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九十年仍在
戴维．曼德尔
1917 年的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事件。然而由于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撰写，不大为人所知的是，十月革命是向横行工业世界的资本主义发出有力挑战而打响的第一枪，并在殖民地国家产生了强烈反响。在 1918 到 1921 年间，遍及各地的工会成员数目和罢工的天数都达到了新的高潮，同时，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派的地位也得以提升。
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芬兰都发生了以工人阶级为主要力量的革命。在意大利、在法国和波兰的部分地区也曾经出现过革命情形（那是真正的一触即发的革命前夜）。在1919 巴黎和会的备忘录中，英国首相这样写道：“整个欧洲呈现一派革命态势。工人们对于战前存在的生活状况有着极大的不满情绪；他们满怀悲愤。整个欧洲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受到了广大民众的质疑。”
北美也同样没有逃脱这种动荡局面的冲击。加拿大在 1919-1920 年间经历了大规模罢工，包括数起全城规模的总罢工。大多数罢工者走上街头并与其它工人团结一致，一派激进之态势。当时的总理 Robert Borden 后来回忆道：“一些城市中出现了组织严谨的斗争运动，试图推翻当时的政府组织，运用从俄国革命中获得可笑理念，用一些粗野且异想天开的方法取而代之。在一些小区有必要用铁的手腕来镇压革命，而从那时起，我没有退缩过。” 温尼伯（Winnipeg）大罢工演变成了小规模的内战，在警察加入了罢工队伍后，联邦政府不得不装备起一支中产阶级国民军来进行镇压。其实，遏制和暗中破坏工人力量是政府在当时建立加拿大皇家骑警（RCMP）的动机之一。总感觉市政警察和地区警察本身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在美国，工会成员数量在 1916-1920 年间翻了一番，达到 5 百万人。1919 年，占全美工人总数 20% 的 4 百万多任务人罢工。同一年，36万5千多位钢铁工人策划了美国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罢工，而西雅图（Seattle）发生的一次总罢工使整座城市陷入了瘫痪。
但是除了俄国，其它各地的革命风波都被无情地镇压了下去。其中失败的根源在于法西斯主义的得势（法西斯主义是反工人、反社会主义的运动，它到处赞同同情资产阶级，且经常受益于资产阶级的物质支持）以及斯大林集权主义。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 是前德国社会主义革命领袖，于1919 年 1 月被原法西斯主义成员暗杀，他恰当地评价了人类在“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之间不得不做的选择。
1917 年 6 月 10 日，彼得格勒——“所有权力交给苏维埃”
但是，如果西方革命风波的失败与法西斯主义抬头之间的关系相当清楚的话，那么前者与斯大林主义兴起之间的联系就不易理解了。
1917的俄国共发生了两次革命，一次在 2月，另一次在 10月。1917年 2月的革命推翻了沙皇极权统治，民众当时并无意向资本主义提出挑战。这就可解释为什么他们允许自由主义者——有产阶级（也就是资产阶级和贵族）的主体政党组建临时政府。而工人和农民的目标是：一个民主共和国，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并无偿分给农民），放弃俄国帝国主义战争目标以建立积极、民主、和平政策，和八小时工作制。
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党派包括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党人都支持自由主义政府。然而，列宁在 4 月初返回俄国很快就使布尔什维克了发生了转变。他之所以能这么快实现这一点，是因为其政党具有压倒性的工人阶级的普通成员和中层领导很早以前就从过去的经验中得出结论：有产阶级反对民主，并强烈支持俄帝国主义。根据这一观点，只有在工农政府领导下，反对有产阶级，革命才可能成功. 但在二月革命带来的表面上全国统一的欣快时期，布尔什维克领导层暂时丢弃了如上观点。
在 1917年4月，列宁的主张真正创新之处（概述于他著名的《四月提纲》）是他号召在苏联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至少社会主义革命是布尔什维克所关切的。基于列宁对世界战争及在战争国家中革命可能性的分析，他在1915年时得出上述主张。但事实上，在其它苏联社会主义左派中，托洛茨基甚至更早就已推断出：无论其最初目的是什么， 只有推翻资本主义，苏联的革命才可能成功。
自 1917 年 4 月起，布尔什维克就号召要组建苏维埃政府和由工人和兵士（后者绝大多数是农民）在二月革命期间就已选举出来的议会。这是一个剥夺有产阶级公民权的唯一的民众政府。该主张起初并没有得到太多民众的支持。民众认为并没必要疏远有产阶级，因为他们在二月革命期间好像都已经参加革命了。况且这会引起谁也不愿看到的内战。彼得格勒（俄国西北部港市，革命后改名列宁格勒）的金属业工人，作为工人运动的核心力量，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此外，在俄国首都，一些城区的苏维埃在二月革命期间自己要求建立苏维埃政权。
以后的8 个月里，民众没有积极响应布尔什维克的号召，部分临时政府遭受破坏，企业资本家用关闭工厂的行动来支持反革命，民众面临日益加剧的反革命军事行动的威胁. 此时，布尔什维克主张的正确性对公众而言变得显而易见. 全国民众都要求把政权立即转给苏维埃。这一主张终于在当年的 10 月 25 日，也就是西方朱利安日历的11月7日以最小的流血牺牲得以实现。
据此观点，十月革命应看作是对二月民主革命（反对行将发生的反革命威胁）的保卫式行动。然而由于这第二次革命的对象为有产阶级，它必然地解放了反对资产阶级的动力。同时，十月革命不仅仅是一次保卫行动。苏维埃夺取了政权，并希望在西方社会影响和推动民众以俄国的革命为样板进行革命运动。这不单单是一种国际理想主义的表现，而且被视为革命生存的基本条件。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布尔什维克把俄国视为一个非常贫穷的农业国家，缺乏社会主义的物质和政治条件。因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推行需要西方发达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并且还有更多急需解决的、在没有西方社会革命支持的情况下无法找到解决办法的紧迫问题。本来，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就从来不会接受发生在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事实上所有工业国家（及一些非工业国家）派军队反对苏维埃，和/或资助本地的反革命力量。他们还在经济和外交方面设置障碍，反对苏维埃政权。
另外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过大的农业比重，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约 85%。农民会因布尔什维克搞土地革命并让俄国脱离帝国主义战争而给予支持，但是作为一个阶级（特别是他们中的进步和中间分子，后者为大多数），他们是自发的集产主义者。一旦分到土地，他们就会反对工人，而工人就会被迫接受集产主义措施来保卫革命，并保证他们自己的生存。
这一分析并不仅限于高层布尔什维克领导，还广为工人阶级所接受，而工人阶级强烈反对西方阶级斗争的盛衰和沉浮。孟什维克作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起初也拒绝支持十月革命，认为俄国缺少社会主义条件，但后来也赞同这一分析。这就是为什么最后在 1918 的德国革命爆发时，这一政党中的大多数人都联合一体，同力合作于苏维埃政权的原因。故此，西方的革命也成就了俄国的十月革命。
不同于所有特例，俄国的革命在经济几近崩溃的情况下把零散的军队组织起来，在饱受资本主义世界排斥和隔离的情况下生存下来并取得了胜利。这主要是因西方的工人运动高潮而成为可能，因为工人运动限制了帝国主义政权的军事干涉力量。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巴黎的政治家端坐在坚实地面的薄壳上，而下面却是一触即发的社会变革……因此有充足的理由说明联合政府不能实现白俄罗斯的愿望并运用大量军队进行干涉的原因：没有可靠的军队。主要政治家们和军事家们的意见相同，往俄国派遣大量军队，其最终结果很可能是倒戈。
对于丘吉尔派遣更多军队的要求，英国首相的答复为：“如果英国对布尔什维克采取军事行动，英国自己就会变成布尔什维克而我们在伦敦就会有苏维埃.” 这可能对布尔什维克的实时威胁有所夸大，但是港口工人拒绝装载武器，民众抗议遍布全国，大罢工无处无时不在，还有更加具有决定性的行动（已经建立 350 个各地工人议会，蓄势待发，仅差号令）阻止英国与法国一起在1920年8月采取大规模军事干预。工人政党所采取的无私行动，因其总体改革领导而出人预料，成为当时的恰切之举。并且为革命的生存直接做出了贡献。
这场革命也顶住了农民的敌意. 由于苏维埃政府的粮食垄断及其征购农业盈余的政策，其实大多数农民并没有盈余，使得农民变得疏远. 然而农民也认识到，布尔什维克是战胜反革命的唯一力量，而反革命会把土地改革淹没在由农民自己的鲜血汇成的海洋之中. 比如，1919 年春在伏尔加中部地区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数月之后，白人将军邓尼金依靠农民的支持从南方发起了一场大规模进攻行动. 对于布尔什维克而言，这是内战最危急的时刻之一. 他们尽了一切努力，包括镇压、宣传，对中农免税、以及对参加叛乱者的大赦。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但是，只有当邓尼金的军队开近莫斯科而农民们看到地主又要活灵活现地回到他们身边并成为直接威胁时，形势才发生了转机。当时，叛乱只是自行瓦解，而几近百万的农民逃兵又主动返回到红军队伍。
经历3年的内战和外来干预后，苏维埃的胜利也让俄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数百万人死去，大多数死因为饥饿和疾病；经济惨遭破坏；作为革命运动推动力量的工人阶级死伤严重并流离失所。随着革命的孤立，由于官僚独裁统治生长并在后来的数年内得以巩固，这儿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政治地带. 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藐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1924年声明俄国确实可以建立一个隔绝于世的社会主义的原因。此外，这一“理论”成了其它国家共产党从属于俄国官僚寡头的正当理由，也成了一种号召其它共产党放弃其自身的社会主义革命目标的策略方针。这个官僚独裁体制不仅对国外的、尤其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没有兴趣，而且直接感到来自国外革命的威胁。这个体制很快就用镇压机器来对付支持它的工人阶级，并在后来的六十多年里维持它的强势统治。
为说明 1918 年春工厂委员会使工厂全国化（这是 1917 年 11 月布尔什维克所没有预计的措施）的需要，一位激进主义分子解释说：
当时的情况大概是工厂委员会取得了企业的完全控制权。这是我们的革命整体发展的结果，也是展开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无产阶级并没有像当时的形势取向那样进一步向前迈进，而是简单地做了当时的形势要求他们不能不做的事情。
并且就像许多人所认为的一样可怕，这意味着资本家彻底失去了对经济的运作权。是的，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实验”，正如我们敌人的嘲讽言辞……是的，我们不得不说：俄国工人阶级必须做的事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并在新的社会主义基础上重建我们的经济。这既不是“空想理论”也不是“任意而为”——我们只是别无选择。由于这事是由工人阶级做成的，而资本家在革命斗争中被推到一边，这就只能是社会主义规律……
这会不会是又一个巴黎公社或是导致全球社会主义——这取决于国际形势。但是我们确实是别无选择。
甚至在 90 年后的今天，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要制定出一个明确的十月革命的资产负债表，还是为时尚早。但是今天，当那次革命的结果看起来已经所剩无几时（至少时间才能告诉我们那是不是仅仅为一种幻觉），我们至少还可以说：“尽管是处于绝境，但他们英勇奋起.” 俄国的工人阶级大胆发动一个有机会取胜的反攻斗争，而没有选择肯定会失败的软弱无力的防守。今天，当人类的生存处于危险之中，工人们肯定可以从十月革命中学到许多东西。
卫众摘译自 Canadian Dimension 杂志，2007 年 10 月号
附注：戴维．曼德尔David Mandel是后苏联工人运动方面的国际专家，他在1980的苏联“开放改革” perestroika 事件之后写作了多部关于前苏联的作品。其最后一本书为《共产主义后的工人阶级》（Labour After Communism，South End Press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