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危机,我们的苦果

这是类似1931年的情况吗?

查理•波斯特

 

这次金融危机是我们所知道的资本主义的完结吗?简而言之,不是。资本主义无法避免周期性的利润下降和经济停滞的短期和长期危机。然而,正如150多年以前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的内部机制 ── 压低工资,改组工作,大规模破产 ── 让它从这些危机中得以恢复。将不会有“最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 它必将被推翻。

 

 

我们如何理解当前的金融危机呢?显然,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崩溃是触发危机的导火线,尽管,正如道•亨武德指出的,次级抵押贷款最多约占四分之一的按揭市场,其中只有10% — 15%的贷款处在违约风险中。金融部门的放宽失调 ── 开始于列根和老布殊时期,完成于克林顿时期 ── 导致了金融产品迅速的衍生(对冲基金,住房抵押贷款债券等),在建筑,机械,设备以及商品和服务库存(以下简称“实体经济” )方面的实际资本投资几乎没有基础。

但是,虚拟资本的增长和崩溃 ── 马克思所谓的“财产权利的流通” ── 是每个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一个性能。当商业周期通过其高峰时,资本家寻求有利可图的新投资。由于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利润下滑,资本流入针对未来财富的金融手段 —─ 投机性地押注于经济将继续增长。实体经济的经济增长放缓时,金融泡沫会不可避免的破灭,从而降低了资产的价值 ── 如住房 ── 那是虚拟资本赖以存在的资产。结果是大家都极为熟悉的 ── 投资者的恐慌,股票和其它金融工具价格的大幅降低,以及金融部门高涨的破产潮。

在过去的25年,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金融危机 ── 1987年的股市崩盘,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储蓄贷款崩溃,以及这个十年的“Dot.com”泡沫的初期的部分破裂。然而,没有任何一个金融危机,引发了全面的崩溃 ── 严重衰退甚至全面萧条 ── 也即“实体经济”投资和生产中的全面崩溃。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融资,金融部门得以稳定,在这些恐慌后,“实体经济”和华尔街恢复增长。

说到底,“实体”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健康缓和了这些金融恐慌的冲击。一波的破产,兼并和收购浪潮淘汰了低效的固定资本(贬值的资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剥削率)的“精益生产”,以及放松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管制的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国家的政策,所有这些都刺激了利润的上涨。资本积累的扩张“长期浪潮”减少了金融危机的长度和深度。

但是,当前的金融危机,达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即有明确迹象表明,美国和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停滞状态的长期波浪中。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的长期繁荣期间,在实体经济中,投资的真正增长 ── 尤其是增加生产的资本化/机械化 ── 现在正走向反面,指向了长期的利润下降和停滞不前的资本积累。

在一个利润长期下降的新环境下,开始于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并且蔓延到华尔街核心的崩溃,对资本有非常不祥的预示。破产或接近破产的贝尔斯登,美国国际集团和其它企业和股票市场的不稳定是预示着尖锐而严重衰退的“火警”。如果金融破产无核查地泛滥,一个19291931年大萧条那样规模的生产的全面崩溃,可能随之而来。

然而,全面的萧条是不太可能的。资产阶级对萧条的政治效果有充足的理由感到害怕,这导致民主和共和两党的政客放弃一些正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并核准 ── 在深深的民众愤怒中,经过一些混乱的政治谈判后 ── 某种布殊版本的7,000亿美元方案,旨在为前投资银行(现转换成或吸收进通用全能银行)和保险公司纾困。这种补贴,暂时和局部国家调控的恢复,可能会稳定金融部门和减少 ── 但并不妨止 ── 来临中的经济衰退的深度和长度。与此同时,其它公司部门正在排队领取其“商业凯恩斯主义”的慷慨股份的干薪,特别是做惯了老大的三大汽车公司。

资本作为一个整体将为这个纾困方案付出代价。当政治上灾难性的经济崩溃得以避免时,利润下降的根本原因 ── 过多的固定资本 ── 在金融部门的纾困后将继续存在。因此,衰退后的利润,将仍然太低,不能鼓励在商品和服务生产上的新投资。与此同时,大规模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融资,注入现金到银行体系,由增加中的联邦赤字给与资助,这将增加货币供应量。可能的结果将是太多的钱追逐太少的商品 ── 即新一轮的通货膨胀。

无论谁在200811月当选总统,都将可能面临着同样的“滞胀” ── 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的结合 ── 20世纪70年代尼克逊,福特和卡特与之缠斗不休的问题。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对工薪阶层生活标准的更尖锐打击将是目前危机的主要后果。我们这些革命左翼的人只能希望,滞胀的回归,也将鼓励早几十年的工人阶级和人民斗争的回归。

在目前的危机中,对于积极分子,有一些基本点要提出来。首先,国会计划把目前投机热潮的收益私有化,其损失则社会化。但是,如果有任何人应该受益于政府干预,那应该是普通公民,特别是数以百万计这样的家庭,他们因为过高的抵押贷款,以及新收紧的破产法,有失去家园的危险。

如果有资金购买以及“社会化”倒塌的大银行,那么这同样的资源可以轻松地被用来重构挣扎中的房主的抵押贷款。也有钱用于建立廉价和节能住宅,医院,公共交通和学校的工作计划。

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什么不把一些资金用于社会保障的维护,并确保通过一个单一付款人系统的全民保健制度?毕竟在该国中,医疗危机是破产的单一最大原因。单独付款者是稳定住房市场的第一步!

其次,我们社会实在的无法承受的“奢侈品”,是战争和帝国的费用 ── 乔治•W•布殊的伊拉克战争,最终将耗费12万亿美元,在150个国家的美军基地,或者2009财政年度五角大楼的预算增加百分之六,现在高达6215亿美元,包括686亿美元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费用(但不包括后来帝国占领所要求的全部“紧急补充”的拨款)。

第三,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政府和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本家的需求作出响应,而不是对大多数人的愿望作出响应。民众对救助华尔街的这一波愤怒,迫使政府和国会领导人在立法中,写入一些温和的规定,限制首席执行官在不平等日益严重的时候领取“过度”的薪金。这些姿态无法掩饰基本现实,即在危机时期,国家“社会化”资本风险,而把每个人最重要的必需品“私有化”。

 

本文初在“团结”网站。

查理·波斯特在纽约市教授社会学,是纽约市立大学教师工会的积极分子,也是“团结” 的成员。

 

(卫众译自《国际观点》第405期,2008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