們押解回去，由防守司令部軍法處審判。”

押解我們回溫州的是押解我們出來的原班人馬，所以他們打開我們的鐐銬。曾猛看他們這次態度比前次好說話，就要求去看司機們。他社會經驗豐富，怕他們不答應，就說：“到那裏他們會招待你們，對你們的辛苦，會有表示。”他們答應了。司機一見我們就圍上來，要他講形勢。有個司機說：在席上邊吃邊談吧。他們擺了兩桌酒席。酒宴完畢，他們還用卡車送了我們一程，然後上船，在碼頭，一個司機給押解人員一筆錢，要他們在途中照顧我們。回到溫州，保安司令部把我們轉送到設在太平寺的溫台防守司令部。為什麼把我們解回溫州？因為朱鈐叛變，告發了“溫托”組織的全部活動。防守司令部沒有看守所，臨時把太平寺的三間醃鹹菜的矮屋裝上鐵門和鐵柵，把我們關進去，和鹹菜為伍。

曾猛和我說定:我們開審時，矢口否認，軍事法庭一定提出朱鈐的證詞，我們就要求朱到庭對質。他若來，我們就借此把他痛駡一頓；他若不來，就說朱不敢來，證明他的證詞純系捏造。反正是死，也落得個痛快。結果，軍法處的軍法官說朱鈐避免對質。

曾猛和我商量；我們還是要設法托朋友營救。他經過妻子給陳素農和杜桐蓀寫信。杜當時是重慶軍事委員會外事局局長。陳素農接到信後，立即打電報給溫台防守司令部黃權，說明曾猛是他的朋友。黃和陳是陸軍大學同學。黃接到電報即來鹹菜間看曾猛，當場要曾猛搬出鹹菜間，另外安排房間給他住，我仍留在鹹菜間。杜桐蓀沒有回信，張沖卻來信了（當然是杜告訴張）。說浙江情況複雜，重慶鞭長莫及，除非他親自來浙江等等。這話是否推諉，不得而知。

曾猛搬出鹹菜間不到半個月又回來。他認為我們的終審判決近了，他準備自殺。我說：“自殺是弱者的行為。”他搖搖頭說：“不，槍斃並不比自殺更痛苦，但自殺是把死亡操縱在自己手裏，越飛不是在列寧像前自殺嗎？”但是，軍法處毫無動靜。這時來了一個新難友—曾定，我在平陽山門見過曾定。我說：“想不到我們在這裏又相逢。”曾猛的幽默勁上來了，說：“宗兄，你是共產黨員，我過去也是共產黨員，現在是托派，托派坐牢是當然的，但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你卻跟我們坐在一個牢房裏，真是幸會幸會。”

吳育到防守司令部來交涉，也來鹹菜間柵欄口探望曾定。他們講平陽蠻話，我們都聽不懂。他們談話結束，吳育要走時，曾猛喊住吳，說：“我們經李蔡志向你建議：我們兩党聯合抗日，但你執行斯大林的命令，這是服從紀律，我不怪你。今天我們和你的同志曾定關在一處，客觀事實證明：凡是真正抗日的必然成為蔣介石的死敵，我看，你來交涉，不但不會有結果，而且，不久恐怕蔣介石把你也抓起來。我說的意思是應當記取中山艦事件、馬日事變及四•一二等血的教訓…”吳育不待曾猛說完，就表示歉意，不作答復走了。我們和曾定相處的日子裏，曾定從不跟我們爭論，但他對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從未流露過絲毫懷疑和動搖；只表示承認我們是抗日的；對我們是托派表示婉惜。這一方面證明曾定立場堅定，另一方面也說明他是實事求是的。所以，我們相處得不錯，特別當我每天發高燒達39-41度時，他極為關懷，非常親切的護理。

溫台防守司令部軍法處通知：我們的案子已呈送軍事委員會，要我們聽候發落，曾猛要妻子立即寫信告訴陳素農。

1940年5月間，我因惡性瘧疾，連續發高燒二十一天，每天大半時間處於昏迷狀態。軍法處的醫官，是我十中附小的同學，他大哥李聖恩是曾猛的朋友。他不忘舊情一直給我服藥，但毫無效果。曾猛要求他請胡長庚到看守所來為我診治。第二天李醫官帶胡進來。胡診斷後對李說；希望准予保外就醫。否則，必死無疑。李醫官如實報告軍法處，終於得到批准，但條件是必須在甌海醫院由胡醫治。當時胡是甌海醫院的內科主任。

陳素農知道我們的案子移送軍事委員會後，即要求他在軍委會的同學設法營救。據曾猛說，後來陳的同學要求軍委會參謀長（？）黃菊裳先生幫忙。下由於黃的出力，最後，軍委會指令溫台防守司令部准我們交保釋放。在我因病保外就醫後約兩個月，曾猛也交保出獄，但我們仍須隨傳隨到。

“溫托”組織因為主要人員被捕、逃亡而瓦解。曾猛從此脫離托派組織。

十、尾聲

1942年秋，我從上海回溫州，企圖恢復“溫托”組織，幾次約曾猛商談。他雖沒有拒絕，但因為對彭述之的不予原諒，耿耿於懷，始終不願作出恢復組織的行動。由於他持這種態度，受他影響的托派分子，也都沒有行動。因此，我恢復組織的企圖沒有成功。

1943年秋，有一天我偶然在路上遇見了他。他對我說要去碧湖浙江省行政人員訓練團工作。我問他：“你怎麼可以到那樣的地方去工作？”他說張沖囑該團教務長陳希豪到溫州來請他。他說：“這等於服兵役，不能拒絕應徵。”

抗戰勝利後，溫州中學遷回溫州。原托派分子金宸樞多年隨同校長金嶸軒先生工作。金宸樞向金校長建議，聘任曾猛和何止爭任教。曾猛進溫州中學，名義是“公民”教員，但他上課講的不是“公民”課，都在講時事、講國內外形勢。

約在1947年，陳素農調任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第六軍官訓練班主任。1948年10月要曾猛到那裏工作，負責文書課課長（軍銜中校）。約在同時，陳在溫州競選偽“國大代表”。曾猛又替他策劃競選。但陳那次競選失敗。曾猛因為自己幫陳競選沒有成功，感到對不起陳。但陳並不在意，陳知道選票為地方勢力所把持，而陳一向在外做官，沒有地方勢力，失敗是當然的，因此陳仍帶曾猛去武漢。

（1948年下半年，曾猛從武漢回來。路過上海時，由餘嘉領他到中陸小學，原擬經由蔣振東去見鄭超麟，但到了那裏，鄭正在該校。鄭當時因曾猛社會關係複雜，避免和他談托派問題，只談大革命時期的往事）。曾猛回到溫州後，我在一個朋友家裏見到他，我問他對解放戰爭的看法，他說：“在武漢知道長江佈防情況，長江天塹，共產黨要渡江，不那麼容易，蔣介石手裏有錢，有裝備，誰抵抗共產黨，就給誰錢和裝備…。”這些看法跟他以往的見解完全不同，而且和托洛茨基說的紅軍有一天會進大城市的話，也不符合。

溫州解放初，曾猛仍住里安的仙岩，溫州解放第二天，他被捕，，不多久，准予保外。他在家裏寫了一份自傳作為交代。鎮反時又被捕。後來轉解杭州，關押在杭州監獄。

1957年夏。政府集中各地關押的托派分子在上海、北京、瀋陽、鞍山、撫順、武漢等地參觀，我又見到了曾猛。有一天他心情沉重地對我說：“我的家累太重，我對不起秋君。但她也沒有為我著想。”這話在不知情況的人聽來，可能覺得含糊。但我完全知道這話的含義，這他對我講的最後的話，應該說是他的心聲。參觀總結寫好後，曾猛被送回杭州。三年自然災害中，在1960年，他患水腫病後去世。去世的確實月日迄今未查明。他的家屬是在1961年才接到杭州監獄的通知，說曾猛已死，囑領遺物。

從1950年到1960年，他被關了十年，至死沒有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