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麗萍三進三出牢獄

李永爵


 

[編者按:此文是李永爵同志懷念他的亡妻羅麗萍,在他生時寫下的。這樣的「三進三出牢獄」,其實也是他倆的共同遭遇。在悼念李同志逝世之時,特刊出此文以表達本刊同人對羅麗萍同志一生遭遇的同情與懷念。]

 

羅麗萍從小在綢廠做工,性格堅強,對人真誠,參加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托派)後,決心为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而奮鬥。她一生三次坐牢,苦難深重,第一次在敵偽時期,第二次在國民黨時期,第三次在解放後,她有一段傳奇式的坎坷史。

1944年上海淪陷期間,她所在的滬西一綢廠,由於廠裡無理開除工人,激起大家公憤,罷起工來,老闆報告了敵偽巡捕房,於是羅和秋等幾個工人代表被抓了去,嚴刑逼供,要她們承認是共產黨,但她們絲毫不怕威嚇,堅持說工廠無理開除工人,大家生活無保障,只好去跟老闆說理而已,巡捕房盤問不出什麼來。幾個工人代表被抓後,工人們憤怒不已,有個新工友自告奮勇,每天送飯到捕房去給他們吃。她名叫楊玉瓊,廣東人,戴著一付眼鏡,知識份子模樣,因而引起了巡捕房密探的注意,懷疑她就是共產黨,來煽動罷工的,敵偽便把她抓了起來。原來這位楊玉瓊是個歸國華僑,愛好體育運動,曾是廣東省女籃隊員,參加過全國運動會,後來她參加托派組織後,來到上海學習,響應托派到工人中去的號召,才進綢廠做工不久,就發生了這次罷工,她非常激動,熱情為被捕工友送飯,萬萬沒有想到自己也會被逮捕!她從未經受過考驗,被捕後一經嚴刑打,便神經失常,竟然供出了托派中央劉耀如家裡的地址來。

當大家知道綢廠出事,楊玉瓊被捕後,組織認為她未經考驗,要注意防範,她所知道的人都要及時撤離!果然不出所料,敵偽派出軍警去抓劉耀如,可幸劉已及時撤離了,敵偽沒法,瘋狂搜捕,只抓到租房的擔保人高擎宇,和住在同屋亭子間的兩個20出頭的青年人:劉江和李堅,把他們抓到福州路上海警察總局,由敵偽的特高科作破獲共黨大案審理!

高擎宇是個托派,他商人模樣,能說會道,只說給同鄉老劉租屋蓋過保,其他的事一概不知,敵偽在他身上怎樣也問不出所以然來;兩個青年也是托派,雖被嚴刑毒打,灌水迫供,打得鼻青眼腫,死去活來,但怎樣也追問不出劉耀如的下落。這三位不幸被捕的同志,堅持鬥爭,再也沒有牽連到其他人。敵偽後來明知他們並非共產黨,但對托派也毫不放過,雖然一無所獲,只好先把巡捕房關押的幾個工人代表放了。之後,敵偽毫無辦法,只好把這四個人都交保釋放了。

值得一記的還有一段險情:得知楊被捕後,大家紛紛疏散,中領導人彭述之躲到高擎宇所在的商行的宿舍裡,那天晚上突然聽到樓下激烈的敲門聲,他立即驚醒,連忙穿上衣服摺好被子,迅速爬到天臺上,並從本樓爬到隔壁又隔壁的天台去!因而躲過了一場浩劫,否則被日本帝國主義者抓去,就不堪想了!後來在彭的夫人陳碧蘭的《我的回憶》中,也有記載此事。

原來羅麗萍與李堅並不認識,如今卻因廠裡罷工牽連他們,大家成了真擎的難友,逐步建立了感情,俗話說有情人終成眷屬,抗戰勝利後,羅和李結婚了,他們在獄中相識,真個是獄為媒啊!在托派同志中,一時傳為佳話。

抗戰勝利後,羅仍在綢廠做工,李辦了一所民校,開展掃盲運動,他們的日子過得不錯。1948年冬,正當他們高高興興地歡慶結婚一周年的那天晚上,國民黨的軍警把他倆抓去了!那時候國民黨在戰場上兵敗如山倒,在上海則到處亂抓人,原來國民黨到立信會計學校抓共產黨,曾在該校讀過書的阿陶,受到牽連,陶是托派,人已去了廣東,不在上海,軍警只在她房裡搜出許多托派刊物,又看到李的結婚照,因而牽連到李家,不問青紅皂白,便把李堅和羅麗萍抓去,關押到威海衛路一處臨時拘留所裡,他們根本與此案毫無關係。羅被關押幾天後放了出來,李則被押到北四川路國民黨的警備司令總部大牢裡,這裡是反動派屠殺革命志士仁人的大本營,當年為了鎮壓電車工人罷工,王孝和烈士就是從這大牢裡被拖出去槍斃的。當時有個《觀察》雜誌,蔣介石認為它洩露了軍事秘密,於是下令把雜誌封了,把編輯和到雜誌社去的人統統抓起來,一抓就是幾十人!國民黨反動派對托派也毫不放過,但李與此案毫無關係,羅出獄後,在外邊膽子更大,出入警備部、警察局,橫衝直撞,並與其他一些被捕的家屬四出奔走營救,使得輿論然,1949211日大公報刊出《政治犯百名  家屬盼早釋》的報導,其中就有李的名字,被押者家屬具呈市參議會轉警備部請求早日審理釋放。國民黨當局無奈,幾個月後李才准於交保釋放。

1949年春,國民黨已兵敗如山倒,上海處處瘋狂抓人,李堅出獄後,隨時有再遭逮捕的危險,夫婦商量,決定離開上海,暫回南方阿李的老家去。

他們回到廣州,與阿李的父母在一起,羅進了廣州毛麻廠,李在米廠做會計,生活上一下子安定下來了。羅從未織過麻紗,以為進廠後要學一下才行,那曉得織機都是一樣的原理,而且織綢更比織麻精細得多,所以一上機就能操作了。她在廠裡雖然言語不通,人事陌生,可是由於她對人真誠,工友們都很喜歡這位上海人,很快就結交了幾位要好的工友。那時廣州已臨近解放,國民黨的官僚把資金抽走,不久工廠便關閉了。後來羅與其他幾個工友一起去香港一紗廠工作,直到廣州解放後,毛麻廠復工才回到廣州來。

解放後的毛麻廠開展勞動競賽,搞得熱火朝天的,羅積極工作,產量高,質量好,多次受到廠部表揚;李堅在米廠做會計,在三反五反運動中,站穩立場,揭發了資本家偷稅漏稅的違法行為,為社會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滿以為可以太平無事了,其實這不過是主觀願望而已,中國托派長期被中共污蔑為漢奸、特務、間諜……十惡不赦,當年斯大林反托的殘酷歷史,必將在新中國重新上演,一場更大的災難正等待著他們啊!她非常懊悔:去了香港為什麼又鬼使神差地回到大陸來?如今再想出去也沒有辦法了,只有束手待擒,任由厄運去擺佈而已。

19521222日,正當他們虎視眈眈地迎來結婚五周年紀念的那天晚上,他倆雙雙被捕了,這是他們第三次被捕!原來在他們被捕的同一天,全國托派被共產黨一網打盡!羅李因有上兩次被捕的經驗,遇事並不驚恐,鎮定自若,自己一生光明磊落,沒有幹過為非作歹的事!兒子和媳婦的被捕,受害最慘的是那年老的雙親,那時候家人被抓,不知去向,無法接見,生死不明,禍從天降!他母親天天求神拜佛,盼星星盼月亮,盼他們平安歸來,幾乎成了瘋老太!其父不久中風,還等不到兒子刑滿釋放,已含恨離開了人世!

他們被關押第二天,開始審訊,跟過去在敵偽和國民黨監獄審訊不同,讓你坐在矮凳子上,好像心平氣和的樣子,要你交待罪行,反覆說什麼: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我沒有殺人放火,沒有幹過壞事。李堅說。

“你是反革命,罪惡深重。”

“我沒有反對革命。”

“你反對共產黨,就是反革命。”

“我沒有反對共產黨,只是政見不同而已,你們容不得不同政見者。”

開始審訊還讓你爭論幾句,後來就不耐煩了,但他們不像敵偽或國民黨那樣拳打腳踢,用刑逼供,而是採用更殘酷的辦法:疲勞轟炸!幾個人審了個把鐘頭,又換一批人來審,有幾次被連續五六小時之久,使你疲勞不堪,昏頭昏腦,神經錯亂,言語失常,比之挨幾下拳腳還更難受!那時他只抱著一個宗旨:絕不出賣同志!革命者寧可犧牲自己,一切由自己擔當起來,出賣同志是最卑鄙的!其實,我們被捕那天晚上,全中國的托派及其同情者都在同一時間被關進大牢了。

後來,審訊人員乾脆對你說出某人在某地與你見過面,人家都交待了,你還隱瞞什麼?我便知道某人也被捕了,於是才談與他的關係,也不過是在一起學習討論過什麼問題等等。李堅被單獨囚禁,日夜戴著腳鐐手銬,坐臥不得安寧,吃飯解手也不自在,這也是一種逼供的刑罰!直到他開了口,才解除手銬,個把月後才卸下廿幾斤重的腳鐐,後來再沒有提審過。

一年多後,他們才莫須有地被判反革命罪,勞動改造,羅判刑5年,李判刑15年,李堅衝著法官說:我沒有反對革命!那些戴著眼鏡的法官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說:可以上訴。如今是共產黨的天下,天下烏鴉一樣黑,到那裡去上訴啊!

宣判後不久,他們被押送去湖北勞改。一天早上,羅被帶出監獄,兩個人意外地重逢了!他們用驚喜的眼光對視著,好久好久!雖然不許講話,但眼神代替了語言,好像在互相鼓勵著:堅強點,沒什麼可怕的!在火車上,押送人員讓他倆坐在一起,同扣在一付手銬上,這也許算是人道主義待遇吧,好好一對年輕夫婦,已被隔離囚禁一年多,以後還不知再隔離多少年!他們依偎在一起,心情無比激動,該有多少話兒要說啊,唯有盡在不言中。從廣州到武漢,車行30多小時,借著火車的隆隆響聲,他們細聲地耳語著。羅知道丈夫判了15年刑,此去不知能否再活著回來?今生今世不知能否再見面?想到那悲慘的命運,她忍不住淚水直流,但絕不能哭啊,無論如何也要使丈夫放心。她親切地對他說:我等著你,不管1020年或者更久更久!

他們在武漢二監獄停留了幾天,等待中南區部分托派集中一起,然後分配到各處勞改,羅被分配在二監獄被服廠,李在漢陽新生磚瓦廠。他們又依依不捨地分了手……

19575月,羅刑滿釋放後,又從廣州回到上海,與她80高齡的老母共同生活,妹妹介紹她到綢廠做臨時工,她便天天大清早站在廠門口,等待有人請假缺勤,就進廠幹一天活拿一天工資。後來逐漸做熟了,也由於她是綢廠出身,技術比人好,工作踏實,廠裡對她很不錯,一年多下來,恰逢有個轉正的機會,便把她轉為正式工人,生活才算安定下來。

羅的轉正,與她隱瞞被捕的歷史有關,那是階級鬥爭為綱年代,如果廠方知道她是個勞改釋放犯,就肯定不會轉正了。但這個隱瞞也是暫時的,58年開始反右,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她再不能瞞下去了,只好作了交待,當時還得到坦白從寬的處理,不予追究。但到了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她被列入另冊,成為五類分子,有一次要把她遣送到農村去,她沒有家鄉,從小就在城裡,一個女子如今要被送到千里迢迢的西北邊陲去開荒,這是什麼世道啊!幸而工廠要生產,需要技術工人,才把她留了下來,沒有去成,逃過了一次災難。聽說那些被強行遣送去雲南開荒的人,十之八九有去無回的。然而,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來了,一場更大的災難來了!她又被揪了出來,打倒反革命的大標語、大字報貼在廠裡,貼到家門口,慘遭批鬥,不是幾天、幾星期,而是了無時日,批鬥別人時也要她陪鬥。階級鬥爭越抓越緊,每天除了繁重的勞動外,還要她交待罪行,檢討批判,接受群眾監督改造。廠裡給她做最壞的機子,卻要織出優質高產的絲綢,否則就是破壞生產!在如此殘酷的迫害下,她日不思食,夜不能眠,精神處於極度緊張狀態,她再也支撐不住了,幾次昏倒,後來發現舌頭上長了一顆黃豆大的東西,起先到地段醫院看病,只開了一些消炎藥服用,後來病情惡化,到大醫院去切片檢查,才知道她已不幸患了舌癌!那時候醫院還不知她是牛鬼蛇神,仍及時給她切除了淋巴腺,進行電療,搶救了她垂危的生命,否則更不堪想了!從此以後,她長期病休在家,拿六折工資。然而,無產階級專政還是不放過這個身患絕症的女子,還是要她屈辱地每天跟其他五類分子一道去掃街!

更不幸的是,她還株連九族:她的弟弟,原來開小裁縫店的,因托他為《青年與婦女》雜誌在郵局開戶蓋了個保,文革時就把他弟弟打入五類分子,被管制多年!每天勞動下班後還要打掃廁所和工廠衛生,別人升級加工資沒有他的份,弟弟有四個孩子,一家六口饑寒交迫。羅那時每月32元工資,總是送弟弟10元,寄廣東公婆10元,自己只留下12元使用;還有受株連的,就是她的妹妹,曾介紹她進廠做臨時工的,與托派毫無關係,也藉故把她送去勞教四年!妹妹的兩個小孩只好寄養在老工人家裡,羅時常去看望他們,像自己的子女一樣的關懷備至。

由於蘇聯赫魯曉夫上台,批判斯大林,中共對托派問題當然有所考慮,1956年的政治形勢似乎寬鬆了些,政府組織托派同案人在武漢參觀學習,57年提前釋放了一批刑期短的,刑期較長的女的假釋,一些男的減了刑,李堅也被減刑五年,減刑書上寫著:勞動積極,挑磚每擔30。幹部公然對大家說:你們這個案子今冬明春全部解決。

19578月,政府組織各地留下來的一批托派,到全國參觀學習,李堅也參加了,一行共20餘人,先在上海集合,然後到北京、瀋陽、鞍山、撫順、武漢,參觀了六大城市,50多個單位,歷時一個多月,走遍了半個中國。參觀回來後,大家滿懷希望,以為將會恢復自由了。然而,政治形勢卻越來越嚴峻,所謂今冬明春解決問題已成謊言。

1957年反右,接著大躍進、大辦鋼鐵、大辦人民公社,大放衛星等等一系列政策上的失誤,致使國民經濟陷入困境。從此以後,階級鬥爭的弦越拉越緊,後來刑滿釋放的李堅也不准回上海大城市,要留廠就業,就是說必需留在勞改工廠,幹勞改時一樣的工作,只是給你發點工資,到飯堂去吃飯,晚上照樣學習兩小時,改造思想。平時不准出監獄大門,休息天經批准後可以外出走走,但要按時歸隊,每年有半個月的探親假。難怪人們說:“勞改有期,就業無期”了。

李堅原判15年,57年減刑5年,62年刑滿留廠就業,可以說是釋而不放!每年半個月的親假期,他總是先回廣州看望老母親,然後立即趕去上海,與妻團聚,匆匆忙忙,又得趕回廠去上班。幾十年來都過著這樣兩地分居、人各一方的生活!每當羅想到有朝一日丈夫回到上海,沒有工作,沒有勞保,以後的日子怎麼過啊?於是她更加節衣縮食,有時一隻雞蛋也分作兩餐吃……

1962年底,李堅刑滿,但還戴上反革命帽子。1983年,李堅看著一些相處三十多年的難友回歸故里,與親人團聚。而他卻有家歸不得,因為他的妻子居住在上海大城市,不准回去,焦急萬分。幸而他姊姊在美國,華僑家屬可以優待。過去,海外關係,談虎色變,很多人深受其害。現在則相反,經過他姊姊多次去函僑委會要求落實政策,李堅才被批准回上海定居,夫妻團聚。他們從52年被捕分手後,到83年重新團聚,足足分離31年之久!人的一生能有幾個31年啊!這是什麼世道!

李堅回滬後,沒有退休金,廠裡每月只發21.5元生活費,沒有醫療勞保!這21.5元生活費,只夠每天吃兩碗麵條!20年後,也只增加到121元,相當於最低限度的生活費的三分之一!同樣拿這點無法生活的生活費的人還有姜平等人,他們曾寫信向總書記反映情況,要求落實政策,這些信從中央轉到勞改單位,勞改單位回信說:我們過去是根據紅頭文件處理的,石沉大海!而上海最後一批同案釋放後的待遇,卻大不相同,不僅分配住房,有醫療勞保,而且每月的生活費也比他們高幾倍!政策是寬大不寬小!

羅麗萍望穿秋水,等了31個年,李堅回家後,在居委會搞文教工作,發揮餘熱,夫妻雙雙以為可以安度晚年了,但僅僅過了五個年頭,由於羅在這幾十年間受盡迫害與折磨,癌細胞已經轉移到腹部,醫學也回天乏術,19881111日羅便含恨離開了人世間!這一對摯愛夫妻,只由於追求真理,參加了托派,光明磊落,卻一生坎坷,三進三出牢獄大門,真是世間罕見!

                            [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