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万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安第斯-亚马逊地区得天独厚的生物多样性缔造了一种与自然界(大地母亲)唇齿相依的文化。它的特点体现在其深刻丰富的自然知识和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上。这片土地是世界七大农业起源地之一，驯养生物种类数目居世界之首。

它孕育了一种与西方不同的宇宙观。根据西方观念，创世者是一个超然物外的精神体，按他的形象创造了人类，并随后创造了自然界来满足人类的需要。但印第安人认为，人类是大地母亲的女儿又是她的一部分，应当在她的怀抱中与之和睦相处。每一座山丘，每一条河流，每一种植物和动物都有灵魂。

足以强大的印第安集体主义精神坚定地忍受了五百年的侵凌和个人主义的横行。

农业劳动者团体在盖丘亚和艾美拉语中的名字是ayllu，即农村氏族团体。紧密维系着该团体的许多纽带表现为劳动方式(ayni, mink’a, faena) 和生活的诸方面。团体并不只局限于人。它还包括与养殖生物、药用生物，以及向养殖者预示季节变换的动植物等的密切公共关系，广而言之，同所有的动物和植物、雨水和土地的关系。

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和家畜的畜养）在世界上的其它地区造就了奴隶制度和封建主义，而在美洲却表现为集体主义的新形式。在安第斯地区，一个版图占据六个现今国家之大的印加帝国（Tawantinsuyo）由之诞生。（殖民者们由于无知视之为帝国，就像他们也把骆驼叫做“大绵羊”一样）

这种集体主义形式的确促成了特权阶层和出于征服目的的战争，但在这片大陆上，没有一寸土地是基于奴隶劳动力或封建制度来发展生产（力）的。

一万多年以来我们的文明驯化栽培了182种野生植物，包括大约3500种土豆品种。

我们了解4500种植物的药用价值。

印加帝国根据大小农业集水区及盆地分布来规划其农业生产。

建造长长的水渠，同时小心地避免土地侵蚀。

我们在山坡上修建梯田，在高原上使用waru-waru（集梯田、水渠、农田一体）的灌溉系统。

特殊的农业技术因地而异。

在帝国境内建有仓库用于贮藏食物，以便气候变化影响到农业收成时供给人民食物。尽管特权阶级存在，却没有饥荒和赤贫。孤儿、残疾人和老人由社会供养。

外来侵略

上述这类社会组织的架构，即农业基础建设和食物储备架构，被外来侵略粉碎了。

此时的欧洲正处于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期，其侵略行为就是一种资本主义举动。殖民者们自以为到达了印度，尽管没有找到期望中的香料，却发现了金银矿藏。

采矿过去是边缘产业，但是如今成了经济中心。他们（矿主）使用比奴隶制更为暴虐的体制采矿。奴隶主象关心他的驴一样关心奴隶的健康。而秘鲁的矿主每年都会收到一定数量的印第安人以“教导”他们。不管多少人去世，下一年矿主又会收到同样数目的工人。因此，被送去开矿的年轻人和壮劳力都只有待在矿上工作至死。因此，年轻的土著民自杀，母亲杀死自己的孩子以免除他们的酷刑。这种行为在图帕克阿马鲁起义之后才消除。

农业生产在封建体制下进行。欧洲殖民者从公社手中强占了最肥沃的土地并将其改成大庄园，小区居民在本该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充当农奴，被迫为领主无偿工作以获得耕种一小块土地养家糊口的权利。

许多原因导致了农业的严重衰退：

运河、梯田和一体化的灌溉系统（waru-waru）由于无知和缺乏保养已经损毁。

对集水区和微集水区的至今未作规划，混乱的状况持续至今。

外来动物品种的进口使得环境恶化。本地土产的骆驼用牙将牧草咬断，而外来物种如奶牛、马、绵羊等将草连根拔起。

侵略者们还将自己的宗教迷信思想投注到我们的农作物上。我们的农业精神不符合他们的文化观念。于是“偶像崇拜根除者”瞄准了papa “圣父”（Santa Padre or Holy father）之类的植物，重新命名它为西班牙语的patata。随后这个词作为“土豆”被挪用到英语及其它语言中（potato）。他们也不喜欢小米（kiwicha）和笕兰（amaranto）。被伊波利托·乌纳努埃博士誉为“植物王国的第二主音”的古柯植物，至今在“有教养的”社会圈子内还是这类迷信恐惧和极端有害偏见的对象。

当气候变化导致饥荒来临时，各处的食物储备也被侵略者掠夺一空。综观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发现，欧洲人加给我们的饥饿苦难---他们文化的贡献---比他们的大屠杀和对我们散播天花都要致命。

起义和共和

自图帕克·阿马鲁二世起义开起先例，我们的人民一直努力反抗侵略并开展了大量起义活动，影响远及玻利维亚，甚至在图帕克被残酷折磨并处决后，（他领导的）起义仍旧继续。

不久后发生了所谓的“独立革命”，却没有为土著人民带来任何可见的改变。

号召“独立”的领导者被授予‘领主’身份（即旧称谓中的大庄园主的新名字）、‘印第安’或其它身份。

这种领主制度的主要包括由农奴对领主的无偿劳动付出。在其它方面，农奴（身份的不公待遇还体现在一些其它方面，如）必须向主人交纳一部份他在天然牧场上放牧的家畜，长途跋涉骡运领主的货品，往往长达数日晚上只能在露天休息。而主人从肉体和精神上虐待他。还可能会监禁他、强暴他的妻子，农奴的孩子也与学校无缘，有的被迫工作，有时根本没有学校，或者是由于领主的禁令。

我们六十年代的土地斗争

领主封建制度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在乡间的遍及从许多方面削弱了领主的力量：

 大规模的新矿从领主那里调走了劳动力。

 新的机械化遣散农奴，改雇农艺人员。

 高价新作物需要更多劳动时间，促使领主要求农奴更多的工作，并驱赶他们以便攫取他们的小块土地。另一方面，农奴们需要更多的时间为自己的工作并且抵抗领主窃取他们的土地。

面对这些新的暴行，我们组织起来反抗。在领主们不妥协的情况下反抗变成了一场土地持有权战争。

我们的抗争行为不仅将我们与庄园主们对立起来，也使我们反对捍卫封建制度的政府。

在超过100个庄园我们拒绝为领主们工作，只经营我们的自耕田。这实际上是一项土地变革。政府用武力镇压我们，我们就用武力保卫自己。当时的军政府摧毁了我们的武装自卫，但他们也知道，再回到封建农奴制度是行不通的了。于是一项土地改革政策在该地区生效，法律上允许农奴拥有土地。但在其它地区，农奴起义并掌控了庄园。这种行为遭到了激烈的镇压，但没有被有效地控制。因此，后来的改革派军事政府不得不认真考虑颁布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措施。

就这样，我们利用了资本主义削弱封建力量的大好时机夺回了我们的土地。同一时期的巴西农民起义活动却没有成功，资本主义在那里取得了胜利。如今，资本主义的受害者们无畏地进行一项“无地阶级运动”。

这解释了为什么秘鲁持有土地（公有和私有土地）的人口比例是南美洲各国家中（也许古巴除外）是最高的。

一些经历了这个奋斗时代的农业劳动者切身体会到质的变化。“如今我们是自由的了。”他们说。脱离封建奴役状态对他们来说就好像挣脱紧箍身心的枷锁一般。

与封建制度决裂后他们开始着眼于教育行业，建造学校，支付男女教师的工资，然后力争让政府付薪给他们。他们建造医疗中心、并力争政府支付医疗服务的费用。

他们使用选举权推选市长，反对采矿污染，要求警司职责集体化、替换腐化贪污的警察和法官，反对任何形式滥用权力，和在许许多多其它方面不懈的抗争。

脱离封建奴役制度解放了他们，让他们展开翅膀把斗争推向前。

当前的斗争

今天的原住民为保护自然而抗争。他们反对巨型企业（主要是采矿业，也包括石油和天然气企业）对自然的掠夺。之前的秘鲁政府是封建主的仆役，而今天他们又为跨国公司巨头鞍前马后，所作所为常常与秘鲁人民和大自然的利益背道而驰。

生活条件是抗争的另一个理由。失业率上升生活水平下降，尤其在农村，由于农副产品的价格极度低廉情况更为恶劣。这与反对美国自由贸易协议的抗争是息息相关的，该协议有损于我们的农业，却让接受政府补助的大型企业获益。

原住民在秘鲁其它人民的支持下，努力对抗腐败、派代表争取本地政府的席位。但由于没有一个可信的民主监督体系，人民的期望常常被辜负。

我们的伙伴

原住民运动无疑是最坚强最不屈不挠的抗争运动，但却不是独一无二的。其它人也和我们在一条战线上共同奋斗。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被称为“印第克胜司达(印第安文化卫士)”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甚至不是原住民。自从我们这片大陆上的原住民遭受压迫以来，就有人奋起反抗和保护我们的文化。

巴托罗·德·拉思·卡萨斯神父的工作是众所周知的。在秘鲁我们有更加令人瞩目的人物如冈萨雷斯·布拉达和马里亚特利奇。作家如Clorinda Matto, Ciro Alegría, José María Arguedas；画家José Sabogal；音乐家如Alomía Robles, Baltasar Zegarra, Roberto Ojeda, Leandro Alviña。

为何而战

我们在保卫我们文化的各个方面：宇宙观、社会组织、传统典礼和农业知识、医学、音乐、语言和其它种种。

我们并不认为我们的文化比其它文化高一等，反之，在为不使之沦为低等而努力。

我们希望平等对待

我们相信平等性和多样性可以协调共存。秘鲁无论在地理还是人口上都极度多样化，世界103种自然生态圈在我们境内就有82%。我们的居民使用多达45种语言。印加太阳神也不是排它的神，人们具有不同的信仰和崇拜不同的神。我们的多样化的权利是平等的，并反对同一纯化人口。

一方面我们尊重多样的个人特质和不同，另一方面我们反对个人主义，我们的文化是崇尚团结的。

我们并非在寻求回到过去，知道我们必须尽量利用人类文化的整体进步。

但这并不和我们寻根的决心冲突。我们在未来将会返璞归真。

我们爱护自然，并衷心的希望借力于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来发展经济，通过农业和（药学）自然医疗和无害的现代科技进步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不想把社会建立如今根深蒂固的反社会个人主义上，这些是侵略者们带来的糟粕。我们希望重拾和强化农村氏族团体制度，找回集体的团结和友爱，并好好学习和利用一切无害的普遍知识。

我们的文化用一万年的时间才逐渐成型，我们梦想过去短短500年来的打击只是一个正在逝去的噩梦。

关于作者

本文最初以西班牙语发表在杂志Sin Permiso2007一月刊。为社会主义杂志季刊和电子月刊，由包括作者在内的跨国编辑组撰稿。

雨果．布兰哥是盖丘亚族农民领袖，1960年代初曾在秘鲁库斯科地区领导起义。失败被捕后被判关押在El Fronton Island监狱达25年,服刑期间写下了《土地或死亡：秘鲁农民斗争》，1972年由Pathfinder Press翻译成英语出版并成为了解土著民解放运动的必读教材。

在一个国际安全防卫活动上，获得许多著名人物支持的布兰哥终于重获自由。在被流放巴西、智利和瑞典一段时间后，布兰哥作为联合左派的一员回到秘鲁并获选进入国会。他仍然积极活跃在秘鲁原住民、农业劳动和环境保护运动的前线，并著述秘鲁、印第安和拉丁美洲相关的文章。

此文英译者菲尔康诺耶尔于1960年代参与了声援布兰哥的行动，十年后举行了这位秘鲁原住民领袖的环加拿大演讲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