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爾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觀點

曼德爾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觀點

沙瑪利著兆立譯

這篇文章將討論三個有機地聯繫的爭論：（1）關於社會主義社會本身的爭論；（2）關於‘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觀念的爭論；（3）關於（前）‘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它們現在所經的轉變的性質的爭論。

　　首先，我要歸納一下埃內斯特．曼德爾（Ernest Mandel）多年來對於這些問題的一致的態度。然後，我要看看一些主要爭論以評估曼德爾的貢獻的長處和弱點。由於資本主義復辟的過程正在不斷的進行，他的關於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許多看法今天可以重新加以思考，或者是定出更好型式。最後，我要站在為社會主義社會奮鬥這個更廣大的、現在是中心問題的立場，回顧這個爭論。

　　曼德爾（特別是在教書的時候——我就是從他那裡學到這樣做的）時常著重馬克思主義關於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思想的、那就是關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的過渡社會思想的局限性。雖然馬克思可以根據他那個時代最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知識，在《資本論》中闡述他的觀念，他拒絕憑空想出任何社會主義的‘模式’。二十世紀的馬克思主義者們不得不要在‘實際進展的過程中’對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作出理論的說明，而且總是在貧窮國家，不是在發達國家這樣做的。斯大林主義，除了在內部壓制異見的馬克思主義分析以外，還增添了額外的理論困難。因此，曼德爾說，馬克思主義者，在試圖了解東歐國家的時候，面對著‘一個基本問題：需要用來分析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移動的社會的理論骨架還沒有存在……〔因此〕要決定那一種發展是由於官僚的墮落、那一種是由於歷史的必然，是極端困難的’。他又說：‘我們知道馬克思對社會主義的看法，而且，雖然對什麼是社會主義嚴密地下個定義，是困難的，但是我們十分清楚地知道，什麼不是社會主義。’<1>

　　曼德爾對什麼不是社會主義的觀點，幾乎終其一生，完全是由他的這樣的信念所決定的：社會主義的意思，是直接的自我組織，根本不需要貨幣。後來關於社會主義的爭論，則證明這個‘反面定義’不是他所想像的那麼清楚。

　　1）曼德爾一貫地支持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關於社會主義的古典解釋，認為它是一個以‘生產者們的直接結合’為基礎的社會，而這些生產者會運用他們自己的直接的判斷來分派資源、組織生產和分配。廢除被資本主義市場中的商品關係所掩蓋的社會關係，明顯地是解放的社會主義方案的一個目標。這個目標時常被曼德爾定義為商品範疇的枯萎，與漸增的豐裕、漸增的自我組織有關。曼德爾在與諾夫（Alec Nove）的爭論中，將他的論點集中在他所聲稱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的目標——沒有商品生產的社會主義’的可行性上。<2>他把實現這樣一個目標的可能性與生產力的發展聯繫在一起。

　　因此，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曼德爾把社會主義瞭解為：全世界工人們反抗最發達的、被明確有力地表達為一個世界制度的資本主義的產物。社會主義革命曾經在資本主義的邊緣得到勝利、但是沒有得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的援助這個事實，意味著後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能是‘社會主義’，這並不是斯大林主義墮落的結果，而是發展不足與孤立的結果（後兩種情況的本身是斯大林主義得以滋長的主要條件）。

　　2）曼德爾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的觀念，是布爾什維克在1920年代的看法的延續。這個觀念是十月革命以後才開始有的。因此，它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作為‘朝向共產主義的一個過渡’的觀念有點不同。它與在俄國奪取政權只是全球抵抗國際資本主義統治過程的第一步這個觀念有有機的聯繫。對布爾什維克而言，這個革命、這個新社會，在它們的目的上，是‘社會主義的’——在它們的社會現實上不是。沒有發達國家的社會主義的勝利幫助，階級、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市場等的廢除，以及發展不足情況的完全改變，是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做到的。‘在一個國家’，在發展不足的條件下，社會主義是不可能建立起來的。但是，打破‘帝國主義鎖鏈’的最弱一環，可以鼓勵更多的反抗，使在蘇聯開始社會主義轉變成為可能。

　　蘇聯就是在這樣一個準則下被認為是一個混合社會，它的動力是朝向在一個工人國家內的社會主義轉變。布爾什維克最初使用的公式有一種描述性的趨向；呈現出與（‘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的、小私有財產）生產關係、與所有制有關的‘種種部門’並列的景象，而所有這些部門都受到國家的管制。這個計劃本身則被冠以‘社會主義的’這個形容詞。普列奧勃拉仁斯基對過渡社會在生產力非常高的資本主義環境中的各種互相矛盾的邏輯，發展出一個全面的看法。他把它公式化為價值規律與‘社會主義積累規律’之間的矛盾。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不得不要實行的主要歷史任務，就是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關係的轉變。不斷革命的綱領，在民族及國際的平面上，表達了這些要實現的任務，從革命的最初條件開始，然後為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樹立物質、經濟和文化的基礎。

　　曼德爾在面對著蘇維埃社會的官僚化和斯大林之宣佈社會主義能夠（且事實上已經在1936年之前）在一國之內建成時，根據以上這個理論得出他自己的分析。

　　曼德爾在說明（現有）過渡社會的非社會主義的特性的時候所著重指出的主要特徵，除了工人們完全沒有決定權力之外，就是貨幣、商品範疇的持續存在。與之對比，他把蘇維埃計劃對價值規律的限制和它的非商品性內容，與這些社會的非資本主義特性聯繫起來。

　　與其只把不同的生產關係並列起來，曼德爾越來越堅決主張分析過渡社會本身的‘特定生產關係’的必要<3>：把它看為‘既非資本主義的、又非社會主義的’關係。

　　曼德爾不認為商品範疇、某些市場關係會在其中繼續存在的那個過渡階段是短期的，或者只局限於發展不足的國家之內。它在基本上與生產力的發展不足有關，如果與仍要在世界規模上加以滿足的需要比較的話。

　　沿著與普列奧勃拉仁斯基一樣的思路，曼德爾因此堅決主張：只要世界還沒有達到豐裕的地步，你就得忍受各種互相矛盾的邏輯。他更時常用計劃的邏輯和仍然存在的市場（世界市場、消費品市場等等）的邏輯之間的衝突這個公式來表達它；或者用‘資產階級分配標準‘（按勞分配）與計劃邏輯之間的衝突來表達它。

　　因為社會主義轉變的問題不是（並且將不會）只在短期（在革命時期）之中提出，曼德爾堅決主張物質獎勵的必要性，而且在這同時著重指出貨幣獎勵可能會產生的矛盾。<4>因此，他著重那些能夠激勵集體行為、改進工作條件、教育及責任感的獎勵。

　　3）十月革命的墮落導致曼德爾試圖了解另一個與工人國家的官僚化有關的剝削和異化的根源：計劃本身能夠隱藏剝削和異化的社會關係。這些關係，事實上是在曼德爾分析為容易直接去計劃的（即貨幣不扮演積極角色的）那些生產部門存在的。曼德爾對官僚層的分析，著重於權力委託和分工在被政治條件所加劇的發展不足國家中所產生的影響。這個對工人國家官僚化的分析，加強了他的理論觀點和政治結論。他著重指出，只有工人們的自我活動和自我組織，才有可能使國家的枯萎、市場的枯萎成為到達社會主義未來的先決條件。

　　根據曼德爾的強烈的唯物論的信念，克服商品關係和克服官僚統治之所以受到限制，根源於生產力的發展不足。但是，曼德爾的政治立場，使他抵拒了‘歷史唯物論’的單向推行動的、宿命論的版本。生產力的發展不足，既不意味著抵拒官僚墮落是不可能的，也不意味抵拒市場關係必定會佔優勢。他反對貝特蘭（Charles Bettelheim），就是站在這些基地上，就是建基於對這些特定的社會的生產關係進行一個具體的、理論的分析：那就是，不但對在每個工廠的平面上的、而且對工廠與工廠之間的社會生產關係，進行具體的理論分析。<5>

　　曼德爾與普列奧勃拉仁斯基一樣（以後與布魯斯一樣），認為‘市場範疇’（價格、工資等等）的存在’與價值規律的主宰之間有一個基本的分別，前者並不是後者的‘證明’。因此，他對貨幣（及價格）在不同經濟部門中的角色，作出分析，並且提出理由證明，儘管在計劃制度中有各種官僚特徵和浪費，勞動在其中仍然有起直接作用的社會特性。他所依據的理由，主要是：你不能用市場的‘制裁’（破產、失業）來對付壞的計劃。官僚計劃的主要特徵是質量差或者使用價值的生產不足。

　　馬克思主義者對蘇聯及類似社會的性質的爭論，是沿著這些思路發展的。他們也不得不評估托洛茨基的預測：特定的官僚生產模式在歷史上是不會有位置的。雖然托洛茨基留給後人去回答官僚層之轉變為一個階級的假設（如果它能夠摧毀工人的反抗能力的話），他卻提出了，不是社會主義的、反官僚的革命，就是資本主義的復辟這個基本抉擇：不是這個、就是那個會快速速地發生。

　　官僚統治在地域上的擴張和相對的長期間，使得要麼主張官僚層是世界資產階級統治的直接工具、要麼主張它能夠（或者已經）結晶為一個新階級的分析有了可信度。

　　曼德爾一貫反對這種論點，他的論據是：官僚墮落——以及甚至反革命——並沒有廢止（反而甚至加強）這些社會的非資本主義面貌，也不能夠摧毀工人對官僚獨裁的反抗。它意味著托洛茨基的基本抉擇仍然被提出來，雖然這個決定被多擱置了幾十年。曼德爾試圖分析為什麼它能夠懸而未決了這麼多年。但是，他時常再三地解釋，在歷史的時間（階級本身能夠鞏固起來所需要的時間）中，幾十年並不算長；而且他提出理由證明，資本主義的反革命一定要摧毀這個國家、損害工人，這兩件事都沒有在1980年代以前發生。

　　在國際平面上，曼德爾強調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特殊性：一方面，這個戰爭是在工人階級的局部失敗中終結的；但是，另一方面，它是處在法西斯主義的失敗、革命（向南斯拉夫、中國）的擴張、日益增高的工人階級活動的一般骨架中。工人們的抵抗能力並沒有被破壞，即使他們缺乏主觀能力使階級鬥爭有堅持不懈的社會主義動力。‘民主資產階級’和斯大林主義的反法西斯主義同盟，在一段時期之內鞏固了雙方的政權，但是受到強大的工人階級壓力。後一點不得不要被戰後的資本主義制度和工人國家的官僚層考慮在內。這一點在曼德爾對晚期資本主義、官僚改革的了解中，扮演主要的角色。這些特點，在曼德爾的分析中，增強了工人階級在兩條陣線上抵抗的主題：既反對資本主義、又反對官僚層的‘三角鬥爭’的論點。但是在這裡是沒有對稱的：蘇聯式的社會的擴張仍在過渡社會的概念骨架中被分析，即使向社會主義的過渡被認為是被阻礙了。在曼德爾的過渡社會的定義中，其主要的特色並不是這些社會的動力（朝向什麼的過渡？），而是這些社會的‘既非/又非’的性質：它們在階級統治方面的未決定性。曼德爾認為它們仍然既不是社會主義的、也不是資本主義的、也不是穩定的。那就是說，不管這些社會的混雜性質，在各種堅持不懈的生產邏輯之間、在世界資產階級與工人們之間的基本階級對抗，仍然是主要關鍵：要麼會有資本主義的復辟，要麼會有‘政治革命’。

　　那個‘政治革命’可能會是什麼樣的呢？曼德爾說，這個觀念的‘不明確’…不是在於‘政治革命’這個詞語上，而是在於工人國家的政治革命的奇特性上，在這裡，根據定義，工人國家，即使是官僚化了的，也是一個有獨特的經濟重量的國家。因此，甚至一個“純粹是政治性”的革命（不管這個觀念有多荒謬），明顯地會有比資產階級政治革命的社會經濟影響無限大的社會經濟影響。資產階級政治革命頂多把資產階級中的另一派系來代替當政的一派…，〔而在官僚化工人國家的〕政治革命可能只是：生產者、勞動者的群眾，以民主選出的工人會議的權力形式。即蘇維埃，來接收國家、經濟和社會活動各部門的管理。<6>

　　因此，‘政治革命’這個公式，是與統治官僚層和國家的特性描寫有關聯的。

　　‘墮落的工人國家’這個公式，是托洛茨基在分析‘被背叛的革命’時發展出來的。它表達了一個矛盾的、結合以下幾個特色的現實：

　　1）斯大林主義是一個‘政治反革命’。這個政治反革命不僅僅、或者主要地鞏固了斯大林的統治，而且使一個通過黨/國家來保衛它自己的特殊物質利益的官僚層結晶化了；這個國家‘官僚地墮落了’。社會的社會主義轉變被阻礙了，除非有一個新的工人暴動、一個反官僚的‘政治革命’發生。

　　2）但是，這個國家仍然被定性為工人階級的國家，第一，因為還沒有發生一次社會反革命、一次資本主義復辟；第二，因為官僚層份還沒有穩定到在一個特定的生產模式中有一個獨立的地位。它代表工人——而且在他們受損害的情況下——而統治。

　　曼德爾對蘇維埃國家的社會性質的分析，是在這個骨架中培育起來的。它是與他對那個國家的官僚層的分析——以及他對工人階級的情況的評估——有關聯的。根據曼德爾的了解，官僚層把‘蘇聯社會中所有以這種或那種方法享受特權的層份’包括在內。‘因為官僚層並不擁有生產資料，所以它全無例外地根據按勞計酬制（exclusively as a function of remuneration for its labour-power）而參加國民收入的分配’。官僚們‘並不僅僅是工人們的子女，而甚至是前工人們自己’。他們是‘工人階級的小部份’。<7>

　　工人們不但沒有在官僚獨裁之下受到削弱，反而在數量上、質素上（技術水平的日益增加）有了發展。因此，曼德爾著重指出：

　　……這個情況的一個基本的似非而是的地方是：工人階級在所有官方宣傳上被宣佈為統治階級，在實際上卻毫無任何政治權利。在這同時，雖然工人階級沒有參加經濟、國家的管理，然而它的確掌握實際上的權力和權利。<8>

　　控制工作節律的權力和文化的、社會的權利，都是工人們的收穫，才可能使官僚統治被假馬克思主義者合法化為‘社會主義’。

　　“……‘官僚化工人國家’這個公式是指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準則。就馬克思主義而論，沒有一個超越階級之上的國家這種東西。國家是為某一階級的歷史利益而服務的。……到目前為止，這個國家已經阻止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權力的恢復。”

“……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用‘工人的’這個形容詞。……在保持某種在歷史上與某一社會階級的利益有關聯的社會經濟結構，與在一個社會階級本身所認為和要處於的社會地位的意義上保衛它的眼前及日常的利益之間，有一個非常大的分別。”<9>

　　但是，官僚的統治不是穩定的。曼德爾在分析這些社會的‘發展規律’的時候，重指出以下這兩方面的基本矛盾：在一方面，因資本主義統治的廢除、計劃的建立而來的發展潛力；在另一方面，官僚的保守主義。後者被看成為對生產力發展的日益增大的障礙。不管官僚層怎樣試圖改革和穩定它的統治，它永遠不能克服‘外延積累’（extensive accumulation）〔只靠增加勞動者的數量、不以提高他們的勞動生產力而得到的積累。與之對立的內涵積累（intensive accumulation）則指只靠提高勞動者的勞動生產力、不以增加其數量而得到的積累。——譯者註〕這個特徵。那是因為兩個被曼德爾所著重指出的主要矛盾：

　　第一，……在官僚層自己的物質利益與經濟增長的完善化之間鍜造一個合理的聯繫，是不可能的。第二，要直接生產者自己克服對生產的相對的漠不關心，也是沒有辦法的。<10>

　　第一個‘障礙物’，只能用資本主義私有化來克服；第二個，只能用工人的政治革命。

　　曼德爾，跟托洛茨基一樣，著重這個事實：一部份官僚層，‘特別是它的“經理”一層’，企圖通過資本主義復辟來穩固它的特權。

　　但是，在所有這些傾向能夠導向真正的資本主義復辟之前，他們會不得不要壓服主要部份的國家機構中反對這個趨勢的人們的反抗。這個，附帶說一句，是我們不顧所有反工人階級措施、完全缺乏直接的工人階級權力、或者甚至政治權利、仍然使用‘墮落的工人國家’這個科學公式來描述蘇聯的客觀辯解。甚至更重要的是，他們會不得不要壓服無產階級本身的反抗，因為，在這樣一個資本主義復辟過程中，這個階級會損失很多東西，特別是從工人階級的觀點看來，毫無疑問會失去十月革命仍然遺留的主要戰利品：一種工作保障，它的質素比在資本主義所存在的質素更高。<11>

　　在曼德爾的以上分析中，明顯地有一個預測的錯誤。但是，這個錯誤在什麼地方？它與他對斯大林主義的全盤了解有什麼關係？換句話說，自從斯大林以來的官僚層畢竟是一個國家資產階級或者一個新階級嗎？或者，在1980年代的時候，階級鬥爭的動力有一個歷史性的轉變嗎？在那個特定的國際環境中，這個制度的危機以及所有革命經驗的危機，將工人們、官僚們之試圖保衛他們的利益的方法，到底改變到什麼程度？如果那是低估（或者估計得不好）（因為我認為它是這樣子的），那末在這個觀念被提出的方式中，也有什麼東西不清楚或者錯了。這些都是下面將要討論的東西。

　　大多數曼德爾所參加的、關於蘇聯社會的動力的爭論，可以根據正在發生的轉變，直接加以評估。其他的則超出了這個試驗的範圍，雖然它們明顯地深受它的影響。它們關係到社會主義方案本身。對這些主要的爭論製訂一個平衡表、估計曼德爾的長處和短處，是可能的。

　　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崩潰和被稱為‘向市場過渡’的過程，有許多東西可以告訴我們。它應該有助於克服一些先前的爭論的僵化，而且也許可以幫助我們作出更有系統的闡述。不管（或者因為）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災難社會效果及斯大林主義所留下的可怕的遺產，我們在柏林牆倒塌了六年多的今天，必須利用我們在‘向資本主義的過渡’中到目前為止已經走過的短短路程。

　　對正在進行的資本主義復辟過程寫出一篇有系統的分析報告，就會超過這篇文章的範圍。<12>那樣做就需要引用關於目前局勢的許多數字、對所有有關的國家採取比較的態度，而曼德爾所參與的主要爭論以及大多數關於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的討論，都集中在前蘇聯上。這裡，現在的東西只用來澄清過去的東西，而整個討論將主要地集中在蘇聯上。

　　不過，為了總結關鍵性的東西，這裡必須著重某些共同特徵、共同困難。

　　在1980年代的末期，人們可能有這個印象，認為一黨制度的崩潰、資本主義的復辟是一個難以相信地容易的過程。這些國家的人民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損失的觀念被加強了。工人們不願意保衛的‘官僚化工人國家’——官僚們也不願意。與曼德爾的期望剛好相反，前特權層中的主要層份甚至在朝向私有化的轉變中，扮演一個決定性角色。但是主要的教訓倒是資本主義復辟是一個困難的過程。對於人民在這個過程中會損失很多東西這個事實，現在不再有任何懷疑了。在那些過渡過程最‘前進’、最‘成功’的地方——立陶宛、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人民已經以選出與過去有某些連續性的政黨來自由地表達他們的幻滅。可是倒回過去是不會了。波蘭或匈牙利的‘前共產黨的’新社會民主黨人，都不準備阻止他們的國家與世界資本主義制度融合。甚至俄國的爭權鬥爭，選擇什麼形式的資本主義——為誰的利益——的成份，多過選擇真正對立的方案的成份。但是，如果我們回顧整個過程，反對一黨制度的各種不同的人民民主形式的確存在，但是從下而上的、支持明確的復辟主義綱領的革命是沒有的。唯一局部的例外是德國統一。但是能夠使整個東歐融入資本主義秩序、又能替其付賬的西德是沒有的。

　　不管在捷克共和國也好、俄國也好，都宣佈‘私有化’或多或少地完成了。可是，在這些宣佈的背後，這個復辟過程卻缺乏資本、缺乏社會基礎。它不是一個以已經存在的資產階級為基礎的有機過程。

　　這就意味著，我們正面對一個絕對新的歷史經驗。這在實際上與這些社會在復辟之前的特性有關。有些分析家不願意稱它們為‘後資本主義’社會，因為 ‘前資本主義’和半封建的市場生產形式的因子都還存在。但是，第一，不像反封建的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今天有一個世界資本主義制度，在地球的每個角落，都有它的機構。那是今天的復辟主義過程中的一個主要因素。第二，在蘇聯，工業代表國民生產的最大部份。它僱用了大群的享有工作保障的工人。所有這些特徵，接近‘後資本主義’現實的成份，遠遠多過接近封建的成份。

　　不管用什麼概念來描述前蘇聯，為了要了解真正的社會關係，我們需要——現在仍然需要——看看這個概念的背後、經濟範疇的背後、計劃的背後，正像在西方，我們需要看看市場的背後一樣，以了解真正的社會關係。這就是我在這裡所關心的地方。只有在這樣一個基礎上，我們才能夠搞清楚各種不同的概念的效用。

　　我將討論以下的關於正在進行的‘向市場過渡’的問題和關於這些社會的性質的爭論：（1）在資本主義復辟的經驗光照下的國家資本主義理論；（2）‘新階級’理論；（3）需要1989-1991年的歷史性轉折點的理由；（4）‘軟性’反革命；（5）在過渡社會中的國家的性質。討論了這些問題之後，我將轉到重新思考、重新用公式表示關於社會主義的爭論的問題。

1.1 關於國家資本主義理論和蘇維埃式社會的經濟範疇的爭論<13>

　　儘管‘國家資本主義’理論不難解釋為什麼舊的官僚統治層在進行復辟的過程中扮演一個主要角色（‘它已經是一個資產階級’）這個事實，並沒有幫助我們了解這個前制度的特定的非資本主義特徵。因此，它並沒有幫助我們了解甚麼是起關鍵作用的東西；它並沒有澄清我們正在面對的歷史性轉折點。似非而是的是，附帶說一句，它並沒有幫助我們了解，為什麼最有可能成為事實的資本主義復辟形式是國家資本主義。這樣一個概念，必定要與資本主義制度的主要特徵、社會關係和剝削機制，有點關係。那在今天，是以必須（從資產階級的觀點來看）破壞以前制度這種方式而被提出的。那是世界資產階級（通過它的‘專家’和機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歐洲聯盟）正在自覺進行的工作。世界資產階級正在發現的，卻是這個實行方案的困難和高成本。

　　資本主義國家（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法國）的國有化幫助私有部門增加利潤；這個做法從來不意味著限制私有財產的權利。那並不是蘇聯的動力。還有，在‘實際存在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國有化工業部門之在某一時間、某一地點被私有化，是因為在那個時候、那個地方的市場競爭的條件下，私有資本會有較高的效率。無論如何，不管是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或在它們的邊緣地帶，例如拉丁美洲，私有化是在有資本市場、資本主義金融機構等等的市場經濟中發生的。這決不是前蘇聯的情況。在東歐、特別是在前蘇聯成問題的是，整個工業的主要部份在市場的條件下是無利可賺的，它的私有化、資本市場的創立和工人們之被轉變為‘自由’勞動者。換句話說，成問題的是，如何（重新）建立所有能夠使貨幣變成資本、資本主義市場標準和規章運轉的社會關係和機構。國家資本主義理論就不可能解釋這點。

　　托尼．克利夫（Tony Cliff）在過去的主要論點是，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強制規定蘇聯投資的邏輯。其實，倒轉過來說才是真的。蘇聯可以保護它自己不受世界市場的干涉達幾十年之久，而它主要地是由於阻止它購買戰略性技術的種種抵制，才被迫這樣做的。輸入政策，是由經濟互助委員會的分工和東歐國家——但不是蘇聯——在1970年代的開放給外國信貸和輸入所形成的。這些國家在1980年代的債務危機（因蘇聯的支持和經互會的價格制度而緩和了一段時間）、軍備競賽對蘇聯的直接衝擊，在它們本身制度的內在矛盾正在增加的時刻，在性質上增加了世界資本主義對這些社會的影響。俄國將其經濟開放給直接的世界市場壓力，主要地是作為它的復辟主義政府的‘電震治療’的一部份。這個外債在1990年代有了戲劇性的增加。

　　換句話說，我們今天可以聯繫復辟主義的背景來說明世界市場在俄國經濟中的直接角色。這在從斯大林鞏固權力到1980年代的這段時期，並不是如此的。開放俄國給世界市場的結果（開放其他東歐國家的結果也一樣），已經是一個大災禍。與‘國家資本主義’的說法完全相反，這讓我們評價一下在過去那個壓力不起作用的時候，情況會是怎麼樣。

　　但是，這並不是這個故事的結束。單單根據世界資本主義的壓力，就來定義一個社會為資本主義，明顯地是不充足的。我必須對現有的內部機制、社會關係和市場機構作出具體的分析，因為通過這些機制、關係和機構，這個壓力才被施加、資本主義關係才能得到分析。資本主義的剝削並不是唯一的、歷史的剝削形式，那就是說，並不是被特定社會層份或階級侵吞剩餘物的唯一的、歷史的形式。在資本主義制度中，侵吞剩餘物必須採取剩餘價值的形式、利潤的形式：貨幣必須能夠通過特定的生產關係、所有制關係，產生出更多的貨幣。

　　這是蘇聯的情況嗎？如果官僚層在前蘇聯已經是一個資產階級，為什麼在那裡建立市場規則、建立一個資本市場是如此困難呢？為什麼外在的、從世界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機構）而來的壓力不足以重新建立價值規律的統治？就目前而論，它在俄國還沒有適當地運轉。

　　我們可以從‘向市場經濟過渡’這個明確的綱領中清楚地看到過去在蘇聯防止資本主義規則指導投資方向的是一些什麼東西：<14>

‧在計劃部門，貨幣是一個（壞的、而且有點被動的）工具，只被用來作為一個結算單位（即使它被稱為‘盧布’，你除了當它被分配為工資的時候以外，不能用它來買任何東西）。

‧在1980年代以前，工廠沒有真正的賬，因為沒有真正的‘成本’測量。<15>

‧經理（或者其他私人）不能買、賣生產資料、原料或工廠。

‧沒有資本市場，沒有在私人資本和利潤的基礎上運轉的銀行制度。

‧工人們在巨大的工廠中廣泛地‘社會主義化’了。這些工廠不但給他們工作與工資，而且給他們各種各樣的貨物與服務、公寓房間、兒童保育，甚至於醫院、學校和度假中心。這些社會環節曾經（而且仍然）是阻止勞動力自由流動的主要力量。它們之被引進，是因為經理們要不惜任何代價保持他們所需要的勞動力。常常是整個鎮，如果不是整個區域，是圍繞著那些巨大的聯合企業而建築起來的。

‧價格是根據計劃機構的社會或經濟目標而定出的，並不反映成本或供求的壓力。

‧沒有‘真正的所有人’。官僚們的行為是與他們既不是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人’、又不是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人’這個事實一致的。他們為了保持他們的特權，所以不計成本地去生產。工人們也不是具有控制和決定權的‘真正所有人’。不負責任，就是因這種異化所付的代價。

　　正如‘電震治療’的著名提倡人、哈佛大學教授薩克斯（Jettroy Sachs）清楚地說過，私有化的用意，一是打破非資本主義的制度，二是強加適合於市場行為準則的新社會關係。

　　曼德爾的分析的最大強點就在這裡：前蘇聯的生產資料的非商品性質，計劃在於以使用價值為基礎的主要特點那樣，‘貨幣’在計劃部門過程的‘被動角色’。這在價格變化所產生的非常有限的重整中，仍然全都可以看得見。大工廠與大工廠之間的以貨易貨的關係，巨大的工廠內部的債務，在生產戲劇性地的下降的背景下的有限度失業：這些全是意義重大的方法來逃避信貸制度的壓力；逃避與價值規律有關的社會關係。私有化過程中的主要困難，是缺乏資本——這也意味著缺乏‘真正資產階級’將資本帶來。那就是為什麼私有化常常是就法律的意義而言的（在俄國，最常見的策略曾經是將所有權轉移給包括經理在內的工廠‘集體’）、沒有重整的而且在經理們與工人們之間的行為和關係上沒有真正的變化。

　　這被像薩皮爾（Jasques Sapir）（貝特蘭的一位前支持者）那樣的人們對俄國社會中（在1995年）仍然佔主導地位的‘非市場’現實所作的具體分析所證實：

　　“在俄國，經濟彈性的缺乏包括勞動力在內，因為公司是經濟整合的地方。勞動者的社會收益必須由公司提供資金，而且成為固定資本的一部份。……從1988年開始對工資基金的中央控制的解體促進了勞動者在公司內的權力的肯定。到了1991年底，真正平均工資比1987年水平高了一倍。”<16>

　　“市場基礎結構的不發達，不管是物質上的或是機制上的，不是阻止調解機制的運轉，就是使它發生相反的效果。……支付危機的浮現反映了技術上和體制上都有較大的僵化情況的存在：生產制度不能適應遊戲規律的瞬時轉變。”<17>

　　最後，在‘任何市場行為準則的因素的缺乏’的標題之下，薩皮爾繼續說：

　　“考慮到市場行為準則的條件的缺乏，另一個極重要因素在於公司在舊蘇維埃制度中所扮演的社會角色。公司不只是人們工作、拿工資的地方；它們在社會規劃中扮演重大的角色，對地方的基礎結構作出決定性的貢獻（房屋、托兒中心、醫療室）。這一點不只對它們的財務是一件拖後腿的事，也使個別或集體的解僱非常難以實行。……這個制度的自動分解替鞏固公司管理部門與地方精英之間的關係製造了條件。……因此，使任何種類的破產法生效，至少在短期之內，是不可能的。”<18>

　　由於地區與地區之間、工業與工業之間（以及不同東歐國家之間）的差異，市場規則的真正復辟的程度也有差異。但是，著重指出捷克共和國這個在向資本主義過渡的過程中‘最先進的’國家的，是所謂‘大規模私有化’背後的銀行制度的、非常相似的重整問題和深刻弱點，會引起興趣的。Parrbas銀行發表的一份分析報告說：

　　“……田園詩般成功過渡的圖畫仍然隱藏了好幾個重大的、與重整中公司的延遲和銀行制度的弱點有關的結構問題。……1991年發動的私有化過程，從幾乎不存在的私有部門開始，已把私有部門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成份，從1990年的4%增加到今天的幾乎70%。……但是陪伴著它的，常常只是這個過程的形式部份〔即在兩次不同的浪潮中允許捷克公民變成股東的那個‘大私有化’過程〕。即在兩次不同的浪潮中允許捷克公民變成股東的那個。一旦這些股份被各個投資基金所分，這些基金卻常常不能夠對公司實施真正的控制。在這同時，大的國有銀行，由於其中的大部份管理投資基金（通過這些基金，它們控制幾乎70%的新發行股票），卻一方面成為股東，另一方面成為私有化公司的債權人，這就解釋了少量的破產。此外，經濟改革常常還沒有開始，很多公司也沒有真正開始重整過程。在這同時，私有化合同常常包括‘反解僱’的條款。……附帶說一句，銀行部門仍然是最常見到經濟計劃的痕跡的地方：極多公司的資產負債表上有可疑的負債項目。<19>

　　市場行為準則的不平衡發展，是從經濟的以前結構上、小商品生產的角色上、工廠的大小上、不同工業在市場競爭中的位置上等等的變化而來的。曼德爾使用了方法上的各種特點來重指出：像工資、價格那樣的‘商品範疇’的存在，並不証明市場規則正在起作用。曼德爾的這些方法論上的特點，對於分析資本主義復辟程度的不平衡性，仍然有用。

　　‘官僚化工人國家’的公式，對復辟主義過程的支持者對舊制度的‘批評’，作出回應：

　　1）‘太多保護’、‘工人的特權’、‘平等主義’、‘懶惰的工人’。這與市場行為準刖的廢止、官僚剝削形式的限制、官僚統治的代表工人、犧牲工人的特徵、對礦工比對醫生有利的工資結構、工人對工作節奏的控制——但是也與不負責任、異化等等有一些關係。

　　a）普通人民，特別是工人，一向強烈地反對‘官僚統治層的私有化’。他們認為這種私有化是搶劫，是一種非法的私佔。他們從來沒有認為官僚是所有主；甚至國家也未被認為是所有主。財產被期望是（而且被認為是）‘屬於社會的’。‘大規模私有化’的目的之一，是為了回應大眾要求社會所有制的私有化應該公正。你怎樣能夠解釋、了解那點，如果官僚們是真正的‘集體所有主’？過去是沒有股份、沒有財產給官僚們轉移給他們的子女。所以他們現在要私有化。

　　b）各種自由主義的‘財產權’理論都證實曼德爾所說的、官僚們的行為在缺乏真正所有權（財產的控制、傳代等等）的情況中的合理性。新自由主義者的結論是，需要私有化；我們的結論是，需要真正的社會化，那就是由社會來控制。但是雙方的診斷是一樣的，因為官僚們不是真正的所有主（他們沒有私人積累權，沒有僱用、解僱工人的自由，沒有購買或關閉工廠的權利），他們對有效率的生產不感興趣。他們唯一的興趣是得到更好、更多的缺乏貨品和服務——那是消費者的思想邏輯。

　　但是，曼德爾的論點中也有一些弱點——以及一個預測的錯誤。那就需要解釋。

　　1）因為他要避免讓官僚層是一個階級的這種分析有可信性，他常常拒絕承認官僚們的確享有與他們在生產關係中的地位有關的特權（對一部份剩餘品有特定形式的私人佔有）。事實上，在他們在生產圈子中的功能與他們的特權之間，有一個特定的聯繫。它是在計劃的實施由非生產的方法來支配的環境中真正所有制（和控制）的一個局部、不完全、不確定的形式。

　　官僚們不能拿利潤來投資。所以，他們的收入採取工資和容易得到特殊貨品、商店、汽車、公寓、旅行機會等等的形式。可是，這些物質特權當然與他們在生產過程中的功能有關。那個功能並不是資本主義的功能，但是它確實存在。他們可以保護、改進他們的地位和特權，如果他們實現計劃的目標（或者超過它們）——沒有引起工人的不安寧；他們的職位任命是靠政治的標準。因為官僚們沒有合法的所有權，而且是代表工人而統治的，他們比資產階級之懼怕真正工會更懼怕工人的不安寧（不管缺乏任何自我組織的權利）。如果他們被認為要對不安寧負責任，他們就可以簡單地被解僱，而且在一夜之間失去一切。那就是為什麼工人的不安寧和罷工威脅，甚至於在沒有任何罷工權利的情況下，是如此有效。<20>這導致官僚們著迷於計劃在形式上的實現——以及著迷於在得到儘可能多的資源上（特別是為了保持原有的工人數量）、在儘可能減少官方目標上、在隱瞞那些他們在生產過程中也許需要的（而且買不到的）資源上的討價還價。

　　貝特蘭（像‘國家資本主義’論的其他支持者一樣）著重指出地方的（部門的、地區的）經理們在計劃過程中所獲取的愈來愈大的‘討價還價權力’。他是對的。這並不意味著那裡有被市場、那就是說被市場規律和約束所連結起來的‘獨立’生產單位（在這一點上，曼德爾是對的）。但是它的確意味著，在被計劃的東西與被生產的東西之間，有愈來愈大的差距，並且意味著愈來愈大的成本和浪費。

　　在這個情形下，說被計劃的每樣事情，像曼德爾所說的，都‘被直接承認為社會勞動’，是正確的，但是不充分。正確的，是因為沒有破產、沒有價格上自動與浪費掛鉤的變化，在事後對被認為是‘社會必要的’‘私人勞動’量作出決定。但是，一個計劃制度在事實上需要一個‘社會必要勞動’範疇的等價物。<21>它在蘇聯並不存在。

　　2）尤其是，曼德爾對於官僚層的主要部份之拒絕資本主義復辟的觀點，足以描述在過去幾十年中所發生的事情。首先斯大林主義的鞏固，接著官僚層統治方式的改變和改革，都是在非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作出的。市場的局部使用和局部私有化，一向是附屬於非資本主義財產關係的。早先（從斯大林的強迫集體化到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至少在戈爾巴喬夫統治開始時）的官僚改革邏輯，是試圖改進這個制度的效率，並不是改變它——與今天不同。這些是官僚改革：他們使用局部的市場機制，並不使用民主。這些前後矛盾的特徵總是在官僚層內部產生分化。這些都已經被曼德爾所分析。

　　但是，這是不夠預測轉折點的。在持續的復辟過程中，官僚統治層的主要部份一向是直接為自己的利益而支持私有化的，而真正反對復辟過程的，是前機構的不重要部份。分化能夠發生在本土資產階級與‘買辦’資產階級之間、主張國家資本主義戰略的人們與主張立刻（不可能的）系統化的私有化的人們之間、極反對與不太反對外國統治人們之間等等。這些困難是真實的；我在後面將會討論它們。如果三角鬥爭的形勢還存在的話，它的基底已經改變了。資產階級的一邊已被鞏固、擴大；官僚層的一邊已經衰落，失去了它的內聚性。三角形的工人一邊，在整個過程中，已經是最弱的。（我將在第3節中討論這個事情的原因。）

　　曼德爾之用‘官僚化工人國家’來解釋問題，便能夠著重指出沒有一個改革曾經穩定官僚層的統治。官僚以工人的名義（但是以工人為代價）的特定統治方式，並沒有給它在生產關係中通過真正所有制而得到的獨立位置。這個官僚層，不能夠站在它的混種的非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基礎上，發動階級攻勢。如果是一個‘新階級’，則它在歷史的意義上就會是非常年輕（假如它在革命之後誕生的話），而且非常脆弱。這個‘新階級’的理論必須解釋為什麼官僚層的主要部份轉向變成真正的資產階級，而‘國家資本主義’的論點卻根本不能使人了解為什麼有這樣一個轉向。從這個觀點來看，‘官僚化工人國家’的公式是比這兩個供選擇的論點更為恰當的。

　　曼德爾對‘官僚化工人國家’的公式的了解，有兩個成為它的組成部份的、互相有關聯的偏向。在一方面，他把所有已取得的進展表現為‘十月革命的長期結果’（儘管有些進展是斯大林、赫魯曉夫等人所引進的）。在另一方面，他低估了那些恰恰是由於官僚們的引進而造成的進展的限制：充分但是壞的就業；免費但是質量愈來愈差的服務；教育與技能的增加、但是沒有思想自由等等。

　　結晶化官僚層對‘過渡社會’的後果是，它真正阻塞了任何向社會主義的發展。因此，如果在當初曼德爾認真地把他自己的標準當作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保衛一個階級的歷史利益）的詁，他就應該著重指出，在減弱工人們的抵抗資本主義復辟的能力上、在有利於官僚們之向資本主義的轉變上，蘇維埃國家的反工人的內容，都是佔主要位置的。那個現實解釋為什麼，當曼德爾必須澄清‘政治革命’應有的內容時，他不但描述政治革命的‘社會規模’，而且在事實上（正像我在導言中引用他的話那樣）描述真正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新階段。這與他對十月革命作為不斷革命的全球任務中的一個階段的歷史意義與極限的全面分析，是一貫的。真實的是，資本主義的統治尚未重建起來。但是，阻止資本主義的回朝，只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許多任務中的一個。其他的任務已被官僚層的結晶化所阻礙。社會革命仍然是需要的。<22>

　　最後一點，我應該著重指出，那裡（至少在蘇聯）是有一個真正社會學的、朝向自我再產生官僚層的趨向的。在勃列日湟夫的強烈保守的統治下，工人向上移動進黨政機構的趨勢停頓了。官僚們的子女漸增地比其他人有更好的機會進入大學、變成官僚。那就是說，官僚層試圖穩定它自己為一個階級的動力是存在的，即使它並沒有成功。

　　曼德爾對他以下的分析，並沒有作出結論：官僚層之既不能夠將它自己的物質利益與計劃的任何效率取得協調、又不能夠打破工人日益增加的被動性。官僚層的行為和選擇（非資本主義的統治形式或者資本主義的私有化）當然與意識形態沒有關係，而完全與實用主義有關係。官僚化工人國家及其官僚統治者的危機，必須從歷史的觀點來了解。這種了解，不是以官僚層 ‘性質’的永久特色為基礎，而是以它在其中試圖保持其特權的那個變化中的具體歷史條件為基礎的。官僚層的特權可以有一個特定的非資本主義的泉源，一直到某一時刻。到了那個時刻，官僚層就覺得，為了它自己的利益，它必須在新環境中，轉向一個不同的邏輯。

　　直至1970年代中期，過渡社會與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之間的差距減少了。從那時以後，差距增大了。從70年代中期開始，這個制度之不能夠從外延的生產形式、轉移到密集的生產形式，不止是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障礙。它通過在70年代（在蘇聯的支持下）向東歐日益增加輸入的形式表現出來，在80年代引起了債務危機。

　　當資本主義制度本身通過新自由主義政策和激進的技術革命向工人發動強大攻擊的時候，官僚保守主義既不能夠向工人強加‘紀律’，又不能夠保持已經取得的進展，更不能進行任何技術革命。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差距又擴大了。由於軍備競賽、較高利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直接、可見的手等等，來自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壓力更加增大了。反對任何形式福利國家的意識形態攻勢，對蘇聯及東歐的知識份子，有決定性的打擊，原因是1）接連的改革失敗；〔2〕獨立的社會主義運動與行動之被鎮壓；〕3）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等階級層份比對蘇聯式社會的中等階級層份更有利的獎勵制度。

過渡社會的官僚們，只有在經濟增長的條件下，才能在非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穩定他們自己的特權。

雖然，曼德爾對工人力量的某些方面的述是對的，他對工人在同時反對官僚層和復辟過程的時候扮演獨立角色的能力，抱有太‘客觀主義’的觀點。甚至就‘客觀’的平面而言，對所分析的特定生產關係的影響，也不夠留心。

這個失敗是過去的工人鬥爭的動力所促使的：1956年的匈牙利和波蘭，總是被認為是工人鬥爭的自發邏輯是建立工人會議的明証，不管當時完全缺乏權利或組織。工人們的自我組織、自信和要求成為工的真正主人，是被這個制度的意識形態及被它的生產關係所刺激起來的︰官僚們不是合法的所有人，他們是以工人的名義而統治的。只有各種各樣的壓制——和工人們的被動——才能夠保持那個局面。但是，在危機發生時期中，當黨領導之間的分歧公開出現的時候，工人們的要求會突然增加了。曼德爾對的地方，是重指出一個與巨大的集中、日益增高的技能和教育，以及一旦基本需要被滿足以後的、日益增多的要求有關的力量。

不管官方為派遣蘇聯坦克而辯護的理由，這個鬥爭的動力不是資本主義的復辟。它是工的社會控制。也許曼德爾過高評估了這個動力。是的，當時有大規模的自我組織。但是，因為它是被蘇聯坦克或官僚統治者所撀垮，這個事實是有影響的。這一點在曼德爾的——或者我們之中任何人的——樂觀主義中並有被考慮在內。

他的樂觀主義因波蘭的團結工會運動而更增強了。這個團結工會運動事實上代表一個轉折點。它是以一個非常感人的工人階級動員而開始的。但是，曼德爾接受了它的非常玫瑰色的圖畫，低估了這個運動中的主觀弱點和（自我管理派和工會主義派之間、親市場的專家們和社會主義者之間的）內部矛盾。私有化並不是團結工會運動的綱領。但是它對市場問題的觀點非常混亂。市場對工人有利嗎？對自我管理呢？或者相反地，它是使工人階級四分五裂的一個工具，正像前南斯拉夫所發生的？

不管怎樣，鎮壓再一次成為破壞大規模自我管理這個團結工會運動經驗的主要正面方面的力量。波蘭成為積聚工人階級群眾鬥爭經驗的唯一社會。

總之，曼德爾低估了整個局面的好幾個方面，以及它們對工人的意識的影響，特別是對蘇聯工人的影響：

1）企業之作為工人每日生活的社會化的一個形式，以及工人與管理部門在那個平面上所建立的、反對‘中央’的、本身包含矛盾的同盟對工人的意識和進行‘階級’鬥爭的能力的影響。

2）工人獨立鬥爭的積累經驗的缺乏——這不但是因為直接的鎮壓，而且正是因為工人在這個制度中的主要抵抗形式曾經是通過在工平面上對工作速度工作保障的控制。波蘭的情況有點不同，其原因，一來是工人在有類似的鎮壓的情況下積累經驗的可能性，二來是價格市場改革突然把工人階級團結起來，反對那些在中央負責決定改變價格制度的人們。

3）市場和在企業平面上的集體私有化形式（這兩種被視為抵抗中央官僚權力的形式）對工人的吸引力。

4）危機本身。這個危機增加了集體鬥爭的困難。工人怎麼能夠抗拒通貨膨脹、日益增加的失業和不同地區、工業和工中日益分散的局面呢？他們怎麼能夠在常常為了掙多一點錢不得不兼兩、三份工作的情況下鬥爭呢？

5）這樣的幻想：通過私有化和市場不會失去什麼東西的。這種幻想鼓勵了對新政策的‘等’的態度。與非資本主義生產形式有關聯的社會進展已經在1970年代、1980年代惡化了。根據新自由主義的宣傳、市場和私有化應該帶來效率和自由、不是失業和貧窮。當這個實驗完成的時候，要反對都來不及了。

6）所有革命實驗的危機或失敗與資產階級反工人攻勢的結合的國際背景。

7）已經被低估的（可能與某些關於社會主義的爭論有關的）‘主觀困難’。工人階級僅僅是在直接民主的基礎上對不同的剝削形式進行抗爭，就其本身而言，並不給工人更好地組織生產/分配過程的能力。一條社會的，可供選擇的道路，是一個複雜的、必須被創立的制度。工人為了能夠抵抗資本主義的環境、參與另一個生產模式，需要（而且意識到他們需要）一個以上的激進政治先鋒隊。

曼德爾的說法：資本主義的復辟需要打破現有的國家，是真實的。真實的是，鎮壓的機構必須（或多或少地）被清除。單一的黨之作為國家統治的一個主要工具必須被打碎，而這個制度及所有經濟機構的法定架構必須被改變。也真實的是，‘政治迫害’常常發生，新的資產階級政府試圖為他們的機構尋找新的人員。

‧由於先前所分析的各種理由（官僚統治制度在經濟增長一旦停止時的危機），極大部份的官僚層，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準備通過私有化來穩固他們的特權，或者準備為資本主義復辟的目標而服務。一黨制掩蓋了官僚層的混雜成份。高級幹部（Nomenklatura）〔‘Nomenklatura’是俄國術語，用來描述該國由蘇聯共產黨領導圈子所任命的高級職位持有人，或者可譯為「權貴們」——譯者註〕只是官僚層的一部份，而且是它的唯一部份靠一張黨員証為其晉升、飛黃騰達的一個對先決條件。許多‘前官僚們’比較容易地轉移立場。大量的金錢和向這個制度施加壓力的國際資產階級機構，都幫忙使這樣一個行動方針有可信性。

‧也是由於先前分析過的理由，工人們不能夠抗拒這個在意識形態（宣傳）的平面上呈現為反官僚、主張自由、講究效率的過程。市場和私有化都是抽象的東西。抵抗的力量是分散的，大都集中在工的平面上。

可是，復辟主義的過程缺乏社會基礎。這就以非常特定的方式說明曼德爾的某些關於這些社會的性質的觀點。

演變的一般進程是這樣的：1）政府內部發生了一個轉變，將其所保衛的綱領從改革這個制度轉變為進行‘有系統的改變’；2）國家機構、立法制度和鎮壓機器開始轉變；3）轉變的目的是改變社會——經濟的邏輯：廢除計劃、價格改革、私有化，所有這些都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挾日益增大的放外債的大權）的國際壓力下進行的。

對工人大眾而言，市場規則的發展意味社會的退步。當他們發覺這一點的時候，已經太遲了。這並不使那些提倡了這些改變（謊報它們的效果）的當政者更得人心。

官僚不反對資本主義復辟，如果它幫助他們穩固他們自己的權力或社會地位。但是，官僚為了能夠去做它，光是轉變他們自己為資產階級是不夠的，其理由有幾點：

‧官僚（除了一些黑手黨成員以外）不能實行‘資本的原始積累’。現在，由於貨幣功能的改變（投資、投機的可能），資本的原始積累正在發生。與此同時，資本普遍地缺乏，如果與必須私有化的相比的話：每個國家的數以千計的工，通常是巨大的，其總量約佔國民生產總值的多數、勞動力的多數。每一個這些國家的儲蓄金總量，相當於要私有化的工的總價值的百分之十至二十，如果這些工以最低可能的水平來估量的話。人民有儲蓄這個事實，不一定意味他們準備投資在這些充滿危機的工上。這就是為什麼，即使所有官僚都要變成資產階級，仍然普遍地缺乏資產階級（除了靠‘它自己’譬如西德或中國海外僑民的資本而成為資產階級的那些國家以外）。

‧官僚可以找到各種各樣的方法將他們所管理工以很低廉的價格‘賣給’他們自己。但是，這個做法既不普遍，又不安全。還有，這樣一種‘高級幹部的私有化’，並有給予官僚方法（金錢、合法性和因此是權力），去轉變、重建和現代化他們的工、以變得具有競爭力。因此，對所有的官僚而言，資本主義復辟並不意味穩定和社會安定。在純正市場的情況下，大多數工就要關門。所以有些官僚用實幹抵抗私有化，當他們的市場條件非常差勁的時候。

‧他們準備要變成‘買辦資產階級’。但是外國資本有湧進來。當1,500億美元已經每年被德國資產階級投資在它的新國土的時候，在1995年，只有大約200億美元已被投資在整個東、中歐（一半在匈牙利），20億美元在俄國。信用貸款是有的，但是簡直是比不上馬歇爾計劃所給的。許多官僚可以賣他們的知識（特別是他們對這個制度的知識）。但是這並不保証每個人都有工作。

‧集體私有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克服貨幣的短缺、高級幹部不得人心的私有化的一個方法。它以給每個人‘票券’使得改變工的法律地位、正式批准私有化成為可能。這裡所指的‘票券’，是一張有小量票面價值表示‘社會財產的一部份’的紙，人民可用它來購買股票。但是，例如在捷克共和國——處於這個過渡中的‘最先進’國家——，到現在為止，工的重建還伴隨通過票券的私有化。破產法也還有生效；巨大的工間的貸款和壞賬破壞了銀行系統的穩定；私有化了的工有清楚的‘所有主’（除了在銀行背後的國家以外）。甚至股票集中在一個銀行或者大工的一個經理的手中，並有給他們重建它的力量。這對數以千計的工人而言，不但意味工作的喪失，而且意味住房、幼稚園、健康服務所等等的喪失。

‧國家本來是被用來強加市場行為準則的，但是在俄國有權力強加它，因為經理和工人都抗拒它。那並不意味經理們反對資本主義復辟。他們只反對牲他們的利益的復辟。所以他們要與國家討價還價來保護他們所經營的工業——同時為將來增加他們的權力。那就是為什麼，在舊形式和離奇古怪的聯盟的背後，一個新的、真正的‘國家資本主義’能夠發展起來——在世界市場的真正壓力下，並且具有真正的資產階級國家的性質。這個資產階級國家，不但改變貨幣的角色和私有部門的角色，而且還迫公有部門本身去進行重建。

這整個復辟過程掩蓋斯大林主義反革命和資本主義復辟之間的不對稱。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復辟，有一切有利的因素，仍然有困難。斯大林主義對私有制部門及對市場規律的激進的壓制，是被社會地位方面的大量向上流動所陪伴的。不管血腥的鎮壓和政治、社會方面的代價，這使這個制度廣受歡迎。復辟的過程若要穩固它自己，必須至少要改進大部份人民的社會地位。由於實際情況一直不是這樣子，所以才有政府的不穩定、政黨繁多但無穩定的議會多數、日益增加的棄權率等等。波蘭的困難與羅馬尼亞的困難不同，匈牙利的困難與俄國的困難不同。但是政治的幻滅，在多個‘最先進’的復辟主義國家中，是在選舉上表現出來的。市場的起支配作用的影響還有完全被強加。資本需要貨幣和一個財政的、信用的制度。這就是不生根在有機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之中的資本主義復辟的最大弱點。

可是這個困難不是創立一個可供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充分條件。相反的，可供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在國際上的弱點，幫助復辟動力的持續。

曼德爾曾經談起一個一般的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論。他這個說法也許不對。不管怎樣，關於過渡社會中的國家的這種理論是不存在的。曼德爾十分使人信服地引進了這個觀念：不管過渡社會（根據定義）不是一個穩定的‘生產方式’這個事實，它的確有‘多個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涵蓋多個非常混雜的所有制形式和多個非常混雜的階級衝突的形式，一般說來，有任何階級有穩定的統治。無產階級的特徵是，無產階級（及其農民盟友）在奪取政權之前不是統治階級。

不斷革命的理論——那就是奪取政權之後社會主義轉變的任務的理論——可以是一個合適的骨架，用來發展出一個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中包括有復辟的危險、官僚結晶化危險的國家的理論。

在這樣一個骨架中，分析這個‘過渡性國家’的矛盾的階級內容是必要的。唯一‘確定的’特色是，資產階級不再佔統治地位，因為假如它佔統治地位，或者假如它又佔統治地位，那末這個社會就不再是過渡性的了。但是，過渡性國家的‘資產階級外表’的確存在。托洛茨基重指出了一些：一個國家以一個分離的機構的形式而存在這個事實，以及形式上的法律平等（後一點應該加以討論）。這個國家一定會給私有財產某些保護，等等。我們也可以分析這個國家（在所有制上，在工人政黨的運轉上，在計劃制度上，在機構上等等）朝向官僚化的傾向。

社會主義的動力，只有在這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特性’戰勝了資產階級和官僚層的反工人的特性的時候，才能夠得到保証。那末什麼是國家的無產階級性質的標準？在曼德爾的處理方法中，它是以反資本主義的特性（國有化和廢除利潤的佔主宰地位的角色）為中心。但是，那不是這個故事的終結。無產階級革命是為所有制的社會化、國家和階級的消亡而戰鬥；它應該為反對一切形式的壓迫而戰鬥。

所有這些轉變，所有這些（將被討論的）目標，都是不斷革命的任務。它們從社會主義革命的觀點來表達這個過渡的歷史功能。

這些任務的一切成就代表這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特性所加強（就我已經在上面所指出的意義而言）——包括那個國家的看來並非、其實是走向消亡——以及無產階級力量的加強。

這些轉變可以從政府的平面上加以分析（當政的政黨的性質及它們的綱領）；從國家機構的平面上加以分析（國家通過自我組織、自我管理的發展而消亡）；從生產的社會關係的平面上；從所有制的社會化的平面上（不論任何形式的真正社會控制的發展）等等。

進展、後退和相亙矛盾的階級邏輯能夠在所有平面上發生。奪取政權可以產生一個非常脆弱的工人國家，如果在其他的平面上（例如社會—經濟的平面上）有可能發生充分的轉變。但是一當它明顯地為反對資產階級統治而戰鬥，它就變成一個‘工人國家’了。從一個平行的方位來看，如果政府中的資產階級政黨不是以在工人國家的骨架中的一個折衷物而在那裡，而是能夠在復辟的方向上改變這個體制的骨架的話，它已經是一個資產階級國家了。它也許是一個脆弱的資產階級國家，如果它不能很快地找到一個社會基礎、不能夠強加利潤準則的主宰的話。我傾向於認為現在的東歐國家或多或少地是資產階級國家。但是，它們是強烈地受到強大的國際資產階級（不管它有什麼困難）、微弱的工人運動的幫忙。

像‘社會主義’那樣的名詞己被盜竊了它們的意義。但是人的價值和需要還有。正在進行中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更清楚地顯示，在人民不喜歡的‘主義’的背後，成問題的是什麼東西：要麼利潤的邏輯（愈來愈反對滿足基本需要），要麼滿足人類需要的邏輯（反對利潤的邏輯）。

為了教育學的理由，但是也是為了清晰起見，我們應該摒棄根據方法，不是根據目的來提出社會方案的公式。社會主義方案的目的，在今天，可以是激進的、清楚的（即使它是一個開的方案）。方法（組織的‘模式’、如何達到那些目的、國有化的程度、計劃的任務和形式、貨幣和市場的角色）可以、必須與目的、經驗和各種有關情況相比而討論〈23〉。

這個問題必須是：需要怎樣能夠得到滿足？這個回答是比馬克思主義者們所預見的複雜一點點。但是，馬克思留下了精緻的指導原則，強調指出，每個社會都有它自己測量‘時間’的方法，而且根據它的目的安排時間，以致使生產根據全部它的需要而進行。

曼德爾是用古典方法來處理社會主義這個問題的。在他的這個處理方法中，兩個特徵常常被用來描繪那個（與‘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概念和與‘共產主義’都不同的）社會的特性：第一個特徵是一個‘按照他或她的勞動向每個人’分配的模式；第二個特徵是經濟生活的自我組織，這種自我組織，可被解釋為商品範疇的逐漸消亡。這兩個準則都需要討論。

曼德爾為了反對諾夫（Alec Nove）的《可行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學》一書中的論點，於1986年至1988年間，在《新左派評論》這本雜誌上，就以上的第二個問題（貨幣、商品範疇的角色）有系統地發揚了他的論點。〈24〉我在這裡不聲稱我對那個非常重要的爭論作了一個有系統的評論，在那場爭論中，三個主要的邏輯被表達了：1）諾夫從在建立‘可行的社會主義’中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的話語有一個是有用的（更壞的是，他們都是烏托邦的、誤導人的）這個信念出發，發展出一個‘市場社會主義’的模式。諾夫以對‘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為他自己的建議的出發點。他的模式是講究實際的，具有將它定義為社會主義的最低限度的‘準則’：對私有財產強烈的限制和有限的計劃。它的調節機制是市場。2）曼德爾保護一個在以自我組織為基礎的社會化的經濟中的、激進的、有貨幣的社會主義模式。埃爾森（Diane Elson）提出了一個將市場社會主義化的模式，在這個模式中，社會主義關係是作為一個控制、使用市場的方法而發展起來的。

事實上，曼德爾後來在1990年所寫的一篇文章中轉移了這個爭論的核心。所以這兩個時期必須加以區別。

曼德爾在一些爭論中〈25〉，曾經重指出，商品範疇在過渡時期中的殘存，是有機地與不可能在‘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個口號的基礎上有條有理地進行分配聯繫在一起的。這個口號一般地是在思想上與成為‘共產主義’的特性的富裕聯繫在一起的。他也重以個人生產力為基礎的貨幣勵的破壞性。〈26〉他接堅決主張物質勵與以下的集體成果聯在一起、避免貨幣分配的任何增加：勞動時間的減少、工作條件的改善、社會消費的增加等等。

第一，過渡時期中和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分配方式的規範性‘定義’並不令人信服。‘按照他或她的勞動向每個人’〔分配〕這個公式，既不是一個教條，又不是一個確切的公式。怎樣‘測量’勞動：按照它的量？它的性質及成果？它的技術水平？

在蘇聯和東歐，由於實際及意識形態的理由，不合意的、困難的體力工作，一般說來，是有得到補償的。從一個社會主義的立場看來，這似乎是合理的。‘按照他或她的努力向每個人〔分配〕的口號也曾‘按照所負的責任的大小’（事實上官位的大小）而實施；這一點當然應該批評，即官僚的工資應該有嚴格的上限。

最後，在市場改革中，這個公式被解釋為‘按照勞動的成果’。在這裡，這個勞動成果是由市場來測量的。這就意味，同樣的勞動量，你可以有非常不同的工資，一切由你的工或工業在市場中的位置來決定；這就會大大地產生了無可接受的不平等和衝突。

第二，一個與勞動分離的、按照需要來分配的準則，已在許多資本主義社會以及赫魯曉夫統治下的蘇聯和其他地方，呈現日益增大的重要性。不去擴大它是有理由的。

事實上，恩格爾在一封很少被人引用的信上，對馬克思關於這個問題的觀點，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解釋。他說，‘人們對於這個問題，是一反某些關於公平原則的唯心主義空話而處理得非常“唯物主義”的。…但是，合理的辯論只能是：（1）設法發現在開頭就使用的分配方式，（2）盡力找出進一步的發展將循以進行的總方向，〈27〉這是與社會主義被‘定義’為一個其分配方式早己被決定的社會這種規範性觀點大不相同。

我們的結論採取一個似非而是的說法的形式：如果社會主義的未來在貼近的後資本主義社會中不存在的話，那就根本不將會有社會主義的未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轉變應該（再一次）被了解為一個全球解放的運動，不應該被了解為一個明確地與‘過渡’社會不同的社會。因此，要被滿足的需要不一定要‘服從’決定論的、經濟主義的邏輯；它們一定要符合有可能鞏固人民對這樣一個方案的支持的優先考慮的事項。

縮短工作週、消除最精細最繁重的工作、允許訓練、教育、經理任務和悠閑的時間、向男女們提供控制影響他們的生活條件的方法——以及發展為它自己利益作決定的興趣——都能夠是非貨幣的物質勵的形式。這些能量和創造力的泉源，還有被開發利用，甚至當自我管理使它們成為真正可能的時侯。

把目的本身——轉變社會關係、提高生產力來減少工作週——為一種獎勵，不是會更好嗎？重新使工人與他或她的勞動結合起來、鼓勵公眾自由地表達他們的需要和促進對勵本身的爭論，都會幫助丟棄這些問題的不合適的解答。

對分配網絡進行民主管理，可以把貨幣收入的增加與這個制度的一般生產力的增加連結起來；這就會激勵工人們散佈在他們的地點所達到的一切進展，促使‘成績最好’的人們與其他人協作，把他們的本領傳給別人。……這再一次提出什麼是工人們/消費者們能夠判斷這些進展和改進的最好時/空組合這個問題。他們應該在不透明的、被分隔的價值維度中測量它？或者在整個系列的社會勞動、使用價值的維度中？〈28〉

曼德爾在《新左派評論》上與諾夫的爭論中〈29〉，以提出‘以有商品生產的社會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的目的’來開啟他的辯論。那麼，生產和成本——‘社會必需的’勞動——應該測量嗎？曼德爾的含蓄的回答是，這可以‘直接’測量。這就意味按照使用價值或具體勞動——那就是不用貨幣及價格——來直接組織生產和分配。

關於全部生產和分配的直接、全面的計劃，提出托洛茨基對這樣一個嘗試的觀點，是會引起興趣的。在《危險中的蘇聯經濟》一文中，托洛茨基寫道，天下有一個‘萬能的頭腦’，能夠‘製訂一個有錯誤的、什麼都包括在內的經濟計劃，從麥田的數目開始，一直到背心上的最後一個紐扣’。〈30〉這不是一篇‘短期性’的文告，局限於評論物質相對地缺乏或生產力不發達的情況。這也不是他根據一個關於官僚層的行為的分析報告，對斯大林主義者詳細計劃一切事情的企圖所作的批評。它是以這樣一個方案的不可能實行和以計劃經濟來回應以市場來表達需求的必要性為基礎的。人們甚至可以堅決認為，隨發展，錯綜複雜的事物會更加增多，經濟的社會主義化並不消除按照價格進行經濟測量的必要。〈31〉事實上，托洛茨基的論點己被最近的科學進展所加強，因為最近的科學証明，關於一個制度的資源和發展規律，甚至有了最好的資料，其結果仍然可以是無可預測的。

托洛茨基也重指出這個事實：官僚層在集中它的決策權力時，己經‘把它自己隔開來避免數以百萬計的關心的人民的干涉。’這就提出了這個問題的另一方面：不同選擇的可能性。對於斯大林主義的壓制市場，他提出對抗的觀念：‘計劃是通過市場來控制、在很大程度上來實現的。’對他來說，要避免混亂，一個‘穩固的貨幣單位’是必不可少的。托洛茨基認為，在蘇聯的過渡時期的具體條件中，‘只有通過國家計劃、市場和蘇維埃民主這三個因素的交亙作用，過渡時期的經濟才能走向正確的方向。〈32〉

曼德爾在與諾夫的辯論中，採取一個十分不同的方法來探究這個問題。以下的例子証明他怎樣把直接民主當作社會主義化經濟中的任何形式的市場的一個代替物：當作解決任何問題、包括每個人將會被允許得到的鞋子的數量和顏色在內的一般機制。

‘在製造消費品的工中，產品混合（product mix）﹝即那一種產品應該生產多少﹞將會從工人會議與由公民群眾民主選出的消費者會議之間先前的協商而來。各種不同的模式——例如鞋子的不同樣式——可以遞交給他們，消費者們可以試驗、批評這些模式，可以以其他模式來替換。樣品陳列室和產品介紹單是上述的那個試驗的主要工具。產品介紹單可以扮演‘公民複決’的角色——一位有權利每年接受六雙鞋子的消費者將會在一張包括一、二百樣供選擇的產品的介紹單上劃出六個樣品。’〈33〉

這種程序應該被用來決定在社會主義化了部門中的、工與工之間、工與消費者之間的生產和分配。‘按照貨幣來交易的商品交換，在一方面，應該主要地局限於私人部門與合作部門的相亙關係，另一方面應該主要地局限於個別消費者或者社會主義化部門。’〈34〉即使你接受曼德爾的論點：現在資本主義商品中有很多浪費、不一定要每個人都去決定一切事情、很多標準規格的產品可以事先計劃，你還得時常要化很多時間在開會上，而不是去購物、翻目錄或查閱計算機。

‧它的最不好的地方，就是減弱了曼德爾對於需要直接民主的、基本的和令人信服的保衛。為細節問題而開太多次會、投太多次票，會使人民在真正需要對主要選擇作集體決策時，怯於參與。

‧貨幣和普通的買與賣的使用並不與一個計劃的效率相矛盾。它可以是精心製訂和實施它的一個工具，也可以用來檢查它的確滿足需求，不管是消費者們的需求，或者是社會主義化的工為它們自己的生產而需要半成品。這就會開啟了選擇另一個供應者的可能性，如果原先的不令人滿意的話。

‧現在已經有的（而且正在資本主義的工中發展的），是利用新技術和計算機使生產適合直接定單的巨大可能性，因此減少了庫存物。許多選擇可以在家中作出，像通常翻目錄簿那樣，而後者可以根據個人設計在計算機上現出。用計算機來購買東西也是已經可以做到了——不過那只是用在購買方面而已。

‧也是真實的是，計算機可以大大地增加決策權下放的可能性，所用的方法可以與資源和約束的中央計量比擬。但是那仍然有告訴我們怎樣去計量生產（用直接勞動時間？）。

曼德爾的觀點清楚地來自他徹底反對資本主義市場中由商品關係所引起的異化。但是，批評資本主義的市場和異化，必定意味反對貨幣和價格，還是意味反對在它們背後的社會關係？而那些壓迫的社會關係，是與市場的存在有關係，還是與它的發號施令，包括勞動市場、資本市場的發號施令有關係？換句話說，那些壓迫的社會關係是與計量成本和需要的特定階級標準有關係嗎？

埃爾森在批評曼德爾‘根據商品生產的不存在，來下社會主義的定義時，重指出：

‘馬克思的著作中的商品，基本上說來，不是一個為貨幣而買、賣的貨物。…從馬克思的文章的結構上看來，他的意見是指不怎麼平庸的東西。商品之所以引起辯論，並不是單單由於賣與買這個事實，而且由於在使商品能夠有它們自己的獨立生存力的情況下的賣與買這個事實。就是商品的這種獨立性，才能夠使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取得物與物之間的關係的這種想像出來的形式：“人只是作為商品的代表，因此是作為商品的擁有人而亙相存在”’。〈35〉

這裡的關鍵問題是：‘這個解釋開啟了創造這樣一個社會的可能性，在這個社會中，貨物是為了貨幣而交換，但不具有它們自己的獨立的生存力；在這個社會中，人並不只是作為商品的代表而亙相存在’。埃爾森在她的這篇激勵的論文中分析了這個可能性，那就是‘它並不需要買與賣的廢除，而需要買與賣的社會主義化’。〈36〉

我在《計劃、市場與民主》一書中討論同一題材時引用了貝特蘭的話。他在《經濟計算與財產形式》一書中正確地指出，過渡社會還有發展出‘測量社會勞動的合適概念，因為社會勞動從來有在體力勞動的維度中被概括過’。〈37〉他說，‘與“有用的社會效果”有關的“社會必要勞動”’在社會主義中的‘相等物尚未被發現’。我則重指出，在過渡社會中，價格不但將會規定需要和成本被測量的方法，而且將會給社會關係下定義這個事實來與‘價值規律’形成對比。在資本主義世界，‘抽象勞動’佔首要地位，因為它是採取貨幣形式的價值的內容，而且因為如果貨幣不能造出更多貨幣，世界上就有資本主義。因此，‘具體勞動’和使用價值都是附屬範疇。在過渡社會中，這個對立物應該是慣常的事；但是，作合理判斷所需要的空間與時間也應該擴大，使合適計劃和社會控制成為可能。因此，我為進一步的詳細闡述建議了以下的指導原則：

‘正像商品……包含對成本、需要和社會關係這三個部門的判斷一樣，社會控制也必須擴張到這三個部門：但是記錄成本、把需要編目的技術必須附屬於總的社會選擇。’〈38〉

‧如果不反對資本市場的統治——當失業減少的時候，不反對資本市場‘作出負面反應’這種荒謬的事情；

‧如果不拒考慮勞動大軍為一個‘東西’，一個其成本與其他（例如機器的）成本比較的商品。工作權必須是一個起點，不是經濟受控制的方法的不確定結果；

‧如果有（通過男人和女人、工人和消費者、父母和子女、各種各樣的個人和社區）對每日生活和將來進行有人性的控制這個激進目標，這就意味對生活的完全改組，意味對‘必要的’勞動時間、對教育、閑暇和家務、對人的物質、文化條件、對人在生活各方面的關係、對我們與環境的關係的一個轉變；

‧如果有非此即彼的選擇：在工作及其組織的節律上；在為大家所滿足的需要的優先次序上；在勵制度上；在技術上；在團結的形式上；

‧如果不與最弱者團結、不擯棄任何部份反對整體的鬥爭；那麼，就不能夠有社會主義方案。

如果馬克思主義意味什麼東西，它是對以下兩者的一個激進批評：

‧第一、隨價格隱藏了以測量成本和需要的階級尺度為基礎的社會關係和選擇，價值規律在資本主義制度中以‘客觀規律’的面目出現。這也意味只將能由價格來表達的成本和需要考慮在內。

‧第二，為了一個所謂普遍經濟（或階級）理性而強加給人類的任何‘規範性’選擇的形式，不管是被市場或計劃所強加。

這就意味‘價值規律’不能是社會主義社會的調節器。它也意含對於將社會關係隱藏在價格和商品關係背後的，不管是否被稱為‘社會主義的’任何‘模式’的激進批評。事實上，它反對任何試圖通過計算來給最佳效果‘下定義’的靜態模式。

這就意味經濟的調節器不能是一個‘工具’，不管是市場本身或者計劃本身，都是這樣。計算和市場指示必須附屬於人的判斷，因為這是在理性上唯一與社會主義目標相依的‘調節器’。但是，由誰來做‘最後的判斷’，怎樣去做：由作為工人和消費者、男人和女人、個人和社區的人類。社會主義民主比先前所預見的要複雜得多。自我管理需要運用計算、市場指標的專家和持反對意見的專家。但是，為了不讓專家作最後的決定，它也需要通過保衛特定利益的政黨和群眾團體的政治爭論。為了擴大最後選擇的範圍，以上的所有這些都需要的。

因此，對於被認為是養育人類的成本，或者人類所應有的權利，必須盡可能有清晰的觀念：

‧充分就業，對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成本，對社會主義社會則是一個權利和一個更好效率的泉源。

‧經濟民主、教育和工作保障是應被資產階級減至最少的成本；在社會主義的邏輯中，它們是權利，是生產力的一個泉源。

‧在資產階級法律制度中，平等必須掩蓋、維持真正的階級和財產的不平等；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它是一個權利，這個權利需要努力和費用來真正地加以支持和保護。

需要的表示也不應該局限於貨幣或價格來表達的計量，即使我們今天知道怎樣用價格來使許多‘外在事物’‘內在化’（例如在環保政策方面）。

曼德爾的論點不能令人信服，因為他的論點傾向於將工人民主當作能夠解決所有問題的東西，不需要其他的工具及機構，包括‘社會主義化的市場’。在基本上，曼德爾所要重的，是最後判斷必須需要工人來作出（讓我們說由作為工人及消費者的人類作出）。在這方面，他是令人信服的。

‘目前爭論的真正關鍵，不是在於反資本主義革命結束後的一段短時期需要依靠商品交換多久這個短期問題，而是在於社會主義本身之作為無階級社會這個長期目標……是否值得去實現。’〈39〉

正如我們在上面所看到的，他認為階級枯萎的過程是與商品枯萎的過程等同的（根據他的模式，後者只存在於與私有或合作社部門交換之中）。但是，曼德爾在一篇寫於1900年11月，以‘Plan ou marche,la troisieme voie’〔《計劃或市場，第三條‘道路’》〕為題在《Critigue commrniste》〕《共產主義評論》上發表的文章中完全轉移了爭論的軸心，提出了以下的觀點：

‘這個爭論並不是在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長長的過渡時期中人們是否仍舊能夠使用市場機制。……這個爭論是圍繞以下問題：關於稀有資源的分配這個基本選擇是否應該由市場來作出？’〈40〉

在這裡，過渡時期——這個時期將會延續很長時間——就是這個爭論的視域。在過渡社會中，曼德爾一向是贊成使用某種市場標準，而且爭辯說，市場範疇的存在和使用並不証明市場資本主義關係佔優勢。那明顯地是埃爾森賴以形成她的研究態度的更精緻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是，根據貨幣的不同功能來使用貨幣時，促使它的使用的動力將會是什麼。

根據曼德爾的新公式，‘爭論的關鍵問題’在於：市場是否應該決定主要的‘選擇’？這個答案明顯地是‘不’。‘優先次序’必須要由‘工人/消費者/公民在一起民主地作出，從幾個有一貫性的不同方案中選出’〈41〉。但是到那時這個爭論不再是同樣了。曼德爾以一個更令人信服的方式展現出一個區別事物的標準：

‘限制消費者去自由選擇是有理由的。所有這些應該被擴張，不應該被限制。……假定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貨幣的使用（這需要一個穩定的貨幣）和市場的使用，主要是為了保証消費者的更大的滿足，應該被放在一邊或者甚至被減少，也是有理由的。唯一的條件是，它不應該讓市場來決定社會、經濟選擇的優先次序。……

‘貨幣之作為記帳的單位要與其作為交換的工具有分別，更要與其作為積累財富、作出選擇和投資決定的方法有所分別。

‘第一個用法將會在社會主義計劃中持續而且被一般化。第二個用法己經開始在資本主義之下衰退，而且會繼續在過渡時期中衰退，除了某些貨物與服務以外。貨幣的第三種用法應該嚴格地被限制而且逐漸地被消除。’〈42〉

這個問題，特別是不但在消費品部門，而且在製造生產資料的工中的計劃形式，明顯地仍然需要進一步的討論。曼德爾一直很反對生產單位的‘自治’和任何形式的企業自籌資金。另一方面也是在這個領域，不同種類的‘市場社會主義’有非常不同的邏輯；主要是以下兩方面的競爭。在一方面，有獨立的（具有或多或少程度的工人自管的）單位和銀行，以獲利為基礎；在另一方面，有埃爾森所建議的、有資本市場的‘社會主義化市場’和計劃，它的邏輯是鼓勵有系統的結合，不是‘掠奪成性的’競爭。

南斯拉夫經驗了計劃、市場和自我管理這三者之間的非常不同的、在這個制度的政治範圍之內的結合。（初期的）自我管理與官僚或技術官僚的計劃之間的衝突及（後期的）自我管理與市場邏輯之間的衝突值得研究。我已經研究了這些矛盾〈43〉，因為我與諾夫都有這樣的信念：我們能夠從所謂‘社會主義的’國家的具體分析中學到比從馬克思那裡更多的東西，如果你在馬克思那裡所尋找的是社會主義的具體模式的話。但是，為了能夠根據經驗來判斷，你需要多種標準。諾夫對蘇聯、對南斯拉夫的改革制度所作的非常有趣的結算表，是以排斥馬克思主義標準為基礎的。工人的自我組織和消除異化並有在他的模式中扮演任何角色。我也試圖從南斯拉夫所累積的‘多個模式’（四十年中四個不同模式）中作出結算表、汲取教訓。但是我是用與諾夫不同的‘景象’作出的。我試圖揭露工人自管的合理性，運用馬克思的指導原則——工人、公民解放的標準——對此事作出一個結算表。這就引導傾向埃爾森的觀點（及曼德爾的信念），多於諾夫的模式。

利用市場，不應該意味放棄馬克思主義對市場背後所發生的事情的態度，也不意味對市場之作為一個中立的工具有天真的看法。這樣一個天真看法會導致接受它（市場）的發號施令。這在一個資本主義環境及一個私有資本主義所有權仍舊存在的過渡社會中更是真實。通過市場、價格，不同的效率標準在相亙衝突。這是在目前的‘全球化資本主義’中在被價值規律所決定的世界市場價格背後的一個問題。一個已被証實的事實是，最有壓制性的社會關係多半是‘最有競爭性的’：他們將會對任何以開始進行社會主義轉變為目的的社會行使他們的壓力。這裡，我要再說一句，為了要對最大程度、最好形式的‘進步保護主義’作出估計，以致只要資本主義存在一天與它勉強保持必要的、但是有衝突的關係，透明度是必需的。

最後，讓我們重指出曼德爾的結論。曼德爾在1990年寫的（上面已經引用過的）文章的結尾，丟掉了某種閱讀馬克思的方法。

‘事實上，建立無階級社會的最有效力、最人道的方法是通過實驗，而且它必須通過連續近似值的方法而得到改進。做這個工作是有一本好“食譜”的——“全盤計劃”、“市場社會主義”都是有用的。’〈44〉

他接爭辯地認為，我們一定要運用托洛茨基所明確指明的三個要素（計劃、市場和民主），同時加了第四個要素：徹底減少勞動時間，因要使工人有時間進行直接民主，這是一個非常緊要的措施。

如果我們回憶我此文的序言中引用了曼德爾關於馬克思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想法的局限性，以上所引的曼德爾的最後文句，讀起來像一種遺言——及修正。從最初的文句到這個最後文句，曼德爾似乎確信什麼不是社會主義：使用商品的社會。他在最後讓那個爭論開——雖然他不明確地承認，他已經改變立場。必須承認，這不是進行爭論的最好方法。但是，這比完全不能改變立場好得多。

這也是比改變基本的原則立場好得多。這個基本的原則立場是：進行一場解放鬥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這場解放鬥爭是以人類在他們的生活的各個領域中及在世界規模上的自我組織、消除異化和負責狀態為基礎的。這些就是曼德爾的信念和他的出名的樂觀主義和激進主義的基礎。

〈1〉埃內斯特‧曼德爾，《什麼是官僚層？》，收集在Tariq Ali所編的《斯大林主義的遺產：它對二十世紀世界政治的衝擊》，Harmonds Worth 1984年，第78頁。

〈2〉曼德爾，《保衛社會主義計劃》，《New Left Review〔新左派評論〕》第159期，1986年9/10月號，第5頁。

〈3〉見例如曼德爾與Hillel Ticktin爭論的文章《再次討論托洛茨基主義關於蘇聯的社會性質的定義》，《Critique〔批判〕）》雜誌，第12期，1979—1980秋/冬季號，第117—126頁。

〈4〉見例如曼德爾關於古巴的爭論文章《工人國家的經濟中的自我管理和投資的價值規律：關於在古巴討論問題的一些意見》，《World Outlook〔世界展望〕》1963年。

〈5〉見Bertram Silverman所編的、1971年紐約版的《古巴的人與社會主義：大辯論》中曼德爾的文章《過渡時期的商業範疇》；及曼德爾的1968年倫敦版的《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第二卷、第16章《過渡時期的經濟》。

〈6〉曼德爾，《東方的過渡政權》在《Revolutionary Marxism Today〔今日的革命馬克思主義〕》，倫敦1979年，第151—152頁。

〈12〉見Henri Wilno寫的《東歐：困難的資本主義》一文。該文收集在1991年9月份的《Critique Communiste》〔《共產主義評論》〕第112—113期。我為了對這個必要的分析作一點貢獻，寫了‘La“transition”dans tous ses etats’〔‘在所有這些國家的“過渡”’〕登在1995年2月份的《Inprecor》〔《國際新聞通訊》〕第388期上。該文的英文節錄以《五年來的東歐和前蘇聯：東方的經濟改革》為題登在1995年2月份的《International Viewpoint》〔《國際觀點》〕第264期上。

〈13〉見曼德爾與Chist Harman合著的《國際資本主義的謬論》。

〈14〉見沙瑪利的《在官僚集中化計劃之下的社會關係》一文。該文是國際研究與教育研究所（IIRE）的學習與研究筆記本第718號《計劃、市場與民主：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阿姆斯特丹1988年版）的一部份。

〈15〉說這樣一個制度是任何東西、但是不說它是資本主義，並不意味它是好的制度。貝特蘭在《經濟計算與財產形式》（紐約1974年）一書中提出了有關於在一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中的計算的必要與困難的主要問題。

〈16〉見薩皮爾在Victor Santer、薩皮爾合編的《Monnaie et Finances dans la transition en Russie》〔《俄國在過渡中的貨幣與財政》〕（巴黎1995年版）一書中的文章，第72—73頁。

〈21〉見Gerard Roland在他的巴黎1989年版的《Economie politique du systeme sovietique》〔《從蘇維埃制度而來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中關於這一點的有趣評論和觀念建議。

〈22〉好幾年前，我用‘反工人的工人國家’這個挑撥性的題目寫了一篇與人辯論的文章。它不僅僅是一個挑撥。我將會在第1.4節中回到那個爭論。

〈23〉見Maxime Durand關於這些爭論的文章：‘Planification：21 theses pour ouvrir le debat’〔策劃：為展開爭論而設的21個提綱〕，《Critique Communiste》〔《共產主義評論》〕，第106—107期，1991年四、五月號。

〈24〉Alec Nove,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可行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學》〕，倫敦1983年版。

〈25〉見，例如，曼德爾的‘Mercantile Categories in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過渡時期中幾個與商業有關的範疇’〕。

〈26〉曼德爾在1970年9月份的《第四國際》（法文版）第45期上的‘Du “nouveau”surla question de la nature de l’URSS’〔《蘇聯的性質問題上的“新東西”》〕。

〈27〉恩格斯於1890年5月8日致康‧施米特的信。〔這段文字的中譯文錄自1972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475頁。〕

〈28〉沙瑪利的《Plan、Market and Democracy》〔《計劃、市場與民主》〕第56頁。

〈29〉曼德爾在1986年9/10號的《新左評》第159期上的《In Defence of socialist Planning》〔《保衛社會主義計劃》〕；諾夫（Alec Nove）在1987年1/2月號的《新左評》第161期上的《Market and Socialism》〔《市場與社會主義》〕；曼德爾在1988年5/6月號的《新左評》第169期上的《The Myth of Market Socialism》〔《市場社會主義的神話》〕。

〈30〉見1972年紐約版的《Writing of Leon Trotsky（1932）》〔《托洛茨基文集（1932年）》〕上托洛茨基的《The Soviet Economy in Danger》〔《危險中的蘇聯經濟》〕（1932年10月22日），第274頁。

〈31〉貝特蘭（Charles Betteheim）在巴黎1949年版的《Problemes theoriques et partiques de la planification》〔《計劃的理論和實踐的問題》〕一書上以及以後的像《Economie Calculation and Form of Property》〔《經濟計標的需要意味社會主義計劃中價格不能被廢止。像這樣子的問題需要特別的討論。

〈35〉見埃爾森（Diana Elson）在1988年11/12號的《新左評》（第172期）上的‘Market Socialism or Socialization of the Market？’〔‘市場社會主義還是市場的社會主義化？’〕一文，第4頁。

〈37〉原文在貝特蘭的《經濟計算與財產形式》的第11頁。我在《計劃、市場與民主》的第56頁引用了這段句子（我在這裡改正了該書的英譯本中譯錯的地方）。

〈38〉沙瑪利，《計劃、市場與民主》，第58頁。（加重線是原文有的）。

〈39〉曼德爾，《保衛社會主義計劃》，第9頁（重線由本文作者所加）。

〈40〉曼德爾，《計劃或市場，第三條道路》《共產主義評論》，第106—107期，1991年四、五月號（重線由本文作者所加）。《共產主義評論》上也登載了好幾篇爭辯由Tony Andreani所提議的模式的文章。Tony Andreani 的這個提議發表在該第116—117期、1992年二、三月號的‘Pour un socialisme associatif’〔《為一個聯合的社會主義》〕。也見J‧Vanek的《由勞工所管理的經濟：論文》，1977年Ithaca 出版。

〈43〉沙瑪利，《Le Marcho contre l’autogestion：l’esp’erience yougoslave》〔《與工人管理背道而馳的市場：南斯拉夫的經驗》〕，1988年巴黎出版。

〈44〉曼德爾，‘計劃或市場’，第21頁（重線由本文作者所加）。

〔這篇文章原載於Gilbert Achcar 所編輯的《The legacy of Ernest Mandel》（《埃內斯特‧曼德爾的遺產》）（紐約1997年版）一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