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舊石器時代捕獵族群造成的第一次物種大滅絕開始，人類就一直疲于應付自己對環境造成的影響。但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這些影響才作為威脅各個物種未來的生態危機而被實際體驗到，近代環境運動應時而生，地球日、環保黨派和不計其數的非政府組織標誌了一個對抗全球威脅的、新的生態意識時代的興起。

早年的樂觀主義現在已大為淡退。儘管有一些有用的干預措施，如更大規模的垃圾回收或發展綠化地帶，但日益明顯的是，整個政府調控和非政府環境組織的以及學術上的各工作專案並未能檢測出生態環境退化的總體步伐。事實上，自第一個地球日創立以來，在諸如溫室氣體排放、大堡礁的喪失、亞馬遜盆地的森林採伐這樣一些關鍵領域裏，崩潰實際上反而加劇了，甚至開始以指數型速度惡化。

我們該如何解釋這個嚴酷的事實：即對這個情況的認識應當激起最強勁的努力以超越現今環境論的局限？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瑪格麗特·撒切爾。70年代後期，正當環保時代剛剛露頭的時候，英國的鐵娘子總理宣佈TINA（“別無選擇”）的興起，TINA是撒切爾口號 “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縮寫，其意思為“對現存社會而言‘別無選擇’，”更不用談選擇第一波環境論者構想的其他途徑了。

問題出在當時的環保論沒有切中要害，只治標不治本。撒切爾沒有詳細向公眾解釋清楚這一點，但不容誤解的是，她心裏的想法和立場是：資本主義是不可替換的，準確地說，新生於七十年代更為犀利的資本主義，在替換當時盛行的福利國家資本主義後，就是不可替代的了。面對一個嚴重的資本積累危機，這是一項深思熟慮的反應，該危機使得全球經濟的領導者們實行了我們所熟知的“新自由主義”，撒切爾、連同美國總統羅納爾·里根一起，象徵了它的政治面貌。

新自由主義是純粹資本邏輯的回歸。這並非稍縱即逝的風暴，而是我們居住的世界的真實情況。它有效地掃除了約束資本侵略性的措施，代之以對人與自然赤裸裸的剝削。所謂“全球化”其實就是拆毀資本積累的分界和局限，而湯瑪斯·弗裏德曼一類的空想家稱頌其為“駕乘著自由貿易和無限商品化雙翅”的普世進步的新紀元。這個（變化的）閃電戰或轟炸只是壓倒了軟弱的自由改革,該改革是70年代在環保運動的幫助下落實到位的,其宗旨是檢查生態退化狀況。由於這些運動很少或沒有對資本作批判，在崩潰加速的時候，他們無助地遊蕩漂移。

由此，現在該是我們承認第一波環境論基本前提和組織形式的全然不足之處的時候了。這項認識有其緊迫性，因為生態危機實在地預警了人類生存的真正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現已開放擺在我們面前的這條道路，可以歸因於資本本身，它把我們置於生態混亂的軌道上。儘管有很多複雜因素對應於資本對生態危機的相應責任，但蓋過一切的趨勢是：資本主義要求持續的經濟生產增長，由於這種增長是針對資本而不是為了真正的人類需要，其結果是持續動搖與自然的整體關係。其根本原因在於資本主義同所有其他生產方式的明顯差別，它是圍繞資本本身的生產而組織的--- 而資本是一種沒有內在限制的純抽象純數位的存在。物質自然世界一定有它的局限，而資本主義除了以其對價值和過剩價值的瘋狂需求拽拖著世界以外，甚麼都不能做。

生態危機預示著徹底改變，對這個事實，我們無從選擇。但我們可以選擇如何改變，或是生,或是死。如伊恩·安格斯在他的郵件討論錄中，《氣候與資本主義》，選項很簡單：“生態社會主義，或野蠻主義，沒有第三條路。”（瞭解和/或加入此名單，聯繫安格斯: [email protected] ）

這解釋了偉大的羅莎·盧森堡二十世紀初的說法：人性的真正選擇是社會主義或野蠻主義。這是相當正確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失敗（包括當時德國盧森堡和斯巴達克黨人起義，以及之後二十世紀中其他的社會主義革命失利，尤其是在前蘇聯和中國）成就了野蠻資本主義如今的勝利，以及持續不斷的戰爭，噩夢般的消費主義，日益拉大的貧富差距，還有最重要的------生態危機。除了野蠻資本主義現在意味著生態災難這一點外，選項還是沒有變。因為人類生產系統的混亂已經超越了地球緩解承受人類生產影響的能力。

我們時代的任何社會變革運動都必須優先考慮這項問題，能否解決它關乎到我們的未來。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一個名副其實的社會主義必須是面向生態的，更準確地說，以生態為中心的，於是，只有“生態社會主義”才能幫助恢復我們與自然關係的完整性。生態社會主義與上個世紀“第一時期”社會主義不僅只是術語使用的不同，比如前者完全地需要工人控制工業機制和一些好的環境調控措施。

如同我們在“第一時期”社會主義所做的那樣，生態社會主義需要工人作掌控，因為除非生產者是自由的，否則就不能克服資本主義。但生態方面也引發了一個更基本的新觀點，該觀點質疑生產本身的屬性。

資本主義生產永不停歇的追求利潤，尋求把一切事物轉化成商品，因為只有這樣資本積累才能持續擴張。資本擴張市場份額的競爭推動了癌擴散般增長的致命趨勢，而社會主義---無論是第一時期社會主義的變型，還是生態社會主義---將我們從生產手段私有制度的專制中解放出來，從而使中斷這種致命傾向成為可能。但這也提出了一個懸而未解的問題：在一個生態社會裏，什麼該生產，要怎麼生產？

顯而易見，生產必須要離開交換---商品之路---的控制, 轉向實用, 即旨在直接滿足人類需要。但反過來, 這就要求在生態危機的環境下, “使用”的定義只是意味著本質上能克服生態危機的那些需要，因為這才是作為一個整體的人類文明的最大需要，當然其中每個男女個體的需要。

於是，人類的興盛只有在這樣的環境中才可能, 在那裏資本對自然帶來的危害已被克服,例如，停止向大氣中排放含碳氣體。由於自然界是所有互相聯繫的生態系統形成的整體，生態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生產應當面向生態, 包括修復生態系統的損傷，甚至建立欣欣向榮的生態系統群。這需要, 比如說, 生態合理化的農田；或者---因為我們自己都是活在生態系統中的群居自然物---生態導向的人際關係，包括養育小孩，兩性關係，甚至生活的整個精神和美學面。

這篇文章過於籠統，不能深入討論以上主題。但如上所述，我們談到生態社會主義的時候不只是說我們的經濟或科技必須改變那麼簡單。生態社會主義不再象馬克思眼中的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那樣，是一純粹的經濟問題。它需要明確地成為社會和人類存在的根本變革----馬克思預想中的人類演化的下一個階段。事實上，如果要在生態危機中倖存下來，這是必須的。生態社會主義預示著整體模式生產，在那裏自由聯合的勞動力，為創造興盛的生態系統而不是商品進行生產。

誠然，這裏提出的問題遠多於它回答的，該事實本身就是生態危機深刻程度的一種度量。若我們停止向大氣排放含碳氣體並讓氣候系統重新達到平衡自我治癒，世界最後看上去會是什麼樣的呢？在如今社會系統中潛藏的巨大恐懼之下，我們到底如何與自然和諧相處，過完全的人類生活呢？這些問題都沒有確定的答案，但有一點我們必須確定：一定還有別的選擇。

08年10月7日, 在巴黎召開國際生態社會主義組織成立大會. 要瞭解進一步的資訊,請聯繫焦爾: [email protected]; 或依安·安古司: [email protected]

喬爾•柯維爾在越戰期間投身政治。他曾是反核和平運動“中美洲和加勒比團結運動”的積極成員，這是爭取民主式媒體和環境保護的運動。作為他戰鬥工作的一部分，他在尼加拉瓜曾短暫的生活過。他的兩本新作是“戰勝猶太復國主義”（字裏行間出版社）和“自然之敵”（2007即將出第二版，Zed出版社）

衛眾摘譯自：《新社會主義人》（2007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