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菲德爾•卡斯特羅的領導下，古巴已經進行了將近半個世紀的革命社會主義建設。由於顯而易見的生物學原因，領導了奪權戰鬥並且建立了新社會基礎的那一代革命者就在最近的將來要退出歷史舞臺。繼承人問題已經不是什麼可能性的問題，而是一個無情降臨的事實。

直到最近，這個話題在古巴還是忌諱的，也許是為了避免這樣的推測顯露的對於（卡斯特羅）病情的猜疑。當我們被問到在菲德爾“不在”（一種不提及“死亡”一詞的委婉說法）之後將會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我們通常約束自己，給出機智隱晦的回答，或者回以空洞得可笑的判斷。我們保證所有事情都會一成不變，一如既往，古巴社會完全準備好了，“繼承人”已經就位而黨也將永垂不朽。

可以確定的是，我們並沒有採取足夠的時間來反省，對這個未來的公開辯論則更少；我們古巴人經驗過這個現實，還須經驗來臨的現實，我們把辯論放在了外國人手中，他們不一定是敵人，但是他們經常關心在古巴或者世界其他地方社會主義的未來。還有，這個問題，就象在其他很多問題上不止一次地發生過的那樣，本來是關於古巴事務的討論，通過出口轉內銷的方式出現在我們面前。

這一事件的重要性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對古巴人的影響，對建設一個公平正義高度團結的社會的道路的影響，社會主義者聲稱，半個世紀以來，這條道路被鮮明的個人化風格所領導，同等地關注該事業的總形勢和關鍵時刻決策。由於無法緩解的封鎖，為了保障生存，迫使古巴作戰略迂回，在全民遭受縮食節衣時要持守下去，而這個時候侵略威脅不但持續不去， 而且時而加重，從而遏制了確保滿足大部分人口的基本需求的能力，這就是總形勢。如數家珍地概述這個國家已經經歷過的社會-經濟圖景是沒有必要的。我會儘量提及具體的事實，而不是價值判斷。

既沒有動機也沒有論據能夠預示古巴的社會主義計畫在菲德爾以後不能獨立生存。儘管如此，他從做出政治決定的空間裏消失將會是古巴社會主義領導層將要經歷的最強烈的震撼。我認為沒有人會懷疑這一點，因此不需要任何其他考慮，所有的回答都不應縮小這一事實的意義。

集中領導

當我被問及對該前景的看法時，我的回答是：我無法預言將會發生什麼，但是我可以說明我希望發生什麼。我置自身於這個有幸反復考慮過的思想上，是因為它關係到與所有我想要討論的問題相聯繫的未來。

我們革命進程的領導（這裏我確實不希望泛泛而論）是建立在雙重合法性的基礎上的。一方面是魅力合法性（在理論層次上，由馬克思•韋伯恰當定義過的範疇）。這種合法性是建立在一位歷史性領導人的能力和受到一致擁護的基礎上的，是菲德爾個人形象的體現，是獨一無二的和由於多方面原因而不能被繼承的，其中包括領導者的才幹和天賦。另一方面，是制度合法性，它建立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採用的，又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有所修改的政治和法律工具的基礎上，儘管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那些導致社會主義在蘇聯這樣強大的國家裏死亡的蘇維埃官僚政治的結構和功能的痕跡，其中仍然有某些方面是積極的，但是毫無疑問也有相當的缺陷。

在權力機構的這兩種合法性之間，顯而易見的是，魅力領導壓倒了制度層面。今天總司令（如果我的記憶沒有錯的話，這是唯一包括了所有權力的頭銜，而且由於在古巴軍銜的調整過程中已經成為榮譽軍銜，將隨著卡斯特羅的引退而消失）的權力是決定性的，既沒有受到共產黨中央政治局，也沒有受到古巴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和古巴國務委員會內部的質疑。很明顯在軍隊裏也是如此，國家首腦在戰爭期間成為擁有全權的總司令。因此，顯然地和有意地，各決策機關同僚是權利平等的，它們起初也是如此被設計的，它們都服從個人的領導。

讓我們注意括弧裏面的內容，很多人注意到其明顯的含糊其辭，依照該說法，儘管國家處於和平之中，但是在國家權利的範圍裏，一種源於戰爭狀態的形態佔據了主導地位。這意味著國家被迫象處於戰爭中一樣度過了和平年代。

領導權如此集中已經導致了某些錯誤（對此我無法做出裁決），但是也實現了革命事業的一致性，一種關於統治權要與主張社會正義和團結之理想的生命力相一致的連貫性，這些理想在走過一段危險的旅程之後已經找到了它們的位置，並且在我們的大陸上得到了恰當的回應。但是為了保住這些果實，發展新的成果，我認為，權力機構需要進行改革。

理論上，最高政治級別的歷史性領導的消退會使這種領導形式向一種新型的關係轉變，在新關係下作出決定和設計戰略時，同僚權利平等的關係壓倒個人的意志。實際上，這就是憲法規定的：總統的地位並不高於國家，但是主持國務委員會工作，而且當他的意圖不能獲得大多數人支援的時候，他就應該服從大多數人。國家元首在國民大會面前的角色也應該是類似的情形。

這並不意味著國家元首不應立法，也不意味著人們不能做合適的制度改變。但這些改變決不意味著需要人為地植入自由民主的模式，而是改變應當來自於系統的特殊需要，根據制度學派的觀點，系統的不足是因為系統沒有給出所有它丟棄的東西。這等於是在說一個 “外界建議”儘管用心良苦，但是幾乎不起作用的領域。

2006年11月17日菲德爾•卡斯特羅在哈瓦那大學主演講廳（Aula Magna）的突然出現打動了聽眾，因為這件事表現出了以前沒有公開過的一些關切。[1] 這些關切肯定困擾了這位偉大的政治家，他知道他來日無多了。從十月革命脫胎而出的社會主義實踐已經被證明是會有反復的。這場劇變打碎了革命不可逆轉的神話。在世界體系裏，後資本主義的權力中心已經被解除了武裝（而且地球上第二大核力量已經被扔到新自由主義大海上空的九霄雲外去了，陷於貧窮而不能自立）。

考慮到這個事實，即在歐洲不僅是革命實踐和它的理論失敗了，而且該挫敗也影響到了社會主義（甚至是圍繞烏托邦建立起來的布爾什維克事業），對菲德爾第一次全神貫注地把注意力圍繞在我們自己的革命進程也可能反復這件事情上，就沒有什麼好吃驚的了。所有這一切本來被認為是不可逆轉的。不是他們決定換另一種方式來做。不，是他們放棄了。這是一場激起了社會主義模式總危機的巨大災難。不是因為它終結了，而是因為很明顯需要採取另外一種思考方式，思索社會主義本身已經被證明也是會有反複的這個事實。

民主?

如果這種模式業已產生了毀滅它自己的萌芽，那任何社會主義實踐也都會產生這種萌芽。菲德爾相信，如果說革命不能從外界被摧毀，它卻可以被自己殺死的。他指出腐敗是帶來這種毀滅的罪惡的中心。我認為他是對的，但是他沒有說出全部。而且我懷疑蘇維埃制度的崩潰是否主要是腐敗的結果，雖然腐敗肯定會出現在異化的結構裏。我相信，官僚主義和缺乏民主，這兩點對社會主義的破壞和腐敗對它的破壞一樣嚴重。而且我在此處提到的不是選舉制度，多黨對抗，競選活動或者行使權力的輪換。我說的是民主，我們還從來沒有在地球上創造出來過的民主，儘管我們自以為我們瞭解關於它的一切。

我們從來沒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創造出過民主——重要的是把自己強加給歷史的那些東西——因為在那裏民主充當的是市場和金錢帝國的支撐，是發財動力的支撐。這些動力製造我們稱之為腐敗的東西，構成再生產的實質動力，從而把腐化的觀念降低到違反它自己的遊戲規則的地步。

我們也沒有在社會主義實踐中創造出民主。因為讓人民有效地參與到決策機制中來的努力，儘管在某些情況下是值得稱讚的，但還是不夠。切•格瓦拉注意到“群眾應該有引導自己命運的可能，有決定積累什麼消費什麼的可能，經濟技術應該用於作這些選擇，群眾覺悟會保證它的執行”。這是一項長期工程，如果腐敗把我們淹沒，我們將達不成它。出於這個原因我們不僅應該把腐敗看作是一種犯罪，而且應該把腐敗看做是一個道德問題。因為跟犯罪相比，成功的犯罪並不會保證受到抑壓禁止，而後來的腐敗會代替眼前的腐敗。

只有在建設一個超越不平等和貧窮，並且不屈服資本暴政的和諧社會的意義上，才能明顯看到，作為民治民享民有權力的民主這一政治學範疇僅僅同社會主義相容，因為它已經表明——不象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沒有民主就不能維持下去。

我們應該使自己習慣這樣考慮問題，菲德爾沒有時間來找到一個能夠實際解決問題的方法，這不可避免地需要時間。很有可能將來的幾代人在面臨他們自己的問題時為缺乏他那樣的眼光而感到遺憾。和他生活在同時代的我們也是如此，我們會希望但願能找到應對今天我們面對的重大問題的實際答案。我相信他的情況亦然，這種合情合理的焦慮在他最近幾年的演講中已經很明顯了。

革命宮的五一國際勞動節集會

新情況  新挑戰

但是按照我的觀點，最重要的事情是考慮最近的事態發展。簡單地總結一下，社會主義的崩潰使得在帝國主義內部產生了幻象。他們迅速的崩潰，世界又開始經歷一波新的轉變。這一波轉變，要比我們已經瞭解的導致出現兩極世界的那一次更有希望，已經在拉丁美洲出現，擁有和古巴革命高度一致的推進器。這一事態已經注意到了菲德爾的古巴的開放，而菲德爾的古巴，也以多種方式，幫助了在美洲開始的轉變。瑪格麗特。柴契爾的那句著名的格言：“別無選擇”——過去是用來為新自由主義辯護的，現在反過來對付它的創造者。今天對帝國主義和它的權力中心來說，不要說接受徹底改造的社會主義的進展，就是接受不同類型的資本主義也是很困難的事了。菲德爾•卡斯特羅不會在其現實世界裏經驗到撤退，作為一個單純的見證人，那個已經開始崛起的世界也不會希望他那樣。

範式的重建已經讓一些新預兆出現。沒有概念要被複製，沒有自主權要降貴旴尊，沒有利益居於從屬地位，也沒有領導要複製。我們繼承的是一個見習期的社會主義，它和以前經歷的社會主義不同，而菲德爾，在避開陷阱和困擾上比其他任何政治家都更有經驗，仍然能為我們提供幫助。

當然多年以來我們已經犯過一些錯誤，而且我們還會繼續犯錯誤，因為我們以為自己知道社會主義是什麼。更以為自己也知道民主是什麼。不僅於此，經濟學還確實遠遠不是一門精確的科學。當經濟學家們有意貶低把計量經濟學標準同非經濟學標準作對比的辯論時，滿懷科學激情的他們傾向於忘記，“政治經濟學”不是任意產生出來的。[2]  這不是古巴的地方病，甚至也不是社會主義特有的。最近以97歲高齡去世的約翰•肯尼斯•加爾佈雷思，因為他的理論從狹隘的經濟學框架出發走得太遠，甚至都沒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提名。這麼做絲毫沒有考慮到他著作的質量和重要性，也對他是三任美國總統的顧問這一事實視而不見。但是很巧合地，看上去我們正好達成一致：我們需要創造發明21世紀的社會主義。

儘管有所有這些不足，社會主義古巴社會——即使這個術語首先要表達的仍然是它渴望成為什麼和它不是什麼——還是處理了一個智力問題，一個專門技術問題（按照流行的說法：一個“人力資本”問題），這對已經上了美洲大陸議事日程的改變來說是特殊的和決定性的。也開始從政治的，經濟的，社會學的和民族的前景構思未來。

沒有一個方面允許我們停止關注卡斯特羅以後的關鍵時期的我們自身。形勢不會象革命的敵人所想像的那樣發展，事實上，更有可能出現的是：他在死後仍然活在我們心中。

我們在此複製的文章“是作為對提交給一群古巴研究人員的問卷調查表的回答而起草的”，作者根據他自己的觀點填寫後以“古巴，兩難的未來——以菲德爾在哈瓦那大學的演說為基礎的關於古巴的討論”（2005年11月）的書名，由古巴評論雜誌《La Jiribilla（旋轉）》出版。副標題，注釋和提要是第四國際編者所加。

本文作者阿隆索，哲學家和古巴革命激進分子，曾經經歷過所有的古巴激進左翼運動，從20世紀70年代參與“思想批評“的討論到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的美洲研究中心。這兩個機構在使最好的古巴革命思想具體化的時候都受到了政治和官僚的騷擾。1994年他和胡裏奧。卡蘭紮出版了《La economía cubana: ajustes con socialismo》 (《古巴經濟: 調節和社會主義》)。1998年，出版了《Iglesiay política en Cuba revolucionaria》 (《古巴革命中的教會與政治》)

注釋

[1]在這篇演說裏，菲德爾•卡斯而羅說道：“革命可以獨自摧毀它自己，唯一不能摧毀它的是他們[美國，帝國主義]。但是，我們，我們可以摧毀革命，而這將是我們的失敗，如果古巴有成千上萬的不事勞作卻享有一切的寄生蟲”

[2]作者在這裏指的是切•格瓦拉在離開古巴之前發起的關於經濟問題的討論，這次討論極大地引起了歐尼斯特•曼德爾和夏爾•貝特蘭興趣。切的經濟學概念後來在蘇聯的壓力下被放棄。

（衛眾譯自《國際觀點》第386期，2007年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