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總統大選中，科羅拉多黨挫敗的含義遠不止巴拉圭政府的改變。這個失敗意味著，拉美最後一個按冷戰政治和思想意識形態框架組成之政黨的垮臺。
阿爾弗雷多•史托斯納爾36年的獨裁（1954年至1989年）實際上把“反共產主義鬥爭”作為一個中心。在“科羅拉多黨的統治”期間，美帝國主義設法建立了一個穩固的同盟，幾十年來，該同盟使它能夠設立拉美地區的情報活動。從1970年代的禿鷹行動，到“過渡”年代的美國軍隊之出現，所謂“過渡”，其目的是“訓練”巴拉圭武裝部隊的成員，這些軍事活動和演習，被以各種方法合理化，從“三重邊界”（該地區有巴西，阿根廷和巴拉圭的共同邊界）打擊“潛伏的恐怖組織”，到結束“毒品的種植，生產和販運”這一目標。
以侍從主義，貪汙腐敗和報酬系統為標誌的權力行使，以及訴諸於恐懼和恐怖手段對群眾意識的控制影響，這些經過六十年的施行後，科羅拉多黨垮臺了，它代表這個國家政治歷史的一個重要週期的結束。無論從嚴格的民主角度來看，或者因為它引起的矛盾，特別是涉及到支持候選人費爾南多•盧戈---今天的巴拉圭總統---的社會和民眾運動的可觀動員方面，都有必要認識到這一事件之進步性質。
盧戈的出現，政治危機的產物
這個天主教教會前主教的政治上出現可以用三個因素作解釋：
1.
帝國主義統治模式的筋疲力盡，獨裁統治垮臺後，在科羅拉多黨的領導下，該模式轉化為新自由主義，但是沒有冒危害侍從體制的風險，它在侍從體制的基礎上，按照“國家作為雇主”的原則，建造了自己的政治霸權政策。因此，幾乎不到600萬居民的國家巴拉圭，雇有不下於20萬的公務員，其百分之九十的人是黨員。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經濟停滯，削弱了這一模式，以至於黨自身的社會基礎被削弱。
2.
資產階級反對黨的危機，尤其是真激進自由黨（PLRA
），一個像科羅拉多黨一樣已存在了一百多年的黨，被證明無能策劃出一個可信計劃以鞏固兩黨制，而這件事是美國非常支持的。寡頭---農業，商業和金融的大莊園主---的經濟積累是在國家的保護和幹預下進行的，無論合法的和非法的，由科羅拉多黨人所控制。在這種情況下，軟弱的自由資產階級只有十分有限的迴旋餘地。
3. 人民群眾中的政治領導危機，結合了左翼政黨的軟弱和分散。左翼運動和政黨幾乎沒有從其主要領導人受到的野蠻迫害中恢復過來，在斯特羅斯納獨裁統治期間，這些領導人被暗殺，“失蹤”，被監禁或被迫流亡。然而過去幾年的標誌是，一些民眾組織，特別是農民組織的動員以及進入鬥爭，這使得這一點越來越清楚，即科羅拉多黨政府回應他們訴求的能力越來越低。
巴拉圭目前有大約200萬的國民旅居國外，而且移民率正在增加。大約有兩百萬人生活在赤貧狀況。百分之三十五的人口處於失業或被迫從事非全日制工作。超過30萬無地農民受害於土地所有制，今天該土地所有制允許百分之三的人口壟斷百分之九十的耕地。在此背景下，社會鬥爭的強度在政治過渡時期幾次達到了高潮。
傳統政治領導未能在其經歷的危機中恢復過來，這種無能，顯然讓費爾南多•盧戈的形象在進步和民眾的陣營裏得以加強。盧戈公開宣佈其進入政治生活的決定後，他公然蔑視天主教等級制度，不承認梵蒂岡對他制裁。盧戈是聖佩德羅地區的主教，聖佩德羅是該國最貧窮的地區之一，過去幾年中，這已成為巴拉圭農民鬥爭發展的戰略區。有幾次，盧戈表示支持這些鬥爭，實際上有時參加了鬥爭。因此，他的候選資格，把最保守的政治階層，如大莊園主，畜牧業和農產品企業家的公司，投入恐慌中。在這種情況下，盧戈幾乎花去了一年多的時間，造成了行使權力超過60年的政黨的選舉失敗。
資本主義週邊的“第三條道路”
盧戈的候選資格有益於形成大多數社會組織和左翼政黨的支援。然而，當他的候選資格開動時，這些團體本身似乎不足以克服科羅拉多黨的選舉機器。一開始，這在他的支持者中攪起了疑慮。最後，在盧戈背後形成了一個非常廣泛的聯盟，範圍從堅定的左翼社會組織和政黨伸展到某些保守的團體。雖然結構不同，但這個聯盟立基於一個共同的中間偏左的計劃，要給社會方案一個重要的位置。
渴望改變所表達的三板斧構成了從事競選活動的各團體之間的協議要點。首先，必須終止“科羅拉多黨無休止的統治”，終止貪汙腐敗和有罪不罰無法無天的現象── 這個目標，能把來自社會各層面的團體聚集起來。其次，土地改革，一個工人、農民和所有民眾團體的歷史性需求，是一項方案的中心點，該方案首先是民主的，但也包括了一系列的措施，意圖是按照巴拉圭特點作巨大的結構性變化。最後，這個方案捍衛了國家主權，提出了需要重新談判不公正的伊泰布和亞西雷塔條約，伊泰布和亞西雷塔是分別和巴西及阿根廷一道建成的兩個大型水電站。
無疑，引起最緊張情況的是伊泰布壩 --- 它象徵著巴西所維持的同巴拉圭的那種關係。事實上，幾十年來，該國已刺激了巴西大資產階級的胃口，在對巴拉圭傳統農業施加強大作用，影響其結構的過程中，它有系統地接管了大莊園和大片種植大豆的土地。因此，最近幾年，成千上萬的農民被驅離土地，這已對社會的、環境的和文化的水準造成了一系列的消極後果。
聯合了保守勢力的中間偏左政府的出現，並不是該地區的一件新事，就像巴西盧拉政府表明的那樣。這些經驗的特點是宣示雙重破裂的話語，宣示與“首先捍衛自己一切特權的新自由主義右派”決裂，以及宣示同“傳統左派”決裂，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政治實踐，該政治實踐並沒有真正地同最近幾年應用於該地區的新自由主義派資本主義破裂。在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正看到：在資本主義週邊，一個“第三條道路”在成型！
一個新的鬥爭空間和過渡階段的重啟
到今天，這一點變得明顯已有幾年了，即1989年開始的轉型期被限制在一個惡化的保守主義內：在所有的權力領域裏，政治經濟的黑手黨已經設法重組並重新確立了起來。運行中的新進程，遠未鞏固資產階級的民主，它使得重振政治和公眾自由的空間成為可能。科羅拉多黨的垮臺，開啟了一個鬥爭衝突的新空間存在的可能性，解放了歷史地置於科羅拉多黨枷鎖下的社會力量。
這不是一個解決統治階級政治危機的進程。相反，通過堅定巴拉圭帝國主義政策的支持者，它會使科羅拉多黨徒的危機有加深的可能。這個過程，需要改變國家上層的社會力量。真激進自由黨（PLRA）同支持盧戈的最保守的團體妥協，資產階級疑慮地觀看著它（PLRA），不是因為意識形態的分歧，而是因為它是擔心，如果面對社會鬥爭的興起，主要在農村，真激進自由黨（PLRA）將會不夠有效。
左翼組織和社會組織有可能重新啟動一個組織動員的進程。事實上，緊接著2008年4月20日的選舉勝利之後，在新政府運作之前，大莊園的佔領和旨在阻止農產行業前進的社會動員，以新的活力再次開始。然而，馬克思主義的左派成了被分割的獵物，這就是它在上次選舉中展現給選民的形象。一些團體與支持盧戈的保守政黨結盟。其他的則獻出了自己的“重要支持”，但沒有加入變革愛國聯盟（APC，合法集結所有支持的盧戈選舉聯盟）。另一個傾向則呼籲投“抗議票”，但沒有明確地承諾支持盧戈。在社會組織內部形成了同樣的傾向，即使那些決定加入變革愛國聯盟（APC）的人構成了多數。
左派的總得票數是不容忽視的。然而，由於分散和缺乏團結，這個左派只能得到國民大會的兩個當選名額。為了克服這個問題，並建立一個統一的領導──正如它盡可能在做的那樣，假如目標是建立另一種政治方案的話，左派必須面對一個戰術上的兩難窘境，該窘境可以確定其自身可能性的極限。這個可能性是，大多數變革愛國聯盟（APC）成員的政治和社會力量，選擇累積來自政府內部的力量，並且維持與保守團體階層的聯盟，以保證費爾南多•盧戈和他的團隊管理的可能性。
在保守勢力占主導地位的國會，盧戈自己的支持者代表的力量薄弱，他一定要打的牌，就是動員和民眾鬥爭，以便讓他的一些活動得到尊重。盧戈知道，真激進自由黨（PLRA）支持的有限性，特別是在社會政策和計劃方面。他還知道，其他左翼組織和其他社會階層保持其關鍵性的支持，特別是關於他的選舉方案的一些要點。因此，事實上，存在著一個過渡階段的重新啟動，一個新的鬥爭空間，和一個政治領導的危機。為了把一個根本社會變革的新項目推向前：這是巴拉圭左翼力量和社會各界所面對的挑戰，在他們面前，現在有一個明確的機會。
雨果•理奇是巴拉圭政治分析家，住在亞松森。他積極參與大眾社會主義團結黨的（PCPS）活動，在最近舉行的大選中，該黨支持候選人費爾南多•盧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