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
反資本主義左派和社會主義鬥爭
當代俄羅斯激進左派的語言似乎令人驚訝的陳舊過時。這涉及的不只是措辭習慣，這個習慣儘管不好卻可原諒。這種語言的停滯還證明了思想的僵化。
例如，我們必須自問， “在左邊（留下）的環境工作” 這組詞是什麼意思？是否是指協作的技術過程或者資源的重新分配？還有，“同工人一起工作”或“同青年（一起工作）”，是什麼意思？它是運動的發展，還是運動的工具主義化及其自身繁衍工作的調整？值得特別一提的是，指責你身邊的人有“改良主義”的同時，它一併展示自己的“革命主義”。嗜好這種措辭的人無法去試圖理解，在這個具體的社會裏，為什麼革命可以而且必須進行以及如何進行。因為，不管人民的生活情況可能是如何地難以忍受，革命並不是人民生活情況的結果，而是在這些情況下人民活動的結果。
我們認為，有一種左派把自己設想為一個生產現成答案的產業，其產品不標明保質期而且既不能退貨也不能換貨，現在是終止這種左派存在的時候了。無可否認，如果把社會主義組織設想為不可替代的，符合“有效”定義的領導，你就很難找到一個比它更好的模式。問題是，在客觀現實中，不存在這樣的地方，它容納一種生產充分認證的有效答案的機制。
如果想在各種情況中找到我們的位置，我們必須能夠抓住當前的時機，分析當前局勢的所有含糊處和所有矛盾。
工會
在蘇聯的最後幾年裏和後蘇聯時代，工會組織構成俄羅斯社會運動的最大和最先進的一部分。目前，他們展現出來的是在鬥爭中有組織有毅力的社會力量，而且其重要性正在持續增加。然而，試圖客觀的評價（甚至定量化）俄羅斯工會活動的規模和水平，不可避免地會遇到相當大的困難，其中首先涉及的是方法論。
目前，俄羅斯經濟的員工約6900萬人，毫無疑問，在此基礎上有必要增加大約500萬失業者（就業機構的記錄約為150萬人）。如果我們採納工會自己的數字，則各種工會的成員總數達到3150萬的俄羅斯聯邦公民。其中，俄羅斯獨立工會聯合會（FNPR）（1）組織成員2900萬人（所有工會會員的百分之九十一點二），泛俄羅斯勞工聯合會的150萬名成員（百分之四點七）， 俄羅斯工會同盟（Sotsprof）（2）達到50萬（百分之一點六），其他聯合會和獨立組織大約還有50萬（百分之一點六）。
因此，工會活動涉及百分之四十二點五的俄羅斯工人。相比之下，在法國，荷蘭和西班牙，這個數字不超過百分之十五;在德國，瑞士，義大利，葡萄牙，奧地利和英國，這個數字在百分之二十和百分之四十之間;在挪威，比利時，丹麥和瑞典，則在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九十之間。乍一看，該表似乎完全令人放心。但矛盾的是，俄羅斯工會的工人參與程度只能被視為非常低。
世界各地的工會活動絕不是一致的。不僅存在嚴重分歧，而且相關的組織形式，工作水平和工會活動水平也五花八門。法國和西班牙的小工會似乎是工人階級鬥爭的先鋒。根據他們的觀念，積極參與其中，就同這裏所謂的政治組織成員相類似。此外，這些工會的影響，它們動員和組織罷工的能力的延伸擴展，大大超出其嚴格意義上的中堅基地。在這些國家，集體鬥爭和集體協議涉及百分之七十至九十的工人。還有一種“斯堪的納維亞”工會模式，即：一個組織，其福利國家利益再分配機制的角色是在法律上注明的。這些工會有非常多的會員（因為社會保護的獲得取決於一個工會的會員數）。他們強烈集中，有一個繁重的機構，它的決定很少作為公開辯論的結果而被採納，但對集體討論過程之外的生產組織有直接影響。
很顯然，俄羅斯工會的這種情況既不相當於前一個也不相當於另一個模式。因此，作為一般規則，它或多或少同時類似於兩種模式。在法國的戰鬥工會和俄羅斯的“另類”工會（儘管關於成員數量水平，或者甚至他們的影響力，他們兩者都不能作比較，但他們使用的鬥爭方式和組織方式是類似的）之間劃一條平行線，這當然是可能的，卻並不總是貼切的。但是，嚴格地按照相同的平行意義，把俄羅斯獨立工會聯合會（FNPR）定義為一個“黃色”工會，或更恰當地定義為“帶有一個黃色領導層”的工會，會引起嚴重而有根據的懷疑。
俄羅斯的“另類”工會來自新思維改革浪潮和社會運動的興起，他們在那裏發揮了中心作用。然而，由於“民主資本主義”理想的殘忍幻滅，使得社會活動迅速衰落，其後果是，這些工會沒有形成為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只在某些部門，他們設法保持著自己的群眾組織，在這些部門，工人階級堅定團結，而且工人們高度集中在企業的框架內：煤炭部門的俄羅斯礦工獨立工會（NPGR）（3），運輸部門的俄羅斯碼頭工人聯盟RPD（4），俄羅斯火車司機聯盟RPLBJ（5），飛行員工會，飛行管制員工會。在所有其他部門，“另類”工會只有少數覺悟工人的小團體。
今天在俄羅斯，所有的獨立工會只代表百分之七-八的有組織工人（即所有工人的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三點五）。然而，在這一小部分的社會運動內，目前正在發生對整個社會極其重要的進程，同跨國公司和俄羅斯大型企業裏獨立有組織之勞工的顯現和發展相關的一切，其重要性都超不過這個過程。它就是前所未有的對階級的集體自我組織的需求綜合征。這樣的工會正出現在新的環境中，出現在青年工人的環境中，出現在經受新一代管理（常常是外國的）的企業裏，換句話說，出現在“蘇維埃”企業的舊的工作關係之外，而舊的工作關係建立于從經理到清潔女工的“全體人員的”內部階級利益上。
這代表性保存了很長一段時間，因為在保護公司，工作場所，以及工作團隊和公司管理層之間垂直關係的問題上，工人和舊的管理機構的利益有部分而矛盾的相合。此外，蘇聯結束後的幾年，在1990年代中期，在私有化運動的中期，這項安排達到其發展的頂點。 “我們不給外國人！”：在幾十和幾百家公司，這個口號團結了有關工作團隊的“老一代的”工人和管理人員，就像維堡的TsBK例子（6）。
俄羅斯獨立工會聯合會（FNPR），就其目前的概念本身而言，作為企業內部的社團關係的一個整體系統，從根本上說，是這種矛盾和兩難局面的產物。因此，在財產再分配過程完成的時刻，當領導人和“老一代”及“新一代”業主的衝突變得次要，被階級對立掩蓋時，這一組織得已發展並維持的地基本身卻消失了。這反映在聯邦政治效忠性的變化中，從俄羅斯聯邦共產黨KPRF（7）到俄羅斯合眾國的改變（8）。現在家長作風和內部階級團結的時代走了，在勝利者腳下頂禮膜拜的時候來了。
對於勝利的資產階級，俄羅斯獨立工會聯合會FNPR因此顯得沒有必要。它不捍衛工人（甚至常常直接背叛他們的利益），同時，作為雇主的一個工具，它是絕對無效的。事實上，仍然直接同工作有關的社會團體，只有這個組織的“仲介層”：工頭，車間和部門主管，經理助理...。這中間層情況的特殊性是，它表現為公司管理層的“先進支隊”。它的任務 --- 激勵和監督 --- 是非常複雜的。其心理狀況不止是不舒服，因為，它總是與普通工人為伍，儘管其工資狀況更接近它的下屬，而不是管理層，但它必須遵循管理路線。 “在外國人中間他們是本地人，在本地他們是外國人”。在這種情況下， 俄羅斯獨立工會聯合會FNPR作為一個社團，工作組織，同時擁有鼓勵手段---優惠券poutiovki（9）等---和推廣加速法，仍然是不可替代的。
俄羅斯獨立工會聯合會FNPR可以聲稱為“工會”，既不是按其社會成份，也不是由於它在生產關係和在社會存在中的作用，也不是因為它的政策。儘管如此，在俄羅斯的勞工和社會運動中它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不過，這並不是由於它的“好鬥”的普通激進成員，而是因為對於社會抗議的管道，它的作用，猶如巨大而幾乎無底的水庫，而且也是詆毀那種工會工作最有效的手段。
因此，在我們看來，可以正確的說，俄羅斯工會組織的真正會員，據最樂觀的計算，不超過300萬人，即所有工人的百分之四。這代表了“另類”工會和俄羅斯獨立工會聯合會FNPR的某些較健康部門。
在大多數情況下，“自由”工會把企業的一個積極工人少數組織了起來，這些人處於企業管理層的攻擊下，不讓他們加入集體協議最後的締結中。通常，獨立工會沒有“第二層次”的組織者，而且一些領導人的解職，剝奪了普通成員的鬥爭能力，導致工會組織的破壞，在法庭上能夠證明解職是非法的之前，使工會消失。另一方面，“另類”工會的成員，一般的特點是高度的自覺性和鬥爭中的自我犧牲精神，他們比較團結，並準備抵禦對組織的攻擊。至於俄羅斯獨立工會聯合會FNPR的群眾成員加入工會，往往並不是加入工人組織的一個意識清醒決定的結果，而是出於完全不同的動機：人事部門一個建議，習慣，把工會視為福利源的感覺（優惠券poutiovki，幼稚園...).
“另類”工會和FNPR好鬥工會的嚴重困難在於同它們自己領導的關係。他們似乎是地方一級的戰鬥的階級組織，但他們的全國機構往往不是建立在透明和民主的基礎上。你可以看到領導和普通成員之間的距離。全國領導扮演的是協調中心，法律和物質支援，以及提供資訊的角色，而不是真正積極的和普通活動份子控制下的代表性機構的角色。領導的獨立性使個人有可能為個人目的使用這種形勢。因為以上所述的這一組織的結構特點，FNPR的好鬥工會，在激進和公開反對雇主的情形下，往往進入同當地或企業領導層的直接衝突中，其結果不是激進分子的挫敗就是離開聯盟的工會自治。
社會主義運動
並非偶然的是，勞工關係的穩定和工會的覺醒同對社會主義領域的進攻巧合。1990年代末，生產的私有化處在其最後階段。另一方面，運輸，各種基礎設施，住房，衛生組織，教育組織，科學和文化組織，養老保險制度，代表巨額公共財產的所有這一切都未被觸及到。與此同時，國家給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領域的保證仍是俄羅斯加入世貿組織的阻礙。
第一次打擊來自于修改勞工法例，並同時限制民主自由。這十年起初時期的群眾行動還沒有被俄羅斯精英遺忘。組織和集會權利的限制，以及設立對媒體的控制，其目的是在“群眾憤怒”事件中保證其統治並使鎮壓合法化。
這些反改革做法沒有正面施行，而是在保持多數人冷漠的同時，針對某一類的人口施行。這些法律的通過拖了幾年。因此，俄羅斯政府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提出修改勞工法，但新的版本在2001年才通過；養老金的改革用了五年多的時間; 教育改革開始於1993年，至今仍未完成。後來，破壞性更少的反社會主義法律，勉強通過得更快，但俄羅斯社會， 被20世紀90年代初的衝擊打垮，陷入衰退，未能建立一個長期抵抗戰略。最後，所通過法案的真正內容不被廣泛的各階層人們理解，並且反對派的解釋工作未能匹敵於新自由主義大眾傳播媒介的宣傳。
總共大約有300000人參加了非常巨大的反新勞動法“聯合行動之日”活動，該活動是“另類”工會組織號召的，但他們之中只有少數人參加了會議和一日罷工。對退休金改革的反應，則只有一個被動的抗議，即：公民並沒有把他們的錢置於非國有基金，從而導致政府計畫的失敗。
對其能力越來越有信心，使得資產階級精英，加快制定改革計畫的節奏並為議會對它們的審核做準備。2003年春季選舉後，國家杜馬轉變成一個純形式機構，它的組成有助於計畫的通過。因此，臭名昭著的聯邦法律第122號，2004年秋季提交給議會，同年由總統簽署實施（10）。2005年通過的住房條款，僅用一年，就走過了所有階段，從籌備工作到正式生效（11）; 關於教育，科學及文化私有化的一大堆複雜計畫已在2006年秋季提交給議會並由議會作了審查。
這些改革後果，已經影響到非常不同階層的人們，有：工人，退休人員，學生和失業青年。2005年初，反對122號聯邦法律的動盪是從下層發出的第一個強烈的抵抗信號。這些抗議行動，大部分性質激進，發生在近600多個城市，換句話說，幾乎包括了所有的地區首府。第一批示威遊行，開始于聖誕及新年假期，特別具有自發性質，只是略微帶有一點“官方”反對黨派的影響痕跡。這些反對黨派不理解發生中的事件的重要性，當地區的自治組織機構成立並開始採取行動時，他們只是試圖控制運動。雖然運動迅速平息，對於以後抗議運動的發展，其重要性卻是決定性的。
協作會議（KSs），成立於“棉花革命”的浪潮中，吸納了最多樣化的成員，從小型左派團體的激進分子到初次對社會主義進程表現出興趣的人們都有。
在這種情況下，2005年4月召開的第一屆俄羅斯社會主義論壇，彙集1000多名與會者，代表各個地區的協作會議（KSs）。它試圖構造全國範圍的運動並把它政治化，其做法是策劃出一個全球性的方案，以替代克里姆林宮的反社會主義政策。
新住房條款和一系列相關法律的通過，為社會抗議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這項改革的具體特點是，它直接觸及所有俄羅斯公民的利益。圍繞住房問題，數以千計的倡議提了出來，涉及房屋管理以及建設方案，家庭問題，住房資金的狀況，租戶的服務費支付（12），租金增加，住房權，被欺騙的投資者的權益，等等。儘管同住房問題相似（居民和那些建築公司之間的利益矛盾），我們並沒有把要求統一起來。反復協調這些倡議舉措的企圖，遇到了相互的不理解和觸及到地區問題上的鬥爭重點。
抗議行動中顯現的，特定社會群體間矛盾的存在，一般是其發展的障礙。深化中的教育，科學和文化的私有化進程，以同樣的方式導致學生和該領域裏的工人毫不含糊的抗議。但是，抗議立場的斡旋協調成為一個大問題。這一改革的實施激發起各種恐懼。學生們不滿意對免繳學費的攻擊，而許多教授希望這將改善他們的物質狀況。與此同時，高等教育領域的教授正在反對引進研究參與的選擇機制（13），而學生家長則在計算，從支付私人導師的花費裏能節省多少錢。基本科學領域的科學家們擔心喪失科學院的獨立性，還害怕他們的機構將會關閉; 但他們應用科學專業的同事們正預感到他們將收到額外的資金。中學教育自籌資金的做法，事實上把各個學校的所有雇員置於相互競爭的境地。
當政治開始時
在整個後蘇聯歷史上，內在地聯結於國家機器的新統治階級，是唯一的在這種社會裏建立了政治體制和政治代表的主體。我們可以認為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頭十年的初期是一種 “資產階級孤獨的”形態，它建設同其利益協調的決策結構，而不參與這樣的社會。單方面反對社會大多數的戰爭通過私有化體現它自己，它需要建立一個政治制度，能夠快速對社會環境，對工作場所和生活標準施行攻擊。激進社會反改革運動的開始同政治的反改革運動一致，後者隨著議會批評炮火的齊射和1993年短命緊急狀態的實施而開始（14），這並非偶然的。這樣一個系統，由於其本身的性質，沒有理會（而且仍然沒有理會）其政治下層的任何反對。
對於工人組織和社會運動的代表而言，任何欲把他們自己安置于現有的公共政策之內的企圖，都使他們屈從龐大的腐敗壓力，屈服于現有機構的操縱。每個新的選舉週期導致一群准政治組織的建立，它像一場海嘯，威脅著要淹沒仍然獨立的首倡精神。我們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在這些條件下，運動如何才能保持其獨立性，留在主導的政治文化之外，並且策劃出明確的替代方案，能夠確保工人有一個獨立的工具，發出他們自己的聲音並且爭取改變他們的狀況。
然而，目前俄羅斯左派完全沒有力量在這個方向的發展上建議任何東西。雖然左派游離于為官僚機構和企業設立的政治領域之外，它卻處在其長期影響之下，不知不覺地與它互動，並仿效它同社會運動關係的戰略。在追求自我肯定時，左派團體嘗試利用工會和普通成員的進取精神去確認他們的共同特點，即：對一些特別方案的認可。罷工和住房領域的抗議行動，工人階級的團結行動和反對改革後果的抗議示威活動，所有這些，對那些想要成為第一個插入他們的旗幟或自己的黨派標誌的人，是有吸引力而且可接近的高峰。在相對缺乏經驗的社會活動家眼中，這種關係往往實際上抹去了激進左派和資產階級政治家之間的差別，後者對選舉中的成功感興趣，或者對成為他們的具體商業利益代表的事實感興趣。
我們必須努力克服社會運動和左派之間的互不信任，克服對相互利用的害怕。今天被認為是正常的並作為一種規範的情況，導致工會或社會運動的組織者，把政治激進分子視為免費的輔助劑，其形象就是“給予，帶來和走開”（15），有需要時，可以讓它領導一個糾察隊或組織一個國會議員的遊說團，但對於“真實”的工作，它是絕對無用的，確實有害的。 “把政治撇開！”和“我們支持那些幫助我們的人！”，這兩個口號，得到了絕大多數社會運動活動分子的認同。轉過來，左派對他們也有類似的態度。
因此，對於社會主義者，對於那些想要一個真正社會變革的人，首要的問題，仍然是尋求運動中的行動自由，尋求同激進社會運動的技術化和消費化道路作真正決定性的決裂。根據真正的政治選擇，以獨立的立場出現在其內部，如此投入運動，才是唯一現實的可能機會，讓左派的觀點在公共場所充分表達出來。這種投入，這樣出現階級的內部，對左派不僅不意味著其身份的喪失，或在政治層面上拒絕任何形式的進攻，而是恰恰相反，創造了使它開始存在的條件。
左派的角色
我們可以區分四個起點，它們同時標誌著社會運動和俄羅斯左派的弱點，以及他們協調發展和共同成長的可能性：資訊的傳播和接收問題; 低水平的協調和互動;人數不足的訓練有素的激進分子;作群眾動員的不可能性。
溫和的和激進的或工會的運動，無論它是否是左派的，今天該運動在俄羅斯發現自己處於同媒體絕緣的地步。大眾傳播媒介對其活動缺乏興趣，甚至作公然的歪曲報導，這只是問題的一部分，雖然從宣傳和組織大規模抵抗的角度看，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但運動本身裏面的資訊和經驗的交流問題，其嚴重性並不稍減。目前的交流水平幾乎不可能讓人們瞭解具體的壓制案例。對於廣泛長期的運動，那是不夠的。
各個事件的資訊，其作用（特別是網際網路）就像一個萬花筒，而我們需要的是總結好了的資訊，以便讓人們有可能尋找到傾向趨勢，聯繫點，共同的要求和辦法。今天，這一工作多半是由社會學家--- 首先，我們必須對集體行動研究所發揮的作用致敬（16） --- 而非政治活動家來做的，不幸的是，這影響了它的特性。
不克服社會運動的極端保守，不超越左派的亞文化，不建立一個一般的通信空間，就不可能談論社會運動政治化的景觀，也不能說這些運動意識到其一般利益。在此背景下，團結運動發揮特殊作用。它們是重要的，並將繼續是重要的 ---對於社會運動，它們應該不僅是解決其特定問題的一個方法（並不總是足夠有效的），而左派不應只看到它們自滿地展示其同階級的形式上的連接。與此相反，這種共同的行動必須成為抗議運動和工會的現在意識的活躍而連續聚集的領域，把他們的政治代表性問題列入議程，因此，也把在政治選擇的問題列入議程。
相對於一個孤立的團結運動，協作會議和工會團結委員會的出現，成了向前邁出的一步。構想作為交換意見的永久空間，設計全球行動計畫，發行聯合出版物，它們使全國規模的廣泛機構的出現成為可能，即：社會論壇和協作會議聯盟（SKS）。這種機構的有效性取決於確切的情況和時機的要求，它們表達為對每個實際必要性的具體形式的某種意識程度。此外，政治活動家仍必須爭取在同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能夠參加這些主動活動。
缺乏訓練有素的幹部，是左派，社會運動和工會的一個普遍問題。一方面，社會運動中急缺合格的戰士，沒有足夠的教育和自我教育。在這個意義上，幹部短缺的問題，與運動內部資訊和分析的不足交織在一起。另一方面，左派一般缺乏與正在發生之社會行動的關係，即使所涉及的不是一個純粹實際的鬥爭，而是一個社會主義或工會運動（即這種鬥爭的政治泛化，一個統一的運動本身往往具有的意識）。
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理論不僅是工人階級鬥爭的直接產物，而且同時是其所有過去經驗的總結。這就是為什麼作為一個政治分析實踐，維護馬克思主義是可能的，唯一的條件是：每一個新的個人經驗沒有按照既定的規則作切割，而是被視為一個連貫社會經驗的形成部分，該社會經驗在同它的接觸中演變發展。因此，幹部培訓同左派插入群眾運動並獲得社會活動家和戰鬥工會領導人的政治支持，是分不開的。
主要的問題之一，仍然一方面是社會主義運動組織動員群眾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左派團體在數量和質量兩方面的極度減少的增長。今天，反對公共服務的商業化的動員（17）無疑是一個真正群眾運動的唯一經驗，它能夠對形勢作足夠的反應，而且它會這樣去擬定一致的要求，這些要求能夠使成千上萬的示威者走上街頭。同時，這一運動都和其他一些更為區域性的大型運動，兩者都同具體的形勢和短暫的時期有關。出現于運動浪潮高峰的這些主動舉措，在大多數情況下，最後並不能實質性地擴大其在公共生活的出現或在有規則和有條理的基礎上建造它們的活動。除了與當前群眾意識的特點相連的客觀原因外，這些有限的結果被歸因於廣泛而有組織的政治運動的嚴重缺乏。
雖然左派做的是如此地越來越多，它在出席和參加運動上的明顯無能，說明了其中堅分子的數量不足以及為什麼它發現它無法吸引新的力量。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今天，青年人對反資本主義思想的興趣增加了，左派僅僅是在一個非常有限的程度上，利用該興趣的潛力，而且並沒有顯示自己能夠對當前的社會問題做出積極的反應，未能提出開放和令人信服的理由，也未能明確和毫不遲疑地給出廣泛的當前問題的另一種解釋。這“光榮的孤立”既導致分門別派的傾向，又導致活動參與者的“減少”，並把他們的政治立場完全稀釋于作為“良性社會主義中堅分子”的日常活動中。
除了所有的客觀差異之外，對政治形式的不信任，對政治層面問題的不信任，不是俄羅斯形勢的一個顯著特徵。對歐洲政治組織最根本的反對，典型地表現在開始於二十世紀頭十年初期的社會運動中，一旦抵抗的真正邏輯促使人們尋求一個積極的替代辦法時，它就失勢縮減了。因此，由於對歐洲憲法說決定性的“不”，有組織的左派恰恰成為這樣的力量，即通過私有化和社會環境破壞之間的有機聯繫的交往活動，通過它在國家和歐洲聯盟水平上的制憲表現，它可以表達增長中的覺悟。這可稱為“政黨回歸”，它的基礎是，理論和實踐之間，日常的鬥爭經驗和社會主義傳統之間的聯繫和深刻的相互作用。這種形勢的變化，聯繫的不僅是社會的覺醒，而且有左派過去經驗的一個重大修改，及其同目前局勢問題相關的東西。
只有在運動內部的日常工作基礎上，對可理解的鼓動性政治方案的發展，展示決定性的影響，這樣的修改才是可能的。正是基於這一點，過渡方案的真正原則得以建立，該原則就是設立明確而一貫的要求的思想，這些要求已經傳達給了廣大人民群眾，多虧當前的機會，這些要求，內在地聯繫於反對市場邏輯的必要性，聯繫於有意識地和徹底地推翻資本主義的必要性。
伊利亞•布德拉茨克斯和瑪麗亞•庫爾茲納是“Vperiod”（“前進”）組織的成員，該組織已建立了同第四國際的關係。本文首次出版在Levaya Politika（“左翼政治'） 2007 - 01期，一個伯里斯•卡加利茨基編輯的季刊。
注釋
1.俄羅斯獨立工會聯合會（FNPR），成立於1991年3月，出自于蘇聯工會中央理事會，後者號稱“工會”，實際是一個控制工人工具。FNPR保留了它的大部分成員，幹部和財產。它依賴於政府維護其憲法的地位和其財產。
2.俄羅斯工會同盟成立於1989年，是單一工會模式和後來的FNPR模式的反對派。其領導曾經支持資本主義的恢復和新自由主義改革，但其基層往往非常好鬥和反對自己的領導人。然而，它注重保護自己的成員。
3. 俄羅斯礦工獨立工會。它成立於1990年，處於1989-1990年大罷工的浪潮期間。工會領導堅持工會保持政治中立立場，但其基層往往好鬥得多。例如，1998年夏季俄羅斯礦工獨立工會（NPGR）的激進分子採取“鐵路戰爭”的主動行動（罷工糾察隊，封鎖鐵路），並要求伯里斯•葉利欽辭職。
4.俄羅斯碼頭工人聯盟。
5.俄羅斯火車司機聯盟。
6.維堡是芬蘭邊界一個80萬居民的鎮，在芬蘭灣。 TsVK是該鎮生產紙張的纖維素廠。1998年3月至2000年1月，工人和雇主之間的鬥爭導致工人接管工廠。該廠的生產是高質量的，具有重要的出口渠道，但在1994年私有化期間，業主從事的投機活動，導致其破產。工廠的2200工人選了一個“群眾經理”並控制了工廠。面對雇主和地方當局的反對，經過員警兩度嘗試入侵工廠後，自我管理的實驗只是短暫的存在。
7.俄羅斯聯邦共產黨（KPRF）由中層官僚機構在聯共的廢墟上創建於1993年，該中層官僚機構並沒有設法在恢復資本主義的框架內，圍繞等同於共產主義（史達林版）和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保守意識形態打轉。它由岡納迪•久加諾夫領導並鐵腕統治。
8.俄羅斯合眾國是一個新保守主義党，成立於2001年，宗旨是支援總統普京，並給他一個議會的多數。自2003年以來，這個黨掌握了國家杜馬450個席位中的305個和178個聯邦會議（上院）席位的88個。這足以使它隨心所欲地修改憲法。其主席伯里斯•格雷茲洛夫，是國家杜馬主席。
9.優惠券，讓工人利用工作諮詢會的服務（度假營，兒童集體假期...).
10.社會權利“商品化” (commercialisation)的法律，用簡明英語說，這意味著最貧窮者被剝奪了國家的援助。某些服務的免費性質（例如：健康，醫藥）改為財政“補貼”。這項法律的生效導致2005年1月的大示威遊行。
11.住房條款生效於2006年1月1。它的目標是私有化市政府所擁有的住房。它終止租戶買房優惠措施，這是葉利欽曾經鼓勵的，目的是把住房私有化盡可能加快。它使房產管理將交給私人公司成為可能，如果房產共同主人不自己去這樣做，那末市政府就會選定私人公司來做管理。
12. Zhilitchno-kommounalnoe khozaïstvo ：所有的國內住房服務（電力，供熱，公共空間...).
13. EGE，聯合國家考試。自2001年引進，EGE是中學教育的期末考試，並可以作大學入學的選擇之用。將在2009年推廣普及。
14.在1991年6月獨立後，俄羅斯聯邦自己置於舊的俄羅斯聯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體制連續性中（RSFSR，蘇聯的俄羅斯），使用同一憲法。最後一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扮演了議會的作用。主要由共產黨人組成，它反對伯里斯•葉利欽的新自由主義“休克療法”。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之間的局勢嚴重惡化，1993 葉利欽派出坦克轟擊議會，並讓精銳部隊強佔議會建築。今天，你可以在莫斯科現代史博物館看到一個佈滿彈孔的議會門。俄羅斯聯邦現在的（總統）憲法，緊接著這一政變而頒佈了。
15. “工作作風：給與，帶來和走開” 的俄羅斯表達，表示在最低水平上簡單執行的工作。
16.集體行動研究所由社會學家佳李•克萊門特領導。其網站（俄語：www.ikd.ru）出版關於社會運動和工會鬥爭的資訊和分析，還有每週文摘。
17.反對2005年1月的122號聯邦法律，前面我們已經提到。
伊利亞•布德拉特科斯
是“Vpered”（“前進”）組織領導人，該組織已建立了同第四國際的關係。
瑪麗亞•庫爾茲納是俄羅斯
Vpered小組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