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緬懷李永爵同志
周履鏘
革命者在進行地下活動的時候,互相之間雖然在一起,彼此之間常不交往。我與李永爵的關係就是這樣。從1947年開始,我與他曾一起聽彭述之講課,每週一次是雷打不動的,期間有一次參加葉家花園的戰後托派大聚會,我的記憶那次聚會,是借用給劉光和魏秋開結婚派對的名義。後來我把此事寫進回憶文章《聽彭述之講課》,永爵看了以後哈哈大笑,說:“你參加人家的婚禮,竟把新郎新娘都搞錯了。那次是用我與羅麗萍結婚的名義。”可是“特殊的婚禮”主角卻是老頭彭述之,和一位越南的同志,大家都聚精會神地聽他們講話,根本不注意新郎新娘。
當我與永爵再次會面時,已是1987年我從內蒙勞改單位回到上海以後。永爵比我早幾年回到上海,當他與妻子羅麗萍團聚時,已經步入花甲之年,他們沒有子女。當我重晤李永爵時,羅麗萍已病逝了。他的住處離我家不遠,一間不足十平方米的破屋,一架破床,他獨自蟄居在那裏。
李永爵理論水準比我高,文章也寫得不錯,他還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他能排練指揮歌詠,還是居委會的文體委員,專教老頭老太唱歌。畫藝雖不很精,但喜歡露一手,李培和秀雲結婚時,永爵畫了一幅“晚晴”祝賀。
李培去世後,我和李永爵輪流去幫助鄭超麟。後來永爵住所拆遷,得到的拆遷補助款全部給了羅麗萍的侄子,自己搬到李培的住址,與鄒秀雲分住兩室。秀雲一再對我說,他們只是朋友關係,我從不問這些事。直到他們住到一室,我也不問一辭。我每到鄭超麟家,一定要到秀雲與永爵家,有時在他們家吃飯喝酒,秀雲總是熱情相待。
幫助鄭老的工作,永爵與秀雲在生活方面的照顧比我做得好,我在整理文章,與外界聯繫方面比他做得多。鄭老是少數派的領袖,李培去世後尚有少數派葉春華住在鄰近,可是幫助鄭老的卻是兩個多數派成員。
在與鄭老相處的七八年中,我與永爵幫助鄭老是盡心盡責的。(但期間永爵受到葉春華的暗算,我當年曾將經過寫下來,但從未示人。現在我也年老多病,也許有朝一日就會死了,現將當年寫的附在後面,供少數朋友看看。)2004年我家被強遷,我家搬到浦東,離得遠,鄭老也去世了,我與永爵的見面就少了,只是通電話或發e-mail。秀雲患心臟病,永爵患前列腺病,他們多次住院。後來永爵病情日益嚴重,到2006年經多方檢查,最後確診為前列腺癌,且己到了晚期。他的最後二年,病魔纏身,在痛苦中熬過的。
永爵自從接受托洛茨基思想,為革命坐過日本憲警的牢,蹲過國民黨的監獄,最後被共產黨關押了三十多年,可說一生坎坷,歷經苦難,但始終堅貞如一,無怨無悔。晚年他曾笑著說,他一生有二次關鍵的選擇,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一次年青時父親要他留在海外,他選擇了回國。另一次是1949年,他與妻子羅麗萍身在香港,他們卻選擇了返回大陸。
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有一批已經到了香港的托派,全國解放後卻相繼離開香港回到大陸,主要是當時在香港受到英國帝國主義的打壓和就業生活困難,又見到共產黨取得全國勝利,認為返回大陸可能對革命有所作為。據我所知,有喻守一、謝山、林松祺、李永爵、羅麗萍、黃禹石、陸績、曹惠白等人。到了1952年12月共產黨在全國大肅托時全部被捕,後來判刑時,非但沒有因回國參加革命工作而減輕,反而以“潛回大陸進行反革命活動”而加重,喻守一判無期徒刑,黃禹石、李永爵十五年,沒有一個逃脫厄運。南方被捕的都集中到武漢勞動改造。期滿後還不許回家,直到1983年李永爵和姜君羊才許回家,但沒有退休勞保,每月只給45元生活費,他們幽默地說,只夠喝開水的錢。生活全靠親友援助。即使如此,他們仍樂觀地生活,常說要多活幾年睜眼看看世界的變化。永爵平時寫些回憶文章,十多年下來積了不少篇,親自編成一冊,書名《坎坷》,已在香港出版。
2007年他的病情加重,國外朋友知道後,紛紛寄錢給他治病。一次老李打電話給我,對我說,他已將過去寫的除收入《坎坷》之外的文章編成一冊《夕陽紅》,已交香港出版,書出版時他可能已經死了,囑我以後代他分發。又一次打電話對我說,康溪要從國外回來,到時約我聚會。2007年底,永爵病危住院,要我立即通知康溪,囑他到上海後先找我。我立即發e-mail給戈兄,請他轉告康溪,戈兄回信,康兄已經動身赴大陸了。我猜想永爵住院後,住處沒有人,康兄無法見到永爵了。
我家發生變故,家務纏身,我未及到醫院看望永爵。我家2008年1月2日搬家,原有的電話停機了,寬頻轉移還未接上。永爵恰在此時去世,秀雲及朋友一直聯繫不到我。待我知道時,追悼會都開過了。這是我終身的遺憾。後來我去看望秀雲,她告訴我永爵最後病況,還對我說,康溪找到醫院見到永爵了,二位戰友,終於見到最後一面。
近年來,周仁生、胡振東、劉平梅、周冀甌、姜君羊、章宏業、李永爵等相繼逝世,他們都是無愧的戰士。老一代的相繼逝去,是無法抗拒的自然規律,可喜的是第四國際依然存在,而且不斷壯大。去年我整理周仁生翻譯的《托洛茨基文集補遺》的原稿,最後一篇是托洛茨基被刺後的最後一句話:“我深信……第四國際定將勝利……前進。”錄此句以告慰逝去的先輩。
寫畢於2008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