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務委員會高級研究員依可諾咪女士（以下簡稱「依女士」）在這本討論中國生態危機的書的第一章中，就清楚詳細地描述了２００１年７月底影響淮河的污染危機。淮河是中國東部在黃河和長江之間的主要水道。

          當３８０億加侖以上的高度污染的水流入淮河以後，河水確實變黑了，農業、漁業給摧殘了，污骨症肆虐，其長期後果無可計量。淮河的水連供工業及農田灌溉之用都不行，更不必說給人類和動物飲用了。

          中國官員對淮河這個危機的反應，正像他們自從毛澤東時代以來對待其他環保危機一樣，是緩慢、猶豫和半心半意的，所以淮河及其肥沃流域的命運，到現在為止依然是不確定的。

          但是，正如依女士在《河裏流著黑水》書中較詳細地指出的，因中國領導層大力追求它所定義的“經濟發展”所引起的較大生態危機和環境惡化，由來已久，而且正在繼續。這個“經濟發展”所引起的中國環境惡化是否將會受到探討，更不必說受到糾正，是非常令人懷疑的。上層的美麗詞藻和主動力常常因地方及省級官員執意維持他們從“發展”中得來的特權而變得毫無意義；而且儘管政治上有所開放，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仍被要求對上級服從和保持靜默。

對生命及發育的威脅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拋棄了它以前的經濟上的自給自足政策轉而積極地向世界資本主義市場“開放”，也隨著工業化和新的經濟方案以忙亂的步伐向前進──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有了快速的增長。

          可是，正是這個經濟增長之是否切實可行、是否能夠保持一定速度，現在因為當局一直容許對自然環境的損害而成為問題。正如依女士在本書第一頁上說的：“今天，自然環境正開始對中國人民造成傷害，正開始阻礙經濟的繼續發展，正開始強迫人民進行大遷移，而且正開始對人民的健康造成巨大損害。”

          其實，依女士在《河裏流著黑水》的開頭部份，就列出了幾個已因狂亂地，據說是非依據意識形態地著重“經濟發展”而引起的生態問題。

          對自然的損害包括：

──長江及其他主要河流重複出現的、失控的洪水泛濫；

──沙漠化的擴大，致使現在中國十分之一的土地變成沙漠，而且逐漸吞噬了越來越多的可耕地，造成北京及其他北方城市的天空因重複出現的沙暴而變暗；

──嚴重的、越來越多產生的缺水現象；

──森林的日益縮小，多數現有森林區因非法砍伐而繼續縮小；

──以及巨大的、日增的人口。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但可耕地從開始就不足、而且遭受繼續不斷的污染和自然環境惡化。

          依女士有點是一個認為通過自由市場就可以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社會改良者，雖然她不迷戀毫無節制的市場經濟。她雖然承認，中國從１９７６年開始的“經濟改革”──這個“改革”使中國的經濟增長轉向到依靠市場力量，而且不管社會損失有多大，融入到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中去──是釀成中國目前生態危機的一個主要因素；她也認為，這同一的以市場為主要導向的做法，也能夠成為中國解決其生態危機的方法。

          在依女士對中國生態危機的這個解決方法中，除了她希望中國能對它的專制政治結構進行更廣泛的非意識形態的民主化以外，所缺乏的是人民大眾的反應，這個反應最終會達到徹底的經濟和社會的革命。她設想一個“非意識形態的”、由技術專家掌權的方法，這個方法把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以及中國之參與其中，不但看成為永恆的“已知事實”，而且看成為上帝賜與中國及世界的東西。

以市場來解決一切問題嗎？

          在這方面，她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外國資本家投資者向某些環境保護措施提供資金、向中國提供不會產生污染的技術，再加上中國官員對環保規章採取較認真的態度等等，作為值得支持的事情，又把市場作為一個非意識形態的的技術工具來加深對生態問題的關心。

          在這一點上，依女士倒沒有像從１９７６年開始的、從鄧小平一直到當今的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等中國“經濟改革”領導人那樣的著迷，因為中國這些領導人幾乎完全把市場本身作為目的那樣來利用、繼續利用市場為促進經濟增長的手段。

          獨立的環保機構是在“經濟改革”開始後的二十多年以後才在中國政府官僚機構中成立的。在那以前，環境保護一直在經濟發展部和對外貿易部的控制下，而且仍舊易於受到它們的反對。

          中國代表們在聯合國各種關於環境的會議上，總是堅持主張，全世界的人對於中國的污染和環境惡化的關切其實是西方經濟發達國家的詭計，其目的是要阻礙第三世界的經濟發展，而且使它一直處於依賴的地位。

          雖然依女士也立即排除中國的這些反對之詞，她卻沒有注意到其中所牽涉到的半真半假的陳述，即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增長最先產生世界污染危機。不過，她正確地注意到中國的領導層認真地對待世界對中國的污染和環境惡化的關切，是從１９９２年里約熱內盧會議開始的。

基層民眾的積極綠色活動

          依女士也以讚許的口吻，廣泛地記載了中國日增的綠色運動，一個由公民、非政府團體所組成、已被准許存在、但有時得到官方的贊同、有時受官員的騷擾的基層民眾運動。這個運動已帶頭促進公眾對中國生態危機的認識，進行反對某些較明目張膽地對環境誤用的行動。

          從政治角度來看，這個綠色運動包括各種人物，從注重回收利用和其他減輕作用的環保措施、真正不談政治的人，到把中國政府之忽略環保與在中國的政治過程中之缺乏民主聯繫起來的積極份子。中國的政治過程仍舊是專制主義的，儘管在胡錦濤的帶領下官方做法有“透明化”的趨向，而且與毛澤東時代比較起來，有相當大的寬鬆。

          依女士也注意到，以經濟發展的名義對環境的忽視，不但在日期上早於１９７６年的“經濟改革”，或者甚至在１９４９年革命以後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統治。這個對環境忽視的觀念也是深深植根在傳統的中國文化和精神氣質中的。

          儘管道教和佛教著重人與自然的調和，佔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卻認為，自然只是一個工具。人類選擇怎樣利用它，就怎樣利用它。在這裏，人是主動的，自然只是一個被動的工具。孔夫子的這個思想，在毛澤東的統治下，被給以共產主義的面目；這個新面目，在１９７６年的“經濟改革”開始以後，仍被沿用。

          所以，對自然環境的關切，在中國人的思想中，在四千多年之久的中國文化中，一般說來，是一個新現象；這種關切，不但在中國的官場上，而且在中國人民中間，決不是普遍有的。

          以上的一切，我已扼要地提出，在《河裏流著黑水》一書中，詳細說明、列舉和用豐富的中、英文資料和與主要人物的訪談來加以證明。它也以如此的方法來陳述，以致使非中國問題專家可以了解，使中國問題專家得到豐富的資料。

一個更廣闊的看法

          在緊接著最後的有極大吸引力的一章中，依女士說明了中國的生態危機與在東歐、蘇聯“已存在社會主義”的指令經濟及在東亞、東南亞的發達資本主義經濟（南韓、日本、台灣、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所發生的生態危機有相似之處。

          她說，這些危機的發生，都是由於精英份子在選擇經濟發展的道路的時候，沒有對他們的公眾負責。她注意到，正像與今日中國一樣，東歐、蘇聯的指令“社會主義”經濟和東亞、東南亞的自由市場發展經濟都一直缺乏透明度、缺乏民主、缺乏它們的普通公民在政治上參與經濟政策和發展的各種決定。

          像在中國那樣，不受限制的污染和環境惡化，不達到災難性的程度，是不會有人管的，因為“社會主義的”和資本主義的精英份子，喜愛和受惠於只注重國內生產總值和各種工業計劃的“成功”的經濟增長，不能夠受到普通老百姓的監督，他們也應該從這些經濟進步中“得到利益”的。

          夠有趣的是，依女士對於東歐的綠色運動，怎樣破壞“已存在的社會主義”的整個穩定，談了很詳細。因為參與非政治性的環保活動是唯一被准許的參與形式，進行其他改變的政治欲望就偷偷摸摸地在這些環保運動中蓬勃發展了。

          依女士看到同樣的過程在今日中國的綠色運動中不斷地發展。在這些運動中，有些環保積極份子公開地把生態的繼續惡化跟民主化和政治參與等問題聯繫起來。

不能確定的前途

在最後一章中，依女士為中國生態的未來，定出了三個可能出現的情況。她認為，在目前，在這三個情況中，出現任何一個的可能性是均等的。

          第一個可能出現的情況是：為了促進經濟的發展，生態惡化繼續加重，以致也許隨著生態損害之無可挽回，生態惡化猛烈向這種發展踩煞車。

          第二個情況是：“中國的綠化”和生態意識終於在中國政治和經濟民主化過程中的加深，也許再加上像上海市長所領導的綠化活動那樣的地方綠色計劃的成功的傳佈。在這裏，上海市長曾經成功地領導了將上海這個無計劃地擴展、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城市轉變為一個綠色城市的工作。

          第三個情況是：目前不穩定現狀的繼續。那就是說，官方在不惜任何代價地促進“經濟發展”的大前提下只猶豫不決、半心半意地催促大家關心生態，但人民大眾的聲音仍被壓抑。

          那末，在《河裏流著黑水》中詳細描述的中國生態危機，對我們這些主張面向平民民主的社會主義者有甚麼意義呢？首先，我們應該知道，生態的問題是與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問題分不開的，後者不解決，前者是不能完全解決的。

          因此，期望中的中國綠化，是與在中國的工人、農民和左派知識份子的支持下在中國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分不開的。

一個不穩定的混合物

這就導致在左方的我們現在要探討一下中國目前的政權的性質了。依本文作者的意見，這個性質仍是up for grabs〔美國俚語，“人人都可爭取得到”之意，在這裏，暫譯為：沒有最後決定──譯者註〕，因為中國現在是在不穩定的半途之中。最重要的市場社會主義理論家David Schweickart認為今日中國是一個“專制的市場社會主義”，而對毛澤東主義派和一些其他的非毛派的理論工作者（例如，張開在美國《逆流前進》雙月刊第１１３期〔張開原文刊在《十月評論》第２１５期〕）而言，中國已經“恢復了資本主義”〔譯者註：譯者查看了張開原文，只發現他說“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正接近全面地完成”。兩者意思是否差不多，請讀者自己判斷。〕

          本文作者認為今日中國在基本上是一個專制的、在中國革命１９４９－１９５３年新“民主主義”時期佔優勢的那種形式的經濟混合物。它是公共和私人經濟專業的一個混合經濟，儘管是一個已向世界資本主義市場“開放”、不是被冷戰時期的敵對和孤立所強迫進行的那種自給自足制的混合經濟。

          其實，中國領導層“開放”中國的同時，西方資本主義列強也向中國“開放”，當然後者的意圖是把中國及其廣大的市場潛力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制度。

在這裏，只要提出以下指出的就夠了：雖然中國經濟的國有企業部門因這些公司之被出售而繼續收縮，這個部門大多數企業本來就是無效率的經濟累贅。還有，多數中國公司是合作社式聯合──股份企業，其工人本身是該公司的股東，而所有在中國的外資企業，都需要與中方單位合股。

          當然，在中國官方所稱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含有很多資本主義剝削的成份。但是，對本文作者來說，光是為了那一點而說中國是“資本主義”，就像我們宣佈瑞典是“社會主義”一樣。

          無論如何，我們這些“從下面來推動的社會主義者”從來不認為國家所有制本身是用來決定某國是否社會主義的特徵。對我們來說，社會主義總是包含了整套與解放有關的關係。這些關係必定是經濟的，也是社會的、文化的和政治的。我們贊同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對社會主義的定性，說它的意思是一種社會安排，在這種安排中“每個人的自由發展便是所有人自由發展的條件”。

          斯大林否定了這個定性，把以下的觀念當作聖言：社會主義只意味著一件事，那就是“正確的經濟關係”。可悲的是，太多的反斯大林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像斯大林主義者那樣，不加批評地吞下了這個靈丹妙藥。

          其實，當我們考慮例如中國領導層之臭名昭著的寵物工程、那個以在長江上建築破壞中國無價的文化遺產、破壞環境的水壩來創建巨大的蓄水池和水力發電廠的三峽水壩工程──一個使中國及非中國人都義憤不已的工程──的時候，我們就以最懷疑的目光注視中國領導層所追求的“經濟改革”。

          但是我們也以最懷疑的目光注視像Robert Weil那樣的毛澤東主義者。他在《紅貓，白貓》一書中，在批評中國“經濟改革”的同時，卻讚美毛澤東領導下的所謂“適度的經濟增長”。甚至在三峽水壩開始動工的很久以前，毛澤東所領導的“經濟改革”也意味著巨大醜陋的怪異──像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專制主義的、受政治操縱的、突然向暴力傾斜的舉動。

          這些災禍，不但不能產生“適度的”或非適度的“經濟增長”，而且在它們之後，留下要好好收拾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的爛攤子。我們之作為承諾支持平民民主、平民參與的社會主義者，決不把自己局限在接受這一個或那一個“主流”範例以作為唯一可能的範例。

          我們既拒絕接受“社會主義”只是由高層領導人所公布的東西的觀念，也拒絕接受經濟發展只能在資本主義的支持下發生的信條。而在我們拒絕接受的時候，我們注意到昨天在東歐、蘇聯只知道從上面向下面發施號令的“社會主義者”卻變成了明天的資本家。

          中國向何處走的問題，對我們來說，在實際上和在理論上，都是一個重要問題，因為它的確提出了關於任何形式的集體所有制的可存活性和可行性的實際、理論的問題，不只是關於社會主義的可行性問題，因為社會主義應該是民主的。

          所以我們必須密切關注中國的各種發展。特別地，我們應該密切關注中國的生態危機及新興的綠色運動。我們不但要對中國，而且要在所有政治工作中，要求綠色運動的紅化和紅色大地的綠化（the Redding of the Green and the Greening of the Red），而且為這兩種變化努力工作。在這樣的工作中，我們就會發現依女士的《河裏流著黑水》有價值而且有豐富的資料。〔譯自《逆流前進》雙月刊，第１１６期，２００５年５、６月號〕

註：本文所評論的書名：《The River Runs Black: Th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 to China’s Future》《河裏流著黑水：環境對中國前途的挑戰》，作者：Elizabeth C. Economy （依可諾咪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