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曲

這是刀光劍影的年代。這是腥風血雨的年代。神州大地，到處屍堆如山，血流成河，恐怖的氣氛籠罩著每一個人，男人，女人，大人，小孩，青年人和老年人，使人感到窒息和絕望。

　　「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國民革命成功，國民革命成功；齊歡唱，齊歡唱。」— 這歌聲隨著北伐軍的節節勝利，到處宣揚。人們沉醉在勝利的歡樂中，開慶祝會，開歡迎會。誰料想到，就在人們興高采烈，敲鑼打鼓迎接勝利的時候，當日被捧為革命領袖的蔣介石卻在暗地裡磨刀霍霍，籌劃著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人士。

　　1927年4月初，蔣介石召集何應欽、吳稚暉、陳果夫、陳立夫、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古應芬、李石曾、張靜江等人，先在白崇禧設在上海龍華的「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後在舊上海道尹公署的樓上，秘密召開所謂「清黨」會議，決定在全國範圍內逮捕和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就在四月十二日這一天，蔣介石一夥就在他們所控制的地區，包括大江南北各省、廣東、廣西等地，完全籠罩在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中。

　　在廣西，負責執行所謂「清黨」的，是「臨時清黨委員會」。據黃紹竑的回憶，這個委員會的成員有：黃旭初、朱朝森、黃華表、黃劍鳴、伍廷颺、呂競存、蘭呈祺。各地區的「清黨」負責人，南寧區：黃華表，梧州區：龔傑元，柳州區：伍廷颺，桂林區：黃同仇。在“4．12”那一天，在南寧被捕的共產黨人有鄧哲、梁西園和一些國民黨左派份子如梁六渡等35人。4月18日又逮捕29人，直到那年的8月31日為止，陸續遭到逮捕的共產黨和革命人士，為數很多。各地被捕的人先後都押送到南寧集中聽候處理。

　　9月1日，是國民黨廣西當局在南寧開始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人士的血腥日子。那一天被殺害的有鄧哲、梁西園、梁六渡等15人。

10月9日，又殺害鄧匡、周飛宇等十四人。這些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在臨刑時都非常英勇，視死如歸。他們高呼「中國革命萬歲」，「共產黨萬歲」的口號，並相約「第二次再幹」。有些人在行刑前法官問及姓名年齡，竟大聲呵斥法官道：「老子萬萬歲！」真是氣壯山河。

1930年底，張雲逸、鄧小平領導的紅七軍退出廣西後，廣西國民黨軍閥特別重視「圍剿」活動在東蘭鳳山一帶由韋拔群領導的農民武裝；派出龐大的部隊對山區進行封鎖，封山、封洞、見村燒屋，見林燒山，見人即殺。在蔣桂戰爭結束後，桂系新軍閥退守廣西，當即在1932年秋在南寧召開軍政會議，決定由廖磊帶部進入東蘭鳳山地區，把方圓三、四百里的山石場重重包圍，步步進逼，逐山搜索，強迫山石場居民集中在指定地點，把山石場房屋全部燒毀。桂系軍閥還懸獎艮洋一萬元捉拿韋拔群，艮洋八千元捉拿陳洪濤。是年的10月18日，韋拔群即在嚮茶洞被叛徒韋昂殺害。桂系新軍閥還割下韋拔群的頭，先在中和鄉，後又拿到東蘭縣城去「示眾」。後來又把韋拔群的頭裝在玻璃缸內拿到南寧正在召開的全省運動會場上「示眾」。

就在這樣一片白色恐怖氣氛的籠罩下，二十年代初前後出生的一代青少年，親身目睹共產黨人威武不屈、不畏強暴的英雄氣概，並為他們的崇高的革命精神深深感動。這些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當中，有的就是自己所敬仰、所熟悉的親人或師長；他們的悲壯犧牲，不能不引起內心的陣陣悲痛。同時，這一代青少年也親身目睹了桂系新軍閥的兇惡殘暴，他們口口聲聲「建設廣西，復興中國」，實際上做的卻是殺人不眨眼的土匪行為。一面是英勇不屈，流血犧牲；一面是暴虐成性，殺人如麻。一面是流離失所，啼飢號寒；一面是杯盞交錯，歌舞昇平。這些現實生活中的強烈對照，加之日本帝國主義者發動“九．一八”，“一．二八”事件的相繼發生，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危險，這一切不能不在純潔的青少年心靈中激起陣陣浪花：中國到底要往何處去？社會的出路何在？個人的出路又何在？……一連串的疑問縈繞在這一代的青少年腦海中，時隱時現，反反覆覆，回蕩不息！

（一）三十年代初在廣西活動的托派份子

1925-27年大革命時期，聯共（布）和共產國際在中國推行的政策是大力支持孫中山及其後的蔣介石國民黨完成國民革命的政策。大革命以蔣介石國民黨屠殺工農群眾和共產黨人而宣告失敗。這說明瞭聯共（布）和共產國際當時推行的政策是錯誤的。

大浪淘沙。曾投身於大革命洪流中的共產黨人，面對革命失敗的嚴酷事實，有人消極，有人叛變，也有人在沉痛地思考。恰在這個時候，在中國派往蘇聯留學的黨員學生中，受到聯共（布）黨內鬥爭的影響，許多人都贊成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的主張，並參加了聯共（布）黨內的托洛茨基反對派的組織。這些人當中，有少數人回國後便組織起來，分別建立了三個托派反對派小組，會同國內以陳獨秀為首的一批也贊同托洛茨基觀點的老幹部結成的反對派小組，於1931年五．一勞動節召開了四個反對派小組的統一大會，宣告成立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全國統一的托派組織，以上海為活動中心，出版刊物和托洛茨基的著作，宣傳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的主張。但在蔣介石白色恐怖的統治下，這個托派小組很快便被蔣介石政府發現，並在1931及1932年連續兩次遭到破壞。國民黨政府把以陳獨秀為首的全部領導成員送進了國民黨的監獄。

在早期的中國托派組織中，施雲、秦強、賀希、張特都曾是最早的成員。他們在托派組織遭到蔣介石國民黨的破壞之後，相繼逃到廣西來避風頭。張特就是張威遐，他回到廣西就脫離托派組織，與王公度，謝蒼生等人一起為新桂系效力，成為李、白、黃的得力幹將。

1932年春季學期開始時，施雲、秦強、賀希等人來到南寧省立一中執教，後來，前二人也曾在桂林師專、桂林高中任教。秦強在1948年因為貧病交加，無力醫治，病死在桂林。他死後，學生們曾抬棺上街遊行，抗議國民黨政府的教育政策和腐敗統治。施雲則一直到桂林解放前，才離開桂林高中教職，回到自己的家鄉去。賀希在省一中呆的時間不長，1932年秋學期開始前便離開了。這三個人當時雖然都脫離了托派組織，在教學期間，雖然沒有公開宣傳過托洛茨基主義，但他們對學生卻起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啟蒙作用。他們經常介紹和指導學生閱讀十月革命文學，馬克思、恩格斯、普列哈諾夫和列寧的著作，以及大革命時期共產黨人為黃埔軍校編寫的政治教材。這些馬克思主義的書籍，當時學校的圖書館也有收藏，學生們很容易借來閱讀。在施雲、秦強、賀希等人的影響下，那些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裡，思想上政治上正處於徬徨無出路狀態的青年學生，很快受到馬克思主義的教育，並確立了人生奮鬥的目標：為實現社會主義獻身。

（二）廣西第一個托洛茨基主義者

1932年秋季學期開始時，賀希已經離開省一中。受他影響較深的林華援偕同其他三位同學在學期開始後不久，便毅然放棄學業離校出走，到廣州去找他們的老師投身革命。當時全校同學都為他們的出走轟動一時，猜測紛紜，大多數人都說是「找共產黨去了」。

林華援是南寧郊區雙定鄉人，生於1915年9月，1931年考入南寧省一中，成績一般居同學中的前列，深得教師喜愛。他與其他三位同學離校到廣州後，沒有找到他們的老師，也沒有找到共產黨。四個青年也就祇好各找門路，各奔前程了。林華援不得已轉回南寧，適逢南寧染織廠招收學徒，他考取了，由該廠送去上海永安第三紡織廠學修紡機。當時正好賀希就在紡織廠所在地滬西區一帶活動。老師和學生在偶然的機會裡相遇了。於是，在賀希的帶引下，林華援參加了上海托派的組織活動，並認識了陳其昌。林華援就這樣成了廣西第一個本土的托洛茨基主義者。

1934年下半年，林華援學成回南寧紡織廠履行學徒合同。1936年初，他應賀希的邀約，離開南寧染織廠到上海去參與托派活動。那年春節前數天，他到了上海，見到了賀希。賀希告訴他，過了春節，便可以找門路到鴻章紗廠去工作。

春節過後第三天，賀希一早出門，一直沒有回來。翌日傍晚，陳其昌來了。林華援把昨天賀希出門一直未回的情況告訴他，並請求他幫忙。陳其昌答應了，相約再見面的時間和地點便走了。事後得知，賀希那天出門後，便被國民黨特務跟蹤捕去，以後曾與先期被捕的尹寛、鄒魯一起解去南京關押，直到抗日戰爭爆發才被釋放出獄。賀希於1983年3月7日病死於江西萍鄉郊區公社聯星大隊。

林華援依約定時間和地點去與陳其昌相會。陳對他說，組織有些工作需人去做，祇是生活比較艱苦，如果願意，馬上就可以去做。林表示願意。過了兩天，陳其昌來到林的住處，把他連同全部傢俬一起搬到法租界古抜路一個弄堂騎樓上面的房間去。

原來這兒已經住有華鎮彬母子倆。華原是托派的極端簡陋手工操作的印刷機關的創始人之一。原先有個排字工人小粟，是上海滬東區的一個托派份子。因為失業，為了吃飯，買了些鉛字，擺個攤子印名片、小廣告之類賺錢過生活。尹寛發現這個情況後向組織建議籌點錢，讓小粟和華鎮彬負責用這種方法印刷托派的書報和檔。開始時最先印出了托洛茨基的小冊子《法國往何處去？》，以後便出版托派的《鬥爭》報。

林華援參加這個印刷機關工作時，這個印刷機關是由當時《鬥爭》報的主編陳其昌負責。林華援是從《鬥爭》報第二期開始參加工作的。但沒過多久，華鎮彬和他的母親要離開印刷機關，為了保密，印刷機關只好遷移。林華援由此負起了檢字、排版、印刷出版的全部工作。到1936年下半年，林即邀約他的要好朋友毛鴻鑑和丁肇荃到上海去與他一同工作。這樣，又有兩個廣西籍人成了托派份子。

林華援參加托派印刷機關工作時，生活條件很艱苦，托派組織供給的包括房租，印刷費，工作人員生活費，開始時每月祇有40元，其中房租12元，三個人的生活費18元，每期《鬥爭》印刷費約10元。1939年以後，物價高漲，費用增加，每月總開支也不超過80元。

自從林華援去上海參加托派印刷機關工作之後，他便把托派的書刊源源不絕地輸送到廣西給他熟知的同學和朋友閱讀，這樣一來，托洛茨基主義便慢慢地在廣西傳播開來，特別是在1936 - 38年間，在青年學生中，影響所及，幾乎成了一股潮流。

林華援在1939 - 40年間，曾有一段時間到香港負責印刷托派華南區組織機關報的出版工作，被香港英國政府密探發現，匆促轉移後又回到上海托派中央的印刷機關工作，直到1941年8月《鬥爭》報停刊後才轉回南寧，在南寧源興隆炮竹店當店員，1947年作為源興隆開設的一家布店的採購員常駐廣州。不久即轉去香港入《華商報》做排字工。

1949年間，由鄭超麟、王凡西領導的托派少數派召開建黨大會，成立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林華援被選為中央委員。

1952年12月22日冬至夜，全國實行大逮捕，把托派一網打盡。林華援在廣州被捕，判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後改判十年有期徒刑。刑期屆滿時，政府工作人員要求林華援“交心”，林表示：自己沒有改造好，最好不釋放，因為自己仍堅持信仰托洛茨基主義，仍認為當年蘇聯黨爭，對的是托洛茨基，錯的是史達林。根據林華援這樣的“交心”，被認為是敵視和醜化史達林，加判有期徒刑十年。1972年刑滿，但仍需在上海青浦縣青東勞改農場「留場就業」。1979年7月，才與鄭超麟等人一起得到落實政策，恢復公民權。1980年8月被送回南寧定居。1983年4月11日，因肺心病，醫治無效逝世，終年69歲。

這就是廣西第一個托洛茨基主義者一生的歷程。

（三）叩門讀書會

1933年秋季學期開始後，當時在南寧省一中讀書的徐汝璋、毛鴻鑑、蘇燕海、周孔瑞等六人，在施雲、陳強等老師的影響下，自發組成一個秘密讀書會，自稱為「叩門讀書會」，取叩門入室，尚未登上知識殿堂；而這個知識殿堂究竟是什麼還不可知之意。參加者各就個人興趣的所在，選讀自己喜歡的書籍，有讀俄國十月革命時期的文學作品，也有讀社會科學的書籍，甚至還有選擇《共產黨宣告》的。讀書會規定每星期六晚飯後在徐汝璋家裡集會，各人介紹自己的學習心得，並進行討論，互相鼓勵，互相促進。

這個讀書會存在時間不長，只持續到1934年夏。由於害怕被發現為秘密組織，便自行解散了。

但這種秘密讀書小組形式，很適合當時正處在徬徨中思想上無出路的青年學生尋求知識追求真理的需要。因為組織這種秘密讀書小組的都是人數不多，平時比較接近，比較友好，彼此都很瞭解的同學，每個人都能自由而坦誠相待表露自己的心情，交流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而不感到有任何約束和壓抑，不害怕受到任何歧視、排斥和打擊。所以，自從有了「叩門讀書會」開了這個頭之後，一直到1938年，省一中每學期各班級中都有這種自動組織起來的秘密讀書小組存在。它們甚至沒有名稱章程，只是三兩個要好的同學在適合的時間，適合的地點聚集在一起討論研究共同感興趣的問題罷了。這種秘密的讀書小組大多以閱讀馬克思主義的基礎理論為中心，所讀的書，開始都是當時共產黨員編寫的科學社會主義而公開出版發行的通俗讀物，然後進而閱讀馬克思、恩格斯、普列漢諾夫、列寧等的經典著作，如《共產黨宣言》，《費爾巴哈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反杜林論》，《家庭，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國家與革命》，《論歷史一元論的發展》等等。這些秘密讀書小組討論的問題，範圍很廣，涉及人生觀、世界觀、歷史觀；有關人生、社會、哲學、經濟、政治、歷史等方面的問題，都是熱烈探討研究的對象。

但自從林華援到上海參加托派組織機關報的出版工作之後，這些秘密讀書小組便開始有托派的書刊在暗中傳閱，除《鬥爭》、《火花》等刊物外，也有托洛茨基的著作《中國革命問題》等。這樣一來，托洛茨基主義便在很多青年學生中傳播開來，影響所及幾乎成了一股潮流。正是通過這些秘密讀書小組的活動，使得傾向於托洛茨基主義的青年學生也愈來愈多。在1936 - 38年間，據說有這種傾向的青年學生約有二百多人。其實，除了已經去上海參加了托派組織的林華援、毛鴻鑑和丁肇荃三人之外，少數一部份人在政治思想上可以算得上是個托洛茨基主義份子，但還遊離於托派組織之外。另一部份人則僅僅是不滿意史達林排斥異己，殺害其他布爾什維克的領袖，而同情被迫害的托洛茨基而已。最後，佔大多數的一部份人甚至僅僅是在學校中同上述的兩部份生活上比較接近的所謂「同情者」罷了。這三部份人加起來才可能是人們估計的「二百多人」這個總數。

（四）抗日時期南寧的學生運動

抗戰興起，南寧的學生抗日運動發展很快，這與當時南寧各中學校中有托洛茨基主義傾向，或同情托派的學生的抗日活動是分不開的。特別是在省一中南寧高中，南寧女中，比較積極的活動份子有蘇燕海、李伊人、何春華、侯芝才、廖淦成、方正、麥俊奇、黃贊明、黃德楷、李啟成、陸俊、何伯擎、黎燧生、李培貴、侯國潤、農培蕃、梁榮陞、葉家澤、陳傳誼、黎華瑞、葉明生、鄺安榮、寧廣居、曾輝哲、李智、謝希文、蒙方正、孔憲模、楊士足、薑鳴渭、滕元斌、林龍章、盧漢忠、韋昆章、梁水姬、曾佩卿、唐少鳳等等。這些人曾在一個時期領導了各學校的一些班級、學生自治會和南寧市抗敵後援會的各種抗日宣傳活動。他們籌辦出版學生抗敵後援會的會刊《抗敵》，前後共出版了8期。在《抗敵》上撰稿的有蘇燕海、黎華瑞、梁榮陞、李伊人、楊士足、謝希文、孔憲模等人。他們還經常召開各種有關抗日的時事座談會和專題討論，組織各學校的同學來參加。陳傳誼、李啟成、黎燧生、廖淦成等人都參加或主持過這種會議。他們還組織熱愛話劇的同學如盧發科、吳樂亨、梁平川、舒家俊、盧漢宗、韋焜章、陸國燦、黃木生、黃德楷、雷順忠、何伯擎、梁水姬等人演出了街頭劇和話劇，如《放下你的鞭子》，及大型舞臺劇《民族萬歲》、《台兒莊之戰》等。一時間，使南寧的學生抗日戲劇運動蓬勃開展開來。

在南寧學生抗日運動開展當中，經過有托洛茨基主義傾向或同情托派的學生的積極活動，使得托派關於抗日的主張得以在學生中暗中或半公開地傳播，同中共的抗日主張形成矛盾和對抗的局面。

（五）學生軍中托派份子的活動

廣西國民黨當局曾三次組織過學生軍。第一次是在1936年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三巨頭與廣東的陳濟棠聯合反蔣時的「兩廣事變」，即所謂的《六一運動》。第二次是在1937年“七．七”和“八．一三”抗日戰爭爆發後，廣西國民黨部隊要北調，因而組織學生軍隨軍北上開赴抗日前線做宣傳工作。第三次則是在武漢淪陷後，廣西直接面臨日本帝國主義蹂躪的威脅，廣西國民黨當局又一次組織第三次學生軍做抗日宣傳工作。這一次比前二次規模大得多，影響也較大。這三次學生軍都有托派傾向的學生參加，現分別略述如下。

(1) 第一次學生軍

這次學生軍是以桂林師專學生為主，各地其他學校的學生也有少部份人參加。參加這次學生軍的有托派思想傾向的學生，桂林師專有毛鴻鑑、麥俊奇、方正、黃贊明等人。毛鴻鑑在學生軍集中到南寧集中訓練時，即與丁肇荃二人應林華援的邀約離開學生軍前去上海參加托派組織的出版工作。南寧方面參加學生軍的有李培貴、廖淦成等人。從梧州來的學生有以黎琦清（後改名為黎潔霜）為首的，包括魏穎如在內的一些女學生。這次學生軍的活動，名義上是宣傳抗日，實際上是以防範蔣介石的藍衣社特務活動為主。由於蔣桂矛盾很快得到“和平”解決，這次學生軍也就很快結束。解散後的學生有由廣西當局安排工作的，也有自願回學校繼續求學的。

在上述參加學生軍，有托派思想傾向的學生中，值得一提的是黎琦清其人。在這裡要簡略敘述她的悲壯事蹟。

黎琦清，後改名為黎潔霜。蒼梧人，1936年時在梧州女中讀書。參加第一次學生軍後，與魏穎如等同學一起來到南寧參加集中訓練。與麥俊奇、方正、黃贊明、毛鴻鑑等人來往很密切，為人沉靜好學，平時抄閱托洛茨基的著作，深入探討，有托派思想傾向。學生軍解散後，她回梧州高中讀書，與何佰擎較接近，互相砌磋學問，研究馬克思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1939年，她隻身前往香港，參加香港的托派組織，結識了王振華，並互相愛慕，共訂終身之好。1940年冬，黎琦清偕同王振華由香港返回梧州，即住在黎的家中。但她的家庭不同意這門婚事。後來，王振華到了重慶主持當時托派重慶組織的工作。跟著黎琦清也在1941年8月去到重慶與王相會，並考取了江津白沙國立女子師範學院。1942年春，國民黨政府對重慶托派組織開始大搜捕，王振華在華岩高農校被捕，並搜到黎琦清的相片，和她與王的來往信件，當即到女子師範學院將黎逮捕，與王一起關押在重慶。一年後，王與黎作為重犯要犯被押送到貴州息烽集中營監禁。1946年，該集中營徹銷，他們又被押回重慶，囚禁在磁器口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館監獄。就在這一年黎與王在監獄中成婚。1947 - 1949年，他們夫妻倆在獄中先後生了兩個孩子。1949年冬，重慶臨解放前，國民黨對被關押的政治犯實行野蠻的大屠殺，王振華黎琦清一家四口與其他的共產黨人和革命民主人士一起慘遭殺害。

據白公館監獄僥倖脫險的志士們的回憶，王、黎在關押期間，意志非常堅強，雖然受到殘酷的刑訊，受盡百般折磨，但從不屈服。「在監獄裡，敵人曾以“感化”手段引誘王振華“合作反共”，遭王嚴詞拒絕，他們又以同樣手段妄圖收買黎潔霜、黎投以鄙夷的眼光，不予理睬。」在生了第二個孩子後，「特務頭徐遠舉要她寫悔過書取保出獄，她堅決拒絕了。」（見1983年8月31日《重慶日報》：《火中的鳳凰》）。中共四川省委組織部編的《黨沒有忘記他們》一書中《一對寧死不屈的患難夫妻》一文也記有同一件事說：「1949年初，黎潔霜又生了第二個孩子……殘暴的劊子手楊進興沒有兒子，見剛生下不久的王幼華乖巧，便威脅王振華，妄想把王幼華抱給他作兒子。王振華知道這個可恥的目的，轉身就走。黎潔霜知道後罵道：「絕不給那王八蛋作兒子。夫妻倆在敵人面前，威武不屈，愛憎分明，表現了他們清白高潔的氣質」。

該文對王、黎一家四口最後受害時的表現還作了如下的敍述：

「劊子手們從白公館樓下牢房最先押出王振華、黎潔霜和兩個孩子。夫婦倆在敵人的長期折磨下，身體雖然十分虛弱，還是昂首挺胸，竭力抱好孩子，毫無懼色地邁著堅定步伐，高呼口號，向刑場走去，在鐡窗內的難友們，含著淚花為他們送別……。」

「臨刑時，兩歲多的王小華看見押著他們一家的劊子手們一個個兇神惡煞的樣子，嚇得大哭起來，不住地叫喊：「媽媽，我怕！媽媽，我怕！」黎潔霜看著緊緊伏在他們夫婦倆身上的兩個孩子，聽著兒子淒慘的哭聲，母親的心都碎了。……她轉過身去對押著她的劊子手楊進興說：「你們多打我幾槍，把孩子放了」。楊進興兇狠猙獰地一笑，大聲吼叫：「把孩子一起打，斬草除根！」

「一起就一起，你跟這群狗講什麼？」王振華高聲喝住妻子。劊子手們奪過他們手中的孩子，就在他們跟前把孩子殺了。黎潔霜憤怒地撲向孩子，身中數彈，倒在血泊中。」王振華黎潔霜一家四口就這樣慘死在國民黨劊子手的屠刀下。王振華時年38歲，黎潔霜29歲，王小華才兩歲多，王幼華僅有八個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清理「中美合作所」集中營死難烈士的工作中，王、黎二人終因是托派份子，不被列為革命烈士，含冤長眠在歌樂山下，「不為人們所知」（《火中的鳳凰》）。直至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經過多方人士的奔走呼號，才得「實事求是」地補評為革命烈士。真是：「子規夜半猶啼血，不信東風喚不回！」（注）

黎琦清是慘遭國民黨反動派殺害的廣西第一個托派份子。

（注）參看趙芳舉：「《永恆的懷念》― 王振華烈士生平憶略」。（未刊稿）

(2) 第二次學生軍

廣西當局組織的第二次學生軍，也是以桂林師專的學生為主，也有少數中學的學生參加。這次學生軍是隨廣西軍隊開赴抗日前線的第五戰區做抗日宣傳的，不在省內工作。參加這次學生軍的有托派傾向的學生有黃贊明、麥俊奇、方正等。

(3) 第三次學生軍

國民黨廣西當局在1938年11月著手組織第三次學生軍，共三個團。當時從上海回到廣西的毛鴻鑑發動南寧及各地的有托派思想傾向的同學或同情者積極參加到學生軍中去進行抗日工作。他本人也帶頭參加。除毛鴻鑑外，參加的人還有黎燧生、侯芝才、廖淦成、梁榮陞、梁庭詠、梁亮、李啓成、楊士足、鄺安榮、薑鳴渭、韋焜章、江國豪等人。這些人在學生軍中都積極參加了各種抗日宣傳活動，毛鴻鑑、梁庭詠、梁亮、薑鳴渭和韋焜章等編排抗日戲劇參加第三團在馬嶺的演出活動。這些有托派思想傾向的人和同情者本以為在學生軍中可以為抗日戰爭盡一份力量了。但他們萬萬沒料想到，恰好就在那個時候，正是王明、康生一夥無恥誣衊陳獨秀和中國托派為「托匪漢奸」的時候。這股「反托」的風氣也吹到了學生軍中。那些盲目跟著指揮棒轉的「反托」英雄們，在學生軍中，上至團政治部，下至中隊的負責人、排長、班長，都大有人在。他們「根據中共中央關於要開展反對漢奸，托派鬥爭的指示精神，……決定發動反托鬥爭」。他們認為「進行反托鬥爭，將有可能得到學生軍上中層領導的默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的支持」。

他們還「通過在學生軍政治部門中任要職的地下黨員，以擾亂軍心為由，向桂系頭面人物，報告托派份子的活動情況」。（見1988年11月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廣西黨史資料叢書．《黨在廣西學生軍》第10頁）。他們採取特務的方法，如跟蹤，釘捎，監視，告密；甚至非法拘捕，刑訊逼供的手段；有的人竟然無恥到暗中在他要打擊的對象衣服的背面偷偷寫上「托匪」二字，進行人身的污辱。總之，袛要是他們懷疑是托派的人，一律予以排斥和打擊。

這場「反托」風暴席捲了整個學生軍團，從迫走了毛鴻鑑，到1939年春節過後不久在第三團逮捕李啟成，繼而不久又逮捕楊士足，江國豪、韋昆章等13人，達到了頂點。

先是在這些人被捕之前，據說在從桂林到柳州的行軍路上，有三個女同學畫的街頭壁畫上，嚇然寫有「共產黨蹂躪下的慘狀」幾個字。這個故事的編造者就是當時的團政治部主任本人。根據這位政治部主任的一面之辭，沒有任何物證，人證，和其他的旁証，竟然對那三個女同學一次又一次非法審訊和施用電刑。但始終沒有得到人們所需要的供認。

在逮捕楊士足等13人之後，人們把他們送去賓陽縣監獄拘押，也一次又一次分別對他們非法審訊和施用電刑；強迫他們招認背後指揮者。在百般折磨之後，施刑者和審訊者仍然得不到他們所需要的口供。沒有任何罪證，這13位抗日的同學竟平白無辜被關押了半年之久，受盡了牢獄之苦。

這就是那些「反托」英雄們一再誇耀不已的，在學生軍中泡制的「反托鬥爭」的業績！

在人們蓄意泡制的「反托」狂潮下，不要說真正的托派份子，有托派思想傾向的人和同情者，不可能在學生軍中呆下去為抗日戰爭出力，被迫紛紛退出了學生軍。即便是那些與托派組織、托派思想毫不相干，但不是隨風倒而有獨立思考的人，也惶惶然不知道什麼時候自己會遭到排斥打擊的劫難，因而怨聲不絕，這才真正是抗日戰爭中的大不幸呢。

（六）《孤燈》、《燎原》、《紅旗》

自從毛鴻鑑從上海回到廣西後，廣西的青年學生中有托派思想傾向的人才開始有建立政黨組織的願望和要求。但對於如何建立政黨組織，如何開展政黨工作，認識還是非常模糊的。有的人以為，在革命高潮到來之時，只要登高一呼，便會招來千軍萬馬，向反動統治者進行沖擊。有的人以為可以學列寧辦《火星報》的樣，辦起一個雜誌，以此為中心建立起革命的領導核心來領導群眾鬥爭。也有人想到工人中去，在工人中紮根，作為建立政黨的基礎。思想上意識上的不一致，必定導致行動上的不一致；1939年以後，廣西有托派思想傾向的人，自然也只有各行其是了。

1939年毛鴻鑑離開學生軍後到了衡陽，便與趙鈞、白先明、莫獻廷、黃德楷等人企圖在湘桂鐡路工人中開展組織工作。但這些知識份子出身的人，自己既做不成工人，也無法接近工人，更為生活所迫，而不得不各圖出路：有的人回到桂林，如黃德楷，有的考入鐡路的各種訓練班，如趙鈞、莫獻廷。這些人就這樣各散東西，連原來由這幾個人組成的小組也就不存在了。

1941年秋，集中在桂林的一些有托派思想傾向的人，如李啟成、駱椿柏、黎華瑞、蕭文松、寧廣居、黃贊明、廖淦成、陸如滿、曾佩卿、唐少鳳、鄧超蓮、韋興智等人，經常在李啟成家中聚集，沒有任何形式地互相討論各種問題，交換自己的看法。大家都同意辦個秘密刊物，來發表自己對各種問題的意見。這樣便有了油印的秘密刊物《孤燈》（後改名為《燎原》）的出版。由於這種秘密油印刊物不能公開出版，只能在自己這個小圈子裡傳閱，除了做到自己人交流思想之外，在群眾中根本不起作用。

同一時期，集中在南寧的蘇燕海為中心的一夥人，如何伯擎、梁褔康、陸俊、葉家澤、鄺安榮、梁庭詠等人，也辦起了名為《紅旗》的秘密油印刊物，袛出過兩期，也如同桂林的《孤燈》一樣，除了自己這個小圈子的人之外，群眾中根本不知它的存在。

顯然，這些以辦秘密刊物為中心集合起一班人組成政黨的企圖是落空了。特別是在抗日戰爭當中，隨著戰爭形勢的發展，在日本侵略者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後，戰爭的烈火燒遍廣西之時，這些分別集中在南寧、桂林兩地的有托派思想傾向的知識份子也只好到處星散了。

（七）參加南寧郊區民眾抗日武裝鬥爭中的托派份子（注）

抗日戰爭中，南寧在1939年和1944年曾兩次淪陷。第一次淪陷時，國民黨邑寧縣政府組織成立邑寧縣戰工隊，方正任副隊長，麥俊奇擔任分隊長的職務。在崑崙關大戰時，國民黨政府又成立邑寧縣民眾抗日遊擊隊，李伊人、盧漢宗擔任中隊的政治指導員職務。遊擊隊實際只擔負崑崙關大戰西線南寧西郊地區的安定，和支援前線正規軍的戰鬥。

南寧第二次淪陷時，南寧西郊各鄉為了確保地方的安寧，先後組織了抗日自衛隊；如由李伊人負責，盧漢宗出任政治指導員的「那龍民眾抗日自衛隊」，由寧廣居協同其他人領導的「金陵民眾抗日自衛隊」等。1945年2月間，各鄉的民眾抗日自衛隊又聯合組成了「壇洛區民眾抗日自衛隊」，推舉李伊人等為正副隊長，寧廣居、盧漢宗為政治指導員。

這些民眾抗日自衛隊實際上都是由當時任國民黨邑寧縣縣長鍾震霄領導和控制的。這些自衛隊除維持地方治安，宣傳抗日之外，還配合退守廣西的國民黨六四軍投入多次抗日軍事行動。在1945年4月17日的夜襲金陵寧村的日本兵巢穴的戰鬥中，寧村村長寧廷松不幸飲彈犧牲。鍾震霄縣長在5月7日主持召開了寧廷松烈士的追悼會。六十四軍一五六師四六七團團長特為寧廷松勒石樹碑，以為永久紀念。碑文全文如下：

「1944年12月12日，敵軍騎兵二百餘竄到寧村，姦淫擄掠，無所不為。鄉親在敵蹄蹂躪下，呻吟凡四個月。該鄉愛國人士寧廣居、寧滿道、寧瑞積、寧耀東等奮起組織金陵民眾抗日遊擊隊，於1945年4月17夜配合我團三百餘人襲擊寧村敵巢，寧廷松村長身先士卒，英勇無比，不幸陣前飲彈犧牲，氣壯山河，令敵喪膽，次日即狼狽潰逃，克服寧村，萬民歡慶。我團鑒於寧廷松村長為國捐軀，特予勒石樹碑，以慰忠魂，永垂不朽！

國軍六十四軍一五六師四六七團團長陳亞人　團政指黃文楷同立」

　　立此紀念碑的背面，還刻有寧廣居寧耀東撰寫的《日寇陷村記》一文。全國解放後，寧廷松烈士的紀念碑曾被埋沒。

由於這些抗日遊擊隊是國民黨領導和控制的，所以在完成了規定的戰時任務之後，便為政府改組解散。那些參加遊擊隊的有托派思想傾向的人在遊擊隊解散後，只好捲起包袱走路了。

（注）這裡所說的「托派份子」只是指當時有托派思想傾向的人。

（八）果德縣中和南寧商報

1945年春，廣西一些有托派思想傾向的人曾企圖利用侯甸出任果德縣長正在搜羅部屬的機會，讓陳傳誼去充當他的民政科科長。並通過侯甸使何春華任果德縣國中的校長，從而使一些有托派思想傾向的人集中到該校去充當教務主任、訓導主任和各班級的老師等職務。並以此為基地，來傳播托洛茨基主義。當時到該校去任職的人有：黃德楷、蘇燕海、陸俊、梁庭詠、楊士足、黎燧生、徐汝璋等人。但這些人在教學中並不能傳播托洛茨基主義，相反，各人卻有自己的小算盤，特別是何春華，他只一心想如何按照政府的教育方針把教學辦好，對政治活動已無興趣。其他的人也深深感到在小小的山城裡根本不可能有什麼作為。因此，在1945年下半年學期結束之後，一度曾集中到果德縣國中的人，又各自尋求新的出路，四處星散了。

首先是黃德楷，在1945年下學期尚未結束之前，便應當時任廣西省政府秘書黃中廑的邀約回到南寧籌辦「南寧商報」。該報是由當時南寧商會會長賴壽銘出資出版，以黃中廑為政治後台。社長是賴壽銘的外侄楊某充任。黃德楷則出任總編輯。

他拉了一些有托派思想傾向的人充當編輯部的班子。甚至把原在果德縣國中任職的人也拉了過去，這使何春華十分惱火。到「南寧商報」去任職的人有：蘇燕海任資料室主任，兼主要撰稿人。梁庭詠任副刊編輯。黎燧生任資料幹事。姜君羊任記者。這些人在報社裡也不可能利用報紙來散播托派思想，更不可能把報紙變成托派的報紙，這是不言而喻的。袛是有一個時期，因黃德楷的關係，「南寧商報」曾經充當了上海托派組織的公開刊物《求真》和《青年與婦女》的代銷處。

1946年夏，由於黃德楷與社長楊某的矛盾激化，黃德楷領導的編輯部全體成員集體辭職，由此離開了商報。

（九）到大城市去

抗日戰爭結束後，在廣西有托派思想傾向的人中，許多人鑑於多年來在省內知識青年學生中開展托洛茨基主義的傳播沒有多大進展，因此都有到省外大城市去尋求發展的打算，認為只有到大城市去，到工廠中去，到工人中去，才能真正在工人階級中開展組織的工作。在這種思想推動下，從1946年下半年起，有不少人先後都離開了廣西，分別到上海、香港、廣州等地去。如徐汝璋、蘇燕海、陳傳誼、梁庭詠、許任新、鄧強等人去了香港；去上海的則有李啟成、何伯擎、李培貴、梁必亮、楊士足等人。姜君羊、廖真如、黃毅等則去了廣州。這些人都分別參加了香港、上海和廣州等地的托派組織。從此時起，這些人才正式成為中國托派的一份子。特別是去香港的人，他們都能到工廠去做了工人，或深入到工人中去，成了當地工人運動的積極份子。

（十）廣西托派的建黨活動

1946年以後，除了那些到上海、香港、廣州等地的人之外，廣西省內有托派思想傾向的人大多集中到南寧和桂林兩地。在南寧的有：麥俊奇、梁褔康、雷潤清、陸俊、盧漢宗等；在桂林的則有廖淦成、駱椿柏、黎華瑞，寧廣居，趙鈞、梁良、陸如滿、韋興智、黃贊明、鄧超蓮、曾佩卿等人。

早在太平洋戰爭爆發時，上海的托派中央由於對抗戰性質問題的分歧而分裂為彭述之，劉家良為首的多數派，和以鄭超麟、王凡西為首的少數派。而廣西的人對這兩派袛視為是同一組織即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中意見不同的派別而己。因此，不論是南寧或桂林的人，都與兩派保持著聯系；既為多數派的《求真》，《青年與婦女》積極推銷，也在自己的人或同情者中傳閱少數派的《建立》和《新旗》。在一般說來，桂林的人，多數傾向於多數派，而南寧的人則傾向於少數派。

1947年下半年，托派多數派開始籌備建黨，號召各地方的托派組織和有托派思想傾向的人積極行動起來，發展成員，擴大組織。當時在香港的蘇燕海、陳傳誼、徐汝璋等人草擬了一個《廣西建黨方針草案》，分別寄給南寧和桂林的有托派思想傾向的人，要求他們建立組織，嚴格組織紀律，不能如同過去一盤散沙那樣，要定期開展組織生活，討論《黨綱》草案和《組織章程》草案。討論時事形勢和開展群眾工作。這個《方針草案》得到桂林的人響應。

1948年8月間，托派多數派在上海召開建黨大會。桂林即派出駱椿柏為代表前去參加。大會通過了《黨綱》和《黨章》，並定名為《中國革命共產黨》。出席這次建黨大會的廣西籍托派份子，除駱椿柏外，還有代表香港組織的蘇燕海，代表廣州組織的薑君羊（廣州選出的代表原為劉平梅，因薑適逢假期要去上海，故改由姜代表廣州組織會的候補中央委員）。在上海的丁肇荃和何伯擎也出席了大會。丁肇荃還被選為新成立的中央委員會的候補中央委員。

建黨大會過後，駱椿柏回到廣西桂林，立即召集廖淦成、黎華瑞、寧廣居，陸如滿、韋興智、曾佩卿、趙鈞、蘇勝蓮、黃贊明、鄧超蓮、梁良等人在廖淦成家中開會，傳達上海建黨大會的情況。最後一致決定成立中國革命共產黨桂林市支部，推舉駱椿柏為書記，廖淦成為宣傳委員，韋興智為組織委員，鄧超蓮為婦女委員，下設三個小組，成員共16人。廖淦成負責桂北區小組，黃贊明負責桂南區小組，駱椿柏負責廣西大學小組。這樣，廣西第一個托派地方支部便建立起來了。

托派桂林支部建立後，駱椿柏在廣西大學裡與徐太興等人聯絡其他思想上傾向於托派的該校的青年助教和學生組成了一個外圍組織   托洛茨基主義研究會。參加這個組織的除駱椿柏、寧廣居之外，有徐太興，劉驥、方錦榮、張名鵬、章典、陳淵泉、李剛、周楫寧等人。

1949年8月間，薑君羊由廣州去到桂林，即與駱椿柏、寧廣居等商議，始將托洛茨基主義研究會改組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桂林市支部。由姜任書記。寧廣居和徐太興分別負責宣傳和組織的工作。在桂林解放後，由於黨、團員的變動，黨員大多已經離開桂林，只好實行黨團組織合併，由薑君羊擔任書記。1950年姜離開桂林後，書記一職由徐太興擔任。

在此之前，中國托派少數派也在1949年間在上海臨解放前召開了建黨大會，成立了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參加這個黨的廣西托派分子有林華援、毛鴻鑑、黃鑑桐、李培貴、李啟成等人。林華援還當選為該黨的中央委員。

此外，1950年，廖真如、曾招任、黃漢傑三人曾在梧州組成了一個托派小組。

（十一）1951-1952年的大逮捕

1949年底，廣西全境解放。在解放的形勢下，廣西的托派組織和個人都面臨一次嚴峻的考驗。事實上因為大部份人已經星散，組織生活已經癱瘓，實際上已經沒有了組織活動；成員的思想也混亂到極點。毫無疑義，共產黨政權是不會容許托派存在的，更何況當時正是一邊倒向蘇聯的時期，史達林當然不會容忍中國有托派存在。過去，人們一直認為廣西是托派基地之一。廣西一解放，人們便到處尋找托派的蹤跡，把所有被懷疑為托派的人一一記錄在案；到了全國實行「鎮壓反革命」之時，廣西便率先在訂定省的鎮壓反革命條例時，把托派列為鎮壓的對象，並分別通知被懷疑的人到公安部門去登記聽候處理。面對被鎮壓的局面，不願俯首就擒的人，就袛有想辦法出逃這一條路。但，天地雖大，卻也沒有托派份子容身之地。

1951年，廣西便開始逮捕托派份子，至52年12月全國實行對托派進行大搜捕，在一夜之內便收到了一網打盡之功。據一些統計數字表明，廣西共「逮捕了托派黨員61人，團員16人，托派份子32人，托派外圍份子149人。」（見存檔的廣西黨員史資料：陳新建著《廣西的托派組織及其活動簡況》一文，未刊稿）

顯然，這個數目字是不真實的。實際上，有組織關係的黨團員合共也不超過30人。至於所謂「托派份子」，「托派外圍份子」，更不知所指為何了。實際上被司法機關判刑的袛有8人，即薑君羊、駱椿柏、廖淦成、雷潤清、黃德楷、何春華、李啟成和徐太興。刑期最長的15年，最少的5年。這些人被送去湖北勞改，刑期屆滿後都得到釋放；只有姜君羊於刑滿後被強制「留廠就業，繼續改造」，至1983年始被遣送回原籍定居。至於由此「托案」被牽連的人，多達2-3百人。可算是轟動一時了。這些人全都經過教育後釋放了。

筆者曾有幸結識了一位共產黨人，並且成了朋友。有一次這位朋友曾對筆者說：不是說托派已經成了一具政治殭屍了嗎？真沒想到今日仍冒出了許多托派來？是的，史達林在三十年代把蘇聯的托洛茨基份子確實是砍盡殺絕了，連托洛茨基本人也被史達林派去的格柏烏特務份子砍死在墨西哥。但奇怪的是老的一代托派份子死了，而新的托派份子又出現了，從三十年代以來，就是這樣綿綿不絕。

歷來的統治者和壓迫者總是千方百計要堵絕被統治受壓迫者的反抗和起義，什麼樣的手段都使盡了。但是被統治被壓迫的人民總是一次又一次地前赴後繼地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那些統治者和壓迫者總是弄不明白，常常哀嘆世風日下。其實，這無他，這袛不過是人類生存必需要有的對正義的渴望，對真理的追求；有統治有壓迫，就必定有反抗和鬥爭，如此而已。

1999年4月8日完稿

（十二）人物誌

本人物誌不可能把廣西所有托派和有托派傾向的人物全部列出。除本文第三節提到的林華援之外，這裡僅將一些主要人物簡誌如下：

（1）毛鴻鑑　廣西荔浦人，1916年生，桂林師專畢業。「叩門讀書會」成員之一。1936年去上海參加托派組織，偕同林華援、丁肇荃負責托派《鬥爭》報的出版工作。1938年回南寧發動傾向托派的青年學生參加第三屆學生軍。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托派分裂為多、少數派，他屬少數派。1949年去香港。1956年，自願回到南寧後任南寧四中教師。「文化大革命」時被秘密關押批鬥，受盡虐待。四人幫垮臺後，曾一度回原校復職，不久又再度失蹤，下落不明。

（2）蘇燕海　廣西扶綏長沙鄉人，1917年生，「叩門讀書會」成員之一，中山大學畢業。40年代初曾在南寧中學任教，1946年秋在香港參加托派組織，是托派華南臨委，廣東省委領導人之一。1956年冬自願回到南寧，任武鳴中學教師。1978年在武鳴病故。

（3）徐汝璋　南寧人，1917年生，「叩門讀書會」成員之一。中學畢業後即去當工人。1946年在香港參加托派，入太古船塢當車工。是托派筲箕灣區委領導人之一。1947年秋香港機工大罷工時是積極參加者。1956年冬自願回南寧，入南寧機械廠當車工。1994年病故。

（4）丁肇荃　廣西武鳴人，1918年生，中學時即傾向托派。1936年與毛鴻鑑去上海參加托派組織，參與《鬥爭》報的出版工作。1948年8月托派多數派建黨大會上被選為候補中委。上海解放後曾一度被捕，釋放後去香港。在港病故。

（5）李培貴　南寧五塘人，1919年生，中學時即傾向於托派。1939年曾被國民黨桂林當局逮捕，抗日戰爭結束後去上海參加托派組織，屬少數派。1952年大逮捕時被判10年，後改為無期。1979年與鄭超麟等人一起恢復公民權。1993年在上海病逝。

（6）陳傳誼　南寧人，1920年生，中學時即傾向托派。1939年在桂林被國民黨政府逮捕。1946年去香港參加托派組織，是托派華南臨委，廣東省委領導人之一，1956年自願回到廣州，在某工廠任職，中風癱瘓不起。

（7）駱椿柏　廣西田東人，1920年生，廣西大學畢業，中學時即傾向托派。1948年8月曾代表桂林托派組織出席多數派的建黨大會。會後回桂林籌組托派桂林市支部，任支部書記。1951年被捕，被判7年徒刑。刑滿釋放回南寧。「文化大革命」時，被強迫回鄉勞動改造。1990年在南寧病故。

（8）李啟成　廣西桂平人，1919年生，中學時即傾向托派。1937年曾因廣西王公度案被捕入獄。抗日戰爭後去上海參加托派組織。屬少數派。1952年大逮捕時被判刑5年。1996年病故。

（9）麥俊奇　南寧楊美鎮人，1918年生，桂林師專畢業，中學時即傾向托派，但未參加托派組織。曾當過中學教師、校長等職務。1950年去香港。1956年秋自願回到南寧後出任中學教師。1983年在南寧病逝。

（10）黃德楷　南寧馬村人，1917年生，曾就讀廣西大學先修班。中學時即傾向托派，但未參加過托派組織。當過中學教師，1946年曾任南寧商報總編，民鋒報社長，解放前曾任南寧教育局局長，被國民黨逮捕監禁過。1951年被捕，57年釋放回南寧。文化大革命時受迫害。九十年代初為南寧文史館館員。1995年病故。

（11）黃贊明　南寧人，1916年生，桂林師專畢業，中學時即傾向托派，曾當過國民黨縣長。1948年托派桂林支部成員之一，1949年去香港，後移民加拿大，在加病故。

（12）雷潤清　南寧人，1918年生，廣西師範學院畢業，中學時即傾向托派，但未參加過托派組織，1952年被捕入獄，判10年勞改。90年代初曾任南寧文史館館員，1997年病故。

（13）廖淦成　平果人，1918年生，廣西軍醫學校畢業，中學時即傾向托派。1948年托派桂林支部成員之一。1952年被捕，判五年勞改。1995年在柳州病故。

（14）李伊人　南寧那龍人，1917年生，廣西大學畢業，中學時即傾向托派，但未參加過托派組織。曾任邕寧縣國中校長，後拒絕與有托派關係或有托派傾向的人來往。解放後曾偷越國境，在深圳被捕，送英德勞改農場改造。在農場病逝。

（15）何春華　廣西永淳人，1916年生，浙江大學畢業，中學時即傾向托派，但未參加過托派組織，1945 - 1946年曾任果德具國中校長。1952年被捕判5年，釋放後回永淳，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