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托派在抗战中的主张和行动

中国托派在抗战中的主张和行动

张开

　　托洛茨基派（简称托派）是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派。中国托派自20年代末形成以来，由于她一直处于备受压迫的地下状态，她的政见和活动情况鲜为人知。一般人几乎祇从中共的攻击中，误以为托派在国际上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苏联的卖国贼，中国托派在抗战期间是日本侦探、匪徒汉奸，抗战后是反革命份子。这些污蔑流传了半个多世纪，「谎言说上了千百遍就变成真实！」

　　不过，历史始终是会还原其本来面目的。在1978年中共11届3中全会被迫宣布要平反冤假错案后，中国的一些学术界、史学家便突破一向的禁区，着文发表，为陈独秀不是汉奸、托派没有接受日本每月300元津贴而辩诬。

　　1988年8月6日，上海《解放日报》刊载一则新闻：苏联平反30年代四大错案——为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恢复名誉。这则新闻的副标题就明白显示出托洛茨基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一起得到平反。

　　199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70周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删去了第一版有关托派的诬蔑性注释，改写的第二版的新注释，正如1989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一卷注释2一样地指出：「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这是用「有中共特色」的认错方式推倒了流行50多年对托派的诬陷之词（但「反革命」的帽子仍没有同时摘下）。

　　不过，尽管有这样的改变，不少评论对托派的不正确传统观念和习惯了的偏见，仍不能一下子完全抛弃掉。举例来说，唐宝林在他所著《中国托派史》一书中，便流露出这种情况。该书的自序写于1992年9月（在《毛选》第二版面世一年之后），曾说明该书初稿完成后已经过4次修改补充，但结果仍不能从根本上清除掉中共过去污蔑托派为汉奸的遗毒，依然在基本上重弹中共的旧调。例如，该书写道：

　　「很显然，托派的『抗战』路线，依然是『极左』加反动。口头上参加抗战，实际上破坏抗战，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该书第224页）

　　「所以，他们依然把主要攻击矛头对准国民党和共产党及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客观上还是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服务。」（第249页）

　　「彭述之的所谓『保卫主义』、『支持抗战』只是说说而已」。（第253页）

　　「由于他们的主张实际上有利于日本侵华，所以他们的组织在更加残暴的日本法西斯铁蹄下，反倒没有再受到过去那样大的打击。」（第255页）

　　像上引那样的叙述、论断，在该书中还有很多。尽管此书作者有机会从中共收藏的数据文件中博览托派文件，并选择性地加以引用，使读者从中得知中国托派的许多情况；但由于观点角度的不同，不少地方（有如上引4段文字所说的）便会误导了读者，致使真相仍未能大白。此书的一些论调，同上引《毛选》第二版该注更正后的基调虽有些接近，但该新注只说「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是否含有「行动上没有抗日」之意则没有说），且没有唐书那样屡用类似于「汉奸」的字眼（虽然唐书有加上「客观上」、「实际上」的形容词）。

　　直到70年代中，向青在比较自由的香港，虽有机会看到许多有关资料，却仍然撰文指责中国托派组织「没有参加抗日战争」；对于「实际参加战争活动，设法同工人、兵士、农民以及一切抗日积极份子密切联系起来，按照每一步斗争的需要来提出鼓动口号，藉此对抗战发生实际影响，取得群众的信仰，在这方面，中国托派组织一丝一毫也没有做到，而且根本没有认真努力去做」。「中国托派在整个抗战八年中，并没有由组织派遣和指导任何同志去参加抗日军事斗争──一个都没有。」（引自向青写的《中国托派与抗日战争》一文）

　　为了提供当时的实际参加者或耳闻目击者所叙述的数据，以及现时能找到的有关文字记载，给有兴趣的人士加以比较、研究，增加对历史真相的了解，同时澄清某些误解或曲解，还历史以原来面目，我们特辑写出以下这篇实录。

　　1937年以前，中国托派的力量非常弱小，最重要的原因是：

　　一、她坚持马列主义的传统理论，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以作将来领导革命的准备，因而一直在大城市中工作；但在1927年革命悲惨地失败后，工人阶级运动陷于低潮，尤其遇上蒋介石国民党的白色恐怖镇压，使得城市工人运动在其后一段期间内不能复兴，这个重要客观因素加剧了托派工作的困难，制约了托派力量的发展；

　　二、国民党的白色恐怖镇压，不但使中共在1933年初为止的白区工作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刘少奇在中共第八次党大会上的报告）；而且也使托派遭到一连串摧毁性的打击。据王凡西列举出，从1931年4月到1936年冬的5年半期间，托派在上海的中央领导机关和重要干部，连续遭到了5次的破坏和逮捕。具体的就是：「1931年5月，只距中国托派四组织统一后不到一个月，全体中央常委会（除陈独秀外）及另外一些重要干部同遭逮捕；数月后，即在1931年秋，上海区委员会全体同志被补；次年10月，以陈独秀为首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又全体被捕；1935年初，第二次临时中委会（除陈其昌外）全体被捕；1936年冬，第三次临时中央委员会组成后工作了仅仅五个月，又遇到了严重破坏，工作完全陷于停顿。」从这样频密的破坏中，可见国民党镇压的厉害，和对托派打击的严重。这些打击连带使她的各地方组织得不到正常的领导，使原已不多的成员大都消极，祇有少数坚强不屈的份子在继续最艰难的地下工作。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在占领了华北后，再向各地推进，轰炸南京等地，国民党政府准备从南京撤退，提前释放囚在南京监狱中的全部托派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王凡西、刘家良等人。彭述之等人于8月末返回上海，重新参加领导工作。

　　他们当时的组织「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派」对于日帝的不断侵略中国，一直采取坚决反对而主张积极抗战的态度。她在日军进攻上海时（１９３７年9月15日）发出传单，题为《武装保卫上海，发动全面抗战》，号召把日本帝国主义强盗驱逐出境。而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全国工人及一切劳苦群众动员武装起来，和前线兵士站在一道积极参加这次战争；必须立刻组织各种义勇军、宣传队、救护队到前方参战，等等。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临时委员会于同月13日召开紧急扩大会议，通过了《世界大战与我们在抗战中的任务》决议，重申该组织对抗日战争的保卫主义立场，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号召中国民众对世界大战中的帝国主义应该采取独立的态度，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首先给予直接压迫的帝国主义以打击，进而解除一切帝国主义的束缚。

　　该决议列出其抗战政纲，包括：（一）必须立即宣布没收地主土地归贫农及抗日兵士；（二）改善农民生活，全体农民武装起来；（三）改善工人生活，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工人监督生产；（四）改善兵士待遇，组织兵士委员会，以全民武装逐渐代替雇佣兵制。

　　同一决议定出该同盟的迫切工作，概括地说有：主要工作是反对日帝及其工具——汉奸汪派；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尽量参加游击队及军队，以勇敢的抗日行动博取群众的信仰；等等。

　　上述的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正式立场和主张，与托洛茨基及他所建立的第四国际的基本立场主张是一致的。

　　抗战和二战的相继爆发，是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势必在各个政治组织内产生巨大的反应和思想冲击，引起不同意见的争论；而每个政治组织也必须确定她的政治立场、战略路线以至具体政策，才能立足现实，统一成员的行动。政治立场和路线，是政党的生命线。而有正确的理论，才有正确的行动。但必须经过内部民主的讨论、争辩之后，作出多数甚至一致的决定，然后能对外一致行动，展开宣传、鼓动，扩散政治影响。

　　当时，在原来的托派领导人之间，对抗战的有关问题，产生了严重的歧见和争论。在1937年11月代表大会通过的《目前抗战中我们的任务与策略的决议》，遭到从南京径赴武汉居住的陈独秀所反对。陈独秀主张「以自由及民主的宽广政纲」去代替托派的抗战政纲，倡言「我们应该相信政府确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了。」他以此与上海中央严厉批评国民党的「应战」和反动政策相对立。（此外，在二战发生后，陈独秀又认为，这只是民主主义对法西斯主义「侵略」的战争，因而完全站在英法美帝国主义方面；同时，把斯大林独裁统治的苏联与德意日帝国主义并列在同一平面上，把前者的官僚独裁与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混同起来，宣称前者是后者发展的必然产物，把前者与法西斯专政纳归同一范畴。这些意见完全背离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传统见解和主张。托派的多数派反对陈独秀的上述右倾意见，坚持了列宁、托洛茨基对反帝战争和对苏联的见解、立场。）

　　对于抗战的性质和基本立场，郑超麟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自始即没有进步性，因而主张应该同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一样，采取「革命的失败主义」。在日美战争行将爆发时，托派中形成了少数派，认为日美战争如果发生，中国抗战便变了质，属于帝国主义大战的一部份而失去其进步性。这与彭述之所代表的多数派和第四国际太平洋书记处决议的立场相反。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在1941年7月13日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大多数代表排拒了少数派提出的上述意见，而通过了彭述之所起草的政治决议，坚守了原有的支持抗战的立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少数派要求容许他们公开出版对外发言的机关报《国际主义者》，但被拒绝，托派组织于是宣告分裂。这是从内部发生的对托派运动的重大打击。在这几年间，为了内部这些争论，又耗去领导人和干部很大的精力和时间。不过，能够明确了对抗战的保卫主义立场，维护了列宁、托洛茨基对帝国主义及其战争、殖民地反帝战争的态度，和托洛茨基对苏联的传统看法及主张，也是付出代价后的一种补益；而她所出版的4卷《保卫马克思主义》讨论文集及文件，对成员的教育和政治思想的提高，也起了有益的作用。

　　这段时期对托派的另一个重大打击是来自中共，后者污蔑前者是「托匪汉奸」、日帝走狗。

　　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说：「托派成为汉奸组织而直接拿日本特务机关的津贴，已是很明显的事情了。」＜1＞

　　同年12月，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说：「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300元津贴的日本间谍。又说，「陈独秀即使不是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2＞

　　1938年1月，康生在《解放》周刊第29、30期上连续发表文章重复王明的诬蔑，称陈独秀等在1931年「9．18」后，即成为每月领取300元津贴的日本侦探。

　　同年3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共产国际关于与法西斯主义的奸细——托洛茨基份子作斗争的决定》，指令中共在内的各国支部展开有系统的斗争，以「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托洛茨基主义」，「须使党的组织清洗出……托洛茨基份子」，这个斗争「并不是一时的政治运动，而是党的每个组织、每个共产党员的日常的经常的任务」。（为了执行这个决定，中共一些领导人便喊出「铲除」和「彻底肃清」托派的号召。）

　　嗣后出版的第一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论持久战》一文的注所加的罪名更多：「现时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而是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

　　上引的讲话、决定、文章等从上到下地传播到全中国各地、中共各个组织、党员、同情者、外围团体……都信以为真，雷厉风行地执行对托派份子的斗争、打击，视之为头号敌人，要加以消灭，当然更拒绝与之作任何的合作和联合对抗日伪了。「汉奸」的称号，在抗战时期的一般民众眼中是最可憎、可怕的。这便给予托派份子从事抗战工作和活动以极严重的打击、阻碍。

　　在一批领导人从国民党监狱获释返回上海后，上海继续成为托派中央领导机关的中心，她在抗战爆发后几年间的重要工作，除了继续出版地下机关报《斗争》和理论机关报《火花》之外，就是公开出版宣传刊物和书籍。当时所出版的刊物初名为《动向》，但因登记成问题，改用小册子形式，取名《西流》、《破晓》；书籍则有托洛茨基着的《被背叛的革命》（当时改名为《苏联的现状与前途》）、《俄国革命史》（三大卷）、伊罗生着的《中国革命的悲剧》，以及十几本有关抗战、战争和托派意见的小册子。这些出版物需要大量的财力和人力，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能够做到，是很不容易的。由于公开发行全国各地，它们所产生的政治思想影响颇大。

　　另方面，通过她的各种文件和地下出版物，把托派的立场、主张、决定、意见等传达到各地方支部去，除了经由邮递寄至华南及中西部等地外，其中一位中央扩大会议参加者梁贻在他用波臣笔名在1982年写成的《回顾》中，曾叙述他当时把那份决议带到山东各地去的艰险情形（例如遭遇日伪军警的几次检查而侥幸过关）。各地方组织和成员便根据中央这些决定而进行工作。

　　托派份子当时在上海工作遇到的困难，从以下的实际事例中可以看到：

　　「这时我的组织生活是和寒君、华镇彬一个支部，有时蒋震东也来参加……我所参加的抗日团体，都是由报上的广告和陶（行知）派介绍的。这类团体的主事人都是中共（人员），初时叫我参加宣传小组，发传单，街头演讲等，深入一点的谈话，他们就探出立场的差别，……一有可疑，就停止派工作了。有一个难民收容所，陶派介绍我去当工作员，可以吃一顿午饭，收容所的主持人只问我两句话，就说我到晚了，位置已给了别人。我和寒君研究过那两句话，他也慨叹中共的人们敏感过人。」中共人员对如此普通的团体也严加控制，排拒稍有可疑的异议者，对其他如中共的抗日军队等，当然更加严格审查、监视参加者；托派份子要想加入去活动，就更加困难得很了。

　　中共份子除了在群众中对托派份子进行污蔑之外，甚至对他们的工作权利也要加以破坏：一位织绸厂女托派份子到一间厂去工作后，中共份子便向该厂厂方说她是「托匪汉奸」、破坏者，致使她多次遭到解雇，要连续地找工作。

　　对于参加抗战的行动，托派的人员曾试图找寻可能的机会去进行。例如：

　　一、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曾记述他在1937年从上海到武汉会晤陈独秀，经过陈独秀与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谈判，决定了派他和濮德志等人参加他的队伍，以有限度的土地改革来发动群众的政纲，参加抗战的军事工作。后来，因何基沣突然被免除师长职而不能实现。据他们当时推测，多半是何氏和陈独秀的来往给国民党特务侦知而遭撤职。虽然未底于成，但王凡西认为，此事可以表明：一、陈独秀不仅在言论上支持抗战，他还在实际上进行过如何参加抗战的行动；二、中国托派确确实实曾企图以独立的政治主张去参加抗战。

　　二、陈独秀在武汉又曾试图派出托派人员与各「民主党派」商谈合作，共同行动，进行抗日，但在中共的「托匪」污蔑而向「民主党派」领导人大施压力之下，上述试图结果也失败了（详情见《双山回忆录》）。这显示托派开展社会活动所遭遇到的巨大困难，和批评托派自建围墙、自我孤立的说法是「想当然」的。

　　三、王凡西在一封信中写道：抗战爆发当年，「陈其昌老是说着一句话：『我们有目标，却没有道路。』1938年秋天，陈其昌为了『寻找真正参加抗战的路』，离沪赴港，与陈仲禧住在一起，企图凭陈仲禧的经验和关系，搞点独立的军事斗争，他们的合作未曾继续下去，只因当时托洛茨基来了信，需要其昌把信送到江津去，以此中断了他和仲禧的合作。不然的话，我相信陈其昌不会丧生于上海的日本宪兵司令部，而多半会与陈仲禧死在中山的战斗中的。」

　　四、上海一间大百货公司一位姓曹的男青年托派成员，经过组织讨论决定后曾到崇明岛附近去，试图参加当地的中共游击队；数月后返回说，因被监视很严，很难活动，被迫要离开。

　　五、赵芳举在他的《永恒的怀念》中提到：1937年从南京监狱释放而「依旧回到上海托派组织」的扈文章，后来「去东北参加了抗日队伍，一直没有他的消息。」（该文第5页）

　　此外，王凡西曾举出在中共游击队中工作而「先后被发现为托派同遭斯大林派杀害」的两个例子：「一、卢育才同志（一个原属西北军的二级军官，在莫斯科学习期间接受托洛茨基意见的）于1929年回国后，被中共中央派赴江西「红军」中工作，转战升任第四师师长，于1930年6月奉彭德怀之命率师攻打长沙＜3＞；二、原在香港做工的李肃同志，于1928年接受托派意见后，回原籍东江，参加当地的农民武装队，在农民中获得相当高的声望。」他俩当时都没有同托派组织有连系，却仍然被发现而遭杀害，可见中共特务侦查能力的高强，几乎每个加入的异己者的「底细」都会被查得一清二楚，难以立足和成功地活动。

　　日美战争爆发的立即结果，是日军占领上海的英法租界。在这时以前集中在租界活动的抗日组织和人士，便处于日军和汪伪的直接统治下，遭到后者的搜捕等威胁；托派在上海的活动也备受影响，要转入最艰难的地下工作。

　　1943年初夏，国际主义派（前少数派）常委之一的陈其昌被日军逮捕，遇难了。

　　同年夏末，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两位女工成员（魏秋和罗子玲）因领导沪西一间织绸厂的经济性罢工，被巡捕房（即警局）拘留。另一女同志去探望她们，也随即被捕；由于她年轻无经验，在殴打、恐吓和哄骗之下，抵受不住而供出了另一些同志的住址，导致3位男同志（黎平、刘康和高擎宇）被捕，其中两人虽然受日本宪兵指挥密探施用残酷的严刑逼供，仍坚拒透露其它同志（如目标人物彭述之、刘家良）的资料，使事情没有再恶化、不再牵连更多人。在监禁3个多月之后，终因查不到证据和罪名而获释。这6人的被拘禁，给该组织带来又一个打击。由于有些地址已被供出，刘家良和彭述之虽然非常侥幸地逃过了搜捕，却不得不迁居（前者要带病到浙东暂避），这个事故使工作大受影响。彭述之后来担任大学教授，在思想上影响了一批青年，其中有些人加入了托派。＜4＞

　　中山县是刘家良的家乡，经过他及其北京大学的同学、同志兼同乡的努力，抗战前已在中山秘密发展了一批成员，成立了地方支部，在几间中学内进行地下活动。抗战爆发后，他们公开成立了「中山青年战时服务团」（简称中青团），吸收了县内几间中学、师范学校的学生和各乡青年加入。1938年冬，发展为200多人的青年组织，在一些乡村成立中青团支队。

　　中青团进行各种抗日宣传活动，成立克克剧社，到处演出抗战话剧，演唱抗日歌曲，在街头演讲宣传，救护被日机轰炸而受伤的群众（其中一位成员也因而被严重炸伤）等等。他们的积极活动和发展成员，一直遭到当地中共组织及其成员的打击、中伤，公开污蔑他们是「托匪汉奸」、「日伪走狗」，并且向石岐市的国民党县党部告密（说中青团是托派组织，成员是托派份子等），意图借国民党之手镇压中青团。中共的外围组织「中山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队」），则在中学和社会上与中青团成员对抗、斗争，「托匪汉奸」的帽子和同类的污蔑性书刊到处散布。1939年8月，中青团拒绝接受国民党县党部的领导，被国民党派出的武装部队包围其驻地，结果被迫宣布解散。

　　托派在中山四区三乡，曾组织了一支农民武装小队，由参加过1925-27年土地革命斗争的托派中央委员陈仲禧所组织和领导，力图以托派立场进行斗争，有成员十多人、一挺牛角机枪，几支长枪和短枪，赢得了当地贫农的拥护。日军占领中山后，这支农民武装与日军汉奸作战了多年，直到抗战结束前不久，陈仲禧在战斗中壮烈牺牲＜5＞，这支部队也就被打散了。

　　1939年秋，日军攻打中山四区张家边乡，中青团派出七、八人组成「前线服务队」，到张家边去救护伤兵。后来，日军突然改变进攻方向，从中山二区分六路进攻。「前线服务队」随军转移到中山二区。翌日，日军攻占中山县城石岐。中青团转移到中山二区沙围地区，计划与撤退到该地区的政府军共同组织游击队，抗击日军。日军在占领中山三天后，即退出中山，组织游击队的计划就没有进行。

　　1938年冬，国民党政府收编「大天二」袁带的土匪为军队，成为「第四战区第一游击纵队」，司令部设在中山三区小杬镇。袁带为司令，屈仁则为副司令兼政训处主任。「第一游击纵队」的活动地区是番（禺）、中（山）、顺（德）一带。

　　中山三、九区在1925-27年革命时期，是土地革命运动活跃地区，不少农民参加过土地斗争。托派中山支部曾计划在三、九区组织农民武装队伍，在抗战时期进行抗战，革命到来时作为革命的武装力量进行革命斗争。于是派出托派人员高翚、刘秀及一个中青团团员三人打入袁带的「游击纵队」，以到军队宣传抗战为名，挂名为「司令部政训处政训员」（无薪、无军衔）；计划：第一，把袁带的土匪部队改变为农民武装部队；如果不可能，则第二，通过「第一游击纵队」的关系与三、九区地方的农民接触，组织农民武装部队。其它许多托派成员和同情者则参加「政治工作队」，成为「政工队员」，从事抗日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

　　刘秀深入到第一游击纵队各个中队的驻地调查，了解到袁带的部队完全是土匪作为，他们收「行水」，强行摊派「捐款」、开赌场、开鸦片烟馆。各地方中队的「士兵」不见踪影，他们都在赌场、烟馆及关卡（收「行水」），不见一个是真正的农民在部队里，把这样的土匪部队改变为农民武装的部队根本不可能。至于通过这样的部队去接近地方的农民也不可能。他们过去的土匪行为，今天，还是和昨天一样，百姓对他们并无好感。如果要在中山三、九区组织农民武装，只有另起炉灶，深入农村，在农村里生活、工作，作长期的活动才有可能。

　　托派支部遂决定，以学校复课为由，回校上课，退出了「第一游击纵队」。

　　国民党党员王公度，1926年为国民党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在广西充当李宗仁集团的「智囊」。王公度办了一个「干训团」，任用了几个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或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的国民党人任教官。这些人都是反斯大林的。他们对学员讲述了有关苏共党内斗争的事情以及托洛茨基的主张，也就无形中散播了托派思想。参加过「干训团」的人，不少就倾向于托派，所以，在广西，不仅青年学生，而且党、政、军、教育的各级干部，都有不少人倾向于托派。

　　李宗仁集团反蒋失败，李宗仁与蒋介石妥协，就拿王公度作为牺牲品，以托派汉奸的罪名枪毙了王公度。于是倾向托派思想的人都被认为是王公度的同党而受到迫害。1938年初，中国共产党开始污蔑托派是汉奸。在广西的中共地下组织大力进行「反托运动」，把那些与托派有过接触的人士，以「托派汉奸」的罪名枪杀。因此，托派人员和思想倾向于托派的人——同情者，在国民党和中共两方面打击之下，处境十分艰难。但是，托派人员不顾艰难险阻，仍然展开了抗日活动。

　　广西国民党曾三次组织过学生军，第一次是在1936年广西与广东联合反蒋时的「两广事变」。第二次是在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后，广西军队要北调，因而组织学生军随军北上开赴抗日前线做宣传工作。第三次是在武汉沦陷后，广西受到日军的威胁，广西当局又一次组织学生军做抗日宣传工作。这一次比前二次规模大得多，影响也较大。三次学生军都有托派份子和托派倾向的学生参加。

　　第一次学生军，是以桂林师专学生为主，参加这次学生军的有托派思想倾向的学生。桂林师专有毛鸿鉴、麦俊奇、方正、黄赞明等人。毛鸿鉴在学生军集中在南宁训练时，即与丁肇基去上海参加托派组织。南宁参加学生军的有黎琦清（后改名为黎洁霜，她参加托派后于1942年在重庆被捕，1949年11月27日被杀害于中美合作所）、魏颖如等女学生。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学生军就解散了。

　　第二次学生军，以桂林师专的学生为主，也有少数中学的学生参加。这次学生军随广西部队开赴抗日前线的第五战区做抗日宣传工作。参加这次学生军而有托派倾向的学生有黄赞明、麦俊奇、方正等。

　　第三次学生军，是在1938年11月组织的，有三个团。毛鸿鉴参加上海托派组织后回到广西，他发动南宁及各地有托派思想倾向的同学或同情者参加学生军去进行抗日工作，参军的人有毛鸿鉴、黎燧生、侯芝才、廖淦成、梁荣升、梁庭咏、梁亮、李启成、杨士足、邝安荣、姜鸣渭、韦昆章、江国豪等人。这些人在学生军中积极参加各种抗日宣传活动。他们编排抗日戏剧参加第三团在马岭的演出活动。

　　正在这时，王明、康生一伙诬蔑陈独秀、托派是汉奸，掀起了「反托」风暴。「反托」风暴吹到学生军。在学生军中，上至团政治部，下至中队的领导、排长、班长都有中共的地下党员，他们根据中共中央反托的指示，在学生军中掀起「反托」斗争。他们以扰乱军心为由向广西当局报告托派份子的活动情况，并要对托派份子进行打击。于是他们对认为是托派的人进行跟踪、监视，甚至非法拘捕，刑讯逼供。这场「反托」风暴席卷整个学生军团，从而迫走了毛鸿鉴。1939年春节过后不久逮捕了李启成，及后又逮捕杨士足、江国豪、韦昆章等13人，关押于宾阳县监狱，对他们进行非法审讯和施用电刑，强迫他们招出指挥者，在施刑后仍然得不到他们所需要的口供。没有任何罪行，这13位抗日同学平白无辜的被关押了半年之久。

　　在制造「反托」狂潮之下，不要说真正的托派份子，有托派思想倾向的人和同情者都不可能在学生军中工作下去了，被迫纷纷退出学生军。就是那些不是随风倒的人，也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那一天会遭到打击。

　　1939年冬，日军进攻广西，南宁沦陷。邕宁县政府迁移于西郊坛洛区付四乡。坛洛区各乡民众先后成立了游击纵队。托派李伊人和那龙乡民建立那龙民众抗日游击队。李伊人、卢汉宗（托派同情者）担任政治指导员。他们与金陵、东南、下楞的游击队配合，三次进行阻击日军偷渡三江口屏风——宋屋的战斗。

　　1940年春，与各乡民众抗日游击队组成的同时，组成了「邕宁县战工队」，黄仁鹤为正队长，托派份子方正为副队长。在四个分队中，有两个分队的队长是托派人员梁正荣、麦俊奇。战工队和各乡游击纵队政工组一起深入敌后宣传，发动群众锄奸，在敌人经过的路段、前线敌后主要路口、村边、墟场等处，用中文或日文书写，或用刮刀刻画抗日的标语口号，致使敌人胆战心惊，却步不前，龟缩回营或改道他去。

　　1944年冬，南宁二次沦陷，难民云集南宁西郊襄定、那龙、坛洛、富庶、武康等乡。当时西郊坛洛区处于无政府状态，治安混乱，土匪抢劫难民，汉奸、坏份子乘机破坏。托派李伊人和同情者卢汉宗以及爱国人士卢裕绰三人，发动群众，组织「民众抗日自卫队」，受到广大群众特别是难民所拥护。当时先后组织的「民众抗日自卫队」有三：一、那龙民众抗日自卫队，1944年冬建立，李伊人为队长，卢汉宗、卢裕卓为政治指导员。全队有80人，枪枝70支。二、金陵民众抗日自卫队，1945年春建立，托派宁广居和爱国人士罗日茂发起组织成立的，宁满道为队长，宁广居、宁耀东为政治指导员，有队员40人，枪枝50支。三、南宁沦陷，坛洛区政府解体，各乡抗日自卫队各自为政。为了团结力量对敌斗争，由托派李伊人、宁广居、同情者卢汉宗和教师卢显龙等十余人联名倡议召开全区各乡人士、各乡抗日自卫队联合会议，商讨组织「坛洛区民众抗日自卫联队」，得到各方热烈支持，遂于1945年2月成立，推选李伊人、潘馨比、宁满道、梁承礼为联队正副队长，宁广居、卢汉宗、卢裕卓为政治指导员。抗日自卫联队成立后，立即展开抗日活动，并配合政府军六十四军投入各种战斗，曾经进行过四次抗击日军的战斗。＜6＞

　　刘家良在1947年3月2日在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香港党团全体同志大会上报告：

　　「在山东和江苏，我们的同志组织了游击队。他们四面受敌。一方面受敌伪的围攻，另方面受国民党军队及斯大林党新四军的妒忌。但我们的同志仍在艰苦而坚决的斗争，因而获得了该地农民的热烈拥护。我们的同志被看作英雄。」

　　上述报告是概括性的。对于山东省的托派从事游击战抗日的较具体情况，梁贻的《回顾》曾留下很珍贵的资料（虽然也是简略、不完全的）。以下是《回顾》中的有关叙述：

　　梁贻在参加了1939年9月的中央紧急扩大会议后，带着会议通过的对抗战的决议案到青岛去，在青岛胶济铁路找到了陶绍武，再到泰安第三中学见了阎子桂，分别给他们一份决议案，并由后者通传诸城、青州等地支部，7天后在泰安开山东省代表会议。他然后到兖州、东平、赵庄，约齐同志开会。会议终因济南撤守而开不成，但从这一叙述中，可见山东省多处都有托派份子，而且大概都得到了那份决议案。后来，在梁贻们几个人讨论了政治决议案和托派在抗战中的口号和任务之后，其中一位代表马华决定回青州打游击，于是带着小王去了。

　　马华后来的情况，梁贻打听不到。《回顾》却报道了另外几个托派份子也分别组织了游击队在战斗：

　　（1）「1937年底韩复榘撤出济南后，国特、中共的游击人员都冒了出来。乔同恩早就有了准备，这时也组织了抗日的队伍。传说他有三支盒子枪，……据说中共的刊物上登载他被捕后，押到泰安，他要求在斗争会上发言，为托派的抗日主张辩护，因而被处决。」

　　（2）「臧叔鹤，赵庄人以圣人怀念他。所以相距虽然六七百里，也打听了他的消息，说他的游击队被消灭后，他本人被活埋了。」

　　（3）张衍恕在八一三后，自陆军监狱开释，就回了家乡——泗水。「他知道托派的『党章』，并没有向托派组织报到，而是和托派『联合阵线』。他组织游击队，有了一支步枪，到哪儿都背着它。他到诸城去看过老臧，回来的路上，经过一个市集，因他背着枪，被当地的武装势力逮捕、盘问，最后是要枪毙他，他没法救自己，便安定地写了遗书给他老婆」。

　　「张衍恕的年龄比我大，他死时大约三十三岁。他常用的名字有「心如」、「子芹」、「子勤」等。北平组织叫他山东张。」

　　（4）《回顾》较多些叙述的，是由张立民（丙雨）领导的游击队。张立民参加了托派，在抗战前后有一段时期在上海生活，阅读托派的《斗争》和《校内生活》等文件，与梁贻和当时的领导人陈其昌讨论问题。后来，在「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前，立民他们就在京沪在线打起了游击，打得很出色。乌江是他们的根据地」。「汪精卫到南京成立伪政府后，周佛海便听到张立民的大名，把他捉了去，要他投顺，立民不肯。」后来终于给立民设法逃走了，回到根据地。从此南京城门口悬赏捉拿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伪联合大扫荡，情势险恶，立民他们向杭州湾撤退，预备了一条木船，由立民夫妇率领妇孺先行。哪知他们一上船，舱里冒出了新四军，不由分说，用大刀把他们砍了，立民夫妇、娄宣的太太和婴儿都遇难。宝之的太太和儿子尚在等船，没遭难。他和娄宣指挥反扫荡。」

　　「娄宣继承了立民的职位。扫荡过了，他把袭击立民的新四军捉了来，摆在海滩上，问他们为什么要杀害抗日的弟兄？为什么小孩也要挨刀？被俘的哑口无言。他开动机枪全扫了他们——娄宣亲口对我这样说。宝之看了我听话的神情，解释道：这是游击风……。

　　「抗战一开始，中共就明令不容许托派有生长生存的机会。消灭托派第一，抗日、反国民党是其次。」＜7＞

　　此外，王凡西也曾简略地指出过：「在山东有王长耀等同志领导的一支游击队，结果被中共军从背后消灭。」

　　赵芳举在《我们在抗日前线——怀念抗日战争中牺牲在前线的托派同志》一文中叙述了山东济南托派学生的抗日活动：

　　山东有乡村建设专科学校，学生大都来自山东各地贫苦的农村。学校托派组织的建立，始于1933年崔宝之（崔希贤）来校读书之后。至1937年抗战开始托派正式成员有十余人，再加上倾向于托派的学生，共约十七、八人。

　　1937年9月底10月初，日军驱兵南下，逼近山东黄河以北。学校托派成员15人在济南布政司街五福楼饭店相聚，商讨如何参加抗日问题，崔宝之说及学校决定迁校鲁西南的巨野县；也说及济南城内第一师范学校内的华北学生流亡团。继后家住在聊城县的周文茂同志介绍了聊城县县长范筑先的情况，范筑先曾在冯玉祥手下任过高级参谋，现为地区督察专员兼聊城县长，思想进步，抗日爱国心强，目前正大力组织抗日力量，凡参加者人手一枪，若要参加，周文茂愿回去聊城找人引荐。大家讨论决定，王冠平、赵芳举、小王、小杨四人，在校开展工作；徐睿夫、周文茂和家住菏泽的两位同志共四人，一同去聊城范筑先部队参加抗日；房子杰和另两个思想倾向托派的同学，在济南参加华北学生留亡团。

　　赵芳举、王冠平、小王及小杨、随校往鲁西巨野，由于学校紧急迁走，学校教学设备未能带走，学生课本亦不全，未能正式上课，于是赵芳举等人组织话剧团演出，展开抗日宣传活动，演出《冲锋号响了》，收到良好效果。

　　10月中旬，赵芳举收到房子杰自济南流亡团来信，说第二十九军宋哲元，即将在流亡团招收五十名大专学生，补充政工大队。部队现在冀南豫北一带前线。接信后大家商量决定先由赵芳举一人前往济南参加政工大队，王冠平等三人暂时留校。不久他们也在十月底去了聊城范筑先部队。至此，先后入范筑先部队的托派的人就有七人了。

　　赵芳举到济南入了政工大队，托派的人就有四人参加了政工大队。下午，「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给政工队队员作了报告。第二天宋哲元和原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对队员讲了话。第三天，新招的政工大队五十多人到达内黄西南二十五里的东庄，是整编后的三十八师师部所在地，与原招募的150名政工队员合在一起。政治大队长是张克威（陕北派来搞统战工作的），军事大队长是宋某。文学作家陈荒煤和于黑丁也在原招募的政工大队里。

　　二十九军在河北大明、漳河一线给予日军重创取得胜利之后，官兵带着血泪奉命撤退至河南南乐、楚旺和安阳一线，说这是中央的命令，但官兵仍无法理解。

　　政工大队除一小部分留驻师部外，大部分下了部队，赵芳举等托派四人被分配到一团一营三连，还有一位姓邵的队员，后来也成了托派。

　　政工大队的工作是向士兵讲解抗日保国卫家的道理，讲的抗战形势，教士兵唱抗战歌曲，教士兵识字，学文化。士兵们一谈到打鬼子，就说「有利的时候，中央不准我们打，不利的时候却拿我们去牺牲」，「我们是小妈生的，不能和中央军相比」，「老百姓说我们不打仗，只会后退，不能保护他们，所以我们部队所到之处，老百姓早就跑光了。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我们军队能打仗吗？」赵芳举回应说：「这些话很有道理。所以我们向士兵讲述抗日道理时，也强调必须充分发动群众，把抗日和保障劳动人民生活联系起来。我们对士兵说：「日本鬼子，我们坚决要打，但那些不让我们打日本鬼子的人，必须把他们赶走。」其实，这早已是士兵们自己的看法了。

　　「一日凌晨三点，北面防线突然响起密集的枪声。我们的第三连是预备连，急速进入防线，我们托派五人扛起两副担架和两箱子弹，紧跟士兵进入掩体。枪声又响了，我军还击。约半小时后就平静下来了。天亮时我们退下来，我军无伤亡。这样的军事行动，已先后发生过多次。

　　「我们在部队住了一个多月，政工大队通知我们，改向农村村镇宣传（抗日），宣传形式有：演讲、唱歌、演话剧及采访等等。

　　「1938年1月底2月初，由政工大队选送大专学历的一百人去武汉中央军官学校短期训练，将用作二十九军的基层军官。房子杰肺病初愈身体不好，其它托派成员不想去，大家决定，赵芳举报名参加。赵芳举体检合格，与被选送的一百人去武汉。将近新乡东北一个村庄时，日本飞机向他们低空扫射，飞机投下三枚炸弹，重伤数人。一个重磅炸弹在赵芳举身边四五咪处爆炸，赵芳举受伤并且脑部受震荡而昏迷过去，被送去军医院。」

　　赵芳举伤愈后几次写信房子杰、毫无回音，一天，他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正好遇见政工大队长张克威，他说，你们去武汉不久，大队在转移中被日伪军包围扫射，牺牲过半，生还者不到三分之一，经过收容，亦只寥寥几人。这样说来，房子杰等四个人是牺牲了。他们是死在抗日的战场上。

　　赵芳举又说：「1959年秋，『肃托专案组』找我问话。问起参加范筑先部队的王冠平时，项目组工作人员对我说，除王冠平一人之外，在范筑先部队的托派份子全部被日军消灭了。

　　「这样，参加到抗日前线抗日斗争的托派人员11人，除了我及王冠平二人之外，其余九人，先后牺牲在抗日前线上。」

　　前面所述被中共因托派身份而加以杀灭的武装抗日战士，是确实的托派份子或同情者；至于尚未证实其是否托派而被中共以「托匪」罪名处决的，就更多了。其中包括：

　　（1）据国民党中央调查局档案（特种情报二七○一○四九一号）所载：「托派于一九三九年在苏鲁边境被杀。被杀者为该党青年百余名，近（连？）该党鱼台县县长李贞干及苏、鲁、豫边区动员委员会陈筹等四十余人。」（这项资料是由王凡西的一位台湾朋友从该局档案库中偷抄出来的。）

　　（2）、苏鲁豫边区的「湖西肃托事件」。中共事后承认处决了三百多人，是「肃托扩大化」，但仍说其中的魏定远等人是真托派。直到1983年5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才批示：湖西事件是一起重大的冤假错案，不是肃反扩大化错误，应予彻底平反。（见唐宝林着：《中国托派史》277至282页。该书附录还记载了其它5起《「托派汉奸」假案》）。＜8＞

　　此外，从广西到上海学习的托派青年丁毅，连同他的伴侣邹秀云，在１９４１年至４３年间，参加了国军组织的游击队，在江苏湖州一带活动。秀云算是随军家属，但也学会了开枪，被誉为「双枪女将」，可她遗憾未曾亲手枪杀过日寇伪军。他们的两个儿子是在游击队里出生的。他们曾有一些惊险的遭遇，比如穿过敌人的封锁线时，要把小孩子的嘴巴用布封住，绝不能哭出声来，否则敌人会开枪扫射。带着孩子爬山涉水，十分危险。一到安全地区，发现背着的孩子被倒挂着，立即把封布解开，听到孩子哇的一声，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他们在游击队生活有３年之久。

　　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引发了全面抗日战争。浙江省温州的老托派份子曾猛认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应当积极抗日。当时，陈独秀在武汉，托洛茨基在国际上都主张抗日。彭述之从南京出狱后到上海，写了《抗战胜利的必须条件》小册子，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传送到了温州。

　　1937年秋，温州托派组织建立，领导机关「干事会」开会讨论抗日问题，曾猛提出并经干事会通过：为了抗日必须同中国共产党联合行动。干事会决定派李蔡志代表温州托派和中共浙南纵队驻城内办事处主任吴育南商谈，李和吴是瓯海公学同学，又是同乡，原有私人感情。李向吴提出联合抗日的建议时，吴断然拒绝。李问吴：中共和国民党合作，为什么却不能和托派联合抗日？吴回答说：「托洛茨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奸细，陈独秀是汉奸」。

　　中共领导的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在抗战开始时成立，同时永嘉国民党县党部成立救国御侮团。温州托派干事会认为，尽管吴育南拒绝托派「联合抗日」的建议，但托派应参加中共领导的战时青年服务团，因为它是真正抗日的群众组织，决不能加入国民党的御侮团。曾猛在干事会的提议，获得通过。温州托派成员（除二三人外）及受托派影响的外围份子全部加入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托派份子在团内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活动。

　　1937年冬，从武汉开始的大规模反托运动发展到温州。温州城内出现反托海报，生活书店摆满反托书刊，说什么托洛茨基是法西斯间谍、日本的走狗，陈独秀、彭述之领取日本的每月300元津贴，等等。温州托派没有刊物，只能用油印方法编印托派中央临委机关报《斗争报》上的抗日文章、决议，秘密散发。同时通过在中华书局的职员托派王济，联络店里的师兄弟，把亚东图书馆出版的陈独秀抗日的著作，以及彭述之、高语罕、李季等的著作摆在书店的显著位置上，其中还有纪德的《从苏联归来》、及《从苏联归来答客难》，托洛茨基的《儿子、朋友、战士》、《杜威委员会对莫斯科审判案的调查报告》、《苏联党狱真相》、《苏联党争文献》，等等。

　　陈又青在战青团刊物上发表《敌乎？友乎？》一文，受到战青团中的中共党员围攻。

　　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江北五区宝台支部，是托派朱钤、潘泰运及吴昭松领导，遭战青团总团下令解散整顿。与此同时，国民党步步加紧要解散战青团。战青团宝台支部解散后还没有整顿好，总团终于被国民党反动派勒令取缔了。

　　1939年春，温州托派第二届干事会通过决议，筹备组织温州救亡大同盟，以原来参加战青团的托派外围份子作为基础，分别成立工人、学生、店员、小学教师、农民等「同盟」的支部，待「同盟」发展到可以召开代表大会时，就产生救亡大同盟的领导机关。

　　干事会并决定出版大众性的刊物《工农兵》，宣传抗日，这个油印刊物出版了六、七个月。

　　学生、店员和小学教师各个支部都是以抗日宣传为主，他们办工人夜校、读书会、办墙报等，宣传托派的抗日主张。工人支部以从事工运为主；农民支部以从事农运为主。

　　1939年7月间，托派领导的针织工会的罢工斗争，托派领导人多人被捕，召开温州救亡大同盟代表大会的计划未能实现，温州托派组织处于半瘫痪之中，1941年9月温州沦陷，托派组织被彻底破坏。

　　在香港，托派成员素来朝向工人，很多都在工厂、特别是在太古船坞中工作。1938年，太古船坞工人，在托派号召之下，进行了一次胜利的抗日罢工，迫使英国资本家撕毁了它与日本帝国主义者所订立的40万港元合同，导致日轮「浅间丸」不能在香港修理，而要拖到台湾修理。

　　由于香港是英国殖民地，中国各党各派就利用它所具有的有利条件，在香港进行活动。在广州沦陷前后，广州的托派原有十多名成员，后来，一部份成员继续留在工厂中工作，另一部份则转移到内地，特别是香港，与香港及来自中山的成员一起工作，出版半公开及地下的刊物，成立西流剧社，宣传抗日。

　　1939年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因一些重大问题上产生歧见、争论，结果一大批成员（主要是知识分子）退出。托洛茨基和多数派领袖加农总结了这次分裂的主要教训，认为工人政党必须加强它的无产阶级成份和意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同志应该到工人环境中工作、学习。

　　中国托派赞同这个总结，香港和广州的组织一样，也跟着动员其余非工人成员到工人中去，团结工人，共同为争取工人权益而斗争，他们参与了一些工人罢工。

　　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军占领，开始了残酷高压的统治，日军横行无道，搜捕抗日份子，动辄杀害平民。托派成员刘秀及其亲妹（她是先后两个抗战剧社的主要女演员）同十余人在山上躲避，多人被日军当场杀害，刘秀颈部被砍了一刀，日军以为他死了而离开后，他负伤挣扎下山医治，才幸免一死，而托派组织也被迫转入异常艰苦的地下工作。

　　一般香港居民在日占期间，由于米粮等必需品异常缺乏，工商业不景，生活十分艰苦，托派份子也没有较好些，他们长期处于艰难困苦中，缺乏营养，影响健康，尤其是那位寒君，时常没有饭食，健康很坏，且患肺病，但仍须在太古船坞作体力重活，结果病情恶化，不支去世，由此可见艰苦的一斑。《双山回忆录》对此有较详细的记述。

　　在此期间，有不少成员离开香港，回到内地，有的参加了军队工作，从事抗日战争；陈仲禧则在较早时回到家乡，组织了一支小游击队抗日（这在前面的中山工作中已有谈过）。

　　距离香港不远的广州托派组织，也同样备受着政治压迫，处境十分困难，他们大都响应组织号召，到工人中去。例如负责人之一的彭荣，在广州一间大电力厂做工，并参加了工会工作，得到工人拥护，被选为罢工委员会成员之一，领导了该厂的罢工，争取到改善工作待遇的胜利。

　　重庆市是国民党撤出大半个中国富庶领土统治后的政治中心，它原有的特务人马大都撤退而集中在这个中心，务必严密地管制这个「战时陪都」，绝不容许有任何反对它的政治活动，因而对人民的监视非常严厉，在某种程度上把以前实行的白色恐怖主义政策推行于重庆。托派份子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从事地下活动，自然也十分困难，以致他们的组织遭到过国民党军警特务几次的破坏，许多成员被捕，不少被监禁。

　　据赵芳举忆述：重庆组织同上海、香港组织的联系是保持有的，中央的工作指示和《斗争》、《火花》及文件数据，也能经邮寄收到。在1940年前后，他们共有30多人，大都是在工厂（电力公司发电厂、兵工厂、机器厂、造船厂等）工作，以「第四国际中国支部——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重庆小组」名义，油印出版《工人呼声》，宣传托派主张，特别是对抗战的态度、政策及有关问题，对工人进行教育工作；除了散发到多间工厂和几间大学外，还经由化名邮寄到成都、昆明、绵阳等地（那里都有托派组织）。＜9＞

　　在电力公司，托派份子有4人，其中的刘有绶做事极有魄力，能力很强，得到全公司（包括3间发电厂）工人的拥戴，由先进被选为电业工会主席，后来曾代表西南电业工人出席了北京全国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

　　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半年多的1945年春节之后不久，国民党大特务田凯枪杀了前往他的偷电餐厅执行剪线任务的电力厂工人胡世和，激发了整个电力公司以至全市工人、市民的公愤，发电厂的托派成员和他们的一批同情者，向国民党特务发动了坚决的斗争，重庆广大工人为此酝酿罢工，要求枪毙杀人凶手田凯。结果，蒋介石迫于民愤和工人罢工的强大压力，不得不说出「影响极坏，处决田凯」八个字，忍痛处决自己手下特务来平息民愤。这场斗争及其结果所带来的轰动西南社会的效应，对蒋家王朝的崩溃也起了某种催化作用，为工人阶级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写下了珍贵的历史一页。解放之后半年，电力公司军代室经过调查，其结论据说是：「『胡世和事件』是托派份子一手搞的」。官方没有追封胡世和为烈士，但他这个烈士身份已写进历史，无法抹煞了。＜10＞

　　1942年春，国民党蒋介石又一次对重庆托派进行大搜捕，领导人和成员10余人被拘禁，其中杨寿之、任玉玺等7人在抗战结束后获释放；赵金声、王坤芳被拘禁在「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1949年「11.27」被处决，王坤芳在解放后被评定为烈士；赵金声的名字在解放后曾在男监楼上第一间牢房门边的烈士姓名栏内出现过，但一段时间之后不见了，至今仍未被评为烈士。领导人之一的王振华及其爱人黎洁霜，以托派身份被捕，被监禁了8年，在白公馆监狱受尽折磨，健康极坏，最终于1949年11月被杀害。在解往刑场时，他俩带着两个幼孩一起，昂首挺胸，从容就义，表现出革命家至死不屈的气概！在重庆解放后，在清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死难人员身份和评烈工作中，他俩夫妇「终因『托派』而不列名，长眠于歌乐山下不为人们所知」（引自《重庆日报》1983年8月31日的报道：《火中的凤凰》）。经过许多人的奔走努力，终于在中共11届3中全会之后，他俩夫妇才被评为烈士。＜11＞

　　以上是我们现时所知道和搜集到数据的各地托派组织和份子在抗战期间的工作、活动情况；这些当然是很不完全的，有待将来搜集到的资料补充。

　　第一、托派在抗日战争中，曾遭遇到非常巨大的困难和打击，尤其是中共追随当时斯大林指示而作出的污蔑和打压封杀，使他们的活动（甚至存在）无比地艰难。（如果加上抗战前所受国民党镇压和抗战结束至新中国成立后所受到的可怕打击，写下她长达大半个世纪被各个时期统治者残酷压迫的历史，其打击之大和历时之长，在古今中外是非常罕见的。）

　　第二，尽管遭遇到那样多而且巨大的艰难险阻，他们依然为了追求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和理念而坚持斗争，在主张和行动上反对当时最直接的压迫者日帝，同时在思想、路线上批评及反对他们的政敌——国民党和中共；这种批评和反对，是任何不同政见的政党都应享有的权利，以便争取群众支持，最后实现自己的政纲，不应因此便给她扣上各种政治帽子的。

　　第三，他们人数实在太少，与其统治者和政敌的庞大力量相比，的确微乎其微；以这样薄弱的力量，在各方打杀之下实在难以蓬勃地发展起来，难以在工作上取得极大成就，反而在军事斗争中最后——被敌人打杀，以至消灭。如果对他们也用「成败论英雄」、「成者王败者寇」的势利眼光，去否定他们曾经为一种理想而作过的努力以至牺牲，指责他们「一丝一毫也没有做过」等等，那是极不公平、公正的。即使对托派的理论政纲有不同意见甚至反对，但对历史事实却不应抹煞。

　　第四，从最早的陈独秀向中共提出联合抗日开始，到抗战时托派一些地方组织要求与中共联合行动反对日帝，中共中央和地方的人员都秉承王明所说的：「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从而坚决加以拒绝。而且，托派份子更到处遭到中共人员的诬蔑、游击队员被消灭。托派面对着这样极端敌对（要「铲除」和「彻底肃清」托派）而又特别强大（抗战时拥有几十万军队，还有来自苏联的庞大人力、物力、财力帮助）的中共，有如被巨石压下的小卵，这种极为不利的处境，是一般国家各政党之间的对立斗争所少见，也是非常不同的。如果托派当时把她全部力量都动员去参加游击战争，可能发展成为很大的力量，但即使如此也极难改变她与国共之间非常悬殊的力量对比关系，而取得可与中共及国民党「分庭抗礼」的胜利；但如果处于「四面受敌」的困境中，也不能完全排除有「全军覆没」、或者被敌人分头逐一消灭的可能，有如前面所述的许多托派武装成员被消灭那样——尽管他们的力量可能已经比初时的强大很多。

　　第五，在各大城市的托派成员，继续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统理论主张和斗争道路，绝大多数都在工厂产业部门中工作，一方面与工人群众一起，团结和影响他们，为争取工人阶级的权益而共同斗争，在条件具备时进行罢工，同时帮助优秀的工人参加到革命队伍中；另方面使非工人出身的党员在工人环境里学习、锻炼，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中也起码能保持着工人政党的革命核心，为将来的兴起作准备，这种努力是应予正面肯定的。＜12＞

＜1＞毛泽东这个讲话最初发表于《七月》月刊1938年第3期，但在1981年9月20日《人民日报》重刊这个讲话时，已把上引这句话删去。

＜２＞见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第491页转引张国熹《我的回忆》第三册第418-423页，和王明《中共五十年》第191页。

＜3＞关于卢育才的事迹，1967年11月清华大学红卫兵清算彭德怀的文章曾简略地提到（但用卢义才名字）：1930年6月——9月红军攻打长沙，损失很大，彭德怀「反嫁祸于四师师长卢义才未完成任务，骂他是『托派』，后枪毙了他。」（见明报月刊社出版的《中共文革资料汇编》第三集《彭德怀问题专辑》382页）

＜4＞关于当时的困难、危险情形，陈碧兰的《我的回忆》第27章《日美战争和我们的地下工作》，有详细的叙述。

＜5＞也有传说，陈仲禧是被乡中的土豪劣绅或中共份子所杀。

＜6＞参见宁广居、宁耀东、卢汉宗、卢裕绰：《邕宁坛洛区民众抗日战斗实录》，载于《南宁文史资料选辑（一）》。

＜8＞关于「湖西肃托事件」，有不少刊物都先后有具体论述，例如：台湾的《共党问题研究》第11卷第4期虔君的长文，大陆的《齐鲁学刊》1983年第6期张士宝的文章。

＜9＞见当年的参与者赵芳举写的《永恒的怀念——王振华烈士生平忆略》。

＜10＞详见赵芳举写的《重庆地区托派发动的一次轰动大西南的反特斗争——胡世和烈士殉职五十二周年祭》。

＜11＞同注（９）。另据梁贻的《回顾》第39页的注指出：1983年8月13日北京《光明日报》和16日的上海《文汇报》，均记有王振华、黎洁霜及两幼子被国民党惨杀事，并尊称为「托派烈士」。

＜12＞唐宝林评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托派三十年代「在实践上，一方在农村斗争，一方在城市斗争，打击的是共同的敌人，却是互相配合的。这个观点，由日本大阪教育大学的菊池一隆教授首先提出，很有见地。」（见《陈独秀研究文集》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