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國際2009年2月的國際委員會會議上作的這份報告，在2008年11月執行局會議提交的報告結構內，發表在2008年11月的第406期《國際觀點》上，題為“評金融危機”。〕
這不是一個短週期的危機。金融危機與生產過剩的總危機相吻合並加重它。信貸的癱瘓正在逐步減少經濟活動。這場危機已經蔓延到整個世界。其規模可與1929年的危機相比，但不同於1929年，危機是全球整體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已擴大到整個世界經濟。資本主義全球化已構成了世界商品市場，實行了廣義的“再商品化”運動，並為一個世界勞動力市場創造了條件。
因此，這場危機具有整體性質。它有幾個組成部分：經濟危機，銀行和金融危機，糧食危機，能源危機，氣候危機。2009年1月貝倫世界社會論壇（WSF），實際上最清楚地表達了經濟危機和生態危機的這種結合。一些人想把貝倫論壇中心限制於生態環境的問題；事實上，從標誌著本次論壇的各個方面來說，這次中心是經濟危機。
資產階級及所有的“專家”們擔心焦慮。他們沒有一個替代模式。他們正在討論各種情況，但沒有專家能看到一個擺脫危機的方法。他們設想2010年底的“軟”復蘇，或者一個日本式的危機：一個近10年的持久通貨緊縮，但沒有人敢預想一條擺脫目前危機的路。與1929年不同，各國政府和行政當局進行了干預，以圖遏制它。在一系列國家，社會保障制度用作減震器...但要到何時？
當然，這還不是資本主義的結束，因為只要沒有任何的替代品，也即直到反資本主義的解決方案可以實施以前，對於該制度不存在“沒有出路的局面”。它總是可以創建新的迴旋餘地。資本主義可以同它的危機、它的痙攣、它的衰退一起苟存下去。所以無處可容納大難臨頭的說法，但目前我們清楚地看到，該體系已達到了極限，資本主義危機的社會、經濟和生態的代價已經把擺脫這種制度的問題提上議事日程：對有些人，這是一個超越資本主義的改革問題；對於反資本主義者來說，有必要同資本主義決裂，推翻它。
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捩點：將有這一危機的'前'和'後'。
*銀行和金融危機在繼續：“有毒”產品在毒化該制度。
出現了“垃圾桶銀行”或“壞銀行”的說法，其用意是剔除所有的“有毒”金融產品，但由於他們並不真正瞭解金融產品的深淺，所以他們不能決定用什麼價格回購這樣或那樣的產品。結果，各國政府要麼倒退，例如美國，要麼害怕啟動機制，會曝露更大範圍的未解決的信貸問題。避稅天堂繼續發揮作用。金融市場的不透明性阻止發展新的控制機制。銀行發放的貸款越來越少。國家的貸款，援助和資助不能得到保證，因為銀行的情勢依然令人懷疑。即使政府貸款很難進行談判。去年12月在德國有警告。一些國家已破產，比如冰島。而希臘，匈牙利，巴基斯坦，西班牙和立陶宛則局勢危急。新的銀行破產可以把該制度系統進一步拖下水。公共財政不能無限期地延伸，除了印刷更多的錢。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將進入危機的一個新階段... 。斯特勞斯·卡恩代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了干預，要求給銀行更大規模的國家援助，用以重新啟動信貸供應，對政府提供的資金沒有達到危機的規模表示遺憾。因此，國家的償付能力和債務的暴增有限。在這個階段只有美國，由於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角色，有辦法繼續其負債政策...
*生產過剩的危機---在銀行和金融危機之前，它已出現在某些部門 --- 已經遍及各處。
世界經濟正處於衰退狀態。世界經濟增長的預測約為0.5 ％。美國和歐洲聯盟國家則是負增長。我們正在目睹工業生產的下降：美國下跌9%，日本下跌9.8%。成千上萬的公司關閉或裁員。漸漸地，每個部門都受到影響。美國有7.2%的失業率，即一千一百萬失業者。據克莉絲蒂娜•羅默和傑瑞德•伯恩斯坦（奧巴馬的經濟顧問）的一個報告， 在未來幾個月內有300萬至400多萬的就業機會可能會喪失。通用汽車公司和克萊斯勒公司仍然需要幾十億美元，才能維持不垮臺。關於失業問題的預測令人印象深刻：經合組織國家會有超過3000萬至5000萬失業者。這是一個真正的失業浪潮。至少在2009年和2010年，該就業的萎縮和失業率的上升將繼續增加。我們會有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高的失業率。
* 危機是世界性的。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危機和新興國家，特別是中國的情形，兩者之間並無關聯，這個假說還沒有得到證實。中國經濟增長下降了7至11個百分點。根據中國海關數位，貿易出口量11月下跌2.2%和12月下跌2.8%。進口則萎縮了21.3%。上海有數以千計的公司已經關閉，數以十萬計的中國人，首先是數以百萬計的農民工，發現自己要失業了。無可否認，百分之七的增長速度證明了中國經濟的實力。危機甚至會確認世界經濟重心傾向新興國家的改變趨勢，但在該經濟中占主導地位的仍然是美國和歐洲。更重要的是，這場危機將導致中共政權優先發展國內市場，在很大程度上，這也將取決於政治和社會的鬥爭，包括在共產黨內部... 但是，在這場危機中，中國經濟能夠成為重新啟動世界經濟的火車頭，成為帶動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另一台火車頭嗎？目前沒有這樣的證據。更何況還有如俄羅斯和印度這樣的國家也開始捲入了經濟衰退。
華盛頓共識爆裂了開來。統治階級，新自由主義和社會自由主義政府已遭受了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失敗。有一種新自由主義的一致性，即：私有化，靈活性，放鬆管制。今天，這一致性已經移位脫臼。但他們還沒有遭受到社會的失敗。離政策或方向的修改還很遠，他們的政策就是“堅持頂住”，使工作者和人民負擔危機，並把新自由主義的框架同一系列的設計或“堅持頂住”措施結合起來，希望...這場危機將結束，他們能回到正軌！此外，資本家利用危機重新調整公司結構，推進公司高度融合的過程，繼續壓低工資...
因此，有變化，有新論述，有保障措施和局部經濟刺激措施，但他們並不質疑總體的路線。我要從這個角度論述三個問題。
可能有一些劑量的凱恩斯主義，一種凱恩斯主義的代用品，注射進新自由主義政策，但不會有新凱恩斯主義的回頭。無可爭議，有國家在經濟方面，在挽救銀行方面的新干涉主義，有工業和金融集中和重組的政策。同整個極端自由主義的列根和戴卓爾腔調--- 少而又少的國家干預 --- 相比，這是一個改變。但是，我們不應忘記，這是個管制鬆散的國家，私有化的國家，摧毀了社會成果的國家。我們不應該混淆講話與現實：國家從來沒有消失。今天，國家的干預是要保存制度，絕不是重建“社會性國家”。國家並不會為了捍衛普通民眾而進行干預。
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和民主黨左翼鼓動家保羅•克魯格曼，在他的博客上表示的：“讓我們弄清楚，它完全是黃色社會主義：損失社會化而利潤私有化”。只有考慮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全部有關層面，凱恩斯主義的討論才有意義。這不是關於這個或那個經濟措施的一個討論。
從這個角度來看，毫無疑問有一個“浪漫”的凱恩斯主義觀點，但如果我們用1930年代中後期的美國以及戰後歐洲的政策，作為一個參照點的話，情形就遠非如此。
凱恩斯主義政策的選擇，不是統治階級內部一場意識形態辯論後的社會經濟建設選擇。它是力量關係促成的，美國工人鬥爭的高漲，使得公共政策和工資政策上的轉變有必要。但最重要的是，凱恩斯主義政策的執行，依據於軍火經濟，該經濟同戰爭和一些勢力有關，這些勢力同特殊的社會和政治運動相聯，而那些運動促成了戰後的“社會妥協”。是戰爭造成的破壞，使得戰後必須要重建，從而為經濟復甦創造了條件。
因此，那些是特殊情況中的事件。
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危機深度以及各種有必要“重新發現資本主義”的論述同行動兩者之間的不平衡。有一些象徵性的決定---如美國某些收入的高端數目被封頂，英國政府的代表出現在英國銀行的管理董事會上 --- ，但並沒有關閉的避稅天堂，沒有新的金融規範或有效的信貸控制，以刺激經濟活動。還沒有採取技術上和財政上可能的措施。例如，瓦勒裏·季斯卡·德斯坦聲明（發表在2009年1月12日的世界報）證實了這個事實，即各國政府和國際機構尚未建立新的財務準則，新的審計程式，新的條例（例如，有關銷售你所沒有的金融產品這種“賣空”做法）。
但更重要的，必須強調的是，所有的刺激方案都被認為是不夠的。有分歧存在：法國計畫不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1.5%至2%。七千八百七十億美元的奧巴馬計畫則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五，分量更重。但是，我們必須看看這個計畫涉及的美國危機的深度。據奧巴馬的經濟顧問克莉絲蒂娜•羅默和傑瑞德•伯恩斯坦的說法，這一計畫只會把失業率在2010年底限制在7%至7.5%之間 --- 比現時的失業率多一點 --- 如果沒有計劃，預設的失業率是8.8%。更重要的是，在共和黨的壓力下，公共開支減少了910億美元，減稅額增加了640億美元。
美國政府的計畫和決定，考慮到教育，社會保障，某些大公共工程的新公共開支，但如果我們給銀行，給富人減稅，給公司援助投資加上二萬億美元 --- 但在什麼樣的控制下？--- 並且限制旨在刺激需求的措施，我們就不會找到危機的出路。
在這種情況下，根據保羅•克魯格曼的說法，刺激方案只能彌補增長所喪失之潛力的一半。相對于按現有的生產能力和勞動力預計的增長，可能的增長將只有一半，這已經使奧巴馬受到了民主黨左翼的尖銳批評。
塔多•帕托的文章 [我們將出版該文]，談的是目前政策和凱恩斯政策之間的關係，它解釋說，在1960年代末，德國社會民主黨部長制定了凱恩斯刺激方案。這項計畫是400億德國馬克的公共投資。今天，將相當於400億歐元。然而，德國政府只投入了50至80億歐元。
在美國和歐洲，他們又在談論銀行的“國有化”。我們不能從理論上排除銀行的“資產階級國有化”。換言之，即“臨時和部分”的國有化，用以挽救資本主義銀行體系，但我們不應該誤解國家干預的含義。實際上，為了挽救銀行系統，只有通過國家和大規模援助進行干預，對問題銀行作或多或少的國家控制。在英國，政府代表參加銀行的管理董事會。當政府或專家們設想“國有化”時，它僅僅被視為暫時的，局部的。總之，這是再次由社會負擔損失來挽救制度，並為在適當時候重新私有化和重啟利潤爭奪戰創造條件。此外，沒有任何政府質疑過去幾年中進行的私有化。打擊公共服務，削減公務員人數的做法得以確認。再一次，我們遠離戰後國有化和公共服務設立時期盛行的經濟和政治關係。
我們處在危機的第一階段。它的深化可以傾覆所有的資產階級政策。經濟和政治的理性“可以推動更多的經濟刺激，工資和社會的讓步，更多的綠色增長”。在統治階級的政策中可能有實質性變化，這取決於各個勢力的社會和政治關係，但資本主義並不是一個合理的制度，而是各個有自己利益的資本之間的競爭，是有其自己利益的跨國公司之間的競爭，是有自己利益的各國之間的競爭... 所有這一切可能導致新的緊張和新的對抗。在任何情況下，當今壓倒一切的是統治階級的社會和政治利益，統治階級正在尋求一切手段維護自身的利潤。
我們可能有一個既處理環境問題，同時又開闢新積累領域和新市場出路的資本主義嗎？關於這個問題，圍繞著奧巴馬的某些建議（見邁可•哈的文章《綠色資本主義可能嗎？》在2009年1月的‘意外事故’）有一整套說法。
綠色資本主義是理論上可能的。氣候變化問題的決議，提交給了下次世界大會作討論，它指出： “抽象地說，在可再生能源基礎上的資本主義似乎是可以想像的，因為可再生能源的技術潛力，相當於全球能源消費量的8至10倍。在實踐中，從百分之八十的能源基於石化來源的現存資本主義開始，朝向這一綠色資本主義的轉型，完全不符合急救氣候的要求。重新啟動當今資本主義而又不重新開始溫室氣體的排放，這是不可能的。資本主義只考慮排放量減少的定量指標，而轉型的過渡需要許多定性指標。”而且還有一個問題存在。
將要引進新技術，生態稅，導致交通和住房領域中的變化。但是，談論“綠色福特主義”或“擺脫危機的綠色出路”，則是不懂資本主義處理生態環境問題的局限性了。
a）首先是一個“時機”的問題。這場危機是即刻的。需求下降，信貸萎縮，預算問題限制了新能源的開支。這些問題的答案，即使按照“綠色資本主義”的說法，也是中期和長期的。而這場危機需要立即，甚至迫切的答案。
b）他們需要有足夠的盈利能力。新技術的成本或生態稅造成了盈利能力的問題。對一系列部門而言，這是太昂貴了。而且不能肯定，在作了大力投資的綠色部門，生產效益是否足夠高和持久。
c）必要的是，不僅要有可觀的增長，而且還有發售。但是，工資持續的下跌限制了這個綠色增長的銷路...
d）一個世界經濟的“生態”重組，需要協調，國際標準，中長期的選擇和取向。這些選擇同競爭律及市場是衝突的，後者的基礎是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獲取盡可能多的利潤。
e）最後，這樣的選擇，結合持久的凱恩斯主義回頭和大規模生態增長，只能是來自於經濟實際動力以外的選擇，來自於與巨大動盪有關的社會和政治選擇... 如果沒有這些選擇，我們將處在危機的深化和局部有限的復甦交替出現的情形中。
f）更加實質性的是，一個滿足社會需求，相應於新生產消費模式的邏輯，同資本競爭主導的資本主義盈利邏輯是不能共存的。我們需要國際的規劃和協調，以便重組世界經濟。這是生態社會主義方案的基礎。
危機自動地加劇了競爭，甚至能夠把它變成經濟戰爭。世界貿易和交流趨於萎縮。美國政府要求“購買美國產品” 的聲明，西班牙政府的“購買西班牙產品”的聲明是一個跡象。歐洲聯盟和捷克主席對法國政府用六十七億歐元援助其汽車產業所作的批評，也反映了這一傾向。歐盟的內部矛盾使得協調的歐洲計畫無法設立。由於危機，歐洲的經濟管理比以前更為本國化; 把穩定公約放置一旁。德國，英國和法國之間，關於他們在國際分工和世界市場上的經濟特殊地位的問題上，相互對立，就表明這些矛盾。
因此，我們將有壓力、衝動、“保護主義”傾向，在緊急情況下，這將促使各國領導人為維護自己的地位採取一些行動，特別是反動的、民族主義甚至排外的政治舉措，但這個世界的領導人追求的選擇方向是保護他們的階級利益，這恰恰意味著，要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中維護他們的地位，繼續把他們融入世界經濟和國際機構。
此外，歷史經驗促使統治階級遏制其保護主義衝動。但是，從這個角度來看，危機的深化可能會導致修改。並可能引起大眾階級的波動，民族主義的，反動的，極右的思想可能重新出現。高舉反動口號“英國工作給英國工人”的英國勞工運動某些部門的反應，幸好是少數，卻是這一點的證明。貝盧斯科尼政府授權的，由反移民尤其是反羅馬尼亞移民的義大利右翼所組織的夜間“巡邏”，也證明了種族主義、仇外和極右思想的崛起。
在任何情況下，工人運動必須保護自己免受這些“保護主義”或民族主義政策之害。任何懲罰南方人民的政策，特別是通過各個海關和稅收施行的懲罰政策，必須予以拒絕。還必須拒絕這個或那個國家工人之間的任何競爭。圍繞在國際層面上的共同要求的團結，是面臨危機時的決定性問題之一。
我們已經說過，在美國地位大為惡化的經濟形勢下，它是美國統治階級“改頭換面”捲土重來的選擇，以及美國大眾拒絕布殊政府8年執政的選擇，這兩者的結合。的確，要瞭解奧巴馬的上臺，注意到美國世界地位的削弱這一點是重要的。
因為在新的世界局勢中，奧巴馬將是捍衛美帝國主義利益的人，更何況美國市場和軍事力量的巨大仍然給他重大的優勢。
在經濟層面，美國依賴於其債權 人--- 日本人，中國人，各種主權基金 --- 資助其債務者。但是，這些債權人反過來也依賴于美國和美元的價值。事實上，我們可以預期，美國遭受危機的打擊後，美元會下跌。然而，美元卻在上升！首先，因為它得到一個國家的支持，這是不同于歐元的地方。其次，得到大眾效應 ---美國巨大而持續的力量的支持。最後，美元得以維持上升，是因為如果它崩潰，將禍及中國，日本和各種其他的資金。構成中國儲備的二萬三千億美元中，有一萬七千億美元投資於美國！人人相挺以致炒高了美元...所以這就是美元（和它的美國資本主義），儘管同人民幣和歐元關係緊張，它仍然是世界參照貨幣。
在軍事方面，奧巴馬的迴旋餘地有限，但毫無疑問，他仍然是美國政治軍事機器的頭子：在以巴衝突上，他將繼續全力支持以色列政府。他在重定美帝國主義的戰略重點，優先考慮阿富汗，在那裏美國下令新增部隊（超過1.7萬人），並敦促其盟國再派遣一些部隊！在伊拉克，他已決定了情況允許時的撤軍日期。在更廣泛的層面，美國保留了政治和軍事霸權，但必須同其盟國重新談判，重新討論這個問題。2001年9月11日以後，我們不再處於1990年至1992年的情形中，甚至也不處在2001-2004年的情形中。奧巴馬政府將與歐洲聯盟，與拉丁美洲之巴西這樣的國家有更為合作的政策。但這需要拉丁美洲的配合對應，即：同進步制度保持相當距離甚或決裂。查韋斯已被定性為美國和其他南美國家建立良好關係的“障礙”。奧巴馬已確定美國對古巴的政策。此外，卡斯特羅聲明譴責美國新總統的幻想。
更何況還有大量的幻想。你可以在貝倫世界社會論壇的某些部門感覺到它，有人竟然提出這個問題：為什麼奧巴馬不在世界社會論壇上？幸運的是，這些聲明是非常孤立的。考慮到現政府的，同布殊政府相比的“新立場”，我們應該沒有錯解奧巴馬是什麼人，他維護什麼樣的利益。
危機將挑起變化，也許是左翼和工人運動情勢中的動盪。
社會民主黨的政策仍然在其社會自由的框架內。其領導人原則上支持救援銀行的計畫，同時考慮它們的不足，並要求補充。正是這些勢力，尤其是當他們在野時，引用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以便將其納入仍然在新自由主義框架內的政策。然而，面對著民眾對危機的反應，反對和抵制，他們可以騎牆越過運動，採取更左的立場。但是，當它是一個基本立場的問題時，就像在歐洲那樣，他們就採取其一般的方向立場。討論左翼領導能力，比討論面臨危機時各個勢力和民眾第一反應的關係狀態，更無意義。第一反應表明，人民和工人不準備無動於衷。抗議危機的第一次世界大示威是貝倫世界社會論壇。除了各種各樣的反應，十三萬與會者表示有必要拒絕資本主義危機。他們給全球正義運動以新的能量。重新發現了世界社會論壇的“巴西”根源，使得論壇有可能再次開始。因為，儘管有盧拉政府的政策，貝倫論壇還肯定了存在于巴西的社會運動，工會運動， MST（無地農民運動）和成千上萬的如印第安族群那樣的其他社團的力量。也是在這個同查韋斯的帝國主義局部破裂經驗的框架內，莫拉萊斯和科雷亞激勵拉丁美洲人民的抵抗力。從這個角度來看，儘管有美帝國主義的巨大壓力，儘管有希望在其任內，使這些國家同巴西以及委內瑞拉和玻利維亞的右翼勢力一致的盧拉經驗，在玻利維亞和委內瑞拉全民公決中“贊成”票的勝利，代表著拉丁美洲的決定性支持點。社會成果（保健，教育，減少貧困）和政策（反對美國統治）是不可否認的。如果這些制度已經失敗，我們可以想像這些國家和拉丁美洲的力量關係的變化，古巴的壓力，等等。現在，他們面臨著一個主要問題：面對危機所採取的態度，目前的社會成果是不夠的。特別是，如果委內瑞拉以石油為基礎的迴旋餘地減少的話，這確實代表一個考驗。或者這些國家將無法抗拒危機的影響，或者在危機的基礎上和社會運動的壓力下，這些國家的政府將採取影響經濟結構，財富分配和財產結構的措施。現在是確認破裂程度加深與否時候。
經濟危機和工人的社會政治激進行為之間沒有自動的聯繫。
經濟危機和階級鬥爭之間沒有機械的關係。相反，有左翼和右翼的兩極化，存在可能或將要發展的反動壓力，但在另一方面，工人和他們的組織不接近危機，同勢力和既得地位沒有關係，沒有出現在這裏和那裏的激進力量。在一些國家，在一些部門已經有社會阻力。
在更廣泛的層面，在貝倫的成功和拉丁美洲的那些抵抗，希臘青年的暴動，法屬西印度群島事件， 1月29日巴黎的200萬示威者之間，我們怎樣才能著手把它們聯繫起來？我們必須遵循每一個國家示威和罷工的曲線。儘管有80年代和90年代的失敗，但是已經獲得的成果，和工人運動維持的政治上，組織上和憲法上的地位，以及準備鬥爭的新生代的出現，這些代表了對社會抵抗運動的相當多點的支持。
正是這種雙重運動：傳統左派和社會抵抗的社會自由演變，給反資本主義左翼提供了新的空間。
最後，在國際危機的關頭，中東和巴勒斯坦問題是一個關鍵問題。贊同加沙人民抵抗的支持運動給巴勒斯坦人民團結運動提供了新的活力。
在宣傳領域裏，原先一般解釋的那些東西，會變動盪。自由秩序的捍衛者完全動搖了。新自由主義說法的一致性被粉碎在半空中。讓資本主義更道德，重建資本主義，這樣的咒語，完全缺乏可信度。它們不過是困擾著資本主義領導人的恐慌的表現。我們的答案則有一個新的意義，一種新的相關性，即必須建立直接要求和社會變革目標之間的聯繫，這將導致制度的改變，為21世紀的社會主義引導出一個反資本主義的， 生態社會主義的過渡計畫。
“我們應該拯救人民，而不是拯救銀行家！”
“不能讓人民和工人負擔危機，要讓資本家承擔它！ ”
面對裁員，解雇，購買力下降，公共服務的破壞，和環境污染，我們需要有一個社會和生態應急計畫。拒絕裁員，拒絕技術性的和部分的裁員，減少工作時間，和讓失業者分享所有工作者定期和不定期的工作，以便人人有一份工資合理有保障的工作，增加工資，以刺激需求，保護和重組面向大眾的公共服務，大型公共工程主要優先考慮生態因素（節能，可再生能源，打擊污染，公共交通，社會住房，在對社會有益的生態活動中創造就業機會）。婦女的特別要求是，反對強制性非全日制工作，反對不定期工作，新的公共服務，特別是關於兒童的，也必須在社會緊急狀況中佔有完全的地位。
在這場鬥爭中，我們有一個“巨大”的論據。在過去幾十年中，在競爭的名義下，在競爭力和打擊預算赤字及債務的名義下，當權者頑固不化，拒絕了每一個重大的需求...而一夜之間，數百億送給了銀行！！！
給銀行的這些資金必須用於資助優先的社會需求。圍繞這些需求，我們建議最廣泛的團結行動。
這次緊急社會計畫還必須同民主權利和自由的捍衛相結合，尤其是捍衛移民和非法勞工的權利。
除此之外，還要就危機答案展開戰略辯論。從這個角度來看，貝倫世界社會論壇的辯論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第一種方案，新凱恩斯主義，集中於新的規定：關閉避稅天堂，新的財務準則，金融交易的稅收。貝倫金融危機會議的討論宗旨是“讓金融服務于公民”，但並沒有質疑銀行和大公司的所有權，要不就主張私人銀行與一個公共銀行中心的混合系統。我們已經知道，在資本主義統治下的混合系統，結果會讓私營部門作主導。這些建議同時伴有一個辦法，這個辦法規定國家和國際機構發揮核心作用。社會運動只是向聯合國或這樣那樣的20國集團會議施加壓力，G20有機會擴大到南部的某些國家而成為G23 。
第二種方案採用部分需求（稅收，打擊避稅天堂），但把它們同挑戰資本主義制度聯繫在一起。首先，通過一個重新分配財富的激進政策，把大量的利潤分給工資，就業，社會保障，公共服務。
但是，這場危機提出了另一個問題：誰控制，誰決定，誰擁有？這是所有權的問題。銀行或大企業的破產不僅是金融過度擴張或欺詐的結果;它是不計代價為少數特權者尋求利潤的主導之制度的後果。我們必須有一個變化的規則。例如，必須讓權力遠離銀行主。銀行必須在工作者和消費者的控制之下國有化。破產的公司，必須置於公共控制之下，由工作者管理。但是，圍繞“公共財產的概念”--- 全球正義運動的要求之一，我們可以更進一步。危機擴大了“公共財產”的概念。 “公共財產”不僅是水，土地，衛生，教育。有必要把它擴大，擴大這個概念的使用範圍，包括社會需求所必須的所有經濟部門。這意味著，將中心放在事物的使用價值而不是交換價值上，就像世界社會論壇許多討論中（特別是在解放神學家弗朗索瓦•胡塔特的插入發言中）強調的那樣。而且，如果經濟被視為公共財產，那麼，關鍵經濟部門的公共和社會撥款，民主和控制的問題就提了出來。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運動大會的宣言，它支援的有這樣一些目標，比如對銀行作無償的並由工作者控制的國有化，減工時但不減工資，發展各種形式的社會財產，所以它構成了我們參預的支持點。
所以這是一系列更新了的論點，旨在提出擺脫危機的反資本主義出路。在戰略層面，它有雙重後果：
a）為了滿足需求，把各個力量之間的社會關係，放在動員的中心位置。深度危機作出的必要變化是這樣的，它們需要一場異常規模的社會和政治動亂。這些力量關係能夠在體制水準上表達出來。可以得到部分改革。但瘋狂捍衛自己利益的統治階級的行為，確定了即便要獲得部分改革，我們也需要並將繼續需要大規模的社會動員。
b）反資本主義方案的應用，需要一個反資本主義政府，依靠大眾階級的動員和自我組織，承擔同制度破裂的進程。必須依靠民眾控制和管理的部分經驗，通過同資本主義國家的對抗，為這一目標做準備。爭取這種反資本主義的政府，同參與管理資本主義危機的議會聯盟或政府不協調，就像社會民主黨和中左派今天所做的那樣。
弗朗索瓦•薩巴多，第四國際執行局的成員和革命共產主義同盟全國領導層成員（LCR，第四國際法國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