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在幾十年間,尤其是在全國掌權以後,曾製造出無數的冤假錯案(包括許多的文字獄,和對不同政見者的迫害),在日益強大的洶湧群情壓力下,它終於被迫在1978年宣稱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要平反冤假錯案。

    雖然這項宣佈姍姍來遲,而且言非必行,即使有行動也是有選擇性、局限性的;但這卻逐漸激起了民間的特別是史學界的迴響,紛紛撰文探討中國歷史上的冤假錯案。

    其中有一位學者曾憲新先生,以《中國托派不是漢奸》為題的文章,刊登在北京的《百年潮》2005年第二期的《史事辨證》一欄上。本刊於同年第2/3期合刊中,刊出了《史學界平反「中國托派是漢奸」錯案》一文,介紹了曾先生這篇文章。該文證實:「經歷多方的查證研究,眾多黨史研究工作者對此(指「中國托派是漢奸」—引者)持否定態度。」

中共對托洛茨基評價的轉變

    在中共對托洛茨基的評價方面,也從完全否定逐漸轉變到正面肯定其歷史地位。馬長虹先生寫的《中共對托洛茨基評價的轉變》一文(刊於《炎黃春秋》2006年第7期)便對此作了具體的敍述。本文以下的所有關於「轉變」的敍述,俱引自馬先生這篇文章。

    文章首先指出:「自上世紀20年代末以來的近80年時間裡,在整整幾代人心目中,托洛茨基或『托派』都是反動或反革命的代名詞。這並不奇怪,因為早在中共1929年10月的《中央關於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中，就有托洛茨基反對派『積極地在政治上,組織上,各方面來攻擊黨,破壞黨』的定性,在毛澤東的著名文章《論持久戰》中,甚至有『漢奸托派』這樣的字眼。

    中共對托洛茨基的評價,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和黨史、共運史研究的深入,幾十年來有著一個巨大的轉變過程。這些轉變集中體現在毛澤東著作及一些官方的權威黨史著作中。

    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針對托洛茨基的注釋是這樣寫的:『托洛茨基集團,原是俄國工人運動中的一個反對列寧主義的派別,後來墮落成為完全反革命的匪幫。現時的托洛茨基主義,並不是工人階級中的政治派別,而是一夥無原則的和無思想的暗害者、破壞者、偵探間諜、殺人兇手的匪幫,是受外國偵探機關僱用而活動的工人階級死敵的匪幫。 』。注釋絕口不提托洛茨基在蘇聯革命和建設中的巨大功勛。

    1989年以後,國內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共對托洛茨基的評價也逐步地發生了微妙的較客觀的轉變,這種轉變體現在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上引該文)關於托洛茨基的注釋,修改為如下內容中:『托洛茨基(1879-1940),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曾任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列寧逝世後,反對列寧關於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路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清除出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托洛茨基進行了許多分裂和破壞活動。』

    從注釋內容的整體來看,對托洛茨基的評價依然是負面的。但是,這裏有兩個改變:一、注釋中加入了一句很重要的話,『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曾任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二、刪去了原注釋中大量醜化和誣衊性詞彙。

    更大的改變接踵而至,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澤東文集》第一卷《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一文中,對托洛茨基的注釋又有所不同:『托洛茨基(1879-1940),曾任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中央政治局委員、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列寧逝世後,他反對列寧關於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路線,在聯共(布)黨內組織反對派,進行派別活動,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開除出黨。』

    注釋中又有了三個可喜的變化:一、肯定了托洛茨基在布爾什維克黨內的領導工作;二、頗帶蔑視色彩的『清除』出黨,改為了較中性的『開除』出黨,體現了中共對托洛茨基態度的溫和傾向;三、肯定了托洛茨基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歷史功績,刪去了原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進行了許多分裂和破壞活動』的不實之詞。僅就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的觀點而言,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新版《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就有這樣的表述:『托洛茨基對大革命後期蔣介石、汪精衛兩個集團的階級實質的認識,對他們將要叛變革命的判斷,對斯大林在指導中國革命中的錯誤的批評,有些是正確的或基本正確的』,『托洛茨基認為斯大林應對中國大革命的失敗負責。』

    但是,注釋中『列寧逝世後,他反對列寧關於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路線』這句評價並沒有改變,這是致命的。

    就在20世紀即將結束的時候，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一文中,第七卷《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一文中,均有對托洛茨基的注釋,對其評價終於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托洛茨基(1879-1940),十月革命時,任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中央政治局委員、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十月革命後,曾任外交人民委員、陸海軍人民委員、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等職。一九二六年十月聯共(布)中央全會決定,撤銷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一九二七年一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決定,撤銷他的執行委員職務,同年十一月被開除出黨。一九二九年一月被驅逐出蘇聯。一九四○年八月在墨西哥遭暗殺。』

    首先,也是最最重要的,這裡刪去了舊注釋中『反對列寧關於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路線』的評價,這等於說『反對列寧』是非真,如果是真實的,就不必刪去,正因為是非真,所以應刪去;事實上,托洛茨基非但沒有反對列寧,反而在一系列大是大非面前是列寧最可信賴的戰友,這從『列寧全集』中收錄的大量有關托洛茨基的文章和信件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其次,刪去了原注中『在聯共(布)黨內組織反對派,進行派別活動』的評價,肯定了托洛茨基一直顧全黨的團結的大局,致力於黨內民主建設的功績。托洛茨基始終認為自己是布爾什維克的一員,他與斯大林的鬥爭是黨內鬥爭;他從不籠統地否定多數派的政策,而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指出對方的錯誤,闡明自己的觀點,還為對方指出糾正錯誤的方法和正確途徑,預見對方的錯誤將導致的後果。他對多數派的批評都是一種建設性的批評。這與多數派一味謾罵、固執己見的作風大相徑庭。

第三,新注釋中對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之前及之後各個領域中的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逐一點出了他所擔任的重要職務。

第四,使用了『遭暗殺』字樣,體現了中共對托洛茨基之死的同情,否則的話,完全可以使用『被處決』。

至此,中共終於對托洛茨基有了一個較為客觀公正的評價。但是,想要扭轉幾十年來根植於人們頭腦中被歪曲的觀念恐怕比修改毛澤東著作中的注釋更艱難。這需要史學工作者本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原則,不斷與時俱進,有所創新,讓歷史中不再有『被遺忘的人物和空白點』。這是當代史學工作者的義務,更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責任。」

以上的敍述和闡釋的意見,充份體現出作者馬先生努力鑽研歷史的認真、客觀態度和難能可貴成果;儘管我們不認為中國共產黨是真正「偉大的」,有如馬先生大作中最後一句對它所加上的讚美形容詞那樣。

古語有云:「解鈴還須繫鈴人」!過去對托洛茨基所加上的污衊不實罪名,既然是由中共中央文件和中共最高領導人所作出的,則改正時也必須由中共正式文件宣佈,而不應只在一些文章的注釋中不動聲色地不斷作出修改更正,像上引的改動注釋那樣,儘管一次次的更改大體上表現出比以前的評價有所進步、務實。

對陳獨秀的平反

近幾年來,中國民間和學術界已掀起了平反陳獨秀的熱潮,對陳獨秀的好評如潮湧現。不久之前,中共的刊物《上海黨史與黨建》在2008年1月號上,也刊登了一篇「專稿」,《從黨的五大到八七會議》(副標題為《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第一次轉折》),此文據介紹是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2007年12月1日在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國家文物局和中共湖北省委在武漢召開的「從黨的五大到八七會議學術研討會」上所作的學術報告。

石先生認為:寫黨在大革命後期犯的錯誤,不要都算在陳獨秀一個人的賬上,讓他一個人負責;他犯錯誤的主要來源,一是共產國際來的,二是我們黨本身的。縱觀陳獨秀一生,功大於過,他的主要功績至少有這樣五點:

一是新文化運動的『總司令』,是高舉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的偉大旗手,他開啟了中國20世紀思想解放運動的先河。他提出的民主與科學兩大任務,迄今還是我們黨繼續努力的奮鬥目標。

二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立者。不是說黨的創立是『開天闢地』嗎?如果是這樣,陳獨秀就是『開天闢地』第一人和首要功臣。

三是中國共產黨五屆中央的主要領導人。他是領導中國共產黨屆數最多的。前後五屆,可能空前絕後。他領導我們黨從一個只有50多人的小組織變成了擁有近6萬人的大政黨,從那時起具有了廣泛的群眾基礎,僅此就功不可沒。

四是對中國歷史和社會的基本國情,用馬克思主義觀點進行初步研究,提出了怎樣進行中國革命若干有價值的重要理論觀點。

五是從投入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直至抗戰時去世,既坐過北洋軍閥的班房,也坐過國民黨反動派的大牢,兩個兒子都獻身於中國革命事業,對反動勢力一直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有高昂的民族氣節。這也是難能可貴的。

陳獨秀的錯誤主要是兩條。一條是前面講的大革命後期的嚴重右傾錯誤,但這是黨內路線是非問題,不是革命與不革命問題。另一條是參與托陳取消派。對於後一條的是非,目前也基本清楚了。第一,這主要涉及當年聯共(布)的黨內鬥爭,對於當年聯共(布)的黨內鬥爭,人家都不拘泥於幾十年前的『老皇歷』了,我們為甚麼不能與時俱進,重新審視這段歷史呢!?第二,陳獨秀參與托陳取消派,屬於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和意識形態的紛爭,盡管其看法有嚴重錯誤,但更多地屬於理論論爭,也不能因有這方面的錯誤而繼續『定罪』。第三,陳獨秀參與托陳取消派,盡管具有分裂黨的性質,但並沒有做危害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事情,沒有裡通外國的勾當。第四,對陳獨秀的分裂行為應與張國燾的分裂行徑加以區別,兩者的性質和情節是不一樣的。張國燾是明目張膽地成立『第二中央』,自封主席,擁立為『王』。『托陳取消派』是一種不贊同中共中央的路線和政策的派別活動,並沒有搞兩個『中央』。再則,張國燾在抗戰開始後就跑到蔣介石那裡去了,拿國民黨的津貼做事,而陳獨秀拒領國民黨的津貼,即使窮困潦倒,始終不為國民黨的金錢所誘惑。這點硬骨頭精神很不簡單,因此不能與張國燾等而視之。

基於對陳獨秀的上述功過分析,石先生以為是功大於過,可以「三七開」!(即是說:七分功,三分過――引者)。

最後,他認為,「現在到了全面評價陳獨秀功過的時候。2009年是陳獨秀誕辰130周年,我們黨史界從現在起就應當著手準備,為推進給陳獨秀平反,恢復黨籍和召開紀念學術研討會等活動做點工作。」

以上轉引的石先生這篇「專稿」,儘管是刊登在中共的重要刊物上,作出「擺事實,講道理」的論述,但仍然不能算是代表中共的正式態度。多年以來,中共最高領導人宣稱以民為本,執政為民,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平反冤假錯案,有錯必糾……;但人民一方面在聽其言,觀其行;另方面則要迫使他們言出必行,兌現其許諾,而絕不能空口說大話,讓人民只在望梅止渴,畫餅充飢。

譬如以中國托派所遭受對待來說,中共長期來污衊托派為「漢奸」、「帝國主義走狗」;在中共掌握全國政權後的1952年12月22日,在全國拘禁了中國所有的托派份子甚至其家人及同情者,其中有部份人更被無辜地剝奪去自由達二、三十年之久,罪名只是莫須有的「反革命」!對於托派這些冤假錯案,一手泡製的中共領導層必須立即加以平反,翻案,完全恢復他們的聲譽。只有這樣做,中共領導人才有可能是對此較為負責任的!

從托洛茨基、陳獨秀以至中國托派之逐漸得到史學界甚至官方出版物的翻案、平反,可以又一次證明:歷史是最公道的,被歪曲的事實終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到來,任何污衊誣捏都不能永遠得逞而不被揭穿改正。現時的這種重新評價(亦即是翻案、平反),不但只是對托洛茨基和陳獨秀兩人,也應該是對他倆的同志和托派的間接翻案、平反,只不過不願公開而正式地連帶說出吧了。歷史自有公論,公道自在人心,加上人民的努力和爭取,則完全水落石出的時候終將會到來的。

2008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