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此文是李永爵同志怀念他的亡妻罗丽萍，在他生时写下的。这样的「三进三出牢狱」，其实也是他俩的共同遭遇。在悼念李同志逝世之时，特刊出此文以表达本刊同人对罗丽萍同志一生遭遇的同情与怀念。]

罗丽萍从小在绸厂做工，性格坚强，对人真诚，参加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托派）后,决心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而奋斗。她一生三次坐牢，苦难深重，第一次在敌伪时期，第二次在国民党时期，第三次在解放后，她有一段传奇式的坎坷史。

1944年上海沦陷期间，她所在的沪西一绸厂，由于厂里无理开除工人，激起大家公愤，罢起工来，老板报告了敌伪巡捕房，于是罗和魏秋等几个工人代表被抓了去，严刑逼供，要她们承认是共产党，但她们丝毫不怕威吓，坚持说工厂无理开除工人，大家生活无保障，只好去跟老板说理而已，巡捕房盘问不出什么来。几个工人代表被抓后，工人们愤怒不已，有个新工友自告奋勇，每天送饭到捕房去给他们吃。她名叫杨玉琼，广东人，戴着一付眼镜，知识分子模样，因而引起了巡捕房密探的注意，怀疑她就是共产党，来煽动罢工的，敌伪便把她抓了起来。原来这位杨玉琼是个归国华侨，爱好体育运动，曾是广东省女篮队员，参加过全国运动会，后来她参加托派组织后，来到上海学习，响应托派“到工人中去”的号召，才进绸厂做工不久，就发生了这次罢工，她非常激动，热情为被捕工友送饭，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也会被逮捕！她从未经受过考验，被捕后一经严刑拷打，便神经失常，竟然供出了托派中央刘耀如家里的地址来。

当大家知道绸厂出事，杨玉琼被捕后，组织认为她未经考验，要注意防范，她所知道的人都要及时撤离！果然不出所料，敌伪派出军警去抓刘耀如，可幸刘已及时撤离了，敌伪没法，疯狂搜捕，只抓到租房的担保人高擎宇，和住在同屋亭子间的两个20出头的青年人：刘江和李坚，把他们抓到福州路上海警察总局，由敌伪的“特高科”作破获共党大案审理！

高擎宇是个托派，他商人模样，能说会道，只说给同乡老刘租屋盖过保，其它的事一概不知，敌伪在他身上怎样也问不出所以然来；两个青年也是托派，虽被严刑毒打，灌水迫供，打得鼻青眼肿，死去活来，但怎样也追问不出刘耀如的下落。这三位不幸被捕的同志，坚持斗争，再也没有牵连到其它人。敌伪后来明知他们并非共产党，但对托派也毫不放过，虽然一无所获，只好先把巡捕房关押的几个工人代表放了。之后，敌伪毫无办法，只好把这四个人都交保释放了。

值得一记的还有一段险情：得知杨被捕后，大家纷纷疏散，中国托派领导人彭述之躲到高擎宇所在的商行的宿舍里，那天晚上突然听到楼下激烈的敲门声，他立即惊醒，连忙穿上衣服折好被子，迅速爬到天台上，并从本楼爬到隔壁又隔壁的天台去！因而躲过了一场浩劫，否则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抓去，就不堪设想了！后来在彭的夫人陈碧兰的《我的回忆》中，也有记载此事。

原来罗丽萍与李坚并不认识，如今却因厂里罢工牵连他们，大家成了真擎的难友，逐步建立了感情，俗话说“有情人终成眷属”，抗战胜利后，罗和李结婚了，他们在狱中相识，真个是“狱为媒”啊！在托派同志中，一时传为佳话。

抗战胜利后，罗仍在绸厂做工，李办了一所民校，开展扫盲运动，他们的日子过得不错。1948年冬，正当他们高高兴兴地欢庆结婚一周年的那天晚上，国民党的军警把他俩抓去了！那时候国民党在战场上兵败如山倒，在上海则到处乱抓人，原来国民党到立信会计学校抓共产党，曾在该校读过书的阿陶，受到牵连，陶是托派，人已去了广东，不在上海，军警只在她房里搜出许多托派刊物，又看到李的结婚照，因而牵连到李家，不问青红皂白，便把李坚和罗丽萍抓去，关押到威海卫路一处临时拘留所里，他们根本与此案毫无关系。罗被关押几天后放了出来，李则被押到北四川路国民党的警备司令总部大牢里，这里是反动派屠杀革命志士仁人的大本营，当年为了镇压电车工人罢工，王孝和烈士就是从这大牢里被拖出去枪毙的。当时有个《观察》杂志，蒋介石认为它泄露了军事秘密，于是下令把杂志封了，把编辑和到杂志社去的人统统抓起来，一抓就是几十人！国民党反动派对托派也毫不放过，但李与此案毫无关系，罗出狱后，在外边胆子更大，出入警备部、警察局，横冲直撞，并与其它一些被捕的家属四出奔走营救，使得舆论哗然，1949年2月11日大公报刊出《政治犯百名  家属盼早释》的报导，其中就有李的名字，被押者家属具呈市参议会转警备部请求早日审理释放。国民党当局无奈，几个月后李才准于交保释放。

1949年春，国民党已兵败如山倒，上海处处疯狂抓人，李坚出狱后，随时有再遭逮捕的危险，夫妇商量，决定离开上海，暂回南方阿李的老家去。

他们回到广州，与阿李的父母在一起，罗进了广州毛麻厂，李在米厂做会计，生活上一下子安定下来了。罗从未织过麻纱，以为进厂后要学一下才行，那晓得织机都是一样的原理，而且织绸更比织麻精细得多，所以一上机就能操作了。她在厂里虽然言语不通，人事陌生，可是由于她对人真诚，工友们都很喜欢这位上海人，很快就结交了几位要好的工友。那时广州已临近解放，国民党的官僚把资金抽走，不久工厂便关闭了。后来罗与其它几个工友一起去香港一纱厂工作，直到广州解放后，毛麻厂复工才回到广州来。

解放后的毛麻厂开展劳动竞赛，搞得热火朝天的，罗积极工作，产量高，质量好，多次受到厂部表扬；李坚在米厂做会计，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站稳立场，揭发了资本家偷税漏税的违法行为，为社会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满以为可以太平无事了，其实这不过是主观愿望而已，中国托派长期被中共污蔑为汉奸、特务、间谍……十恶不赦，当年斯大林反托的残酷历史，必将在新中国重新上演，一场更大的灾难正等待着他们啊！她非常懊悔：去了香港为什么又鬼使神差地回到大陆来？如今再想出去也没有办法了，只有束手待擒，任由厄运去摆布而已。

1952年12月22日，正当他们虎视眈眈地迎来结婚五周年纪念的那天晚上，他俩双双被捕了，这是他们第三次被捕！原来在他们被捕的同一天，全国托派被共产党“一网打尽”！罗李因有上两次被捕的经验，遇事并不惊恐，镇定自若，自己一生光明磊落，没有干过为非作歹的事！儿子和媳妇的被捕，受害最惨的是那年老的双亲，那时候家人被抓，不知去向，无法接见，生死不明，祸从天降！他母亲天天求神拜佛，盼星星盼月亮，盼他们平安归来，几乎成了疯老太！其父不久中风，还等不到儿子刑满释放，已含恨离开了人世！

他们被关押第二天，开始审讯，跟过去在敌伪和国民党监狱审讯不同，让你坐在矮凳子上，好像心平气和的样子，要你交待罪行，反复说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没有杀人放火，没有干过坏事。”李坚说。

“你是反革命，罪恶深重。”

“我没有反对革命。”

“你反对共产党，就是反革命。”

“我没有反对共产党，只是政见不同而已，你们容不得不同政见者。”

开始审讯还让你争论几句，后来就不耐烦了，但他们不像敌伪或国民党那样拳打脚踢，用刑逼供，而是采用更残酷的办法：疲劳轰炸！几个人审了个把钟头，又换一批人来审，有几次被连续五六小时之久，使你疲劳不堪，昏头昏脑，神经错乱，言语失常，比之挨几下拳脚还更难受！那时他只抱着一个宗旨：绝不出卖同志！革命者宁可牺牲自己，一切由自己担当起来，出卖同志是最卑鄙的！其实，我们被捕那天晚上，全中国的托派及其同情者都在同一时间被关进大牢了。

后来，审讯人员干脆对你说出某人在某地与你见过面，人家都交待了，你还隐瞒什么？我便知道某人也被捕了，于是才谈与他的关系，也不过是在一起学习讨论过什么问题等等。李坚被单独囚禁，日夜戴着脚镣手铐，坐卧不得安宁，吃饭解手也不自在，这也是一种逼供的刑罚！直到他开了口，才解除手铐，个把月后才卸下廿几斤重的脚镣，后来再没有提审过。

一年多后，他们才莫须有地被判“反革命罪”，劳动改造，罗判刑5年，李判刑15年，李坚冲着法官说：“我没有反对革命！”那些戴着眼镜的法官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可以上诉。”如今是共产党的天下，天下乌鸦一样黑，到那里去上诉啊！

宣判后不久，他们被押送去湖北劳改。一天早上，罗被带出监狱，两个人意外地重逢了！他们用惊喜的眼光对视着，好久好久！虽然不许讲话，但眼神代替了语言，好像在互相鼓励着：“坚强点，没什么可怕的！”在火车上，押送人员让他俩坐在一起，同扣在一付手铐上，这也许算是人道主义待遇吧，好好一对年轻夫妇，已被隔离囚禁一年多，以后还不知再隔离多少年！他们依偎在一起，心情无比激动，该有多少话儿要说啊，唯有尽在不言中。从广州到武汉，车行30多小时，借着火车的隆隆响声，他们细声地耳语着。罗知道丈夫判了15年刑，此去不知能否再活着回来？今生今世不知能否再见面？想到那悲惨的命运，她忍不住泪水直流，但绝不能哭啊，无论如何也要使丈夫放心。她亲切地对他说：“我等着你，不管10年20年或者更久更久！”

他们在武汉二监狱停留了几天，等待中南区部分托派集中一起，然后分配到各处劳改，罗被分配在二监狱被服厂，李在汉阳新生砖瓦厂。他们又依依不舍地分了手……

1957年5月，罗刑满释放后，又从广州回到上海，与她80高龄的老母共同生活，妹妹介绍她到绸厂做临时工，她便天天大清早站在厂门口，等待有人请假缺勤，就进厂干一天活拿一天工资。后来逐渐做熟了，也由于她是绸厂出身，技术比人好，工作踏实，厂里对她很不错，一年多下来，恰逢有个转正的机会，便把她转为正式工人，生活才算安定下来。

罗的转正，与她隐瞒被捕的历史有关，那是“阶级斗争为纲”年代，如果厂方知道她是个“劳改释放犯”，就肯定不会转正了。但这个隐瞒也是暂时的，58年开始“反右”，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她再不能瞒下去了，只好作了交待，当时还得到“坦白从宽”的处理，不予追究。但到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她被列入“另册”，成为“五类分子”，有一次要把她遣送到农村去，她没有家乡，从小就在城里，一个女子如今要被送到千里迢迢的西北边陲去开荒，这是什么世道啊！幸而工厂要生产，需要技术工人，才把她留了下来，没有去成，逃过了一次灾难。听说那些被强行遣送去云南开荒的人，十之八九有去无回的。然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了，一场更大的灾难来了！她又被揪了出来，“打倒反革命”的大标语、大字报贴在厂里，贴到家门口，惨遭批斗，不是几天、几星期，而是了无时日，批斗别人时也要她陪斗。“阶级斗争”越抓越紧，每天除了繁重的劳动外，还要她交待罪行，检讨批判，接受群众监督改造。厂里给她做最坏的机子，却要织出优质高产的丝绸，否则就是破坏生产！在如此残酷的迫害下，她日不思食，夜不能眠，精神处于极度紧张状态，她再也支撑不住了，几次昏倒，后来发现舌头上长了一颗黄豆大的东西，起先到地段医院看病，只开了一些消炎药服用，后来病情恶化，到大医院去切片检查，才知道她已不幸患了舌癌！那时候医院还不知她是“牛鬼蛇神”，仍及时给她切除了淋巴腺，进行电疗，抢救了她垂危的生命，否则更不堪设想了！从此以后，她长期病休在家，拿六折工资。然而，“无产阶级专政”还是不放过这个身患绝症的女子，还是要她屈辱地每天跟其它“五类分子”一道去扫街！

更不幸的是，她还“株连九族”：她的弟弟，原来开小裁缝店的，因托他为《青年与妇女》杂志在邮局开户盖了个保，“文革”时就把他弟弟打入“五类分子”，被管制多年！每天劳动下班后还要打扫厕所和工厂卫生，别人升级加工资没有他的份，弟弟有四个孩子，一家六口饥寒交迫。罗那时每月32元工资，总是送弟弟10元，寄广东公婆10元，自己只留下12元使用；还有受株连的，就是她的妹妹，曾介绍她进厂做临时工的，与托派毫无关系，也借故把她送去劳教四年！妹妹的两个小孩只好寄养在老工人家里，罗时常去看望他们，像自己的子女一样的关怀备至。

由于苏联赫鲁晓夫上台，批判斯大林，中共对托派问题当然有所考虑，1956年的政治形势似乎宽松了些，政府组织托派同案人在武汉参观学习，57年提前释放了一批刑期短的，刑期较长的女的假释，一些男的减了刑，李坚也被减刑五年，减刑书上写着：“劳动积极，挑砖每担30块”。干部公然对大家说：“你们这个案子今冬明春全部解决。”

1957年8月，政府组织各地留下来的一批托派，到全国参观学习，李坚也参加了，一行共20余人，先在上海集合，然后到北京、沈阳、鞍山、抚顺、武汉，参观了六大城市，50多个单位，历时一个多月，走遍了半个中国。参观回来后，大家满怀希望，以为将会恢复自由了。然而，政治形势却越来越严峻，所谓“今冬明春解决问题”已成谎言。

1957年反右，接着大跃进、大办钢铁、大办人民公社，大放卫星等等一系列政策上的失误，致使国民经济陷入困境。从此以后，阶级斗争的弦越拉越紧，后来刑满释放的李坚也不准回上海大城市，要留厂就业，就是说必需留在劳改工厂，干劳改时一样的工作，只是给你发点工资，到饭堂去吃饭，晚上照样学习两小时，改造思想。平时不准出监狱大门，休息天经批准后可以外出走走，但要按时归队，每年有半个月的探亲假。难怪人们说：“劳改有期，就业无期”了。

李坚原判15年，57年减刑5年，62年刑满留厂就业，可以说是释而不放！每年半个月的亲假期，他总是先回广州看望老母亲，然后立即赶去上海，与妻团聚，匆匆忙忙，又得赶回厂去上班。几十年来都过着这样两地分居、人各一方的生活！每当罗想到有朝一日丈夫回到上海，没有工作，没有劳保，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于是她更加节衣缩食，有时一只鸡蛋也分作两餐吃……

1962年底，李坚刑满，但还戴上“反革命”帽子。1983年，李坚看着一些相处三十多年的难友回归故里，与亲人团聚。而他却有家归不得，因为他的妻子居住在上海大城市，不准回去，焦急万分。幸而他姊姊在美国，华侨家属可以优待。过去，海外关系，谈虎色变，很多人深受其害。现在则相反，经过他姊姊多次去函侨委会要求落实政策，李坚才被批准回上海定居，夫妻团聚。他们从52年被捕分手后，到83年重新团聚，足足分离31年之久！人的一生能有几个31年啊！这是什么世道！

李坚回沪后，没有退休金，厂里每月只发21.5元生活费，没有医疗劳保！这21.5元生活费，只够每天吃两碗面条！20年后，也只增加到121元，相当于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的三分之一！同样拿这点无法生活的“生活费”的人还有姜平等人，他们曾写信向总书记反映情况，要求落实政策，这些信从中央转到劳改单位，劳改单位回信说：“我们过去是根据红头文件处理的”，石沉大海！而上海最后一批同案释放后的待遇，却大不相同，不仅分配住房，有医疗劳保，而且每月的生活费也比他们高几倍！政策是宽大不宽小！

罗丽萍望穿秋水，等了31个年，李坚回家后，在居委会搞文教工作，发挥余热，夫妻双双以为可以安度晚年了，但仅仅过了五个年头，由于罗在这几十年间受尽迫害与折磨，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腹部，医学也回天乏术，1988年11月11日罗便含恨离开了人世间！这一对挚爱夫妻，只由于追求真理，参加了托派，光明磊落，却一生坎坷，三进三出牢狱大门，真是世间罕见！

                            [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