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此文是李永爵同志懷念他的亡妻羅麗萍，在他生時寫下的。這樣的「三進三出牢獄」，其實也是他倆的共同遭遇。在悼念李同志逝世之時，特刊出此文以表達本刊同人對羅麗萍同志一生遭遇的同情與懷念。]

羅麗萍從小在綢廠做工，性格堅強，對人真誠，參加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托派）後,決心为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而奮鬥。她一生三次坐牢，苦難深重，第一次在敵偽時期，第二次在國民黨時期，第三次在解放後，她有一段傳奇式的坎坷史。

1944年上海淪陷期間，她所在的滬西一綢廠，由於廠裡無理開除工人，激起大家公憤，罷起工來，老闆報告了敵偽巡捕房，於是羅和魏秋等幾個工人代表被抓了去，嚴刑逼供，要她們承認是共產黨，但她們絲毫不怕威嚇，堅持說工廠無理開除工人，大家生活無保障，只好去跟老闆說理而已，巡捕房盤問不出什麼來。幾個工人代表被抓後，工人們憤怒不已，有個新工友自告奮勇，每天送飯到捕房去給他們吃。她名叫楊玉瓊，廣東人，戴著一付眼鏡，知識份子模樣，因而引起了巡捕房密探的注意，懷疑她就是共產黨，來煽動罷工的，敵偽便把她抓了起來。原來這位楊玉瓊是個歸國華僑，愛好體育運動，曾是廣東省女籃隊員，參加過全國運動會，後來她參加托派組織後，來到上海學習，響應托派“到工人中去”的號召，才進綢廠做工不久，就發生了這次罷工，她非常激動，熱情為被捕工友送飯，萬萬沒有想到自己也會被逮捕！她從未經受過考驗，被捕後一經嚴刑拷打，便神經失常，竟然供出了托派中央劉耀如家裡的地址來。

當大家知道綢廠出事，楊玉瓊被捕後，組織認為她未經考驗，要注意防範，她所知道的人都要及時撤離！果然不出所料，敵偽派出軍警去抓劉耀如，可幸劉已及時撤離了，敵偽沒法，瘋狂搜捕，只抓到租房的擔保人高擎宇，和住在同屋亭子間的兩個20出頭的青年人：劉江和李堅，把他們抓到福州路上海警察總局，由敵偽的“特高科”作破獲共黨大案審理！

高擎宇是個托派，他商人模樣，能說會道，只說給同鄉老劉租屋蓋過保，其他的事一概不知，敵偽在他身上怎樣也問不出所以然來；兩個青年也是托派，雖被嚴刑毒打，灌水迫供，打得鼻青眼腫，死去活來，但怎樣也追問不出劉耀如的下落。這三位不幸被捕的同志，堅持鬥爭，再也沒有牽連到其他人。敵偽後來明知他們並非共產黨，但對托派也毫不放過，雖然一無所獲，只好先把巡捕房關押的幾個工人代表放了。之後，敵偽毫無辦法，只好把這四個人都交保釋放了。

值得一記的還有一段險情：得知楊被捕後，大家紛紛疏散，中國托派領導人彭述之躲到高擎宇所在的商行的宿舍裡，那天晚上突然聽到樓下激烈的敲門聲，他立即驚醒，連忙穿上衣服摺好被子，迅速爬到天臺上，並從本樓爬到隔壁又隔壁的天台去！因而躲過了一場浩劫，否則被日本帝國主義者抓去，就不堪設想了！後來在彭的夫人陳碧蘭的《我的回憶》中，也有記載此事。

原來羅麗萍與李堅並不認識，如今卻因廠裡罷工牽連他們，大家成了真擎的難友，逐步建立了感情，俗話說“有情人終成眷屬”，抗戰勝利後，羅和李結婚了，他們在獄中相識，真個是“獄為媒”啊！在托派同志中，一時傳為佳話。

抗戰勝利後，羅仍在綢廠做工，李辦了一所民校，開展掃盲運動，他們的日子過得不錯。1948年冬，正當他們高高興興地歡慶結婚一周年的那天晚上，國民黨的軍警把他倆抓去了！那時候國民黨在戰場上兵敗如山倒，在上海則到處亂抓人，原來國民黨到立信會計學校抓共產黨，曾在該校讀過書的阿陶，受到牽連，陶是托派，人已去了廣東，不在上海，軍警只在她房裡搜出許多托派刊物，又看到李的結婚照，因而牽連到李家，不問青紅皂白，便把李堅和羅麗萍抓去，關押到威海衛路一處臨時拘留所裡，他們根本與此案毫無關係。羅被關押幾天後放了出來，李則被押到北四川路國民黨的警備司令總部大牢裡，這裡是反動派屠殺革命志士仁人的大本營，當年為了鎮壓電車工人罷工，王孝和烈士就是從這大牢裡被拖出去槍斃的。當時有個《觀察》雜誌，蔣介石認為它洩露了軍事秘密，於是下令把雜誌封了，把編輯和到雜誌社去的人統統抓起來，一抓就是幾十人！國民黨反動派對托派也毫不放過，但李與此案毫無關係，羅出獄後，在外邊膽子更大，出入警備部、警察局，橫衝直撞，並與其他一些被捕的家屬四出奔走營救，使得輿論嘩然，1949年2月11日大公報刊出《政治犯百名  家屬盼早釋》的報導，其中就有李的名字，被押者家屬具呈市參議會轉警備部請求早日審理釋放。國民黨當局無奈，幾個月後李才准於交保釋放。

1949年春，國民黨已兵敗如山倒，上海處處瘋狂抓人，李堅出獄後，隨時有再遭逮捕的危險，夫婦商量，決定離開上海，暫回南方阿李的老家去。

他們回到廣州，與阿李的父母在一起，羅進了廣州毛麻廠，李在米廠做會計，生活上一下子安定下來了。羅從未織過麻紗，以為進廠後要學一下才行，那曉得織機都是一樣的原理，而且織綢更比織麻精細得多，所以一上機就能操作了。她在廠裡雖然言語不通，人事陌生，可是由於她對人真誠，工友們都很喜歡這位上海人，很快就結交了幾位要好的工友。那時廣州已臨近解放，國民黨的官僚把資金抽走，不久工廠便關閉了。後來羅與其他幾個工友一起去香港一紗廠工作，直到廣州解放後，毛麻廠復工才回到廣州來。

解放後的毛麻廠開展勞動競賽，搞得熱火朝天的，羅積極工作，產量高，質量好，多次受到廠部表揚；李堅在米廠做會計，在“三反五反”運動中，站穩立場，揭發了資本家偷稅漏稅的違法行為，為社會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滿以為可以太平無事了，其實這不過是主觀願望而已，中國托派長期被中共污蔑為漢奸、特務、間諜……十惡不赦，當年斯大林反托的殘酷歷史，必將在新中國重新上演，一場更大的災難正等待著他們啊！她非常懊悔：去了香港為什麼又鬼使神差地回到大陸來？如今再想出去也沒有辦法了，只有束手待擒，任由厄運去擺佈而已。

1952年12月22日，正當他們虎視眈眈地迎來結婚五周年紀念的那天晚上，他倆雙雙被捕了，這是他們第三次被捕！原來在他們被捕的同一天，全國托派被共產黨“一網打盡”！羅李因有上兩次被捕的經驗，遇事並不驚恐，鎮定自若，自己一生光明磊落，沒有幹過為非作歹的事！兒子和媳婦的被捕，受害最慘的是那年老的雙親，那時候家人被抓，不知去向，無法接見，生死不明，禍從天降！他母親天天求神拜佛，盼星星盼月亮，盼他們平安歸來，幾乎成了瘋老太！其父不久中風，還等不到兒子刑滿釋放，已含恨離開了人世！

他們被關押第二天，開始審訊，跟過去在敵偽和國民黨監獄審訊不同，讓你坐在矮凳子上，好像心平氣和的樣子，要你交待罪行，反覆說什麼：“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我沒有殺人放火，沒有幹過壞事。”李堅說。

“你是反革命，罪惡深重。”

“我沒有反對革命。”

“你反對共產黨，就是反革命。”

“我沒有反對共產黨，只是政見不同而已，你們容不得不同政見者。”

開始審訊還讓你爭論幾句，後來就不耐煩了，但他們不像敵偽或國民黨那樣拳打腳踢，用刑逼供，而是採用更殘酷的辦法：疲勞轟炸！幾個人審了個把鐘頭，又換一批人來審，有幾次被連續五六小時之久，使你疲勞不堪，昏頭昏腦，神經錯亂，言語失常，比之挨幾下拳腳還更難受！那時他只抱著一個宗旨：絕不出賣同志！革命者寧可犧牲自己，一切由自己擔當起來，出賣同志是最卑鄙的！其實，我們被捕那天晚上，全中國的托派及其同情者都在同一時間被關進大牢了。

後來，審訊人員乾脆對你說出某人在某地與你見過面，人家都交待了，你還隱瞞什麼？我便知道某人也被捕了，於是才談與他的關係，也不過是在一起學習討論過什麼問題等等。李堅被單獨囚禁，日夜戴著腳鐐手銬，坐臥不得安寧，吃飯解手也不自在，這也是一種逼供的刑罰！直到他開了口，才解除手銬，個把月後才卸下廿幾斤重的腳鐐，後來再沒有提審過。

一年多後，他們才莫須有地被判“反革命罪”，勞動改造，羅判刑5年，李判刑15年，李堅衝著法官說：“我沒有反對革命！”那些戴著眼鏡的法官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說：“可以上訴。”如今是共產黨的天下，天下烏鴉一樣黑，到那裡去上訴啊！

宣判後不久，他們被押送去湖北勞改。一天早上，羅被帶出監獄，兩個人意外地重逢了！他們用驚喜的眼光對視著，好久好久！雖然不許講話，但眼神代替了語言，好像在互相鼓勵著：“堅強點，沒什麼可怕的！”在火車上，押送人員讓他倆坐在一起，同扣在一付手銬上，這也許算是人道主義待遇吧，好好一對年輕夫婦，已被隔離囚禁一年多，以後還不知再隔離多少年！他們依偎在一起，心情無比激動，該有多少話兒要說啊，唯有盡在不言中。從廣州到武漢，車行30多小時，借著火車的隆隆響聲，他們細聲地耳語著。羅知道丈夫判了15年刑，此去不知能否再活著回來？今生今世不知能否再見面？想到那悲慘的命運，她忍不住淚水直流，但絕不能哭啊，無論如何也要使丈夫放心。她親切地對他說：“我等著你，不管10年20年或者更久更久！”

他們在武漢二監獄停留了幾天，等待中南區部分托派集中一起，然後分配到各處勞改，羅被分配在二監獄被服廠，李在漢陽新生磚瓦廠。他們又依依不捨地分了手……

1957年5月，羅刑滿釋放後，又從廣州回到上海，與她80高齡的老母共同生活，妹妹介紹她到綢廠做臨時工，她便天天大清早站在廠門口，等待有人請假缺勤，就進廠幹一天活拿一天工資。後來逐漸做熟了，也由於她是綢廠出身，技術比人好，工作踏實，廠裡對她很不錯，一年多下來，恰逢有個轉正的機會，便把她轉為正式工人，生活才算安定下來。

羅的轉正，與她隱瞞被捕的歷史有關，那是“階級鬥爭為綱”年代，如果廠方知道她是個“勞改釋放犯”，就肯定不會轉正了。但這個隱瞞也是暫時的，58年開始“反右”，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她再不能瞞下去了，只好作了交待，當時還得到“坦白從寬”的處理，不予追究。但到了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她被列入“另冊”，成為“五類分子”，有一次要把她遣送到農村去，她沒有家鄉，從小就在城裡，一個女子如今要被送到千里迢迢的西北邊陲去開荒，這是什麼世道啊！幸而工廠要生產，需要技術工人，才把她留了下來，沒有去成，逃過了一次災難。聽說那些被強行遣送去雲南開荒的人，十之八九有去無回的。然而，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來了，一場更大的災難來了！她又被揪了出來，“打倒反革命”的大標語、大字報貼在廠裡，貼到家門口，慘遭批鬥，不是幾天、幾星期，而是了無時日，批鬥別人時也要她陪鬥。“階級鬥爭”越抓越緊，每天除了繁重的勞動外，還要她交待罪行，檢討批判，接受群眾監督改造。廠裡給她做最壞的機子，卻要織出優質高產的絲綢，否則就是破壞生產！在如此殘酷的迫害下，她日不思食，夜不能眠，精神處於極度緊張狀態，她再也支撐不住了，幾次昏倒，後來發現舌頭上長了一顆黃豆大的東西，起先到地段醫院看病，只開了一些消炎藥服用，後來病情惡化，到大醫院去切片檢查，才知道她已不幸患了舌癌！那時候醫院還不知她是“牛鬼蛇神”，仍及時給她切除了淋巴腺，進行電療，搶救了她垂危的生命，否則更不堪設想了！從此以後，她長期病休在家，拿六折工資。然而，“無產階級專政”還是不放過這個身患絕症的女子，還是要她屈辱地每天跟其他“五類分子”一道去掃街！

更不幸的是，她還“株連九族”：她的弟弟，原來開小裁縫店的，因托他為《青年與婦女》雜誌在郵局開戶蓋了個保，“文革”時就把他弟弟打入“五類分子”，被管制多年！每天勞動下班後還要打掃廁所和工廠衛生，別人升級加工資沒有他的份，弟弟有四個孩子，一家六口饑寒交迫。羅那時每月32元工資，總是送弟弟10元，寄廣東公婆10元，自己只留下12元使用；還有受株連的，就是她的妹妹，曾介紹她進廠做臨時工的，與托派毫無關係，也藉故把她送去勞教四年！妹妹的兩個小孩只好寄養在老工人家裡，羅時常去看望他們，像自己的子女一樣的關懷備至。

由於蘇聯赫魯曉夫上台，批判斯大林，中共對托派問題當然有所考慮，1956年的政治形勢似乎寬鬆了些，政府組織托派同案人在武漢參觀學習，57年提前釋放了一批刑期短的，刑期較長的女的假釋，一些男的減了刑，李堅也被減刑五年，減刑書上寫著：“勞動積極，挑磚每擔30塊”。幹部公然對大家說：“你們這個案子今冬明春全部解決。”

1957年8月，政府組織各地留下來的一批托派，到全國參觀學習，李堅也參加了，一行共20餘人，先在上海集合，然後到北京、瀋陽、鞍山、撫順、武漢，參觀了六大城市，50多個單位，歷時一個多月，走遍了半個中國。參觀回來後，大家滿懷希望，以為將會恢復自由了。然而，政治形勢卻越來越嚴峻，所謂“今冬明春解決問題”已成謊言。

1957年反右，接著大躍進、大辦鋼鐵、大辦人民公社，大放衛星等等一系列政策上的失誤，致使國民經濟陷入困境。從此以後，階級鬥爭的弦越拉越緊，後來刑滿釋放的李堅也不准回上海大城市，要留廠就業，就是說必需留在勞改工廠，幹勞改時一樣的工作，只是給你發點工資，到飯堂去吃飯，晚上照樣學習兩小時，改造思想。平時不准出監獄大門，休息天經批准後可以外出走走，但要按時歸隊，每年有半個月的探親假。難怪人們說：“勞改有期，就業無期”了。

李堅原判15年，57年減刑5年，62年刑滿留廠就業，可以說是釋而不放！每年半個月的親假期，他總是先回廣州看望老母親，然後立即趕去上海，與妻團聚，匆匆忙忙，又得趕回廠去上班。幾十年來都過著這樣兩地分居、人各一方的生活！每當羅想到有朝一日丈夫回到上海，沒有工作，沒有勞保，以後的日子怎麼過啊？於是她更加節衣縮食，有時一隻雞蛋也分作兩餐吃……

1962年底，李堅刑滿，但還戴上“反革命”帽子。1983年，李堅看著一些相處三十多年的難友回歸故里，與親人團聚。而他卻有家歸不得，因為他的妻子居住在上海大城市，不准回去，焦急萬分。幸而他姊姊在美國，華僑家屬可以優待。過去，海外關係，談虎色變，很多人深受其害。現在則相反，經過他姊姊多次去函僑委會要求落實政策，李堅才被批准回上海定居，夫妻團聚。他們從52年被捕分手後，到83年重新團聚，足足分離31年之久！人的一生能有幾個31年啊！這是什麼世道！

李堅回滬後，沒有退休金，廠裡每月只發21.5元生活費，沒有醫療勞保！這21.5元生活費，只夠每天吃兩碗麵條！20年後，也只增加到121元，相當於最低限度的生活費的三分之一！同樣拿這點無法生活的“生活費”的人還有姜平等人，他們曾寫信向總書記反映情況，要求落實政策，這些信從中央轉到勞改單位，勞改單位回信說：“我們過去是根據紅頭文件處理的”，石沉大海！而上海最後一批同案釋放後的待遇，卻大不相同，不僅分配住房，有醫療勞保，而且每月的生活費也比他們高幾倍！政策是寬大不寬小！

羅麗萍望穿秋水，等了31個年，李堅回家後，在居委會搞文教工作，發揮餘熱，夫妻雙雙以為可以安度晚年了，但僅僅過了五個年頭，由於羅在這幾十年間受盡迫害與折磨，癌細胞已經轉移到腹部，醫學也回天乏術，1988年11月11日羅便含恨離開了人世間！這一對摯愛夫妻，只由於追求真理，參加了托派，光明磊落，卻一生坎坷，三進三出牢獄大門，真是世間罕見！

                            [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