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11月到2009年冬春季，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東、河南、安徽、陝西、湖北等12省市區出現30年一遇的罕見大旱。截至2月17日，全國作物受旱面積8383萬畝，已接近多年同期平均水平（7600萬畝），其中重旱2679萬畝，乾枯421萬畝，有464萬人、248萬頭大牲畜（多年同期均值811萬人、538萬頭）因旱發生飲水困難。旱情最嚴重時，河北、山西、江蘇、安徽、河南、山東、陝西、甘肅等8省冬小麥區受旱，面積高達1.6億畝。中國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曾於2月5日宣佈啟動Ⅰ級抗旱應急回應。

截至2月8日，北方冬麥區8省日最高投入抗旱人數1349萬人、開動機電井126萬眼、泵站2.18萬處、抗旱機動設備179萬台套，出動機動運水車輛28萬輛，累計投入抗旱資金32億元。現在，8省旱區受旱麥田已灌溉五成以上。

2009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再次強調農業的基礎地位。國家啟動1300億元投資計畫，其中950億分配給地方，用於保障性住房建設、農村“水電路氣房”建設、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等；呼籲地方政府要善於利用農民工因金融危機返鄉待業的機會，採取以工代賑等方式，發動農民大興水利，不誤農時。

《南方週末》專題《大旱背後》（2009.2.12）報導河南省蘭考、民權、睢縣三地嚴重旱災。他們發現在旱災肆虐的鄉村，村民喝完地下水後，開始用漂白粉過濾山澗河水飲用。環保諮詢專家馬軍分析，全國七大水系已有三成失去使用功能，連農業灌溉都不行，“水資源利用不合理，水體污染，已經成為加重旱情的兩大因素。我們將逐漸喪失應有的抗災能力”。河南人均擁有水資源量不足全國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且近一半的地表水和地下水已不適合使用。

        1950年代中國擁有當時世界上最龐大的灌溉系統，可是，隨著包產到戶和取消農村勞動積累工、義務工，這些集體水利工程大多遭擱置或荒廢。現在中國農村渠道灌溉利用率只有30％－40％，河南的數字更低。水利部副部長鄂竟平承認及正視中國農田水利工程長期“欠賬”的問題。農業問題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風田說：“國家的投資都在大江大河的治理上，反而忽略了對農民最密切相關的溝塘渠。”

《法制晚報》張永琪（引自華商網2009.2.9）文章《我國55%耕地無灌溉條件 地方追逐GDP釀惡性循環》指出，“據水利部門的資料顯示，目前全國18.5億畝耕地，有灌溉條件的只有8.3億多畝，其他55%的耕地完全靠天吃飯；而水澆地中大部分灌溉標準不高，灌溉設施老化失修嚴重，真正旱澇保收的只有2億多畝。”張永琪批評盲目追逐經濟發展乃水利欠賬的深層原因，“水利欠賬多，其深層原因是農業對GDP的數字貢獻較小，很多地方重工輕農、重商輕農，導致農業發展失去應有的資金和人力支援。在這種情況下，農民種地收穫缺乏穩定性，投入產出不能成正比。農民越不肯種地，土地產出率就越低，對農民的吸引力就越小，甚至由此形成惡性循環。”
        根據《南方週末》報導，全球變暖使喜馬拉雅山脈冰川以超過了過去300年的10倍的速度融化，而且全國還有超過八成的冰川都是這樣。這意味黃河、長江、嘉陵江等重要水系都面臨著逐漸枯萎的命運。2007年7月12日，國家環保總局局長周生賢在全國湖泊污染防治工作會議上介紹，我國湖泊生態功能退化問題十分突出。新中國成立50年來已減少了約1000個內陸湖泊，每年平均有20個天然湖泊在消亡。長江、鄱陽湖的水位也持續下降，達到歷史新低。

复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明史研究專家朱永嘉的網絡文章《再談憂患意識》（2009年2月15日），借古喻今，指出山陝地區連年嚴重乾旱，是明朝覆亡的導火索。朱永嘉引述清人計雲計《明季北略》裏馬茂才的奏疏，敍述崇禎二年四月二十六日，陝北延安地區饑荒的狀況：“臣鄉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採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澀，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後，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諸樹唯榆皮差善，雜他樹皮以為食，亦可稍緩其死。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其山中石塊（朱注：即觀音土）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民有不甘於食石而死者，始相聚而為盜，而一二稍有積貯之民遂為所劫，而搶掠無遺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間有獲者，亦恬不知怪，曰：‘死於饑與死於盜等耳，與其坐而饑死，何不為盜而死，猶得為飽死鬼也。”

朱永嘉再引述《明奇北略》之《總論流寇亂天下》：“自寇起於崇禎之三、四年也，不過饑寒之民嘯聚山谷，所謂寇也。比五六七年間，放劫千里，出沒無方，此則所謂流寇也。迨至十一、二年後則不然矣，非複草賊行徑矣。”

對照現狀，朱永嘉有如此的擔憂：“全國有一億多農業勞動力在城市打工，農村的孩子都不安心在農村務農，讀書受教育是為了離開農村，農業的青壯勞動力從那兒來啊，第二代、第三代農民工，壓根兒是在打工的生活中成長的，農民工在金融危機衝擊下，失業後，能回到土地上去嗎？恐怕很難，近代史上的湘軍是從農村中招募來的，戰爭結束，遣散回鄉都成為遊民了，三合會都是從遊兵散勇中產生的啊！他們是農村不穩定因素。再說農村的老齡化和空心化，比城市還來得早，它加劇了農村治理的危機，村一級政權處於半失控的狀態，村兩委的幹部缺乏好的候選人，黨員中年齡老化，文盲和半文盲居多，因而支部書記始終在少數人封閉的圈子轉。”最後，朱永嘉以清人鄭觀應《盛世危言》（光緒十九年，即西元1893年）作結，勸告今人不能對當前的大旱掉以輕心。

上述情況的形成，除了自然因素外，主要原因是生態環境日益遭到破壞，森林植被日益減少，以致水土流失。

今年5月6日的香港《文滙報》指出，黃土高原水土流失、沙漠化和石漠化，是中國的三大生態危機，土地石漠化和沙漠化的成因有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其中，自然因素主要有地質災害，災害性氣候等: 人為因素有毁林 (草)開墾，樵採，放牧，火災，礦產開採，土地不合理耕種和工業污染等。人為因素是石漠化的最主要原因，引發的石漠化面積佔63%。其中森林植被的破壞和減少是形成石漠化的主要原因。解放以來人為亂砍濫伐毁林主要有3次，50年代末期毁林燒炭大煉鋼鐵，60年代經濟困難時期毁林開荒，70年代毁林造梯地和「人造平原」等，導致大面積的森林被毁，森林植被遭到嚴重破壞。

    因此，要緩和、紓解上述的三大生態危機(至少是阻止它們繼續惡化)，必須從消滅上述的人為因素著手，特別是停止人為亂砍濫伐毀林的行動，國家要帶頭採取多撥財政資源等措施，去植林、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