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多伊徹著

伊‧多伊徹著《流亡的先知》

與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

─ 我的意見和更正

王凡西著周仁生譯

【編者按：王凡西這篇《我的意見和更正》和多伊徹夫人致王凡西的信，原計劃作為中譯本《先知三部曲》的附錄發表。後未採用。王凡西的更正只在中文本中用編者註的方式簡單地指出，現由本刊予以發表。】

約在十年前，我讀了伊薩克‧多伊徹的《托洛茨基三部曲》。此書，文體流暢，內容翔實，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同時，我也在第三卷，即《流亡的先知》中，在談到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史及陳獨秀的作用時，發現若干值得更正的地方。我記下這些要點，並打算給作者寫信，告訴他書中的錯誤。然而，由於其他更迫切的任務，使我無法做到這一點，甚至直到這位傑出的傳記作者逝世時，我仍然沒有實現自己的願望。

現在，為了希望在《三部曲》的新版中，能改正這些錯誤，我給作者夫人，塔瑪拉‧多伊徹寫了以下的意見：

I. 原文第32頁（中譯本第35頁）：“……1928年，他們（指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凡西註）召開了中國反對派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其中某些人主張與毛澤東結盟；那時共產國際對毛澤東不滿，因為在1925-27年之間他的觀點往往與托洛茨基不謀而合……。”

一. 中國反對派首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在1931年召開的，而不是1928年。這次大會的全名是中國托派統一代表大會。1928年召開的是一次代表會議，是“我們的話派”的代表會議。“我們的話派”是中國托派四個派別中最早成立的一派，稍後不久便統一到同一個組織中了。

二. 根據我的記憶，中國托洛茨基主義份子中，從來沒有人希望同毛澤東結成聯盟。在中國青年托洛茨基主義份子與陳獨秀之間，曾就湘、贛等爆發農民起義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1927年，當陳獨秀確定地轉向托洛茨基主義之後一年，他寫了一篇論朱、毛領導「紅軍」問題的文章，而引起這場爭論的。陳獨秀在他的文章中，採取否定態度批判農民起義，並認為起義是毫無前途的。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青年托洛茨基主義者採取較積極態度，表示在政治上支持農民戰爭，特別強調要保衛武裝起來的農民縱隊，反對國民黨的鎮壓措施。但是，這個立場決不能被解釋為希圖與毛澤東聯盟。

三. 1925-27年間，毛澤東的立場並非與托洛茨基的立場一致。人們可以說，蘇維埃問題上，他們的立場是一致的，因為在1927年春天，甚至早在1926年年底，托氏已為中國革命提出了蘇維埃口號，而毛澤東只是在1927年秋天力圖提出同一口號，毛要在蘇維埃口號下發動秋收起義，但遭到了來自共產國際的反對（見愛德格．斯諾《紅星照亮中國》第一次修訂版、擴大版，第165頁）。但是毛本人從來沒有對托洛茨基的立場，甚至在蘇維埃問題上表示出同情或支持。誠然，共產國際通常對毛是不滿的，但這有另外的原因，特別因為毛過份地保持獨立思考，這跟他的立場偶而與托洛茨基一致這個事實顯然是毫無共同之處的。

II. 原文第32頁註釋（中譯本35頁）：“1929年夏或秋，一個反對派分子林澤從莫斯科返回中國……”。

林澤，實際上是劉仁靜的化名，他於1929年夏，前往普林基普島拜訪托洛茨基。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舉行建黨大會，劉仁靜是參加大會十二名代表中的一名。1927年當他還在莫斯科列寧學院學習時，他已成為托洛茨基主義者。1929年回到中國後，成為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後來又幫助伊羅生（Harold Isaacs）收集有關中國問題一書的資料，此書寫成以後，題名為《中國革命悲劇》。1934年他被國民黨政府逮捕，此後便離開了托洛茨基主義運動。

III. 原文第423頁（中譯本第455-456頁）：“……在中國，即使他反對史達林1925-27年間的政策曾產生過最強烈的印象，但第四國際在那裡也沒有能當得起‘支部’這個稱號的組織。一些活動於地下、困於極度的貧窮並受到國民黨政府和史達林主義者圍剿的托洛茨基派成員成立了一些小組，在上海有二十幾人，在香港有幾十人，還有分散在中部和東部的少數人，甚至在陳獨秀贊同托洛茨基主義之後，他們也未能擺脫孤立。”

中國托派份子的人數，常有變動，而且變動幅度大。中國的托派份子是在1928年開始組織活動的，到了1952年就被毛主義者全數撲滅。在這段時期內，托派黨員確實有時降低到“上海只剩下二十多人”（這是在反動統治下最黑暗的時期，即從1932或1933年起直到1937年上半年止）。但也有人數較多的時期，例如1932年以前及1945年之後，這兩個時期的黨員人數上升到遠遠超過“數十個人”。統一大會召開時，中國有近400托派份子〈“我們的話派”有160人，“無產者社”有120人，十月社有70人，戰鬥社有40人〉。這個數字，還沒有把關押在史達林監牢中備受折磨的大約200名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包括在內。1945年以後，特別是在1946年-1949年這幾年內，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已經分別參加了兩個各自獨立的黨，即國際主義工人黨與中國革命共產黨。最後，在1952年，當毛主義者對托派份子進行全國性大逮捕，單就被捕的托派份子來說，大約有300人。（實際上被捕的托派份子遠不止300人，單以浙江省溫州、杭州、嘉興、金華四縣市的初步估計，已超過300人了，其中包括判刑及在學習班受訓者。─ 譯者註）

IV. 原文第423頁（中譯本第456頁）：“……陳獨秀在監獄裡被關押了六年，出獄後，他被放逐到重慶附近一個偏僻的鄉村，被禁止參加政治生活，也不能出版自己的著作。他過著半饑半飽的日子，生活在恐懼之中，為1927年失敗承擔的罪責壓彎了他的腰。甚至托洛茨基派成員也不信任他了。毛主義者對他大加指責。他被奸細包圍著，蔣介石的員警又以謀殺威脅著他，於1934年把他重又投入監獄，並暗殺了他。”

有關陳獨秀的這段文字，有許多失實之處。第一，陳獨秀不是被放逐到重慶。事實上，1937年秋天，他從南京監獄釋放出來後，首先來到武漢（是出於他的自願的）。武漢是國民黨政府第一個臨時首都，那時武漢是中國主要政治中心。陳在武漢曾兩次發表公開演說，並廣泛地、多方面地與各種政治傾向的人士接觸，特別是同站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小黨派人士進行接觸。1938年秋，當武漢被日本帝國主義侵佔之前約一個月左右，陳獨秀前往四川省，在重慶附近的一個小城江津定居下來。

其次，陳獨秀再也沒有被國民黨政府逮捕或監禁過，也沒有遭受蔣介石特務員警的毒手。相反，他於1942年5月27日，因病死亡。

第三，陳獨秀定居江津時，生活極端艱苦、極端貧窮，並遭受特務份子的包圍、監視，這是完全確實的；但可以肯定地說，他決沒有因對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責任感，使他內心羞慚，終至精神崩潰。陳獨秀對1925-27年革命的失敗，願意承擔相應一部份的責任，但斷然拒絕充當史達林和布哈林的替罪羔羊。自從1929年他寫下《致中共中央的信》和《告全黨同志書》以來，陳一貫保持這個立場。諸如自責、遺憾、悔恨等情緒，同陳獨秀的個性是格格不入的。

第四，儘管陳獨秀與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有過激烈的論爭，但他們，尤其是托洛茨基本人，決不會不信任他。（如果不是這樣，那就無法解釋為什麼托洛茨基那樣力盡一切地關心陳獨秀的命運。）他們之間的爭論無非是有關基本問題以及策略問題。爭論的內容，回頭我還要談到。

V. 原文第423頁（中譯本第456頁）：“1938-1939年，托洛茨基進行了一次徒勞的嘗試，想把他從中國救出來，指望‘他能在第四國際起到與片山潛在第三國際同樣的作用……能給革命事業帶來更大利益。’但陳獨秀認輸了，陷入了極端的悲觀主義。”

為了更好地理解為什麼托洛茨基寫信，力圖說服陳獨秀離開中國，以及陳對這幾封信的答覆究竟說了些什麼，我不妨對當時發生在兩人間通訊往來的國內外形勢，簡單地說幾句話。1938年，正是莫斯科製造最後一次審判案的一年。那年3月2-15日，布哈林．李可夫及其他老布爾什維克被帶上法庭受審，並被處決。早在一個月前，即2月16日，托洛茨基的兒子，里昂．西道夫已被史達林派遣的格柏烏殺害了。作為國際反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一部份，直接由史達林派往中國的頭號代理人王明，於同年3月15日，在武漢發動一場反對陳獨秀的誹謗運動。他們無恥地指控陳是為日本帝國主義效勞的間諜，每月向日本特務機關領取300元津貼。托洛茨基在這方面是有高度警覺性的。早在1937年，即當中日戰爭爆發時，他心中早已存在著如何保護陳獨秀以及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免遭史達林分子迫害的問題。他並不確切地知道中共將如何羅織罪名，企圖陷害陳獨秀，但他根據自己的認識，自己的經驗，清楚地知道史達林如何對付反對派的辦法的。因此他堅信，史達林定會通過他在中國的代理人，採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來迫害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特別是陳獨秀本人。他甚至考慮到，中國史達林分子有可能採取暗殺的手段。這就是托洛茨基力圖要陳離開中國的主要理由。他希望陳能在第四國際中起到片山潛在第三國際中所起的同樣作用，這也是真實可信的。但這顯然不是他的主要理由。

托洛茨基寫給上海一個托派份子的兩封信（日期是1938年2月5日和6月25日），是由專門信使帶到四川的。陳在收到這兩封信時便作了答覆，也許為了安全，也或許因為信不是直接寄給他的，他的答覆不是以信的形式，而是以論文或聲明的形式發出的。註明的日期為1938年11月3日。《流亡的先知》的作者，正是從這“長篇論文”中，引證陳獨秀的觀點，作者把這觀點描述為“極端的悲觀主義”。實際上，陳在他論文中所表達的觀點，決不能認為是悲觀主義的，如果我們再深入到那個時期，他的基本論點，那就更不是悲觀主義了。如我們所知，1935年左右，當他仍在國民黨獄中時，深受莫斯科審判案以及蘇聯官僚層不斷蛻化墮落的影響下，陳獨秀開始重新考慮布爾什維克關於資產階級民主的傳統立場。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他把新的看法應用到民主概念上，他堅持認為，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產黨人，決不應在民主帝國主義國家中採取革命失敗主義立場。最後，於1940年12月，他在稱為《我的根本意見》一文中，寫下他的觀點，現在我從他的十五點意見中譯出如下四點：

“（8）民主主義是從人類發生政治組織，以至政治消滅之間，各時代（希臘、羅馬、近代以至將來）多數階級的人民，反抗少數特權之旗幟。‘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名詞，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各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

“（9）政治上的民主主義和經濟上的社會主義，是相成而非相反的東西。民主主義並非和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是不可分離的。無產階級政黨若因反對資產階級及資本主義，遂並民主主義而亦反對之，即令各國所謂‘無產階級革命’ 出現了，而沒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現了一些史達林式的官僚政權，殘暴、貪汙、虛偽、欺騙、腐化、墮落，決不能創造甚麼社會主義……。”

“（10）此次世界大戰，自然是兩帝國主義的集團互爭全世界霸權的戰爭。所謂“為民主自由而戰”自然是一種外衣，然不能因此便否認英、美民主國家尚有若干民主自由之存在……‘消滅希特勒的納粹黨徒’為各民族共同進攻之總目標，其他一切鬥爭，只有對於這一總目標有正的作用，而非負的作用，才有進步意義。”

“（11）在此次帝國主義大戰中，對民主國家方面採取失敗主義，採取以國內的革命戰爭代替國際的帝國主義戰爭的方略，無論口裡說得如何左，事實上只有幫助納粹取得勝利……。”

顯然，陳獨秀此時關於民主和帝國主義戰爭的觀點，已經遠離了列寧和托洛茨基，難怪所有的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群起而反對之。但這決非意味著他的精神正在崩潰下去。直到臨終，他還始終為他的新觀點作頑強的鬥爭，在他生命結束之前僅僅只有十四天了，他還寫了《被壓迫民族之前途》一文。

VI. 原文第423-424頁（中譯本第456-457頁）“然而他仍不時地分析中國形勢，十分透徹地指出托洛茨基主義在什麼地方和為什麼受挫。在第四國際宣佈成立兩個月後所寫的一份聲明裡，他直截了當地解釋說，為什麼要依靠農民，而不是（像早先托洛茨基與他本人所認為的那樣）依靠城市工人。日本人破壞了中國一些最先進地區的工業；因而，‘中國工人階級在數量上、物質上與精神上都被削弱了，倒退到30 — 40年前的條件下’。因此，將革命的重心放在城市的觀點是錯誤的。‘如果我們今天不理解將來的政治形勢會向何處發展，不承認中國無產階級十分弱小以及其政黨所處的地位，那麼我們就等於是坐井觀天，由於自滿自大而痛失良機’。他繼續寫道，托洛茨基派成員常因其宗派傲慢，對毛主義採取完全消極的態度以及無視抗日戰爭的需要，使自己脫離了現實政治生活。他擔心，第四國際的建立只會加強他們的‘傲慢與孤立’，而這場冒險將以破產告終。”

這段文字引證了陳獨秀與中國其他托派份子的爭論，並且加以闡述，現在我要說的有三點意見：

一.“中國工人在數量上，在物質上，在精神上都退到三、四十年以前的狀況”，陳獨秀在這段時期內已把這一事實，反覆強調多次，但從這一前提出發，陳獨秀並沒有得出結論說“中國革命運動必須依靠農民，而不是（像托洛茨基和他本人所期望的）依靠城市工人。” 陳獨秀從未懷疑或曾動搖過這樣的立場：即為了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有不同看法的話，那就是過份強調了無產階級領導的重要性（強調到把真理變成了荒謬），當他把無產階級領導這個概念應用到國際範圍內時，竟把各主要的大國比作無產階級，而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比作農民，他說：“不能幻想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獨立戰爭，不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社會革命結合起來，會得到勝利。”（見陳獨秀《我的根本意見》中的第十五點）。因此，陳獨秀並沒有認為，中國農民能取代中國工人階級，成為中國革命的領導力量。當他認識到“中國無產階級的現實力量及其政黨的情況時”，陳獨秀僅僅把希望寄託在帝國主義國家爆發社會革命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可以把陳看作是悲觀主義的，因為他不相信，在帝國主義國家爆發社會革命之前，中國社會革命是能夠獲得勝利的。

二. 然而，從另一個意義上來說，他並不是悲觀主義的。儘管他還有上述觀點，但他並不採取觀望態度，他也沒有躺下來，拋離一切希望。依他之見，中國革命者，包括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在內，在他所設想的條件下，應當先盡一切力量去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積極參加抗戰，拿起武器，依靠農民，並同一切抗日的民主黨派聯合起來，共同行動，一方面反對國民黨，另方面反對中國共產黨。只要通過這樣的努力，他堅信，如果社會革命能在一個或多個帝國主義國家裡爆發出來，我們就有可能在即將來到的中國革命中發揮領導作用，並把革命領導到勝利。（在此，我必須提到一件事，即1937年冬天，陳在武漢時，曾試圖在反國民黨的軍隊中工作，但這個試圖沒有取得成功）。

正是根據這一積極而又有悲觀主義色彩的立場（這一立場是否正確或錯誤，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了），陳在寫給托洛茨基的那份聲明中，他才責備中國托派份子為“宗派主義的妄自尊大，清一色地以否定態度對待毛主義，而對於抗日戰爭的必要性，卻缺乏敏感性”。也正是從這個立場出發，他才認為中國托派份子要對“脫離政治現實”負責。

三. 就我的記憶所及，陳獨秀在聲明中，抨擊中國托派份子的“自滿情緒和虛幻的錯覺”，並不是同第四國際的宣言聯繫起來的，他從未說過“這種冒險行為只能以破產告終”。然而在這一點上，我自己也並無把握，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對照1938年11月3日所寫的聲明原文加以核對，而此時這份聲明還保存在“密封的檔案”裡。

VII. 原文第424頁（中譯本第457頁）：“他本人傾向於時而同國民黨，時而同毛主義妥協，但既不能也不願同前者或後者結盟。在餘下的悲劇性的歲月裡，他一直是個垮掉了的人。”

考慮到陳獨秀在民主立場上的改變，人們很可能設想他或者定將與國民黨的舊式民主主義妥協，或者與毛澤東的“新” 民主主義妥協。但是，作為陳獨秀的朋友之一，作為他晚年思想轉變的反對者，我應當說這是不符合事實的。事實是：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他仍然是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不可調和的對立者，他支持由國民黨領導的抗日戰爭，但他從未對國民黨及其政權產生過任何幻想，因為他認定國民黨已經腐朽透頂，決不可能領導這次戰爭到最後勝利。自從他從監獄裡釋放出來後，國民黨領導人對他軟硬兼施︰一方面使他處於受長期的監視之下，另一方面想方設法想把他收買過去。就我所知，至少有兩次這樣的時候，試圖誘使他下水。國民黨通過陳的老朋友（此時，這些老朋友已在國民黨政權中擔任要職），向他提供大量金錢（第一次在南京，第二次在重慶）。但兩次，陳獨秀都斷然拒絕了。正因此，陳獨秀一直在極端貧困中渡過他的餘生。當他去世時，他的身後喪事是由當地鄉紳為他辦理的，而他的遺孀後來是由他以前的學生贍養的。

至於同中共的關係，確實存在過這樣的試圖：即1937年秋天，毛主義者與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之間有過謀求和解的事實。但是，這個試圖是由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在羅漢的倡議下提出的，而陳獨秀本人及中國托派組織並不知曉。羅漢是老共產黨員，同中共幾乎所有領導人都是老朋友，他見到了葉劍英，那時葉是八路軍駐南京代表，他們討論了中國共產黨人與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之間在抗日戰爭中合作的可能性。葉劍英同意了羅漢的合作建議，並敦促他去西安。他在西安與西安八路軍代表林伯渠共同就這個建議討論了幾天。然後經由林伯渠，羅漢與毛澤東交換了幾封電報。毛的回答是：他表示歡迎陳獨秀回到黨內來，但條件是陳要公開讉責托洛茨基主義，聲明他同托派組織脫離關係，並承認加入托派行列是錯誤的。當陳獨秀得悉羅漢的意圖以及毛澤東的答覆時，他非常氣憤，這不但因為毛的條件是荒謬的，而且因為羅漢試圖與中共達成妥協，是一種天真的幻想。此後幾個月內，王明便在武漢發動一場反陳獨秀的惡毒誹謗的運動。從那時以後，陳獨秀不可能有，也確實沒有任何餘地去幻想同毛主義者達成協議了。

自從國民黨（表面上聲稱是他的“朋友”）和毛主義者（是他的公開敵對者）一貫以來是用污泥濁水潑在陳獨秀的身上的。我希望，《流亡的先知》 ─ 經作者認真考慮後而撰寫的著作 ─ 應當把有關陳獨秀一生的幾處錯誤論述，最後能夠糾正過來。不管陳獨秀在他生命的餘年所懷有的思想觀點是對或是錯，陳獨秀仍然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一個反抗者，或一個對所有既定的權威的終身反對派（這是後來胡適博士稱呼他，而且陳本人也是樂意接受的）。

誠然，陳獨秀以悲劇性人物度過了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但是把他描述為一個“心灰意冷”或“精神崩潰”的人，這是完全錯誤的。

十分感謝你能詳細地對《流亡的先知》一書提出你的看法。其中一些錯誤的改正，很快就會在新版書中見到。另外一些意見，我得要用更多時間，並且盡可能地予以研究。但你提供的所有意見，都是十分可貴的，無疑地，我定將一一記下來，只要我的工作負擔稍有減輕的話，我會在一二個星期內將它們處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