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巴的讨论:对未来的快速一瞥

阿隆索(卫众译)


 

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领导下,古巴已经进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由于显而易见的生物学原因,领导了夺权战斗并且建立了新社会基础的那一代革命者就在最近的将来要退出历史舞台。继承人问题已经不是什么可能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无情降临的事实。

直到最近,这个话题在古巴还是忌讳的,也许是为了避免这样的推测显露的对于(卡斯特罗)病情的猜疑。当我们被问到在菲德尔“不在”(一种不提及“死亡”一词的委婉说法)之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通常约束自己,给出机智隐晦的回答,或者回以空洞得可笑的判断。我们保证所有事情都会一成不变,一如既往,古巴社会完全准备好了,“继承人”已经就位而党也将永垂不朽。

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并没有采取足够的时间来反省,对这个未来的公开辩论则更少;我们古巴人经验过这个现实,还须经验来临的现实,我们把辩论放在了外国人手中,他们不一定是敌人,但是他们经常关心在古巴或者世界其它地方社会主义的未来。还有,这个问题,就象在其它很多问题上不止一次地发生过的那样,本来是关于古巴事务的讨论,通过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出现在我们面前。

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对古巴人的影响,对建设一个公平正义高度团结的社会的道路的影响,社会主义者声称,半个世纪以来,这条道路被鲜明的个人化风格所领导,同等地关注该事业的总形势和关键时刻决策。由于无法缓解的封锁,为了保障生存,迫使古巴作战略迂回,在全民遭受缩食节衣时要持守下去,而这个时候侵略威胁不但持续不去, 而且时而加重,从而遏制了确保满足大部分人口的基本需求的能力,这就是总形势。如数家珍地概述这个国家已经经历过的社会-经济图景是没有必要的。我会尽量提及具体的事实,而不是价值判断。

既没有动机也没有论据能够预示古巴的社会主义计划在菲德尔以后不能独立生存。尽管如此,他从做出政治决定的空间里消失将会是古巴社会主义领导层将要经历的最强烈的震撼。我认为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因此不需要任何其它考虑,所有的回答都不应缩小这一事实的意义。

集中领导

当我被问及对该前景的看法时,我的回答是:我无法预言将会发生什么,但是我可以说明我希望发生什么。我置自身于这个有幸反复考虑过的思想上,是因为它关系到与所有我想要讨论的问题相联系的未来。

我们革命进程的领导(这里我确实不希望泛泛而论)是建立在双重合法性的基础上的。一方面是魅力合法性(在理论层次上,由马克思•韦伯恰当定义过的范畴)。这种合法性是建立在一位历史性领导人的能力和受到一致拥护的基础上的,是菲德尔个人形象的体现,是独一无二的和由于多方面原因而不能被继承的,其中包括领导者的才干和天赋。另一方面,是制度合法性,它建立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采用的,又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有所修改的政治和法律工具的基础上,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那些导致社会主义在苏联这样强大的国家里死亡的苏维埃官僚政治的结构和功能的痕迹,其中仍然有某些方面是积极的,但是毫无疑问也有相当的缺陷。

在权力机构的这两种合法性之间,显而易见的是,魅力领导压倒了制度层面。今天总司令(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的话,这是唯一包括了所有权力的头衔,而且由于在古巴军衔的调整过程中已经成为荣誉军衔,将随着卡斯特罗的引退而消失)的权力是决定性的,既没有受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也没有受到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和古巴国务委员会内部的质疑。很明显在军队里也是如此,国家首脑在战争期间成为拥有全权的总司令。因此,显然地和有意地,各决策机关同僚是权利平等的,它们起初也是如此被设计的,它们都服从个人的领导。

让我们注意括号里面的内容,很多人注意到其明显的含糊其辞,依照该说法,尽管国家处于和平之中,但是在国家权利的范围里,一种源于战争状态的形态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意味着国家被迫象处于战争中一样度过了和平年代。

领导权如此集中已经导致了某些错误(对此我无法做出裁决),但是也实现了革命事业的一致性,一种关于统治权要与主张社会正义和团结之理想的生命力相一致的连贯性,这些理想在走过一段危险的旅程之后已经找到了它们的位置,并且在我们的大陆上得到了恰当的响应。但是为了保住这些果实,发展新的成果,我认为,权力机构需要进行改革。

理论上,最高政治级别的历史性领导的消退会使这种领导形式向一种新型的关系转变,在新关系下作出决定和设计战略时,同僚权利平等的关系压倒个人的意志。实际上,这就是宪法规定的:总统的地位并不高于国家,但是主持国务委员会工作,而且当他的意图不能获得大多数人支持的时候,他就应该服从大多数人。国家元首在国民大会面前的角色也应该是类似的情形。

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元首不应立法,也不意味着人们不能做合适的制度改变。但这些改变决不意味着需要人为地植入自由民主的模式,而是改变应当来自于系统的特殊需要,根据制度学派的观点,系统的不足是因为系统没有给出所有它丢弃的东西。这等于是在说一个 “外界建议”尽管用心良苦,但是几乎不起作用的领域。

20061117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大学主演讲厅(Aula Magna)的突然出现打动了听众,因为这件事表现出了以前没有公开过的一些关切。[1] 这些关切肯定困扰了这位伟大的政治家,他知道他来日无多了。从十月革命脱胎而出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被证明是会有反复的。这场剧变打碎了革命不可逆转的神话。在世界体系里,后资本主义的权力中心已经被解除了武装(而且地球上第二大核力量已经被扔到新自由主义大海上空的九霄云外去了,陷于贫穷而不能自立)。

考虑到这个事实,即在欧洲不仅是革命实践和它的理论失败了,而且该挫败也影响到了社会主义(甚至是围绕乌托邦建立起来的布尔什维克事业),对菲德尔第一次全神贯注地把注意力围绕在我们自己的革命进程也可能反复这件事情上,就没有什么好吃惊的了。所有这一切本来被认为是不可逆转的。不是他们决定换另一种方式来做。不,是他们放弃了。这是一场激起了社会主义模式总危机的巨大灾难。不是因为它终结了,而是因为很明显需要采取另外一种思考方式,思索社会主义本身已经被证明也是会有反复的这个事实。

民主?

如果这种模式业已产生了毁灭它自己的萌芽,那任何社会主义实践也都会产生这种萌芽。菲德尔相信,如果说革命不能从外界被摧毁,它却可以被自己杀死的。他指出腐败是带来这种毁灭的罪恶的中心。我认为他是对的,但是他没有说出全部。而且我怀疑苏维埃制度的崩溃是否主要是腐败的结果,虽然腐败肯定会出现在异化的结构里。我相信,官僚主义和缺乏民主,这两点对社会主义的破坏和腐败对它的破坏一样严重。而且我在此处提到的不是选举制度,多党对抗,竞选活动或者行使权力的轮换。我说的是民主,我们还从来没有在地球上创造出来过的民主,尽管我们自以为我们了解关于它的一切。

我们从来没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出过民主——重要的是把自己强加给历史的那些东西——因为在那里民主充当的是市场和金钱帝国的支撑,是发财动力的支撑。这些动力制造我们称之为腐败的东西,构成再生产的实质动力,从而把腐化的观念降低到违反它自己的游戏规则的地步。

我们也没有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创造出民主。因为让人民有效地参与到决策机制中来的努力,尽管在某些情况下是值得称赞的,但还是不够。切•格瓦拉注意到“群众应该有引导自己命运的可能,有决定积累什么消费什么的可能,经济技术应该用于作这些选择,群众觉悟会保证它的执行”。这是一项长期工程,如果腐败把我们淹没,我们将达不成它。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不仅应该把腐败看作是一种犯罪,而且应该把腐败看做是一个道德问题。因为跟犯罪相比,成功的犯罪并不会保证受到抑压禁止,而后来的腐败会代替眼前的腐败。

只有在建设一个超越不平等和贫穷,并且不屈服资本暴政的和谐社会的意义上,才能明显看到,作为民治民享民有权力的民主这一政治学范畴仅仅同社会主义兼容,因为它已经表明——不象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不能维持下去。

我们应该使自己习惯这样考虑问题,菲德尔没有时间来找到一个能够实际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不可避免地需要时间。很有可能将来的几代人在面临他们自己的问题时为缺乏他那样的眼光而感到遗憾。和他生活在同时代的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会希望但愿能找到应对今天我们面对的重大问题的实际答案。我相信他的情况亦然,这种合情合理的焦虑在他最近几年的演讲中已经很明显了。

 

May Day in Revolution Plaza - 102.2 kb 

革命宫的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

 

新情况  新挑战

但是按照我的观点,最重要的事情是考虑最近的事态发展。简单地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的崩溃使得在帝国主义内部产生了幻象。他们迅速的崩溃,世界又开始经历一波新的转变。这一波转变,要比我们已经了解的导致出现两极世界的那一次更有希望,已经在拉丁美洲出现,拥有和古巴革命高度一致的推进器。这一事态已经注意到了菲德尔的古巴的开放,而菲德尔的古巴,也以多种方式,帮助了在美洲开始的转变。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那句著名的格言:“别无选择”——过去是用来为新自由主义辩护的,现在反过来对付它的创造者。今天对帝国主义和它的权力中心来说,不要说接受彻底改造的社会主义的进展,就是接受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也是很困难的事了。菲德尔•卡斯特罗不会在其现实世界里经验到撤退,作为一个单纯的见证人,那个已经开始崛起的世界也不会希望他那样。

范式的重建已经让一些新预兆出现。没有概念要被复制,没有自主权要降贵旴尊,没有利益居于从属地位,也没有领导要复制。我们继承的是一个见习期的社会主义,它和以前经历的社会主义不同,而菲德尔,在避开陷阱和困扰上比其它任何政治家都更有经验,仍然能为我们提供帮助。

当然多年以来我们已经犯过一些错误,而且我们还会继续犯错误,因为我们以为自己知道社会主义是什么。更以为自己也知道民主是什么。不仅于此,经济学还确实远远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当经济学家们有意贬低把计量经济学标准同非经济学标准作对比的辩论时,满怀科学激情的他们倾向于忘记,“政治经济学”不是任意产生出来的。[2]  这不是古巴的地方病,甚至也不是社会主义特有的。最近以97岁高龄去世的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因为他的理论从狭隘的经济学框架出发走得太远,甚至都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提名。这么做丝毫没有考虑到他著作的质量和重要性,也对他是三任美国总统的顾问这一事实视而不见。但是很巧合地,看上去我们正好达成一致:我们需要创造发明21世纪的社会主义。

尽管有所有这些不足,社会主义古巴社会——即使这个术语首先要表达的仍然是它渴望成为什么和它不是什么——还是处理了一个智力问题,一个专门技术问题(按照流行的说法:一个“人力资本”问题),这对已经上了美洲大陆议事日程的改变来说是特殊的和决定性的。也开始从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学的和民族的前景构思未来。

没有一个方面允许我们停止关注卡斯特罗以后的关键时期的我们自身。形势不会象革命的敌人所想象的那样发展,事实上,更有可能出现的是:他在死后仍然活在我们心中。

我们在此复制的文章“是作为对提交给一群古巴研究人员的问卷调查表的回答而起草的”,作者根据他自己的观点填写后以“古巴,两难的未来——以菲德尔在哈瓦那大学的演说为基础的关于古巴的讨论”(200511月)的书名,由古巴评论杂志《La Jiribilla(旋转)》出版。副标题,注释和提要是第四国际编者所加。

 

本文作者阿隆索,哲学家和古巴革命激进分子,曾经经历过所有的古巴激进左翼运动,从20世纪70年代参与“思想批评“的讨论到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美洲研究中心。这两个机构在使最好的古巴革命思想具体化的时候都受到了政治和官僚的骚扰。1994年他和胡里奥。卡兰扎出版了《La economía cubana: ajustes con socialismo (《古巴经济: 调节和社会主义》)1998年,出版了《Iglesiay política en Cuba revolucionaria (《古巴革命中的教会与政治》)

 

注释

[1]在这篇演说里,菲德尔•卡斯而罗说道:“革命可以独自摧毁它自己,唯一不能摧毁它的是他们[美国,帝国主义]。但是,我们,我们可以摧毁革命,而这将是我们的失败,如果古巴有成千上万的不事劳作却享有一切的寄生虫”

[2]作者在这里指的是切•格瓦拉在离开古巴之前发起的关于经济问题的讨论,这次讨论极大地引起了欧内斯特•曼德尔和夏尔•贝特兰兴趣。切的经济学概念后来在苏联的压力下被放弃。

(卫众译自《国际观点》第386期,2007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