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國家大屠殺

直升機，奧林匹克營的軍官，警察，士兵和坦克用強大的武器向手無寸鐵的人群開火，他們採取的這項行動，被辯稱為一個意想不到的衝突。但它是一個有預謀的精密計畫組織的國家犯罪[1]，目的是把數十萬動員民眾的衝突徹底粉碎解決掉，因為這些民眾贏得了公眾輿論和取得了全國各社會階層的廣泛同情。

鎮壓造成無數青年，婦女，兒童和老人死傷，死傷者不僅彈痕累累，而且還被士兵刺刀插過。這個10月2日，超過2000人被逮捕，包括全國罷課委員會（CNH）的積極分子和成員。他們經歷了酷刑的漫漫長夜：模擬處決和閹割，恐嚇，針對家庭成員及朋友的綁架和暴力，極其難以置信的指控的虛構，導致後來法院的立案基礎是完全捏造的證據。

有廣泛的迫害，未言明的戒嚴狀態，通信工具的控制，憲法保障權事實上的中止，這一切針對的是一個想像的顛覆活動。[2] 在墨西哥，一如往常，國家用了其全部不成比例的武力清算並且從而最終結束了傲桀不馴的學生運動。

1. 挑釁和暴力

在1968年10月2日，他們希望用暴力結束開始於7月23日和26日的應對警察暴力的歷史。7月23日，緊接著兩所學校學生之間的爭端，鎮壓部隊入侵其中之一（是國家理工學院IPN的一部分），用不成比例的武力，不分青紅皂白和無情地用棍棒毆打學生，教授和學校工作人員。7月26日，成為學生運動的真正開始，理工學院學生號召的，抗議這一鎮壓行為的示威，融合了墨西哥自治國立大學（UNAM）的學生和各種左派團體特別組織的支援古巴革命的傳統示威。

應理工學生的要求，成群的學生試圖達到左卡洛廣場聲援再次遭警察棍棒毆打的學生。但是他們被暴力推回去，此後有許多對抗，當墨西哥自治國立大學（UNAM）預備班的學生離開課堂時，他們遭到警察的襲擊，促使這些對抗延伸和擴大。警察完全包圍了市歷史中心的舊大學區；被包圍的學生立即建立路障。巴黎五月路障的記憶仍然新鮮，媒體對它做了大量的宣傳。[3]

學生的第一反應，完全是自發的，碰到了升級的鎮壓和廣義的對抗，對抗的高潮發生在7月29日夜間軍隊的干預，和對國立大學及理工學院的幾所學校的暴力襲擊和佔領。包括在清楚知道這座歷史建築裏住著墨西哥自治國立大學預備班的情況下，發射火箭筒。在這4天的結尾，各機構被搗毀並佔領，警察包圍了一些地方，被燒毀的公共汽車變成路障，有人員傷亡，逮捕，失蹤，甚至有人說，一些人已被殺害，在此期間，對學生的威脅恐嚇從未停止過。[4]

因此，它是國家的過分暴力，是1968年墨西哥學生運動的起源，也是同樣暴力的產生原因。我們可以從一開始就看到代表政府的明顯挑釁行動和行為，旨在尋求對抗。這表現在警察和士兵的鎮壓行徑以及對教學場所的入侵，還表現在技術學生全國聯合會（FNET）領導人的混亂行動，[5] 他們出現在“波拉斯”（棍棒）──防暴團體──出名成員的路障上，還有，特別是7月26日奇怪地出現在市中心垃圾桶的石頭。

實際上，暴力是所謂墨西哥革命體系的家常便飯，該體系得以建成，有賴於制度革命黨（(PRI）的社會力量的義務合作，得力於一個全能強大的作為國家和民族化身的總統權力。中央集權體系和嚴格施行的等級制度不會容忍任何持不同政見者，也不允許民主形式的參與和立法的發展（選舉是儀式活動，除了預先指定候選人的立法活動以外，沒有實際效果）。

一切形式的暴力，合法和非法的，形成了一個反動和侍從關係的封閉秩序的本質。1958年至1959年工人鬥爭失敗之後，接踵而來的經濟增長和國情穩固[6]，利令智昏的古斯塔沃·迪亞斯•奧達茲 ── 一個周身覆蓋在病態反共主義裏面的極端傳統主義者，反共主義這一體系完全是在冷戰名義下發明的 ── 政府沒有注意到“經濟奇跡”本身帶來的經濟和社會的變革：城市化，大規模工業化引生的工人階級新團體，第三產業的增長，不平等，農業危機，農村移民和貧困，新的更加對外部世界開放的文化進程，等等。所有這些因素促進了社會的成熟，同時，擴大了一方面是這個社會和另一方面是難以忍受的政府和政治體制兩者之間的隔閡，後者建立在征服和排斥的基礎上。

1968年出現了一個體系的矛盾，該體系是絕對的，不容置疑的，禁止奢侈浪費的，但其中含有準備讓它爆炸的力量和矛盾。這是一個雙鎖封閉的體系，沒有絲毫的開放，安全閥或漏洞。所謂的1910年革命體系的頂峰和天頂，它根基於穩定經濟發展的奇蹟，它組織了第一次在拉丁美洲舉辦的奧運會：象徵著國際社會的承認。它的衰退很快就會來臨。1968年學運將成為該政治體系的頹廢和正在迅速深刻變化社會的出現的先驅。它尊重法律的要求，對正義和自由的要求，它的民主實踐，其創造力和溝通能力的施展，其自主性，其大膽，其迅速的政治化，有如腐蝕性酸，將要攻擊總統政權的專制邏輯。

2. 意外的反應

該政權體系已無法預見學生，教授，墨西哥自治國立大學（UNAM）副校長的意外反應，換言之，無法預見社會的意外反應。在一個侍從關係及有罪不罰無法無天的環境裏，政府和機構胡亂行事這個特點，通過恐懼和辭職而被容忍。那些不滿者不是被收買就是被剔除。鎮壓水準和不可避免的行政複雜性以及腐敗而完全順從政府的司法系統，使得個人或集體的抗議和投訴氣餒不振。因此，當我們，學生，開始用暴力和失控的對抗捍衛自己免受警察的打擊時，當學生會議投票反擊武力的濫用，和要求釋放我們受到攻擊的同志時，7月30日，國立大學副校長，哈威爾•巴羅斯•塞拉里昂，因為校舍的軍事佔領，在他的辦公室前把國旗降下了一半，因此引發了一次捍衛大學自治的示威，這時，在該體系的高層沒有人懂得發生了什麼事。

在軍隊佔領的墨西哥城，8月1日，由副校長巴里奧斯•塞拉里昂，學者和教授領導的示威遊行，動員了8萬多參與者，他們來自墨西哥自治國立大學和國家理工學院。我們徹夜活動，從而開始了雪崩似的動員，儘管有警察和軍隊的經常干預，有綁架，迫害，攻擊和准軍事（恐怖分子）的暴行，動員仍在不斷增長，這些暴行是最高階層組織舉辦的，而不是只由體系的下層命令組織的。該國首都充滿了被學生和教師大眾的行動所改變的生活。在幾個星期內，我們逐漸接管城市，把它變成了一個供作討論，抗議，自由和無畏言論的論壇，收回公共場所，比如左卡洛廣場──通常是保留給該體系支持者的──但也收回學校，市場，公共場所，街道，居民區，交通運輸，辦事處，公司──使它們都成為對話的論壇。大遊行的組織，沒有實在的物質資源，大多是即興發生的，大遊行只是數千甚至數萬名學生瀰漫性活動──是狂熱的──的指標，學生們滲入墨西哥城最後的幽深處： 8月5日，示威遊行從紮卡騰庫到卡斯科•德•聖托馬斯（10萬人參加）； 8月13日，示威遊行從卡斯科•德•聖托馬斯到左卡洛（15萬人）； 8月27日，示威遊行從查普爾特佩克人類學博物館到左卡洛（超過25萬人參加）； 9月13日，舉行了一場無聲的示威遊行（20萬人）。全國罷課委員會（CNH）組織的幾次中心集會為這些凱旋示威遊行做了準備，集會舉行的城鎮有600萬居民，他們習慣於“acarreo”社團主辦的正式遊行和集會。[7]

學生不滿和反抗的表達，對政府來說，是難以理解的，不可想像的，不可能的，而且很顯然，在國家元首的心中，它只能是外國共產主義型的顛覆勢力之產物，目的是利用學生們破壞國家穩定和破壞奧運會的舉行，而奧運會對政府是如此的珍貴。在拉薩羅•卡德納斯時代，處於大眾動員中間時，那時墨西哥革命在制度化，社會是通過將要成為制度革命黨的東西而被壓服的[8]。工人和農民的戰鬥力，自主力，組織能力和表達能力被政府沒收了。社會的集體力量，被一個極其等級森嚴的政治制度沒收了，該制度把人口劃分為不同的階層（工人，農民，普通階層），劃分為團體（工會，工會聯合會，由政府干預而扭曲的不同的重組團體），在那兒，屈服的集體決不允許公民個性的表達。受制屈從於強行的分化和等級，導致團結鏈的破裂，社會因而要受害於它同社群主義和相關傳統的撕裂和扭曲，社群主義和相關傳統的特點是代代相傳的人民和廣泛的社會群體。

墨西哥的政治，因此只在制度革命党的成員裏才發生，該黨是一種政治機器──由共和國總統操持的機器──其作用是保證維持其統治，而且也給辯論提供體制空間，在所謂 “革命家庭”成員的政治行動者之間分配權力。新異議和新政治行動者可能出現，但他們不是立即被吸收同化，就是以某種方式被剔出行動。這台機器是國家機器網的一部分，其政策，無論公開與否，都致力於保障現有秩序，保障穩定，甚至保障其仍植根於墨西哥革命的合法性。

所以，當學生和老師開始反抗國家的任意鎮壓，謊言和無法無天有罪不罰時，他們打入了保留給政治的空間，打亂，入侵，打破了規則，這些規則可能充分延續該制度並保證繼續當前的經濟社會秩序。這就是為什麼墨西哥的學生運動從一開始就表現為一個審慎的政治運動；它的要求是反對獨裁主義的：釋放政治犯，清算鎮壓部隊的罪行，並解散他們，拒絕濫用權力，要求正義和尊重民主自由[9]。所有這一切都不要忘記，墨西哥所有的社會運動，一旦出現，由於國家本身的干預，它們不可避免地會政治化，針對干預，社會運動不可避免地會加速。這是該政治制度的本質，它削弱了社會和政治的傳統區分，並造成這樣的悖論，該制度把所有社會衝突政治化，而它自己卻依賴於非政治化。

1968年3月退伍軍人與罷課的國立大學學生遊行，1999年，由於暴發成全國舞臺，學運贏回了公共空間，把整個城市具體轉變成了政治活動和溝通的場地。然後，人們工作，教學，生活，偶然會有一些碰撞（如公共交通）的地方，被轉化成許多交際和對話的場所，換句話說，成了政治活動的空間。看到最多樣的人，最不同的社會群體，以上千種不同的方式捲入運動，這種情形令人吃驚。儘管這個運動處於這樣的氣氛中，即：媒體（當時主要是廣播，報刊和少量的電視）一直展現極權主義的特點，受到國家檢查和每日自我檢查，機會主義者，服務於冷戰，天主教會和這個政治制度，這個運動，已經能夠贏得人們的理解，他們的團結，他們的出謀策劃。

毫無疑問，學生的想像力，他們的敏感性，他們的創造力及組織和動員模式的發明能力，激情地充滿了一個社會，這個社會一直苦於遭受到權力的濫用，任意的判決，貪污腐敗以及必然的侍從庇護關係警官，法官，公務員，雇主，社團領袖，黨魁，雇員：在各個級別和各個環境中，老百姓受害于任意的權力，專制，公正和民主的缺乏，甚至侮辱或鎮壓。這就是為什麼從不同的部門和社會各階層有越來越多的人最終聆聽了我們學生的要求。許多父母認同了來自他們的子女，他們的親戚，他們的朋友和鄰居的挑戰，即：我們，學生或教授，反對因恐懼而麻木不仁，即使遭受打擊和迫害，仍然堅持鬥爭。一些累積而發的憤慨，把隱忍未發的狂熱怒氣帶上了臺面，至少鼓勵了他人的潛在反抗，並導致對政府信心的喪失和總統的非神聖世俗化。多虧以自主，勇氣和決心使社會動盪的學運行動，大眾政治化的起頭就開始尋找自己的道路。

.一旦7月26日星期五晚上發生的事件眾所周知時，我們就開始動員，並尋求協調的方式。週六27日，罷課開始的地點選在理工學院，並設立一個國家理工學院的協調委員會，和呼籲舉行總罷課。與此同時，在大學宿舍建立了一個機構代表的協調委員會，這些機構有組織傳統，主要是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方面的。幾天之內，罷課已擴展到國家理工學院的所有研究所，墨西哥自治國立大學，查賓戈國家農業研究所，國立人類學和歷史研究所，教師培訓學院和國立大學。全國各地許多學校和大學以及像阿納瓦克•伊比利亞美洲大學一樣的私營機構很快就加入了罷課。雖然學生的罷課一般只發生在墨西哥城，它實際上是一個全國性罷課[10] 。

在一般的集會，團隊遊行和行動委員會的每一個組建過程中，自發組織的學生，齊頭並進，努力協調和集中，導致第一個統一的宣言，提出了6點綱領，要求政府在72小時內回答，並警告說，如果沒有得到答復，就要把罷課擴大，而且8月5日星期一召集了第一次示威運動。8月8日，標誌著72小時警告期的結束，全國罷課委員會正式創建，在開始時，有59個集會或行動委員會的代表與會。幾乎同時，高校教授爭取民主自由聯盟出現，它來自50所支持該運動的學校，甚至派代表（有發言權，但無表決權）參加全國罷課委員會（CNH）。此後不久，作家和藝術家協會創立，它用多個活動給運動以文化和節日的印記。

全國罷課委員會（CNH）負責運動的全面協調和領導，提出了各種將保持它進攻氣勢的行動。這項工作涉及各個統一示威遊行，而且還有會議，宣言和倡議，如要求公開與政府對話，把它作為解決衝突的方式。隨著運動的增長，它確立了自己的地位和合法性，運動達到最高點的時間，是8月5日的示威和9月13日星期五的無聲示威之間。在這六個星期的時間，全國罷課委員會（CNH）鞏固了它與學生集會的關係，並幫助加強團隊的工作，在此期間，完全侵入了該城市並發展了反專制和民主的宣講，那將是該運動的標誌。面對政府的計謀，其威脅和鎮壓行為，它保持了對政府的挑戰。它為公開對話所作的辯護[11]作為一個絕對的原則，使得保持運動的凝聚力和連貫性是有可能的，只要維護它不被傳統的政府機制拉攏收買，從而保證其主要代表和發言人的地位。毫無疑問，目標是獲得“最大的民意支持”，並造成“該政治體系最大程度的孤立”[12]，這個目標是全國罷課委員會（CNH）的動機，至少在一段時間內，特別是從長遠來看，得利於整個運動所動員的各個力量的結合，該目標已獲得很大程度的實現。

大會聚集了大量的學生，他們討論並做了集體決定。這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化學校，是某些知識份子疲於醜化的社會化和集體思想的學校[13]。但是，這些大會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即使他們往往變得冗長和乏味，因為他們可以在日常的基礎上保持普通學生同行動委員會及全國罷課委員會（CNH）之間的關係。贊成激烈討論和集體決策的資訊和建議，在不同的團體之間流轉，並導致日益良好的協調和集中活動。通過對行動委員會做選舉，大會阻止它們變成不具代表性的活動家或左翼激進分子所壟斷的機構。這種運作方式使運動具有民主性質並賦予它一個不可否認的凝聚力。

學生團隊是擴展，動員和進行政治社會組織的最廣泛和最有效的機制。一般是三個，五個或十個學生一組，他們便於四處活動，在牆壁上塗寫口號，散發傳單，在即興的會議和與人討論時解釋運動的理由，促進團結，籌集資金或貨品實物（市場上的糧食，辦公室中的紙張，商店中的油漆，等等）。還有墨西哥自治國立大學科學系成立的更大規模的團隊，由幾十甚至數百名學生組成，他們在一些重要的途徑上封鎖交通，目的是舉行即興會議。團隊還去了工廠，工業區，辦公室，市場和建築工地，他們還走進被稱為是粗野似乎不可滲透的街區，而且在那裏學生們總是會遇見關心和聲援。人人害怕的，尤其是警察擔心的幫派，年輕人團夥 ── 歡迎我們，甚至加入我們的鬥爭，例如在某些接近學校的地區，這些幫派團夥發揮了基本作用，抵禦警察攻擊，特別是在卡斯科•德•聖托馬斯和特拉德羅爾科地區。許多團隊甚至做到了有組織的大遊行示威，給他們帶來組織和安全，然後他們又繼續工作在城市的漫漫長夜。

數百個團隊的出現和廣泛工作，示威和集會以及全國罷課委員會（CNH）的出現，提供了1968年運動論述的形式和意義。首先的挑戰是對抗新聞和電視操縱的虛假資訊，反駁政府和其代言人的誹謗，這是逐步實現的，如同從示威遊行中看到的，示威遊行被越來越多的人跟從遵循，先是從公寓的窗戶裏，從街頭數百名行人裏，然後成千，然後上萬，然後成千上萬的觀眾成為了遊行參與者。

許多宣傳是團隊自己的即興發揮，儘管它最初由每所學校行動委員會集中制作的，然後由全國罷課委員會（CNH）集中化，從而增加其大量印刷傳單的能力。我們聖卡洛斯學校的藝術家同志狂熱地製作了海報和張貼，整個城市都可以看到。在政治科學學院，製作了非常富有想像力和創意的宣傳，有無數的傑梅•哥德的墨水畫海報，人們要拍攝這些海報顯然沒有問題。

對於征服公眾輿論，在宣傳和喚起同情上，以及在獲得甚至是非常不同的社會群體的聲援方面，團隊所起的作用是決定性的。運動在全國各地的伸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團隊及其成員的工作。即使是媒體，特別是新聞界和廣播，不時有開放的跡象顯示出來，因為有壓力來自追隨我們努力的記者本身，來自於我們學生要使自己得到理解和實現我們的目標的努力，也因為有運動不斷提出其要求而帶來的明顯影響。

然而，由於團隊本身的性質和分散性，他們的自主權和他們實在的自我組織，集中化的組織是不可能的，儘管它通過一種團隊總協調（CCGB）機制做過嘗試，該機制是政治科學學院倡議創建的，雖然它得到國罷工理事會CNH的批准，仍然被一些人認為是一個挑戰全國罷課委員會（CNH）[14]領導作用的極左嘗試。在現實中這種協調被用來計畫和合理化這些普通組織結構的活動，防止他們彼此來到同一地點而耗費太多的精力。9月1日星期天 ── 總統第四次報告的時候 ── 我們嘗試了一個秘密的行動，沒有取得多大的成功[15]。9月18日國立大學的軍事佔領並沒有使該項目成熟，儘管許多自主團隊繼續發揮作用。

所有這一切組織的和參與的熱潮並非空穴來風，並非是完全新的。實際上，它是一個學生組織的社會政治上重組的長期過程的表達，比如農民社會主義學生聯合會，或是失敗的嘗試，如全國民主學生聯合會（CNED），他們為物質的或明確的政治要求，鬥爭在區域的或甚至更廣泛的層面上，那些地方的學生們是中心或參與者之一，就像奇瓦瓦州，米卻肯州，格雷羅州，布埃布拉州，錫那羅亞州，索諾拉州，新萊昂州和塔巴斯科州，以及在首都本身，在墨西哥自治國立大學，國家理工學院，以及在教師培訓學校[16]。

在許多這樣的經驗裏有一些先例，不僅有鎮壓和軍事干預，有固執和不妥協的狀態，而且也有阻力，以及像會議，團隊和各種協調委員會一樣的組織形式。特別是，在1960年代的墨西哥自治國立大學，最激進學生的活動主義 ── 這是我們的組成部分 ── 在奧運年的爆發之前，最終挫敗和拆除了所謂的整合學生聯盟主義（大學學生社團聯合會，FUSA，連帶其學生社團，它的執行委員會及其被稱為“波拉斯”的行動團體），整合學生聯盟主義從屬於制度革命黨，它控制了校園；在1968年的國家理工學院，我們看到了強大的技術學生全國聯合會（FNET）的死亡喪鐘。1968年的學運集中了這一複雜的過程，豐富了它並加強了其最好的經驗。

墨西哥1968年學生運動特點首先是它的和平性質，它對合法性，正義和民主的要求。它首先是一個反對有罪不罰現象的鬥爭，反對謊言，不僅同總統古斯塔沃•迪亞斯•奧達茲的頑固而且同官方機構的頑固作鬥爭，這些官方機構沒有代表性，更是缺乏合法性，他們腐敗並濫用權力。六點綱領要處理侵犯公民權力的問題，要處理把懲罰合法性疊加在自由之上，置於憲法載明的保障之上的問題，要求和希望恢復受到侵犯的司法制度，那些侵犯者有：負責任保障它的人，創造了它的人，以及根據自己的興趣利用它的人。

對於學生，尤其是最政治化的學生，實習合法性有點困難，它違反了這個國家的潮流，這個國家極其墨守成規，但不重視法律，順從任意的統治和烏有的法治。憲政秩序本身就是矛盾的，是革命妥協的情況下的產物，革命通過粉碎其主要驅動力而獲得勝利，該驅動力就是其參與者中的普通民眾階層。被神聖化的總統絕對主義，成為一個不受檢驗，核查或控制的政治體系，在那裏模仿是一個主要特點。三個武器（行政，立法，司法）被吸納在單獨一個全權的總統權威中。政府和缺乏權威的法官，習慣於專制統治，提出荒謬的指控，而且審判的根據是謊言和陰暗的秘密操作，尤其是還有政治的幹與。事實上，1968年的要求之一就包括釋放未經真正法律審判而關在監獄的工會領袖，如德梅列霍•瓦勒若，瓦倫丁•坎帕，維克托•波多黎各•加蘭及其他人。

政府觸犯法律的行為成了日常活動，政府的這種性質令人驚歎。憲法載明的權利在事實上的缺乏，把憲法弄得像是一紙空文，導致了一個專制的，包辦一切而令人難忍的王朝之非常真實的存在，它不容有任何一種民主調解。同所有從事政治活動的人一樣，學生不得不在一種半秘密狀態下活動，而且校園以外的任何活動都是受到嚴重威脅的冒險。只有某些宗教儀式的遊行被容忍的。“制度暴力”補充以准軍事暴力。運動期間，政府不時地訴諸可怕的行動，如向學校開機關槍，毆打，綁架，爆炸，起於10月2日的一場骯髒戰爭，到20世紀70年代失去了控制。

因此，合法性的實習，逐漸臨到我們而沒有保留。所以如此，不是因為全國罷課委員會（CNH）某些領導人視為拒絕民主的東西，或者激進派學生的“極端主義和左派教條主義”[17]，而是因為難以達成協定的形勢。面對辱駡鎮壓，軍隊的非法干預，大學自治受到侵犯，處決和無休止的迫害，學生還是開始講說使用並去理解合法性的語言，在一定程度上，合法性保護我們，讓我們合法化，它也突顯出該制度的犬儒主義和不協調性。副總理哈威爾•巴羅斯•塞拉里昂的態度，以及8月1日的示威用了他的名字，這些都是積極的步驟。

示威的舉行，沒有屈從必須請求警方允許的條例，這個事實給了我們信心。團隊遊行，每日會議，無論有或沒有警察的攻擊，終於使我們擁有了法律設立的權利，它過去一直是有條件的，並被政府取消了。一點一點地，人們理解到和接受這一點，即：合法性，憲法，也可以是權利的庇護所，保護牆腳已挖的自由，保護對政權無法無天的行為作抗議的權力。因此，該運動獲得了合法性的一面，它要求尊重已經遭到了踐踏的憲法和法律，而踐踏者就是憲法和法律的制定者。因此，在墨西哥，學運也是爭取人權和為民主戰鬥的先行者。

直到讓整個民族蒙羞的特拉德羅爾科事件的那個黑夜 ── 正如奧克塔維奧•帕斯所說的 ── 因為政府的大屠殺，學生運動發展的近十周時間，是群眾政治化緊張而漫長的日子。首先是學生和教授的政治化，他們避開慣性，離開束縛他們的冷漠，因循守舊，等級關係的繁殖以及溝通的缺乏和孤立。

這個運動是一個平均主義的呼吸氣息，它創造了團結，合作和快樂的關係。它不僅沖走了殘留的正式學生和專業的分組，而且還掃去了教育系統的功能所促進的舊仇恨和競爭，如那些起源於體育比賽，執著在自治國立大學和理工學院之間的仇恨。大會的辯論，街頭的佔領，自由的實習，同所有社會和文化環境的人民的重要相遇，對城市多樣性的承認，未知交流能力的調動，尤其是對日常事件的集體破譯（這些日常事件使我們同政府及其機構，同它對媒體的處理對抗），運動作出反應的能力，所有這一切標誌著一個政治化的進程，一個認識發展的進程，整代人的一個不可逆轉的文化變革進程。

但是，人民（正如在那些日子裏我們所說的），換句話說，社會，帶有差異性和不平等性的社會覺醒了，發現了示威遊行和政治實踐，對制度的意見和批評，使無數的社會團體不僅更接近學生，而且也接近政治。這也是為什麼運動表現出了把尊嚴還給政治的一種可能性[18]，政治已經退化，並被仍然自稱為墨西哥革命的政權體系抹殺了。如果運動成功地被視為學生和民眾運動，那是因為墨西哥城的居民 ── 特別而不是唯一的 ── 接踵而來，湧上了政治舞臺。教授，藝術家，小店主，母親，中產階級的和更加寬裕階層的所有家庭，雇員，工人等，在示威和會議期間，特別是在同學生的日常接觸時，表明──有時以傳播的方式，有時以開放的方式 ── 贊成運動。在全國罷課委員會（CNH）的各個會議上，越來越多的各種群體來表達他們的聲援或呼籲其他人也這樣做。

這一過程造成了人們心境的改變，其中最重要的時刻，一個顯示公眾輿論轉而支援學生的時刻，不是像許多人認為的那樣，是8月27日，因為那一天的示威達到了該運動的最高點，根據一些估計，有40萬人參加了該示威遊行。而是第二天，28日星期三，這一天所謂向國旗宣誓效忠的儀式失敗，必須參加一次官方會議的公務員反叛，而政府不得不求助於軍隊坦克驅散了該會議。公眾輿論的戰鬥已經取得了勝利，體系控制的裂縫象徵了決定性的變化，它當然影響了政府訴諸武力結束衝突的決定。

自然地，許多學生在運動的各機構中變得政治化，他們在那裏獲得他們的初步經驗，然後進入政治世界。但是，許多運動參與者來自其他的鬥爭，他們有經驗，這些經驗在辯論和政治實踐中培訓了我們，而實踐或多或少是社會的和開放的，或多或少是秘密或半秘密的。全國罷課委員會（CNH）大多數最突出的領導人曾是或在最近的過去已是左派組織的中堅，就像行動委員會以及會議和團隊組織者的許多成員一樣，尤其是在自治國立大學，以及在墨西哥城和在該國其他地區的其他學校。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代表了理論和政治遺產的記憶和連續性，這些遺產已經成功地生存下來，並面對鎮壓體系的潮流塑造了本身，在人民和民族主義神話的基礎上，20世紀的第一次革命產生了鎮壓體系。

1968年的運動之前的這些年代，是重組改組的年代，在一定程度上，是墨西哥左翼增強的年代。這一危機，破裂，和創新群體及左翼潮流出現的進程，實際上是偉大的獨立工會鬥爭的矛盾結果，該工會鬥爭結束於1959年的軍事失敗[19]。墨西哥共產黨（PCM）的這場危機，發生在古巴革命勝利和中蘇衝突的情況下，導致一個馬克思主義類型（自我確定為革命者或自由者）的重要出現，開啟了左翼的選擇範圍，那以前左派主要限於親蘇聯共產主義和隆巴多主義方面，後者是一種史達林風格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20]。斯巴塔克主義，由作家何塞•熱烏爾塔所創造，是最多樣化和廣泛的潮流，但也有托洛茨基主義，毛澤東思想和格瓦拉主義的增長。隨後的左翼的社會和世代交替變化，有更多的年輕人捲入 ── 主要是正在擺脫制度化網路的學生和知識份子 ── 該變化將在狂風般國際氣氛的影響下成熟 [21]。所有這些左翼潮流導致全國罷工理事會（CNH），即使運動把它們吸進來，把它們弄得雜亂無章，變革和運動的成果終於把它們擺平。1968年之後，一個左翼新結構造成了不同節奏和水準的崩潰。但是，在運動期間，全國罷課委員會（CNH）有了更多的辯論和貢獻，它們往往兩極化，沒有做到人人滿意，但總體上有利於處在一些戰略事件熱潮中的建設，該戰略是：在初期階段，組織運動，把運動投射到社會，並成功地孤立制度革命黨政府而且顯示其真面目。

決定性的問題，如公眾對話和沈默示威，通過自身獨特的話語建構對運動的認同；關鍵時刻的運動反應，例如第四次總統報告的誹謗和威脅；9月18日自治國立大學的軍事佔領，和學生反對沒收國家理工學院大樓的戰鬥的緊張時刻，超過1500人被捕；政權對副校長巴羅斯•塞拉里昂的攻擊 ── 所有這些涉及到的大辯論和大決定，顯示全國罷課委員會（CNH）的凝聚力和集體能力。在城市中心區組織統一的示威還是在工業區組織大量的分散示威遊行，那種方式更好？對此有辯論，很明顯，結論來自於採取最有效的決定。公開對話的問題所暗示的同政府關係，不過是這樣的問題，即全國罷課委員會（CNH）未能及時決定採取談判的出路。

儘管組成的多樣性，或也許是因為它，全國罷課委員會（CNH）確立了自己作為運動無可爭議的領導者的地位，完全合法化為一個集體，它獨立于一些同志的實際份量，比如勞爾•阿爾瓦雷斯•加林或吉爾伯托•格瓦拉•涅夫拉[22]。有一些錯誤的產生，是由於放縱了一些發揮陰暗作用的相關者，比如蘇格拉底•坎波斯•勒穆斯，他建議在左卡羅等待公開對話的時刻，促使了8月27日粉碎行動成功後再次鎮壓的來臨，也放縱了運動中的一些人，他們在10月2日之後成為政府的發聲筒。

最重要的是，全國罷課委員會（CNH）沒有能力感知9月13日後，隨著軍事調動和骯髒戰爭而來的政治局勢的變化。戰術退卻的可能性甚至連想都沒有想過，但所有跡象都指向正在來臨的災難性結果。在政治學研究所，一所被視為最激進和甚至極端的學校，我們討論了它，甚至寫了分析文章，在文章中，我們設制了一個得勝運動的論點。被慣性所困，用火車作比喻，火車全速奔向懸崖，而此時沒有人能夠拉動傳輸線，全國罷課委員會（CNH）的總結大會沒有考慮這一檔。在其他學校，他們提出了同樣的建議，並且巴勃羅•岡薩雷斯•卡薩諾瓦還出版了他就這一題目的反思[23]。顯然，誰都不願承擔風險，向運動的普通成員建議，必須停止運動，因為運動已經取得了巨大和不可逆轉的政治和文化成果。全國罷課委員會（CNH），被視為20世紀下半葉墨西哥最重要的政治社會運動的有作為的領導者，對於它，這是最後的考驗[24]。10月2日屠殺，伴隨著全國罷課委員會（CNH）主要領導人的逮捕，以及甚至在奧運會期間都沒有停止的迫害，使得運動的領導消失了，其結果是運動失去了主動力和洞察力。

墨西哥共產黨PCM ，成了政府的替罪羊，它在運動中沒有獲得重要作用，突然發現自己在全國罷課委員會（CNH）裏的支配權。在沒有任何全國罷課委員會（CNH）責任的一些浮誇學生的協助下，馬塞利諾•佩熱洛借助新聞界的批准，得力於他同政府人士的非官方關係，他堅持不通知全國罷課委員會（CNH）（征得其黨領導層的同意），自立為主要領導人。沒有考慮事件或尋找替代方案，從而有可能在這些新情況下為運動開一條出路，新全國罷課委員會（CNH）急急忙忙試圖結束罷課。後來，當學生決定在12月4日結束罷課時，全國罷課委員會（CNH）提交了一份“10月2日的國家宣言”，以一個不光彩的方式，只提到特拉德羅爾科夜晚的屠殺，作為一個政府“頑固”和“難以容忍”的問題而提出，卻不採取行動捍衛我們被囚禁的，遭受拷打和遭受最荒謬指控的同志們，甚至忘記迫害仍在繼續。1968年12月6日，當全國罷課委員會（CNH）決定解散時，它已經不存在了。

學運開始於政府的一種挑釁行為，該挑釁行為最初似乎是一種預防性的鎮壓 ── 冷戰期間的常事 ── 目的是把一些麻煩的人物（共產黨人，批評者，持不同政見者）清除出去，以保證19屆奧運會的和平。7月26日對墨西哥共產黨及其青年組織JCM成員的壓制，就是突出標誌，佔領他們的辦公室及其報紙‘墨西哥之聲’的辦公室，而這個時候，學生和警察在城中心的第一次對峙甚至還沒有結束。立即啟動的新聞運動是該攻擊一部分。在7月30日星期二淩晨的軍隊干預之後，政府公務員（攝政者阿方索•科若那•德•羅薩爾，共和國總檢察長胡•桑切斯•瓦加斯和路易士•埃切維裏亞）譴責了“精心組織計畫的蠱惑和顛覆”。不管怎樣，清除的一點是，迪亞斯•歐達茲政府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衝突超出了他的控制，儘管有政治危機和事態發展的跡象，體制上層沒有人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

學運揭示了處於頂峰的社團主義總統體系的弱點，並在同一時間發現了自由；這表明有可能以不同的方式經歷政治活動，以一個民主，平等，不強迫人們服從的方式經歷政治活動。學生運動被軍事粉碎，以一個殘酷過分而無理的方式被粉碎。這是一個國家的犯罪，現在必須審判那些已經確定的負責者。它並未從政治上被粉碎。整個國家因特拉德羅爾科夜晚種族屠殺的可鄙性質而蒙羞。像獅子那樣臥藏，它跳躍，反抗，羞辱負責人，並釋放出不停產生變化和辦法的勢力。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長遠說來，1968年的民眾學生運動以驚人的方式得勝了。

阿圖•安吉亞，自治城市大學（UAM，墨西哥城）的教授和研究員，革命工人党（PRT，第四國際墨西哥分部）前領導人，在1968年是自治國立大學國家政治學學院的行動委員會的一個成員。

[1] 胡勒•雪熱爾•加西亞，卡洛斯•芒斯維，局部戰爭。特拉德羅爾科1968年。一般馬塞利諾•加西亞•巴拉文件。事實和歷史，墨西哥城，阿吉拉爾新世紀， 1999年及擴展版：局部戰爭II。68年的工作，自治國立大學 /阿吉拉爾新世紀，墨西哥城2002年。

[2] 勞爾•阿爾瓦雷斯•加林，特拉德羅爾科紀念碑。68年學生運動的歷史重建，格裏戛爾博，墨西哥城1998年。這是論述1968年墨西哥的最佳著作，由其主要領導人撰寫。除了介紹運動紀事和反思外，它對1968年的軍事干預作了細緻的分析。

[3] 奇怪的是，它是晚間新聞小報，對五月事件，卻提供了最廣泛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報告件。

[4] 根據國防秘書長的說法，“一個步兵旅的三營步兵，外加一個營的傘兵” ，也就是說，約2500名士兵，被派去增援未能成功控制學生的一萬名警察（勞爾•加東引用的，1968年。希望的火焰，二十一世紀出版社，墨西哥城1968年，第34頁）。

[5]技術學生全國聯合會（FNET）是國家理工學院IPN和其他技術學校的一個學生社團組織，依附於掌權的制度革命黨（PRI）。

[6] 在左翼政黨（墨西哥共產黨，PCM，以及墨西哥工人和農民黨，POCM）指導下的運輸工會大罷工，激勵了一些金屬製造工，石油工和其他行業後來發生的工會鬥爭，並把這些鬥爭串聯起來。這些鬥爭最終挑戰了工團主義政權，並要求工會的獨立。 1959年3月28日，軍事鎮壓逮捕了大約10000工人，這些人上了政府的黑名單，因此無法獲得任何工作合同。最後，主要領導人，德梅•列霍和瓦楞亭•坎帕，被譴責犯有破壞社會罪，這項罪名發明於20世紀40年代的世界大戰期間。

[7] “Acarreo”這個名稱，指的是強制動員人民支持政府的行動，由制度革命黨PRI的社團組織負責。

[8] 這個主題的論述見於我的書，卡登主義的國家和工黨政治（時代出版社，墨西哥城，1975年）。雇主和農業大土地所有者也顯然是有組織的工團主義團體，但並沒有服從於制度革命黨也沒有因為他們同政府關係的特殊地位而受益。

[9] 請願書的六點要求是：
1.政治犯的自由；
2. 解雇行為像警察局長的將軍；
3. 解散作為直接鎮壓工具的特種兵部隊，不能代之以一個類似的機構；
4. 廢除破壞社會罪，這條罪名是用作鎮壓的法律工具；
5. 賠償遭受警察和士兵侵略的受害者家屬；
6. 審判對破壞和鎮壓行為有責任的公務員。

[10] 8月中旬，在韋拉克魯斯州，瓜納華托州，米卻肯州，克雷塔羅州，伊達爾戈州，恰帕斯州，杜蘭戈州，塔毛利帕斯州，薩卡特卡斯州，聖路易波托西州，阿瓜斯卡達特斯州，索諾拉州，巴哈加利福尼亞州，納亞裏特州，莫雷洛斯州，塔巴斯科州，瓦哈卡州，錫那羅亞州和布埃布拉州，眾多的示威發生在各個城市而且有70個機構在罷工（勞爾•加東，同前。第42頁）。

[11] “市民對話對工團主義控制的政權是一個真正的挑戰；對於政府來說，接受這樣的對話，等於承認另一種力量的存在，一個獨立不受管制的社會行動者，它要求徹底改變，而這種可能性已被拒絕”（阿爾瓦雷斯•加林，同前。第183號）。公眾對話的可能性損害封閉和反民主的政府系統的邏輯。正是這種需求最強烈地反對政府。

[14] 例如，吉爾伯托•格瓦拉•涅夫拉的憤怒（例如，見注17 ）和勞爾•阿爾瓦雷斯•加林的較平靜觀察已經成為歷史的一部分。

[15] 在有關墨西哥1968年的書籍資料中，這個問題很少涉及。我們可以在何色•雷裏•裏瓦斯•翁蒂韋羅斯的書中找到一些內容，如：墨西哥自治國立大學的左派學生。組織，運動和領導人（1958至1972年），墨西哥自治國立大學/ Porrúa ，墨西哥城2007年，624-625頁。

[16] 恩裏克•德•拉•加爾薩，萊昂•湯瑪斯•艾吉阿，路易士•費爾南多•馬西亞斯，另一種學運，報導，墨西哥城1986年，第一章。

[17] 這令人吃驚地看到，吉爾伯托•格瓦拉•涅夫拉如何嘲笑和憤怒譴責那些他所謂的“自治國立大學人文系的激進學生” ，他不承認他們有絲毫的貢獻，他指責他們是運動的一個障礙，並且在全國罷課委員會（CNH）的各代表團中間“播下仇恨和災難” 。他還誇大“極左”組織的的影響，如斯巴達克斯共產主義者同盟，而這些影響幾乎沒有從事件中生還的。自然，對那些在各種場合提出不同於他的意見和建議的人，他的整本書流露出鄙視和仇恨。他甚至抄錄新聞界和政府所使用的許多話語，這些話語同CNH內和學生中間的各分支有關，而正是學生貢獻鍛造了運動（自由永遠不會被忘記，68年備忘錄，加州及競技場版，墨西哥城， 2004年）。

[18] “1968年的一大優點是斷言，政治是必要的和可尊敬的事物” ，它可能以“不同於制度革命黨的程式”，而且“作為同政權對抗的政治” 進行。（阿爾瓦雷斯，紀念碑... ，同前。第147頁。）

[19] 這項運動後POCM失蹤，而PCM，儘管它有經常性的危機，自1919年以來已經存在並且仍然是最強的左翼組織。

[20] 社會主義人民黨體現了一個根深蒂固的潮流，該潮流由維森特•隆巴多•托勒達諾具體化，維森特•隆巴多•托勒達諾，一個自封的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在20世紀30年代的工團主義政權形成中發揮了根本作用，對拉薩羅•卡德納斯，是不可或缺的。作為同墨西哥革命政權的次級“同盟”，和階級合作的推手，他為墨西哥著名的“頭腦糊塗的黨派”，制度化的虛假反對派，揭開了序幕。直到他反對的1968年運動後，他去世為止，他在墨西哥是一個關鍵的政治人物。前總統拉薩羅•卡德納斯代表的革命民族主義潮流，儘管它徘徊在左翼，在現實中不可避免地受制於它幫助建立的政權體系。面對帝國主義對古巴革命的威脅，卡德納斯促進動員民族解放運動，這是一種廣泛的戰線，它引起了許多人的希望，但事實上卻失望了，因為卡德納斯支持的總統候選人古斯塔沃•迪亞斯•奧達茲，在1964年接管了政府。

[21] 古巴革命和美國入侵古巴，越南戰爭，美國入侵多明尼加共和國，黑人叛亂和黑豹運動，第三世界反對殖民主義的起義，印尼流血清洗，六日戰爭和巴勒斯坦革命，切•格瓦拉的象徵，等等。

[22] 事實上，聯盟的這些同志，在其方向上保持批判的態度的同時，曾是PCM青年組織的激進分子，組成了非常廣泛的學校代表集團，學校特別地按統一的方式分組為墨西哥自治國立大學的理工學院和技術部門。

[23] .公報發表的“決策的風險” 。全國罷工通訊，第7期，1968年9月13號，吉爾伯托•格瓦拉•涅夫拉轉載‘自由’雜誌... ，同前。261-268頁。所說的文章，9月18日之前我寫了一點，該文以政治學行動委員會卡爾•馬克思團隊的署名散發。

[24] 見勞爾•阿爾瓦雷斯（同前。第179-180頁）和吉爾伯托•格瓦拉（同前。第267頁）的意見，他們發言讚揚岡薩雷斯•卡薩諾瓦的反思後，自問關於複課的想法：“在一個像理事會騷亂情形的那種集會中，在所有的學生媒體前面，處理這種類型的反應，這怎麼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