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世界爆發金融與經濟危機，使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中國，也直接受到影響，許多依靠世界市場而外貿訂單大減的中小企業，被迫停產以至倒閉，工人跟着失業，其中最受打擊的是來自農村的所謂「農民工」。

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稱，2009年中國就業形勢十分嚴峻，因為“我們最擔心的兩件事情，其一是農民工返鄉問題，其二是大學生就業問題。”

2009年2月2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表示，過去一年間，在一億三千萬外出就業的農民工中，有15.3%，即大約兩千萬的農民工由於經濟不景氣失去工作，或者還沒有找到工作就返鄉了。陳錫文說，由於金融危機，外需減少，特別在沿海發達地區，過去主要從事外貿的企業遇到生產上的困難，所以確實有相當一部分的農民工失去就業崗位。年前國家統計局公佈全國離開本鄉鎮外出就業的農民工的總量大概是一億三千萬人。[1]　

據新華社報導，農民工大省河南省2008年11月份便出現這種趨勢。從全國各地返回河南的農民工平均每天達到六萬，這一數字遠遠高出以往年份。河南共有2100萬農民工，其中1100多萬在省外工作。2008年12月，國務院曾對嚴峻的形勢發出警告，號召當地政府把支持農民工列為“重大緊迫的工作”之一。

2009年2月9日《南方都市報》援引廣州市人力資源市場主任張寶穎表示，據廣州市勞動部門對全市用工總量超過26萬人的397家規模以上企業的調查顯示，今年一季度企業用工需求普遍下滑。一季度有招工需求的企業只占企業總數的58.7%，比2008年初的70%以上下滑了11個百分點；需求人數占當前用工總數的比例也從2008年同期的11%以上大幅降到了7.12%；有20%的企業表示一季度有可能減員；勞動市場求人倍率（即求職者人數和崗位需求數對比）從2007年初1∶1.3下滑到了1∶1.04，“基本上就是一個人一個崗位，這是多年來比較少見的。”企業提供的薪酬待遇也在下滑。張寶穎說，根據對16個行業的實地調查和全面平均測算，企業目前給予無技能要求崗位的月工資水平為1050元，比去年同期的1160元下降了110元，降幅在10%左右。目前廣州地區外來農民工回流就業的態勢明顯，預計元宵節後有超過90%的春節返鄉農民工回到廣州就業或求職，同時還會有不少“新人”來廣州求職。截至目前抵達廣州的求職人員中大約有20.3%是第一次來廣州的，只有約71%是節後返工。張寶穎說：“老的在返回，新的還在來，珠三角的就業壓力不是在減小，而是在增大。”同時，廣州作為珠三角高校集中地，今年應屆畢業生達33萬人，受經濟危機影響，他們的求職潮已從往年的4、5月提前到今年的2月初，這和農民工求職潮形成“疊加效應”，亦加劇供需矛盾。

2009年第2期中國《財經》雜誌指出，提前返鄉的農民工已經逾1,000萬人，失業的農民工更遠超此數。官方刊物《瞭望》亦表示，今年大學應屆畢業生以及上年未就業畢業生合計超過700萬。[2]　另外，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新聞發言人尹成基稱，2009年將確保實現城鎮新增就業900萬人，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500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4.6%的就業再就業工作目標。2008年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2%，即886萬人，比三季度末增加56萬人。據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預計，中國2009年城鎮真實失業率將上升到14%左右。中國社會科學院發佈報告，中國城鎮的實際失業率為9.4%。

中國農業部副部長范小建在政協會議上發言稱：“2008年下半年以來，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貧困地區的影響逐步顯現，貧困地區減貧速度放緩、返貧壓力加大成為扶貧工作面臨的突出矛盾。”範小建說，最貧困地區失業的農民工占這些地區全部農民工的近30%，高於國家2008年底15.3%的平均值。他警告稱，許多靠外出打工增加收入，已經脫貧的農民一旦返鄉，僅靠農業收入，一個五口之家人均年收入可能下降十倍之多，返貧壓力顯而易見。2008年，中國農村人均收入增長8%，達到4700元，其中多數收入來自外出打工所得。“與其他農村地區一樣，貧困地區同樣存在潛在的土地糾紛、農業生產投入下降以及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等問題。”國家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今年中國將加大扶貧開發力度，將扶貧對象擴大覆蓋至4,007萬人。[3]

        中國農業部副部長危朝安表示，伴隨著農產品價格下滑，中國農村家庭面臨更多失業，2009年達成農民增收政府目標的難度加大。儘管政府近期工作試圖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但農民收入繼續以快於城市收入速度下滑。去年農民年平均收入為4，761元（696.2美元），是城市收入的三分之一。危朝安更指出，一個部委調查仍顯示，一些沿海發達地區已經減少雇員達30%。就業機會已經明顯減少，5月和6月的表現將最為嚴重。他估計，約10%在城市製造業就業的農民工已經失業，其中80%正試圖繼續在城市裏找工作。另外、由於蔬菜和蘋果汁等農產品出口市場不景氣，鄉鎮企業出口增速也出現下滑。[4]

國務院的對策

中國政府高度重視農民工的就業問題，2008年12月20日，國務院辦公廳專門發出關於做好當前農民工工作的通知，其中有六條大的政策：（一）鼓勵城市和沿海發達地區的企業盡可能不解雇或者少解雇農民工；（二）對暫時沒有工作的農民工，各級政府都要給他們提供更多的職業技能培訓機會，增強就業能力；（三）凡政府投資的公共設施建設，都要盡可能地多吸納農民工，對於已經返鄉的農民工，政府要採取以工代賑的辦法，鼓勵他們參加農村的基礎設施的建設；（四）政府採取一系列支持和補貼的辦法，幫助農民工回鄉以後創業；（五）要求各地切實保障外出農民工的土地保障權益，回來以後如果確實沒有其他的工作可做，家裏的承包地還在，還可以保證溫飽。同時還要求各地的黨委和政府要重視農民工工作，特別在當前，要做好監督企業對農民工工資的發放以及農民工社會保障經費的繳納等等工作。

2009年第2期《財經》雜誌的專題報告“農民工失業調查”有以下的判斷：（１）提前返鄉的農民工逾1000萬人。失業的農民工更遠超此數。2009年上半年，若不採取有效措施，數字可能繼續攀升。（２）農民工大量失業，直接影響農民增收。目前，農民務工收入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接近40％，也是農民收入增加的主管道。如果農民工大批失業持續半年以上，將嚴重危及農民收入增長，從而抑制農村消費。（３）失業農民工中，大多數人已屆中年。他們在家庭中是經濟支柱，不但承擔了上一代人的養老義務，還肩負著下一代人的教育責任，負擔最為沉重。同時，新生代農民工亦佔有相當比例。新生代農民工大多是“放下書包進工廠”，並無農業生產經驗，既未能完全融入城市，又對鄉村生活產生疏離感。他們無論返鄉還是滯留城市，都需要引起高度關注。（４）農民工大量返鄉，會增加農村土地糾紛和衝突。由於農村土地流轉多屬於私下交易，缺乏成型的契約和合同，農民工返鄉必將加劇農村固有的人地矛盾。（５）農民工失業，將考驗中國城鄉公共服務體系。由於城鄉公共就業服務體系不健全，農民工“二次就業”成本大增，各級政府在對農民工就業技能培訓、權益維護、創業扶持等方面尚未做好準備。（６）大量農民工失業和返鄉，凸顯中國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失衡。由於大中型城市的公共服務和城市建設並未真正將農民工納入考慮，導致承載能力有限，因此戶籍制度未對農民工開放，相應的福利制度形同虛設。

鑒於中國當前的實際情況，香港人權組織《中國勞工通訊》(China Labour Bulletin)發言人說 :“今年中國很有可能出現動盪局面。只要失業率大幅上揚，就業市場僧多粥少，就會有這種可能。”這種動盪局面的威脅，將迫使當局可能加速發放援助款項吧!

從以上所引發的各種情況可以看出：中國農村的問題是十分嚴重的；大量農民工的失業，將會大大加重他們及其家庭的經濟困難，生活倍加艱苦；如果得不到解決，他們便很可能起來抗爭，造成社會的不安，使三農問題更添加不穩定和不利的因素。

近幾年來，「三農問題」已被官方列為「重中之重」急待解決的問題，可見這問題的嚴重性、緊急性。上引國務院關於做好農民工工作的通知，必須要各級政府加以落實。但地方黨政幹部會首先為自己的利益著想，不能夠遵照《通知》做到很多，或者大都會像過去常見的「陽奉陰違」、「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那樣的敷衍了事，「走過場」，這都是很有可能的。

三農問題在經濟衰退危機打擊之外，08年秋冬之間，北方又遭遇少見的乾旱，真可說是雪上加霜，農民苦上加苦。國家有巨額的財政盈餘，已決定用4萬億元抵禦金融危機，但這筆款項之中究竟有多少能確實地惠及農民，包括幫助農民工解決其燃眉之急呢?暫且等著瞧吧！

從制度來看，正如蒯轍元先生在《農民工問題的理論與制度思考》一文中恰切地指出的：「中國的農民工問題，是中國的城郷二元社會在工業化進程中的產物。」中共當權後的政策使中國的農業，農村，農民（合稱為「三農」）作出巨大犠牲，「城郷二元社會在市場經濟中依舊分割的戶籍制度，和朿縛農民的土地制度」仍未根本改革，農民工遭到的社會歧視、政治歧視、制度歧視，他們被定性為在城裏做臨時工的農民，表面上看是亦農亦工，實質是非農非工的流動人口。」因此，要解決農民工問題，必須改革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破除城郷二元社會制度，實現城市與農村、市民與農民同等待遇的一元社會制度，即公民制度[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