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類似1931年的情況嗎？
查理•波斯特
這次金融危機是我們所知道的資本主義的完結嗎？簡而言之，不是。資本主義無法避免週期性的利潤下降和經濟停滯的短期和長期危機。然而，正如150多年以前馬克思指出的，資本主義的內部機制 ── 壓低工資，改組工作，大規模破產 ── 讓它從這些危機中得以恢復。將不會有“最後”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 ── 它必將被推翻。
我們如何理解當前的金融危機呢？顯然，次級抵押貸款市場的崩潰是觸發危機的導火線，儘管，正如道•亨武德指出的，次級抵押貸款最多約占四分之一的按揭市場，其中只有10％ — 15％的貸款處在違約風險中。金融部門的放寬失調 ── 開始於列根和老布殊時期，完成於克林頓時期 ── 導致了金融產品迅速的衍生（對沖基金，住房抵押貸款債券等），在建築，機械，設備以及商品和服務庫存（以下簡稱“實體經濟” ）方面的實際資本投資幾乎沒有基礎。
但是，虛擬資本的增長和崩潰 ── 馬克思所謂的“財產權利的流通” ── 是每個資本主義經濟週期的一個性能。當商業週期通過其高峰時，資本家尋求有利可圖的新投資。由於商品和服務生產的利潤下滑，資本流入針對未來財富的金融手段 —─ 投機性地押注於經濟將繼續增長。實體經濟的經濟增長放緩時，金融泡沫會不可避免的破滅，從而降低了資產的價值 ── 如住房 ── 那是虛擬資本賴以存在的資產。結果是大家都極為熟悉的 ── 投資者的恐慌，股票和其他金融工具價格的大幅降低，以及金融部門高漲的破產潮。
在過去的25年，我們已經看到了一些金融危機 ── 1987年的股市崩盤，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儲蓄貸款崩潰，以及這個十年的“Dot.com”泡沫的初期的部分破裂。然而，沒有任何一個金融危機，引發了全面的崩潰 ── 嚴重衰退甚至全面蕭條 ── 也即“實體經濟”投資和生產中的全面崩潰。隨著資本主義國家的融資，金融部門得以穩定，在這些恐慌後，“實體經濟”和華爾街恢復增長。
說到底，“實體”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健康緩和了這些金融恐慌的衝擊。一波的破產，兼併和收購浪潮淘汰了低效的固定資本（貶值的資本），提高勞動生產率（剝削率）的“精益生產”，以及放鬆資本和勞動力市場管制的新自由主義資產階級國家的政策，所有這些都刺激了利潤的上漲。資本積累的擴張“長期浪潮”減少了金融危機的長度和深度。
但是，當前的金融危機，達到了這樣一個地步，即有明確跡象表明，美國和全球資本主義經濟正在進入一個新停滯狀態的長期波浪中。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的長期繁榮期間，在實體經濟中，投資的真正增長 ── 尤其是增加生產的資本化/機械化 ── 現在正走向反面，指向了長期的利潤下降和停滯不前的資本積累。
在一個利潤長期下降的新環境下，開始於次級抵押貸款市場，並且蔓延到華爾街核心的崩潰，對資本有非常不祥的預示。破產或接近破產的貝爾斯登，美國國際集團和其他企業和股票市場的不穩定是預示著尖銳而嚴重衰退的“火警”。如果金融破產無核查地氾濫，一個1929至1931年大蕭條那樣規模的生產的全面崩潰，可能隨之而來。
然而，全面的蕭條是不太可能的。資產階級對蕭條的政治效果有充足的理由感到害怕，這導致民主和共和兩黨的政客放棄一些正統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並核准 ── 在深深的民眾憤怒中，經過一些混亂的政治談判後 ── 某種布殊版本的7,000億美元方案，旨在為前投資銀行（現轉換成或吸收進通用全能銀行）和保險公司紓困。這種補貼，暫時和局部國家調控的恢復，可能會穩定金融部門和減少 ── 但並不妨止 ── 來臨中的經濟衰退的深度和長度。與此同時，其他公司部門正在排隊領取其“商業凱恩斯主義”的慷慨股份的乾薪，特別是做慣了老大的三大汽車公司。
資本作為一個整體將為這個紓困方案付出代價。當政治上災難性的經濟崩潰得以避免時，利潤下降的根本原因 ── 過多的固定資本 ── 在金融部門的紓困後將繼續存在。因此，衰退後的利潤，將仍然太低，不能鼓勵在商品和服務生產上的新投資。與此同時，大規模的資本主義性質的國家融資，注入現金到銀行體系，由增加中的聯邦赤字給與資助，這將增加貨幣供應量。可能的結果將是太多的錢追逐太少的商品 ── 即新一輪的通貨膨脹。
無論誰在2008年11月當選總統，都將可能面臨著同樣的“滯脹” ── 通貨膨脹和經濟停滯的結合 ── 20世紀70年代尼克遜，福特和卡特與之纏鬥不休的問題。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對工薪階層生活標準的更尖銳打擊將是目前危機的主要後果。我們這些革命左翼的人只能希望，滯脹的回歸，也將鼓勵早幾十年的工人階級和人民鬥爭的回歸。
在目前的危機中，對於積極分子，有一些基本點要提出來。首先，國會計畫把目前投機熱潮的收益私有化，其損失則社會化。但是，如果有任何人應該受益於政府干預，那應該是普通公民，特別是數以百萬計這樣的家庭，他們因為過高的抵押貸款，以及新收緊的破產法，有失去家園的危險。
如果有資金購買以及“社會化”倒塌的大銀行，那麼這同樣的資源可以輕鬆地被用來重構掙扎中的房主的抵押貸款。也有錢用於建立廉價和節能住宅，醫院，公共交通和學校的工作計畫。
我們這樣做的時候，為什麼不把一些資金用於社會保障的維護，並確保通過一個單一付款人系統的全民保健制度？畢竟在該國中，醫療危機是破產的單一最大原因。單獨付款者是穩定住房市場的第一步！
其次，我們社會實在的無法承受的“奢侈品”，是戰爭和帝國的費用 ── 喬治•W•布殊的伊拉克戰爭，最終將耗費1至2萬億美元，在150個國家的美軍基地，或者2009財政年度五角大樓的預算增加百分之六，現在高達6215億美元，包括686億美元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費用（但不包括後來帝國佔領所要求的全部“緊急補充”的撥款）。
第三，我們需要解釋為什麼政府和資本主義國家，對資本家的需求作出回應，而不是對大多數人的願望作出回應。民眾對救助華爾街的這一波憤怒，迫使政府和國會領導人在立法中，寫入一些溫和的規定，限制首席執行官在不平等日益嚴重的時候領取“過度”的薪金。這些姿態無法掩飾基本現實，即在危機時期，國家“社會化”資本風險，而把每個人最重要的必需品“私有化”。
本文初刊在“團結”網站。
查理·波斯特在紐約市教授社會學，是紐約市立大學教師工會的積極分子，也是“團結” 的成員。
（衛眾譯自《國際觀點》第405期，2008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