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萬多年的歷史進程中，安第斯-亞馬遜地區得天獨厚的生物多樣性締造了一種與自然界(大地母親)唇齒相依的文化。它的特點體現在其深刻豐富的自然知識和高度發達的農業文明上。這片土地是世界七大農業起源地之一，馴養生物種類數目居世界之首。

它孕育了一種與西方不同的宇宙觀。根據西方觀念，創世者是一個超然物外的精神體，按他的形象創造了人類，並隨後創造了自然界來滿足人類的需要。但印第安人認為，人類是大地母親的女兒又是她的一部分，應當在她的懷抱中與之和睦相處。每一座山丘，每一條河流，每一種植物和動物都有靈魂。

足以強大的印第安集體主義精神堅定地忍受了五百年的侵淩和個人主義的橫行。

農業勞動者團體在蓋丘亞和艾美拉語中的名字是ayllu，即農村氏族團體。緊密維繫著該團體的許多紐帶表現為勞動方式(ayni, mink’a, faena) 和生活的諸方面。團體並不只局限於人。它還包括與養殖生物、藥用生物，以及向養殖者預示季節變換的動植物等的密切公共關係，廣而言之，同所有的動物和植物、雨水和土地的關係。

農業和畜牧業的發展（和家畜的畜養）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區造就了奴隸制度和封建主義，而在美洲卻表現為集體主義的新形式。在安第斯地區，一個版圖佔據六個現今國家之大的印加帝國（Tawantinsuyo）由之誕生。（殖民者們由於無知視之為帝國，就像他們也把駱駝叫做“大綿羊”一樣）

這種集體主義形式的確促成了特權階層和出於征服目的的戰爭，但在這片大陸上，沒有一寸土地是基於奴隸勞動力或封建制度來發展生產（力）的。

一萬多年以來我們的文明馴化栽培了182種野生植物，包括大約3500種土豆品種。

我們瞭解4500種植物的藥用價值。

印加帝國根據大小農業集水區及盆地分佈來規劃其農業生產。

建造長長的水渠，同時小心地避免土地侵蝕。

我們在山坡上修建梯田，在高原上使用waru-waru（集梯田、水渠、農田一體）的灌溉系統。

特殊的農業技術因地而異。

在帝國境內建有倉庫用於貯藏食物，以便氣候變化影響到農業收成時供給人民食物。儘管特權階級存在，卻沒有饑荒和赤貧。孤兒、殘疾人和老人由社會供養。

外來侵略

上述這類社會組織的架構，即農業基礎建設和食物儲備架構，被外來侵略粉碎了。

此時的歐洲正處於由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型期，其侵略行為就是一種資本主義舉動。殖民者們自以為到達了印度，儘管沒有找到期望中的香料，卻發現了金銀礦藏。

採礦過去是邊緣產業，但是如今成了經濟中心。他們（礦主）使用比奴隸制更為暴虐的體制採礦。奴隸主象關心他的驢一樣關心奴隸的健康。而秘魯的礦主每年都會收到一定數量的印第安人以“教導”他們。不管多少人去世，下一年礦主又會收到同樣數目的工人。因此，被送去開礦的年輕人和壯勞力都只有待在礦上工作至死。因此，年輕的土著民自殺，母親殺死自己的孩子以免除他們的酷刑。這種行為在圖派克阿馬魯起義之後才消除。

農業生產在封建體制下進行。歐洲殖民者從公社手中強佔了最肥沃的土地並將其改成大莊園，社區居民在本該屬於他們自己的土地上充當農奴，被迫為領主無償工作以獲得耕種一小塊土地養家糊口的權利。

許多原因導致了農業的嚴重衰退：

運河、梯田和一體化的灌溉系統（waru-waru）由於無知和缺乏保養已經損毀。

對集水區和微集水區的至今未作規劃，混亂的狀況持續至今。

外來動物品種的進口使得環境惡化。本地土產的駱駝用牙將牧草咬斷，而外來物種如奶牛、馬、綿羊等將草連根拔起。

侵略者們還將自己的宗教迷信思想投注到我們的農作物上。我們的農業精神不符合他們的文化觀念。於是“偶像崇拜根除者”瞄準了papa “聖父”（Santa Padre or Holy father）之類的植物，重新命名它為西班牙語的patata。隨後這個詞作為“土豆”被挪用到英語及其他語言中（potato）。他們也不喜歡小米（kiwicha）和筧蘭（amaranto）。被伊波利托·烏納努埃博士譽為“植物王國的第二主音”的古柯植物，至今在“有教養的”社會圈子內還是這類迷信恐懼和極端有害偏見的物件。

當氣候變化導致饑荒來臨時，各處的食物儲備也被侵略者掠奪一空。綜觀他們的所作所為，我們發現，歐洲人加給我們的饑餓苦難---他們文化的貢獻---比他們的大屠殺和對我們散播天花都要致命。

起義和共和

自圖派克·阿馬魯二世起義開起先例，我們的人民一直努力反抗侵略並開展了大量起義活動，影響遠及玻利維亞，甚至在圖派克被殘酷折磨並處決後，（他領導的）起義仍舊繼續。

不久後發生了所謂的“獨立革命”，卻沒有為土著人民帶來任何可見的改變。

號召“獨立”的領導者被授予‘領主’身份（即舊稱謂中的大莊園主的新名字）、‘印第安’或其他身份。

這種領主制度的主要包括由農奴對領主的無償勞動付出。在其他方面，農奴（身份的不公待遇還體現在一些其他方面，如）必須向主人交納一部份他在天然牧場上放牧的家畜，長途跋涉騾運領主的貨品，往往長達數日晚上只能在露天休息。而主人從肉體和精神上虐待他。還可能會監禁他、強暴他的妻子，農奴的孩子也與學校無緣，有的被迫工作，有時根本沒有學校，或者是由於領主的禁令。

我們六十年代的土地鬥爭

領主封建制度一直持續到上個世紀後半期，資本主義在鄉間的遍及從許多方面削弱了領主的力量：

 大規模的新礦從領主那裏調走了勞動力。

 新的機械化遣散農奴，改雇農藝人員。

 高價新作物需要更多勞動時間，促使領主要求農奴更多的工作，並驅趕他們以便攫取他們的小塊土地。另一方面，農奴們需要更多的時間為自己的工作並且抵抗領主竊取他們的土地。

面對這些新的暴行，我們組織起來反抗。在領主們不妥協的情況下反抗變成了一場土地持有權戰爭。

我們的抗爭行為不僅將我們與莊園主們對立起來，也使我們反對捍衛封建制度的政府。

在超過100個莊園我們拒絕為領主們工作，只經營我們的自耕田。這實際上是一項土地變革。政府用武力鎮壓我們，我們就用武力保衛自己。當時的軍政府摧毀了我們的武裝自衛，但他們也知道，再回到封建農奴制度是行不通的了。於是一項土地改革政策在該地區生效，法律上允許農奴擁有土地。但在其他地區，農奴起義並掌控了莊園。這種行為遭到了激烈的鎮壓，但沒有被有效地控制。因此，後來的改革派軍事政府不得不認真考慮頒佈全國範圍的土地改革措施。

就這樣，我們利用了資本主義削弱封建力量的大好時機奪回了我們的土地。同一時期的巴西農民起義活動卻沒有成功，資本主義在那裏取得了勝利。如今，資本主義的受害者們無畏地進行一項“無地階級運動”。

這解釋了為什麼秘魯持有土地（公有和私有土地）的人口比例是南美洲各國家中（也許古巴除外）是最高的。

一些經歷了這個奮鬥時代的農業勞動者切身體會到質的變化。“如今我們是自由的了。”他們說。脫離封建奴役狀態對他們來說就好像掙脫緊箍身心的枷鎖一般。

與封建制度決裂後他們開始著眼於教育行業，建造學校，支付男女教師的工資，然後力爭讓政府付薪給他們。他們建造醫療中心、並力爭政府支付醫療服務的費用。

他們使用選舉權推選市長，反對採礦污染，要求警司職責集體化、替換腐化貪污的員警和法官，反對任何形式濫用權力，和在許許多多其他方面不懈的抗爭。

脫離封建奴役制度解放了他們，讓他們展開翅膀把鬥爭推向前。

當前的鬥爭

今天的原住民為保護自然而抗爭。他們反對巨型企業（主要是採礦業，也包括石油和天然氣企業）對自然的掠奪。之前的秘魯政府是封建主的僕役，而今天他們又為跨國公司巨頭鞍前馬後，所作所為常常與秘魯人民和大自然的利益背道而馳。

生活條件是抗爭的另一個理由。失業率上升生活水準下降，尤其在農村，由於農副產品的價格極度低廉情況更為惡劣。這與反對美國自由貿易協定的抗爭是息息相關的，該協定有損於我們的農業，卻讓接受政府補助的大型企業獲益。

原住民在秘魯其他人民的支持下，努力對抗腐敗、派代表爭取本地政府的席位。但由於沒有一個可信的民主監督體系，人民的期望常常被辜負。

我們的夥伴

原住民運動無疑是最堅強最不屈不撓的抗爭運動，但卻不是獨一無二的。其他人也和我們在一條戰線上共同奮鬥。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被稱為“印第克勝司達(印第安文化衛士)”的知識份子，他們有的甚至不是原住民。自從我們這片大陸上的原住民遭受壓迫以來，就有人奮起反抗和保護我們的文化。

巴托羅·德·拉思·卡薩斯神父的工作是眾所周知的。在秘魯我們有更加令人矚目的人物如岡薩雷斯·布拉達和馬里亞特利奇。作家如Clorinda Matto, Ciro Alegría, José María Arguedas；畫家José Sabogal；音樂家如Alomía Robles, Baltasar Zegarra, Roberto Ojeda, Leandro Alviña。

為何而戰

我們在保衛我們文化的各個方面：宇宙觀、社會組織、傳統典禮和農業知識、醫學、音樂、語言和其他種種。

我們並不認為我們的文化比其他文化高一等，反之，在為不使之淪為低等而努力。

我們希望平等對待

我們相信平等性和多樣性可以協調共存。秘魯無論在地理還是人口上都極度多樣化，世界103種自然生態圈在我們境內就有82%。我們的居民使用多達45種語言。印加太陽神也不是排它的神，人們具有不同的信仰和崇拜不同的神。我們的多樣化的權利是平等的，並反對同一純化人口。

一方面我們尊重多樣的個人特質和不同，另一方面我們反對個人主義，我們的文化是崇尚團結的。

我們並非在尋求回到過去，知道我們必須儘量利用人類文化的整體進步。

但這並不和我們尋根的決心衝突。我們在未來將會返璞歸真。

我們愛護自然，並衷心的希望借力于豐富的生物多樣性來發展經濟，通過農業和（藥學）自然醫療和無害的現代科技進步實現這一目標。

我們不想把社會建立如今根深蒂固的反社會個人主義上，這些是侵略者們帶來的糟粕。我們希望重拾和強化農村氏族團體制度，找回集體的團結和友愛，並好好學習和利用一切無害的普遍知識。

我們的文化用一萬年的時間才逐漸成型，我們夢想過去短短500年來的打擊只是一個正在逝去的噩夢。

關於作者

本文最初以西班牙語發表在雜誌Sin Permiso2007一月刊。為社會主義雜誌季刊和電子月刊，由包括作者在內的跨國編輯組撰稿。

雨果．布蘭哥是蓋丘亞族農民領袖，1960年代初曾在秘魯庫斯科地區領導起義。失敗被捕後被判關押在El Fronton Island監獄達25年,服刑期間寫下了《土地或死亡：秘魯農民鬥爭》，1972年由Pathfinder Press翻譯成英語出版並成為瞭解土著民解放運動的必讀教材。

在一個國際安全防衛活動上，獲得許多著名人物支持的布蘭哥終於重獲自由。在被流放巴西、智利和瑞典一段時間後，布蘭哥作為聯合左派的一員回到秘魯並獲選進入國會。他仍然積極活躍在秘魯原住民、農業勞動和環境保護運動的前線，並著述秘魯、印第安和拉丁美洲相關的文章。

此文英譯者菲爾康諾耶爾於1960年代參與了聲援布蘭哥的行動，十年後舉行了這位秘魯原住民領袖的環加拿大演講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