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斗争”和古巴的资本主义转化
曼．帕．奥特加
当前古巴的社会正面临危机。这只有在古巴生活一段时间之后才能体会得到。如果不掌握一定量的普通古巴民众无法获得的信息，无论怎样要得出这个结论都是很困难的。换句话说，因为信息的缺乏以及政府操控着所有的信息，要勾勒一幅适当的严肃的古巴现状的画面，是一个极度棘手的社会分析过程。
要试图描绘这样的画面，古巴民众除了归纳概括外别无选择。然而， 古巴民众能获得统计信息的方法非常原始且难以运用：这是个人经历的问题（根本不会冒犯别人，没有必要和其它的事情联系起来）；这是对出现在大众媒体上的信息（极端地被删减并受到控制）进行详尽分析的问题；这是有关以事实为基础，经口头流传，来自于群体或个人经历的自由评论的问题；最后，这也是有关一些玩笑 ----另外一种形式的评论的问题，这种评论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事实作为基础，其真实性有待核实，而正是这样的评论在某些主题上使得大多数有不同反应的人们从漠不关心到害怕。
古巴人民没有掌握多少有用的工具去抵御那些毫无价值的政府“提供的”被反复利用，而且还可以再反复利用的信息。有人可能会说现存的不同的政治体制都会做同样的事，这不是对待古巴人不同于世界其它国家民众的原因。但有两个有力的理由去反驳这两种现象：
§ 首先，公民们必须在他们所在的社会以及整个世界，为反对国家的霸权行为而斗争来拥有获得信息的各种渠道，这样他们的声音才能够被别人听到。
§ 其次，古巴历史上一直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但是，没有标准的多样化，没有言论的自由，没有组织辩论的自由，这种自由不仅仅只停留在理论上（那种来自对他人观点和理念的包容的自由而不是自由主义理论家们的抽象的自由），这样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空洞的术语。这样的社会主义甚至都不值得人们去关注，它的机构僵化，这种僵化就是强权的“社会主义”部门控制着生产活动。
要重新来衡量这些标准的价值，已被那些声称自己是“古巴人民的朋友”的人忘却了的标准，我们想简要地反映一下当今古巴的一个侧面，一个当我们要描绘我们谈到的这种情况时必不可少的方面。这就是“思想斗争”，它已经广泛地影响了古巴社会而且世界上大多数人民正以积极的眼光来看待它。
从保护儿童的权力 …
思想斗争开始五年之后，它成了古巴的一种政治行动，在1999年12月，其目的在于通过深化反美帝国主义的文化和舆论斗争来维持历史上的“革命”的官僚主义，而且其主要对象是古巴人民。
和任何政治行动一样，思想斗争是连同一个事实共同开始发挥作用的：保护古巴儿童享有和家人居住在一起的权力。我们感兴趣的不是伊利安事件的来龙去脉，也不是这个事件最终如何可能获胜。我们只是想要强调某些要点。
§ 首先，伊利安事件，如果撇开人道主义的因素不谈，是一个国际法和相关国家的特殊法律都不得不介入的家庭争端。
§ 第二，通过一些在迈阿密的不妥协的古巴流亡者，美国以及古巴都忽略了先前的一些看法而进入一场调停的和半合法的斗争当中 ---- 实际上，事件是由于联邦调查局力量的介入和比尔∙克林顿总统为解决冲突做出的个人决定才结束的。必须注意到，如果我们面对的不是克林顿而是布殊，古巴人民的游行示威终将是徒劳的。
§ 第三，伊利安事件标志着古巴在国际上史无前例的胜利，这一胜利巩固了国家政权的合法性，而且帮助古巴找到了一条深化反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途径和通过加强古巴民众对存在一个王道乐土的认识来产生新的政治文化熏陶的办法。
§ 最后，伊利安事件发生在古巴复杂的政治局势之下。当旨在于改善个人生活的移民，不管其合法或非法，由于其数量的增加正在变成一个社会问题时，古巴政府不可能设法再动员人民（长期以来当权派的主要人物们首先呼吁人民要对作为政治体制合法性主要武器的领导人们充满信心）。伊利安事件在改变古巴对移民问题的看法上起到重要的作用：必须承认古巴侨民是为了物质生活的改善而离开国家的。
… 到思想斗争
伊利安事件尘埃落定后，古巴以及它的总司令菲德尔∙卡斯特罗为了确定国家未来开始提出一些文化、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建议”（实际是强加的）。然而这很明显是在为这场很早就开始而且只有一个目标的斗争找理由：保持革命的官僚的中坚分子和新的当权派的权力，和如今已被家长制的福利国家固有的物质和文化的新奇事物所掩盖了的操纵和压制国家的手段的重复。
然后思想斗争就诞生了。这一政治行动产生了军队 – 这是政治骨干和意识形态的代名词，旨在于完成一个计划，如果我们认真看待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讲话，这计划也就是这个政权的最后一张牌了。如果思想斗争失败了，这就是将要失败的古巴社会主义，这个政权知道这个情况，所以不会发生的，她会竭尽全力来整日宣传这种尝试是战无不胜的 。
为了理解历史上古巴官僚主义的这次最后的一搏，那就有必要研究它的基本原理、基本主张和实现他们的手段。
通信手段的现代化
为了让思想斗争得到推广，有必要建立一个功能优良的保障基础。有必要把当今的新技术运用到政治攻势中去，古巴政权也意识到能接收到其政治宣传信号的人数是不够的。所以必须要让最广大的民众能够看上电视。
熊猫电视的思路就是这样产生的。古巴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了协议，中国负责以合理的价格销售一百万台高质量的电视机。为了分配这些电视机，再次采用了70 和 80 年代的分配机制：给值得嘉奖的工人发放家用电器。此外，通过对各行各业的垄断，它撤下了在外汇商店销售的电视，取而代之的是高价的熊猫电视（大约450 美元）。但是现在不可能找到很多值得嘉奖的优秀工人，而且外汇商店很快就不得不把电视价格降低50%， 因为老百姓不愿意付这么多钱买一台没有保障的机器（很多人对拒绝购买有着颇具逻辑性的理由，他们不信任一个不知名的品牌，这反映了消费者保护意识的存在）。
互联网在近年来古巴的社会生活中也已经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伊利安的“斗争”中互联网是不可或缺的，打那以后古巴政府意识到通过建立自己的数字系统和通过控制公民的使用来推广互联网的可能性。目前互联网只能供企业和政府任命的人员使用。然而老百姓躲避开这些法规，自己私自连接到电话在线，而且人们可以通过出国工作，来自政府官员的礼品而获得计算机。
文化的幻想
老百姓能够接近所谓“综合大众文化”是思想斗争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根据古巴政府和社会群体组织的解释，这个名词定义了公民所应该拥有的平均文化水平。
很显然，象所有的国家机构一样，政治和群体组织一定会为了达到目标而不惜一切代价，他们不会考虑这场运动会使古巴人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付出何等的代价。对于后者，自不必说，别忘了其它类似的运动是完全失败的（为上千万吨食糖的收获做的宣传运动；为了完全向苏联社会主义看齐的教育运动，而这仅仅引用了两个例子而已）。为了达到综合大众文化的目的，古巴政府已经建立了一些系列的文化和科学机构，它们与现代进步哲学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同时依靠其先进的逻辑超过了它，可最终还是没有对产生一个自60 年代以来作为古巴政治领导层目标的新人起什么作用。
2004年，在欠发达的古巴只有四个频道。直到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我们才只有两个频道。电视节目除了一个重要的方面外基本一成不变；如果他们增加了数量，但没有提高质量，那就是因为思想斗争的缘故。
对青年的意识形态招安
新的紧迫的培养医疗教育“专业人才”的计划在改进古巴社会必不可少的服务方面取得了预期的进步，有些事从90 年代初以来已经变得很复杂。
在那些年里，开始了一场专业人士摒弃医疗教育部门的行动，引起了很大的危机。医疗方面，还是得到了保障；这一职业在古巴社会一直存在，为了迅速解决问题，在头一年增加位置的数量已经足够了。
然而，这决定是出于政治考虑得出的，因为它开始于一场吸引年轻人学医的运动。于是我们看到了家庭医生的出现，这是一个在预防药品方面取得成功的积极的尝试。但在过去几年里，老百姓总是抱怨这些成批培训出来的学生的低水平服务质量，不如几十年前的水平。对于护士和医疗技师情况也一样（理疗师，物理理疗师等等）。成千的没有达到大学水平的年轻人组成了“紧急”医疗大军来帮助政府弥补失去的时间。
在教育方面情况就更严重。同样的现象发生但形式不同：在多个学科里的，出现防止教师和教育系统贫乏的“紧急教师”。
据政府的讲法，“紧急教师”建立起来使得社会各阶层的年轻人都能有机会从事大学级别的职业，这样就能从新的社会文化计划和革命的进步当中获得社会福利。目前这种思想的出发点正变得明显：古巴教育和医疗服务的危机；另一个重要原因，几十万的年轻人找不到他们在社会的位子，不管是在教育系统还是劳力市场。
这是两个因素造成的结果。首先，是产生社会科学尖子的逻辑。大学培养的是精英公民，所有小学生不是都能进入的，反之他们可以通过社会化的和基本的教育系统得到培训。
第二，如今的古巴没有什么吸引年轻人的工作，因为政府拒绝为大多数职位提高工资（担心通货膨胀）。
因此，年轻人不断转向那些能够给他们带来好处，有机会达到较高生活水平的工作；旅游业、私有的服务行业和消费商品生产业，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方面的。所以从90 年代末以来，已有成千的年轻人被排除在工作和古巴的教育系统之外。这在其它社会是“正常”，但在古巴社会主义里就不是，在那里我们可以假设现代（资本家）的合理性并不起作用，因为它是一个新的社会，或者说是一个正在努力变新的社会，成千的年轻人混迹街头无所事事，政府的过失实在难以想象。
于是政府正在制定一些条框来让年轻人有事可做：紧急实施新教育和用工计划，这能够控制年轻人的躁动和暂时解决专业人士缺乏的问题。
但是这些计划中最荒唐的是过去3、4年里一种新的教师和社会工作者的产生。十八、九岁的年轻人，仅仅学了1年的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和一大堆政治的东西就被安排做社会工作。另一方面就是创造出几千名“全能的”大学教师 ---- 一名教师既教西班牙语，又教自然科学、历史和地理 ---- 靠他们以古巴社会主义的最佳方式来“培养”古巴的儿童和青少年。
这些新的，被政府称为“灵魂医生” 的社会工作者们，负责确认需要及时可靠的社会救助的家庭和个人的案子并转交给适当的机构。然而很多人抱怨这些无能的粗制滥造的年轻人，他们居然被委以重任去干即使是最优秀的专业人士都感到困难的事情。
再次重申，我们并不否认的确有些年轻人是称职的，能够完成交给他们的任务的，我们也不否认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是忠于职守的。但是如果把各种因素都考虑进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古巴政府的策略正随着古巴社会的对外开放带来一些负面的效应。问题是要拉拢这些可能对国家有潜在威胁的青年，让他们忙于某些事务，因为他们在其工作单位会加入群众组织，这样就有可能控制他们。
保留精英分子
这里涉及到的是一个长期的计划，它旨在于保留住这些新的政治精英、新的领袖、古巴“社会主义权力”的巩固力量，以及这个岛上所有政治活动的领导人物。目前古巴的政治行动就是对人民的全面控制 – 主要是针对年轻一代 – 以便他们将来能够俯首帖耳地接受政权的继任者。这种政治体系使他们变成野心家，同时或多或少玩世不恭地吸收政权给与他们的东西，这些东西能够使得老牌的官僚层级制度维持一个平衡并确保其未来。我们可以想象到在这种背景下培养出来的年轻人今后将会全力支持古巴政府的立法提案，因为它将通过维护他们的利益，急他们所急，想他们所想来确保他们基本满意。而那些不加思索，不知不觉加入到这个队伍里的人，将不得不随波逐流，因为他们别无出路。
这些是思想斗争最重要的基础和机制。也许古巴在国际上的一些朋友在对这个计划提供无条件的支持之前，应该清楚这些反映。
思想斗争是古巴政府统治人民的一个机制。我们不认为我们应该毫不批判地接受这种强权的官僚主义和古巴新的管理者，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把政治当作实现他们野心的工具，他们为的是保住他们以千百万人民的劳动为代价换来的的位子和特权。我们也认识到这个国家正试图以各种手段来赢得人民的支持。
古巴政府正依赖于对人文理想和正义的最基本概念的操纵来实施她的计划。说白了：每个国家都是这么干的。古巴的问题在于国家似乎站在左的立场上做这件事情，反之别的国家就不是。
对许多古巴人来说思想斗争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反帝国主义斗争，而它靠的是建立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这是大错特错的：如果它是一种反美帝国主义的新形式的话，那它除了国家官僚主义和新的管理者外没有别的阶级目标。根本没有任何途径可以创造一种可以替代资本主义的思维方式；相反它正利用和资本主义相同的统治机制以集权和孤立的国家主义来完善和发展自己。
Ø 曼努艾尔∙帕兹∙奥特加是一位古巴的知识分子，以笔名写作，自称为“自由的社会主义”。
注释
[1] 本文，“在朋友中间流传”，写于菲德尔∙ 卡斯特罗生病并交权给他弟弟劳尔之前。我们在此刊出原稿的一个简短译文。
[2] “Emergente”（紧急）这个词有模棱两可的意思，容易使人胡涂。一方面，政府用它来指明紧急事件，即由于创造一个新社会的革命计划而诞生的一种新的专业人士。 但我们通过urgency（紧急）也能理解培养新的专业人员来满足社会物质医疗和教育这样重要的社会需求，这些都是古巴历史上社会实践和意识形态的支柱。
(译自《国际观点》总第386期——2007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