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托派在抗戰中的主張和行動

中國托派在抗戰中的主張和行動

張開

　　托洛茨基派（簡稱托派）是堅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派。中國托派自20年代末形成以來，由於她一直處於備受壓迫的地下狀態，她的政見和活動情況鮮為人知。一般人幾乎祇從中共的攻擊中，誤以為托派在國際上是帝國主義的走狗、蘇聯的賣國賊，中國托派在抗戰期間是日本偵探、匪徒漢奸，抗戰後是反革命份子。這些污衊流傳了半個多世紀，「謊言說上了千百遍就變成真實！」

　　不過，歷史始終是會還原其本來面目的。在1978年中共11屆3中全會被迫宣佈要平反冤假錯案後，中國的一些學術界、史學家便突破一向的禁區，著文發表，為陳獨秀不是漢奸、托派沒有接受日本每月300元津貼而辯誣。

　　1988年8月6日，上海《解放日報》刊載一則新聞：蘇聯平反30年代四大錯案——為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等恢復名譽。這則新聞的副標題就明白顯示出托洛茨基同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等一起得到平反。

　　1991年，為紀念中國共產黨70週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刪去了第一版有關托派的誣衊性註釋，改寫的第二版的新註釋，正如1989年出版的《鄧小平文選》第一卷註釋2一樣地指出：「抗日戰爭時期，托派在宣傳上主張抗日，但是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把托派與漢奸相提並論，是由於當時共產國際內流行著中國托派與日本帝國主義間諜組織有關的錯誤論斷所造成的。」這是用「有中共特色」的認錯方式推倒了流行50多年對托派的誣陷之詞（但「反革命」的帽子仍沒有同時摘下）。

　　不過，儘管有這樣的改變，不少評論對托派的不正確傳統觀念和習慣了的偏見，仍不能一下子完全拋棄掉。舉例來說，唐寶林在他所著《中國托派史》一書中，便流露出這種情況。該書的自序寫於1992年9月（在《毛選》第二版面世一年之後），曾說明該書初稿完成後已經過4次修改補充，但結果仍不能從根本上清除掉中共過去污衊托派為漢奸的遺毒，依然在基本上重彈中共的舊調。例如，該書寫道：

　　「很顯然，托派的『抗戰』路線，依然是『極左』加反動。口頭上參加抗戰，實際上破壞抗戰，成為日本帝國主義的幫兇。」（該書第224頁）

　　「所以，他們依然把主要攻擊矛頭對準國民黨和共產黨及國共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客觀上還是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服務。」（第249頁）

　　「彭述之的所謂『保衛主義』、『支持抗戰』只是說說而已」。（第253頁）

　　「由於他們的主張實際上有利於日本侵華，所以他們的組織在更加殘暴的日本法西斯鐵蹄下，反倒沒有再受到過去那樣大的打擊。」（第255頁）

　　像上引那樣的敘述、論斷，在該書中還有很多。儘管此書作者有機會從中共收藏的資料檔案中博覽托派文件，並選擇性地加以引用，使讀者從中得知中國托派的許多情況；但由於觀點角度的不同，不少地方（有如上引4段文字所說的）便會誤導了讀者，致使真相仍未能大白。此書的一些論調，同上引《毛選》第二版該註更正後的基調雖有些接近，但該新註只說「托派在宣傳上主張抗日……」（是否含有「行動上沒有抗日」之意則沒有說），且沒有唐書那樣屢用類似於「漢奸」的字眼（雖然唐書有加上「客觀上」、「實際上」的形容詞）。

　　直到70年代中，向青在比較自由的香港，雖有機會看到許多有關資料，卻仍然撰文指責中國托派組織「沒有參加抗日戰爭」；對於「實際參加戰爭活動，設法同工人、兵士、農民以及一切抗日積極份子密切聯繫起來，按照每一步鬥爭的需要來提出鼓動口號，藉此對抗戰發生實際影響，取得群眾的信仰，在這方面，中國托派組織一絲一毫也沒有做到，而且根本有認真努力去做」。「中國托派在整個抗戰八年中，並沒有由組織派遣和指導任何同志去參加抗日軍事鬥爭──一個都有。」（引自向青寫的《中國托派與抗日戰爭》一文）

　　為了提供當時的實際參加者或耳聞目擊者所敘述的資料，以及現時能找到的有關文字記載，給有興趣的人士加以比較、研究，增加對歷史真相的了解，同時澄清某些誤解或曲解，還歷史以原來面目，我們特輯寫出以下這篇實錄。

　　1937年以前，中國托派的力量非常弱小，最重要的原因是：

　　一、她堅持馬列主義的傳統理論，要建立一個無產階級政黨，以作將來領導革命的準備，因而一直在大城市中工作；但在1927年革命悲慘地失敗後，工人階級運動陷於低潮，尤其遇上蔣介石國民黨的白色恐怖鎮壓，使得城市工人運動在其後一段期間內不能復興，這個重要客觀因素加劇了托派工作的困難，制約了托派力量的發展；

　　二、國民黨的白色恐怖鎮壓，不但使中共在1933年初為止的白區工作幾乎損失了百分之百（劉少奇在中共第八次黨大會上的報告）；而且也使托派遭到一連串摧毀性的打擊。據王凡西列舉出，從1931年4月到1936年冬的5年半期間，托派在上海的中央領導機關和重要幹部，連續遭到了5次的破壞和逮捕。具體的就是：「1931年5月，只距中國托派四組織統一後不到一個月，全體中央常委會（除陳獨秀外）及另外一些重要幹部同遭逮捕；數月後，即在1931年秋，上海區委員會全體同志被補；次年10月，以陳獨秀為首的臨時中央委員會，又全體被捕；1935年初，第二次臨時中委會（除陳其昌外）全體被捕；1936年冬，第三次臨時中央委員會組成後工作了僅僅五個月，又遇到了嚴重破壞，工作完全陷於停頓。」從這樣頻密的破壞中，可見國民黨鎮壓的厲害，和對托派打擊的嚴重。這些打擊連帶使她的各地方組織得不到正常的領導，使原已不多的成員大都消極，祇有少數堅強不屈的份子在繼續最艱難的地下工作。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強盜發動了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在佔領了華北後，再向各地推進，轟炸南京等地，國民黨政府準備從南京撤退，提前釋放囚在南京監獄中的全部托派陳獨秀、彭述之、鄭超麟、王凡西、劉家良等人。彭述之等人於8月末返回上海，重新參加領導工作。

　　他們當時的組織「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布爾什維克派」對於日帝的不斷侵略中國，一直採取堅決反對而主張積極抗戰的態度。她在日軍進攻上海時（１９３７年9月15日）發出傳單，題為《武裝保衛上海，發動全面抗戰》，號召把日本帝國主義強盜驅逐出境。而要完成這個任務，必須全國工人及一切勞苦群眾動員武裝起來，和前線兵士站在一道積極參加這次戰爭；必須立刻組織各種義勇軍、宣傳隊、救護隊到前方參戰，等等。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中央臨時委員會於同月13日召開緊急擴大會議，通過了《世界大戰與我們在抗戰中的任務》決議，重申該組織對抗日戰爭的保衛主義立場，提出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號召中國民眾對世界大戰中的帝國主義應該採取獨立的態度，利用它們之間的矛盾，首先給予直接壓迫的帝國主義以打擊，進而解除一切帝國主義的束縛。

　　該決議列出其抗戰政綱，包括：（一）必須立即宣佈沒收地主土地歸貧農及抗日兵士；（二）改善農民生活，全體農民武裝起來；（三）改善工人生活，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工人監督生產；（四）改善兵士待遇，組織兵士委員會，以全民武裝逐漸代替僱傭兵制。

　　同一決議定出該同盟的迫切工作，概括地說有：主要工作是反對日帝及其工具——漢奸汪派；集中力量從事工人運動；盡量參加游擊隊及軍隊，以勇敢的抗日行動博取群眾的信仰；等等。

　　上述的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正式立場和主張，與托洛茨基及他所建立的第四國際的基本立場主張是一致的。

　　抗戰和二戰的相繼爆發，是非常重大的歷史事件，勢必在各個政治組織內產生巨大的反應和思想衝擊，引起不同意見的爭論；而每個政治組織也必須確定她的政治立場、戰略路線以至具體政策，才能立足現實，統一成員的行動。政治立場和路線，是政黨的生命線。而有正確的理論，才有正確的行動。但必須經過內部民主的討論、爭辯之後，作出多數甚至一致的決定，然後能對外一致行動，展開宣傳、鼓動，擴散政治影響。

　　當時，在原來的托派領導人之間，對抗戰的有關問題，產生了嚴重的歧見和爭論。在1937年11月代表大會通過的《目前抗戰中我們的任務與策略的決議》，遭到從南京逕赴武漢居住的陳獨秀所反對。陳獨秀主張「以自由及民主的寬廣政綱」去代替托派的抗戰政綱，倡言「我們應該相信政府確有抗戰到底的決心，是不會中途妥協了。」他以此與上海中央嚴厲批評國民黨的「應戰」和反動政策相對立。（此外，在二戰發生後，陳獨秀又認為，這只是民主主義對法西斯主義「侵略」的戰爭，因而完全站在英法美帝國主義方面；同時，把斯大林獨裁統治的蘇聯與德意日帝國主義並列在同一平面上，把前者的官僚獨裁與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混同起來，宣稱前者是後者發展的必然產物，把前者與法西斯專政納歸同一範疇。這些意見完全背離了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傳統見解和主張。托派的多數派反對陳獨秀的上述右傾意見，堅持了列寧、托洛茨基對反帝戰爭和對蘇聯的見解、立場。）

　　對於抗戰的性質和基本立場，鄭超麟認為中國的抗日戰爭自始即沒有進步性，因而主張應該同對帝國主義戰爭的態度一樣，採取「革命的失敗主義」。在日美戰爭行將爆發時，托派中形成了少數派，認為日美戰爭如果發生，中國抗戰便變了質，屬於帝國主義大戰的一部份而失去其進步性。這與彭述之所代表的多數派和第四國際太平洋書記處決議的立場相反。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在1941年7月13日召開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大多數代表排拒了少數派提出的上述意見，而通過了彭述之所起草的政治決議，堅守了原有的支持抗戰的立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少數派要求容許他們公開出版對外發言的機關報《國際主義者》，但被拒絕，托派組織於是宣告分裂。這是從內部發生的對托派運動的重大打擊。在這幾年間，為了內部這些爭論，又耗去領導人和幹部很大的精力和時間。不過，能夠明確了對抗戰的保衛主義立場，維護了列寧、托洛茨基對帝國主義及其戰爭、殖民地反帝戰爭的態度，和托洛茨基對蘇聯的傳統看法及主張，也是付出代價後的一種補益；而她所出版的4卷《保衛馬克思主義》討論文集及文件，對成員的教育和政治思想的提高，也起了有益的作用。

　　這段時期對托派的另一個重大打擊是來自中共，後者污衊前者是「托匪漢奸」、日帝走狗。

　　1937年10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陝北公學紀念魯迅逝世週年大會上說：「托派成為漢奸組織而直接拿日本特務機關的津貼，已是很明顯的事情了。」＜1＞

　　同年12月，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報告說：「我們和什麼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中國，我們可以與蔣介石及其屬下的反共特務等人合作，但不能與陳獨秀合作」；並誣指陳獨秀是每月拿日本300元津貼的日本間諜。又說，「陳獨秀即使不是間諜，也應該說成是日本間諜。」＜2＞

　　1938年1月，康生在《解放》周刊第29、30期上連續發表文章重複王明的誣衊，稱陳獨秀等在1931年「9．18」後，即成為每月領取300元津貼的日本偵探。

　　同年3月5日，《解放日報》發表《共產國際關於與法西斯主義的奸細——托洛茨基份子作鬥爭的決定》，指令中共在內的各國支部展開有系統的鬥爭，以「反對帝國主義走狗——托洛茨基主義」，「須使黨的組織清洗出……托洛茨基份子」，這個鬥爭「並不是一時的政治運動，而是黨的每個組織、每個共產黨員的日常的經常的任務」。（為了執行這個決定，中共一些領導人便喊出「剷除」和「徹底肅清」托派的號召。）

　　嗣後出版的第一版《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中《論持久戰》一文的註所加的罪名更多：「現時的托洛茨基主義，並不是工人階級中的政治派別，而是一夥無原則的和無思想的暗害者，破壞者，偵探間諜，殺人兇手的匪幫，是受外國偵探機關僱用而活動的工人階級死敵的匪幫。」

　　上引的講話、決定、文章等從上到下地傳播到全中國各地、中共各個組織、黨員、同情者、外圍團體……都信以為真，雷厲風行地執行對托派份子的鬥爭、打擊，視之為頭號敵人，要加以消滅，當然更拒絕與之作任何的合作和聯合對抗日偽了。「漢奸」的稱號，在抗戰時期的一般民眾眼中是最可憎、可怕的。這便給予托派份子從事抗戰工作和活動以極嚴重的打擊、阻礙。

　　在一批領導人從國民黨監獄獲釋返回上海後，上海繼續成為托派中央領導機關的中心，她在抗戰爆發後幾年間的重要工作，除了繼續出版地下機關報《鬥爭》和理論機關報《火花》之外，就是公開出版宣傳刊物和書籍。當時所出版的刊物初名為《動向》，但因登記成問題，改用小冊子形式，取名《西流》、《破曉》；書籍則有托洛茨基著的《被背叛的革命》（當時改名為《蘇聯的現狀與前途》）、《俄國革命史》（三大卷）、伊羅生著的《中國革命的悲劇》，以及十幾本有關抗戰、戰爭和托派意見的小冊子。這些出版物需要大量的財力和人力，在當時的困難條件下能夠做到，是很不容易的。由於公開發行全國各地，它們所產生的政治思想影響頗大。

　　另方面，通過她的各種文件和地下出版物，把托派的立場、主張、決定、意見等傳達到各地方支部去，除了經由郵遞寄至華南及中西部等地外，其中一位中央擴大會議參加者梁貽在他用波臣筆名在1982年寫成的《回顧》中，曾敘述他當時把那份決議帶到山東各地去的艱險情形（例如遭遇日偽軍警的幾次檢查而僥倖過關）。各地方組織和成員便根據中央這些決定而進行工作。

　　托派份子當時在上海工作遇到的困難，從以下的實際事例中可以看到：

　　「這時我的組織生活是和寒君、華鎮彬一個支部，有時蔣震東也來參加……我所參加的抗日團體，都是由報上的廣告和陶（行知）派介紹的。這類團體的主事人都是中共（人員），初時叫我參加宣傳小組，發傳單，街頭演講等，深入一點的談話，他們就探出立場的差別，……一有可疑，就停止派工作了。有一個難民收容所，陶派介紹我去當工作員，可以吃一頓午飯，收容所的主持人只問我兩句話，就說我到晚了，位置已給了別人。我和寒君研究過那兩句話，他也慨嘆中共的人們敏感過人。」中共人員對如此普通的團體也嚴加控制，排拒稍有可疑的異議者，對其他如中共的抗日軍隊等，當然更加嚴格審查、監視參加者；托派份子要想加入去活動，就更加困難得很了。

　　中共份子除了在群眾中對托派份子進行污衊之外，甚至對他們的工作權利也要加以破壞：一位織綢廠女托派份子到一間廠去工作後，中共份子便向該廠廠方說她是「托匪漢奸」、破壞者，致使她多次遭到解僱，要連續地找工作。

　　對於參加抗戰的行動，托派的人員曾試圖找尋可能的機會去進行。例如：

　　一、王凡西在《雙山回憶錄》中，曾記述他在1937年從上海到武漢會晤陳獨秀，經過陳獨秀與一七九師師長何基灃談判，決定了派他和濮德志等人參加他的隊伍，以有限度的土地改革來發動群眾的政綱，參加抗戰的軍事工作。後來，因何基灃突然被免除師長職而不能實現。據他們當時推測，多半是何氏和陳獨秀的來往給國民黨特務偵知而遭撤職。雖然未底於成，但王凡西認為，此事可以表明：一、陳獨秀不僅在言論上支持抗戰，他還在實際上進行過如何參加抗戰的行動；二、中國托派確確實實曾企圖以獨立的政治主張去參加抗戰。

　　二、陳獨秀在武漢又曾試圖派出托派人員與各「民主黨派」商談合作，共同行動，進行抗日，但在中共的「托匪」污衊而向「民主黨派」領導人大施壓力之下，上述試圖結果也失敗了（詳情見《雙山回憶錄》）。這顯示托派開展社會活動所遭遇到的巨大困難，和批評托派自建圍牆、自我孤立的說法是「想當然」的。

　　三、王凡西在一封信中寫道：抗戰爆發當年，「陳其昌老是說著一句話：『我們有目標，卻沒有道路。』1938年秋天，陳其昌為了『尋找真正參加抗戰的路』，離滬赴港，與陳仲禧住在一起，企圖憑陳仲禧的經驗和關係，搞點獨立的軍事鬥爭，他們的合作未曾繼續下去，只因當時托洛茨基來了信，需要其昌把信送到江津去，以此中斷了他和仲禧的合作。不然的話，我相信陳其昌不會喪生於上海的日本憲兵司令部，而多半會與陳仲禧死在中山的戰鬥中的。」

　　四、上海一間大百貨公司一位姓曹的男青年托派成員，經過組織討論決定後曾到崇明島附近去，試圖參加當地的中共游擊隊；數月後返回說，因被監視很嚴，很難活動，被迫要離開。

　　五、趙芳舉在他的《永恒的懷念》中提到：1937年從南京監獄釋放而「依舊回到上海托派組織」的扈文章，後來「去東北參加了抗日隊伍，一直沒有他的消息。」（該文第5頁）

　　此外，王凡西曾舉出在中共游擊隊中工作而「先後被發現為托派同遭斯大林派殺害」的兩個例子：「一、盧育才同志（一個原屬西北軍的二級軍官，在莫斯科學習期間接受托洛茨基意見的）於1929年回國後，被中共中央派赴江西「紅軍」中工作，轉戰升任第四師師長，於1930年6月奉彭德懷之命率師攻打長沙＜3＞；二、原在香港做工的李肅同志，於1928年接受托派意見後，回原籍東江，參加當地的農民武裝隊，在農民中獲得相當高的聲望。」他倆當時都沒有同托派組織有連繫，卻仍然被發現而遭殺害，可見中共特務偵查能力的高強，幾乎每個加入的異己者的「底細」都會被查得一清二楚，難以立足和成功地活動。

　　日美戰爭爆發的立即結果，是日軍佔領上海的英法租界。在這時以前集中在租界活動的抗日組織和人士，便處於日軍和汪偽的直接統治下，遭到後者的搜捕等威脅；托派在上海的活動也備受影響，要轉入最艱難的地下工作。

　　1943年初夏，國際主義派（前少數派）常委之一的陳其昌被日軍逮捕，遇難了。

　　同年夏末，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的兩位女工成員（魏秋和羅子玲）因領導滬西一間織綢廠的經濟性罷工，被巡捕房（即警局）拘留。另一女同志去探望她們，也隨即被捕；由於她年輕無經驗，在毆打、恐嚇和哄騙之下，抵受不住而供出了另一些同志的住址，導致3位男同志（黎平、劉康和高擎宇）被捕，其中兩人雖然受日本憲兵指揮密探施用殘酷的嚴刑逼供，仍堅拒透露其他同志（如目標人物彭述之、劉家良）的資料，使事情沒有再惡化、不再牽連更多人。在監禁3個多月之後，終因查不到證據和罪名而獲釋。這6人的被拘禁，給該組織帶來又一個打擊。由於有些地址已被供出，劉家良和彭述之雖然非常僥倖地逃過了搜捕，卻不得不遷居（前者要帶病到浙東暫避），這個事故使工作大受影響。彭述之後來擔任大學教授，在思想上影響了一批青年，其中有些人加入了托派。＜4＞

　　中山縣是劉家良的家鄉，經過他及其北京大學的同學、同志兼同鄉的努力，抗戰前已在中山秘密發展了一批成員，成立了地方支部，在幾間中學內進行地下活動。抗戰爆發後，他們公開成立了「中山青年戰時服務團」（簡稱中青團），吸收了縣內幾間中學、師範學校的學生和各鄉青年加入。1938年冬，發展為200多人的青年組織，在一些鄉村成立中青團支隊。

　　中青團進行各種抗日宣傳活動，成立克克劇社，到處演出抗戰話劇，演唱抗日歌曲，在街頭演講宣傳，救護被日機轟炸而受傷的群眾（其中一位成員也因而被嚴重炸傷）等等。他們的積極活動和發展成員，一直遭到當地中共組織及其成員的打擊、中傷，公開污衊他們是「托匪漢奸」、「日偽走狗」，並且向石岐市的國民黨縣黨部告密（說中青團是托派組織，成員是托派份子等），意圖借國民黨之手鎮壓中青團。中共的外圍組織「中山青年抗日先鋒隊」（簡稱「抗先隊」），則在中學和社會上與中青團成員對抗、鬥爭，「托匪漢奸」的帽子和同類的污衊性書刊到處散佈。1939年8月，中青團拒絕接受國民黨縣黨部的領導，被國民黨派出的武裝部隊包圍其駐地，結果被迫宣佈解散。

　　托派在中山四區三鄉，曾組織了一支農民武裝小隊，由參加過1925-27年土地革命鬥爭的托派中央委員陳仲禧所組織和領導，力圖以托派立場進行鬥爭，有成員十多人、一挺牛角機槍，幾支長槍和短槍，贏得了當地貧農的擁護。日軍佔領中山後，這支農民武裝與日軍漢奸作戰了多年，直到抗戰結束前不久，陳仲禧在戰鬥中壯烈犧牲＜5＞，這支部隊也就被打散了。

　　1939年秋，日軍攻打中山四區張家邊鄉，中青團派出七、八人組成「前線服務隊」，到張家邊去救護傷兵。後來，日軍突然改變進攻方向，從中山二區分六路進攻。「前線服務隊」隨軍轉移到中山二區。翌日，日軍攻佔中山縣城石岐。中青團轉移到中山二區沙圍地區，計劃與撤退到該地區的政府軍共同組織游擊隊，抗擊日軍。日軍在佔領中山三天後，即退出中山，組織游擊隊的計劃就沒有進行。

　　1938年冬，國民黨政府收編「大天二」袁帶的土匪為軍隊，成為「第四戰區第一游擊縱隊」，司令部設在中山三區小杬鎮。袁帶為司令，屈仁則為副司令兼政訓處主任。「第一游擊縱隊」的活動地區是番（禺）、中（山）、順（德）一帶。

　　中山三、九區在1925-27年革命時期，是土地革命運動活躍地區，不少農民參加過土地鬥爭。托派中山支部曾計劃在三、九區組織農民武裝隊伍，在抗戰時期進行抗戰，革命到來時作為革命的武裝力量進行革命鬥爭。於是派出托派人員高翬、劉秀及一個中青團團員三人打入袁帶的「游擊縱隊」，以到軍隊宣傳抗戰為名，掛名為「司令部政訓處政訓員」（無薪、無軍銜）；計劃：第一，把袁帶的土匪部隊改變為農民武裝部隊；如果不可能，則第二，通過「第一游擊縱隊」的關係與三、九區地方的農民接觸，組織農民武裝部隊。其他許多托派成員和同情者則參加「政治工作隊」，成為「政工隊員」，從事抗日宣傳、發動群眾的工作。

　　劉秀深入到第一游擊縱隊各個中隊的駐地調查，了解到袁帶的部隊完全是土匪作為，他們收「行水」，強行攤派「捐款」、開賭場、開鴉片煙館。各地方中隊的「士兵」不見蹤影，他們都在賭場、煙館及關卡（收「行水」），不見一個是真正的農民在部隊裏，把這樣的土匪部隊改變為農民武裝的部隊根本不可能。至於通過這樣的部隊去接近地方的農民也不可能。他們過去的土匪行為，今天，還是和昨天一樣，百姓對他們並無好感。如果要在中山三、九區組織農民武裝，只有另起爐灶，深入農村，在農村裏生活、工作，作長期的活動才有可能。

　　托派支部遂決定，以學校復課為由，回校上課，退出了「第一游擊縱隊」。

　　國民黨黨員王公度，1926年為國民黨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回國後在廣西充當李宗仁集團的「智囊」。王公度辦了一個「幹訓團」，任用了幾個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或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的國民黨人任教官。這些人都是反斯大林的。他們對學員講述了有關蘇共黨內鬥爭的事情以及托洛茨基的主張，也就無形中散播了托派思想。參加過「幹訓團」的人，不少就傾向於托派，所以，在廣西，不僅青年學生，而且黨、政、軍、教育的各級幹部，都有不少人傾向於托派。

　　李宗仁集團反蔣失敗，李宗仁與蔣介石妥協，就拿王公度作為犧牲品，以托派漢奸的罪名槍斃了王公度。於是傾向托派思想的人都被認為是王公度的同黨而受到迫害。1938年初，中國共產黨開始污衊托派是漢奸。在廣西的中共地下組織大力進行「反托運動」，把那些與托派有過接觸的人士，以「托派漢奸」的罪名槍殺。因此，托派人員和思想傾向於托派的人——同情者，在國民黨和中共兩方面打擊之下，處境十分艱難。但是，托派人員不顧艱難險阻，仍然展開了抗日活動。

　　廣西國民黨曾三次組織過學生軍，第一次是在1936年廣西與廣東聯合反蔣時的「兩廣事變」。第二次是在1937年「七七」抗日戰爭爆發後，廣西軍隊要北調，因而組織學生軍隨軍北上開赴抗日前線做宣傳工作。第三次是在武漢淪陷後，廣西受到日軍的威脅，廣西當局又一次組織學生軍做抗日宣傳工作。這一次比前二次規模大得多，影響也較大。三次學生軍都有托派份子和托派傾向的學生參加。

　　第一次學生軍，是以桂林師專學生為主，參加這次學生軍的有托派思想傾向的學生。桂林師專有毛鴻鑑、麥俊奇、方正、黃贊明等人。毛鴻鑑在學生軍集中在南寧訓練時，即與丁肇基去上海參加托派組織。南寧參加學生軍的有黎琦清（後改名為黎潔霜，她參加托派後於1942年在重慶被捕，1949年11月27日被殺害於中美合作所）、魏穎如等女學生。兩廣事變和平解決，學生軍就解散了。

　　第二次學生軍，以桂林師專的學生為主，也有少數中學的學生參加。這次學生軍隨廣西部隊開赴抗日前線的第五戰區做抗日宣傳工作。參加這次學生軍而有托派傾向的學生有黃贊明、麥俊奇、方正等。

　　第三次學生軍，是在1938年11月組織的，有三個團。毛鴻鑑參加上海托派組織後回到廣西，他發動南寧及各地有托派思想傾向的同學或同情者參加學生軍去進行抗日工作，參軍的人有毛鴻鑑、黎燧生、侯芝才、廖淦成、梁榮陞、梁庭詠、梁亮、李啟成、楊士足、鄺安榮、姜鳴渭、韋昆章、江國豪等人。這些人在學生軍中積極參加各種抗日宣傳活動。他們編排抗日戲劇參加第三團在馬嶺的演出活動。

　　正在這時，王明、康生一夥誣衊陳獨秀、托派是漢奸，掀起了「反托」風暴。「反托」風暴吹到學生軍。在學生軍中，上至團政治部，下至中隊的領導、排長、班長都有中共的地下黨員，他們根據中共中央反托的指示，在學生軍中掀起「反托」鬥爭。他們以擾亂軍心為由向廣西當局報告托派份子的活動情況，並要對托派份子進行打擊。於是他們對認為是托派的人進行跟蹤、監視，甚至非法拘捕，刑訊逼供。這場「反托」風暴席捲整個學生軍團，從而迫走了毛鴻鑑。1939年春節過後不久逮捕了李啟成，及後又逮捕楊士足、江國豪、韋昆章等13人，關押於賓陽縣監獄，對他們進行非法審訊和施用電刑，強迫他們招出指揮者，在施刑後仍然得不到他們所需要的口供。沒有任何罪行，這13位抗日同學平白無辜的被關押了半年之久。

　　在製造「反托」狂潮之下，不要說真正的托派份子，有托派思想傾向的人和同情者都不可能在學生軍中工作下去了，被迫紛紛退出學生軍。就是那些不是隨風倒的人，也惶惶不可終日，不知道那一天會遭到打擊。

　　1939年冬，日軍進攻廣西，南寧淪陷。邕寧縣政府遷移於西郊壇洛區付四鄉。壇洛區各鄉民眾先後成立了游擊縱隊。托派李伊人和那龍鄉民建立那龍民眾抗日游擊隊。李伊人、盧漢宗（托派同情者）擔任政治指導員。他們與金陵、東南、下楞的游擊隊配合，三次進行阻擊日軍偷渡三江口屏風——宋屋的戰鬥。

　　1940年春，與各鄉民眾抗日游擊隊組成的同時，組成了「邕寧縣戰工隊」，黃仁鶴為正隊長，托派份子方正為副隊長。在四個分隊中，有兩個分隊的隊長是托派人員梁正榮、麥俊奇。戰工隊和各鄉游擊縱隊政工組一起深入敵後宣傳，發動群眾鋤奸，在敵人經過的路段、前線敵後主要路口、村邊、墟場等處，用中文或日文書寫，或用刮刀刻畫抗日的標語口號，致使敵人膽戰心驚，卻步不前，龜縮回營或改道他去。

　　1944年冬，南寧二次淪陷，難民雲集南寧西郊襄定、那龍、壇洛、富庶、武康等鄉。當時西郊壇洛區處於無政府狀態，治安混亂，土匪搶劫難民，漢奸、壞份子乘機破壞。托派李伊人和同情者盧漢宗以及愛國人士盧裕綽三人，發動群眾，組織「民眾抗日自衛隊」，受到廣大群眾特別是難民所擁護。當時先後組織的「民眾抗日自衛隊」有三：一、那龍民眾抗日自衛隊，1944年冬建立，李伊人為隊長，盧漢宗、盧裕卓為政治指導員。全隊有80人，槍枝70支。二、金陵民眾抗日自衛隊，1945年春建立，托派寧廣居和愛國人士羅日茂發起組織成立的，寧滿道為隊長，寧廣居、寧耀東為政治指導員，有隊員40人，槍枝50支。三、南寧淪陷，壇洛區政府解體，各鄉抗日自衛隊各自為政。為了團結力量對敵鬥爭，由托派李伊人、寧廣居、同情者盧漢宗和教師盧顯龍等十餘人聯名倡議召開全區各鄉人士、各鄉抗日自衛隊聯合會議，商討組織「壇洛區民眾抗日自衛聯隊」，得到各方熱烈支持，遂於1945年2月成立，推選李伊人、潘馨比、寧滿道、梁承禮為聯隊正副隊長，寧廣居、盧漢宗、盧裕卓為政治指導員。抗日自衛聯隊成立後，立即展開抗日活動，並配合政府軍六十四軍投入各種戰鬥，曾經進行過四次抗擊日軍的戰鬥。＜6＞

　　劉家良在1947年3月2日在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的香港黨團全體同志大會上報告：

　　「在山東和江蘇，我們的同志組織了游擊隊。他們四面受敵。一方面受敵偽的圍攻，另方面受國民黨軍隊及斯大林黨新四軍的妒忌。但我們的同志仍在艱苦而堅決的鬥爭，因而獲得了該地農民的熱烈擁護。我們的同志被看作英雄。」

　　上述報告是概括性的。對於山東省的托派從事游擊戰抗日的較具體情況，梁貽的《回顧》曾留下很珍貴的資料（雖然也是簡略、不完全的）。以下是《回顧》中的有關敘述：

　　梁貽在參加了1939年9月的中央緊急擴大會議後，帶著會議通過的對抗戰的決議案到青島去，在青島膠濟鐵路找到了陶紹武，再到泰安第三中學見了閻子桂，分別給他們一份決議案，並由後者通傳諸城、青州等地支部，7天後在泰安開山東省代表會議。他然後到兗州、東平、趙莊，約齊同志開會。會議終因濟南撤守而開不成，但從這一敘述中，可見山東省多處都有托派份子，而且大概都得到了那份決議案。後來，在梁貽們幾個人討論了政治決議案和托派在抗戰中的口號和任務之後，其中一位代表馬華決定回青州打游擊，於是帶著小王去了。

　　馬華後來的情況，梁貽打聽不到。《回顧》卻報道了另外幾個托派份子也分別組織了游擊隊在戰鬥：

　　（1）「1937年底韓復撤出濟南後，國特、中共的游擊人員都冒了出來。喬同恩早就有了準備，這時也組織了抗日的隊伍。傳說他有三支盒子槍，……據說中共的刊物上登載他被捕後，押到泰安，他要求在鬥爭會上發言，為托派的抗日主張辯護，因而被處決。」

　　（2）「臧叔鶴，趙莊人以聖人懷念他。所以相距雖然六七百里，也打聽了他的消息，說他的游擊隊被消滅後，他本人被活埋了。」

　　（3）張衍恕在八一三後，自陸軍監獄開釋，就回了家鄉——泗水。「他知道托派的『黨章』，並沒有向托派組織報到，而是和托派『聯合陣線』。他組織游擊隊，有了一支步槍，到哪兒都背著它。他到諸城去看過老臧，回來的路上，經過一個市集，因他背著槍，被當地的武裝勢力逮捕、盤問，最後是要槍斃他，他沒法救自己，便安定地寫了遺書給他老婆」。

　　「張衍恕的年齡比我大，他死時大約三十三歲。他常用的名字有「心如」、「子芹」、「子勤」等。北平組織叫他山東張。」

　　（4）《回顧》較多些敘述的，是由張立民（丙雨）領導的游擊隊。張立民參加了托派，在抗戰前後有一段時期在上海生活，閱讀托派的《鬥爭》和《校內生活》等文件，與梁貽和當時的領導人陳其昌討論問題。後來，在「日本人佔領南京之前，立民他們就在京滬線上打起了游擊，打得很出色。烏江是他們的根據地」。「汪精衛到南京成立偽政府後，周佛海便聽到張立民的大名，把他捉了去，要他投順，立民不肯。」後來終於給立民設法逃走了，回到根據地。從此南京城門口懸賞捉拿他。「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敵偽聯合大掃蕩，情勢險惡，立民他們向杭州灣撤退，預備了一條木船，由立民夫婦率領婦孺先行。哪知他們一上船，艙裏冒出了新四軍，不由分說，用大刀把他們砍了，立民夫婦、婁宣的太太和嬰兒都遇難。寶之的太太和兒子尚在等船，沒遭難。他和婁宣指揮反掃蕩。」

　　「婁宣繼承了立民的職位。掃蕩過了，他把襲擊立民的新四軍捉了來，擺在海灘上，問他們為什麼要殺害抗日的弟兄？為什麼小孩也要挨刀？被俘的啞口無言。他開動機槍全掃了他們——婁宣親口對我這樣說。寶之看了我聽話的神情，解釋道：這是游擊風……。

　　「抗戰一開始，中共就明令不容許托派有生長生存的機會。消滅托派第一，抗日、反國民黨是其次。」＜7＞

　　此外，王凡西也曾簡略地指出過：「在山東有王長耀等同志領導的一支游擊隊，結果被中共軍從背後消滅。」

　　趙芳舉在《我們在抗日前線——懷念抗日戰爭中犧牲在前線的托派同志》一文中敘述了山東濟南托派學生的抗日活動：

　　山東有鄉村建設專科學校，學生大都來自山東各地貧苦的農村。學校托派組織的建立，始於1933年崔寶之（崔希賢）來校讀書之後。至1937年抗戰開始托派正式成員有十餘人，再加上傾向於托派的學生，共約十七、八人。

　　1937年9月底10月初，日軍驅兵南下，逼近山東黃河以北。學校托派成員15人在濟南布政司街五福樓飯店相聚，商討如何參加抗日問題，崔寶之說及學校決定遷校魯西南的巨野縣；也說及濟南城內第一師範學校內的華北學生流亡團。繼後家住在聊城縣的周文茂同志介紹了聊城縣縣長范築先的情況，范築先曾在馮玉祥手下任過高級參謀，現為地區督察專員兼聊城縣長，思想進步，抗日愛國心強，目前正大力組織抗日力量，凡參加者人手一槍，若要參加，周文茂願回去聊城找人引薦。大家討論決定，王冠平、趙芳舉、小王、小楊四人，在校開展工作；徐睿夫、周文茂和家住菏澤的兩位同志共四人，一同去聊城范築先部隊參加抗日；房子杰和另兩個思想傾向托派的同學，在濟南參加華北學生留亡團。

　　趙芳舉、王冠平、小王及小楊、隨校往魯西巨野，由於學校緊急遷走，學校教學設備未能帶走，學生課本亦不全，未能正式上課，於是趙芳舉等人組織話劇團演出，展開抗日宣傳活動，演出《衝鋒號響了》，收到良好效果。

　　10月中旬，趙芳舉收到房子杰自濟南流亡團來信，說第二十九軍宋哲元，即將在流亡團招收五十名大專學生，補充政工大隊。部隊現在冀南豫北一帶前線。接信後大家商量決定先由趙芳舉一人前往濟南參加政工大隊，王冠平等三人暫時留校。不久他們也在十月底去了聊城范築先部隊。至此，先後入范築先部隊的托派的人就有七人了。

　　趙芳舉到濟南入了政工大隊，托派的人就有四人參加了政工大隊。下午，「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樸給政工隊隊員作了報告。第二天宋哲元和原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對隊員講了話。第三天，新招的政工大隊五十多人到達內黃西南二十五里的東莊，是整編後的三十八師師部所在地，與原招募的150名政工隊員合在一起。政治大隊長是張克威（陝北派來搞統戰工作的），軍事大隊長是宋某。文學作家陳荒煤和于黑丁也在原招募的政工大隊裡。

　　二十九軍在河北大明、漳河一線給予日軍重創取得勝利之後，官兵帶著血淚奉命撤退至河南南樂、楚旺和安陽一線，說這是中央的命令，但官兵仍無法理解。

　　政工大隊除一小部分留駐師部外，大部分下了部隊，趙芳舉等托派四人被分配到一團一營三連，還有一位姓邵的隊員，後來也成了托派。

　　政工大隊的工作是向士兵講解抗日保國衛家的道理，講的抗戰形勢，教士兵唱抗戰歌曲，教士兵識字，學文化。士兵們一談到打鬼子，就說「有利的時候，中央不准我們打，不利的時候卻拿我們去犧牲」，「我們是小媽生的，不能和中央軍相比」，「老百姓說我們不打仗，只會後退，不能保護他們，所以我們部隊所到之處，老百姓早就跑光了。沒有老百姓的支持，我們軍隊能打仗嗎？」趙芳舉回應說：「這些話很有道理。所以我們向士兵講述抗日道理時，也強調必須充分發動群眾，把抗日和保障勞動人民生活聯繫起來。我們對士兵說：「日本鬼子，我們堅決要打，但那些不讓我們打日本鬼子的人，必須把他們趕走。」其實，這早已是士兵們自己的看法了。

　　「一日凌晨三點，北面防線突然響起密集的槍聲。我們的第三連是預備連，急速進入防線，我們托派五人扛起兩副擔架和兩箱子彈，緊跟士兵進入掩體。槍聲又響了，我軍還擊。約半小時後就平靜下來了。天亮時我們退下來，我軍無傷亡。這樣的軍事行動，已先後發生過多次。

　　「我們在部隊住了一個多月，政工大隊通知我們，改向農村村鎮宣傳（抗日），宣傳形式有：演講、唱歌、演話劇及採訪等等。

　　「1938年1月底2月初，由政工大隊選送大專學歷的一百人去武漢中央軍官學校短期訓練，將用作二十九軍的基層軍官。房子杰肺病初癒身體不好，其他托派成員不想去，大家決定，趙芳舉報名參加。趙芳舉體檢合格，與被選送的一百人去武漢。將近新鄉東北一個村莊時，日本飛機向他們低空掃射，飛機投下三枚炸彈，重傷數人。一個重磅炸彈在趙芳舉身邊四五咪處爆炸，趙芳舉受傷並且腦部受震盪而昏迷過去，被送去軍醫院。」

　　趙芳舉傷癒後幾次寫信房子杰、毫無回音，一天，他找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正好遇見政工大隊長張克威，他說，你們去武漢不久，大隊在轉移中被日偽軍包圍掃射，犧牲過半，生還者不到三分之一，經過收容，亦只寥寥幾人。這樣說來，房子杰等四個人是犧牲了。他們是死在抗日的戰場上。

　　趙芳舉又說：「1959年秋，『肅托專案組』找我問話。問起參加范築先部隊的王冠平時，專案組工作人員對我說，除王冠平一人之外，在范築先部隊的托派份子全部被日軍消滅了。

　　「這樣，參加到抗日前線抗日鬥爭的托派人員11人，除了我及王冠平二人之外，其餘九人，先後犧牲在抗日前線上。」

　　前面所述被中共因托派身份而加以殺滅的武裝抗日戰士，是確實的托派份子或同情者；至於尚未證實其是否托派而被中共以「托匪」罪名處決的，就更多了。其中包括：

　　（1）據國民黨中央調查局檔案（特種情報二七○一○四九一號）所載：「托派於一九三九年在蘇魯邊境被殺。被殺者為該黨青年百餘名，近（連？）該黨魚台縣縣長李貞乾及蘇、魯、豫邊區動員委員會陳籌等四十餘人。」（這項資料是由王凡西的一位台灣朋友從該局檔案庫中偷抄出來的。）

　　（2）、蘇魯豫邊區的「湖西肅托事件」。中共事後承認處決了三百多人，是「肅托擴大化」，但仍說其中的魏定遠等人是真托派。直到1983年5月，中共中央組織部才批示：湖西事件是一起重大的冤假錯案，不是肅反擴大化錯誤，應予徹底平反。（見唐寶林著：《中國托派史》277至282頁。該書附錄還記載了其他5起《「托派漢奸」假案》）。＜8＞

　　此外，從廣西到上海學習的托派青年丁毅，連同他的伴侶鄒秀雲，在１９４１年至４３年間，參加了國軍組織的游擊隊，在江蘇湖州一帶活動。秀雲算是隨軍家屬，但也學會了開槍，被譽為「雙槍女將」，可她遺憾未曾親手槍殺過日寇偽軍。他們的兩個兒子是在游擊隊裏出生的。他們曾有一些驚險的遭遇，比如穿過敵人的封鎖線時，要把小孩子的嘴巴用布封住，絕不能哭出聲來，否則敵人會開槍掃射。帶著孩子爬山涉水，十分危險。一到安全地區，發現背著的孩子被倒掛著，立即把封布解開，聽到孩子哇的一聲，大家才鬆了一口氣。他們在游擊隊生活有３年之久。

　　1937年7月蘆溝橋事變引發了全面抗日戰爭。浙江省溫州的老托派份子曾猛認為，托洛茨基主義者應當積極抗日。當時，陳獨秀在武漢，托洛茨基在國際上都主張抗日。彭述之從南京出獄後到上海，寫了《抗戰勝利的必須條件》小冊子，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傳送到了溫州。

　　1937年秋，溫州托派組織建立，領導機關「幹事會」開會討論抗日問題，曾猛提出並經幹事會通過：為了抗日必須同中國共產黨聯合行動。幹事會決定派李蔡志代表溫州托派和中共浙南縱隊駐城內辦事處主任吳育南商談，李和吳是甌海公學同學，又是同鄉，原有私人感情。李向吳提出聯合抗日的建議時，吳斷然拒絕。李問吳：中共和國民黨合作，為什麼卻不能和托派聯合抗日？吳回答說：「托洛茨基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奸細，陳獨秀是漢奸」。

　　中共領導的永嘉戰時青年服務團在抗戰開始時成立，同時永嘉國民黨縣黨部成立救國禦侮團。溫州托派幹事會認為，儘管吳育南拒絕托派「聯合抗日」的建議，但托派應參加中共領導的戰時青年服務團，因為它是真正抗日的群眾組織，決不能加入國民黨的禦侮團。曾猛在幹事會的提議，獲得通過。溫州托派成員（除二三人外）及受托派影響的外圍份子全部加入永嘉戰時青年服務團，托派份子在團內積極參加各種抗日活動。

　　1937年冬，從武漢開始的大規模反托運動發展到溫州。溫州城內出現反托海報，生活書店擺滿反托書刊，說什麼托洛茨基是法西斯間諜、日本的走狗，陳獨秀、彭述之領取日本的每月300元津貼，等等。溫州托派沒有刊物，只能用油印方法編印托派中央臨委機關報《鬥爭報》上的抗日文章、決議，秘密散發。同時通過在中華書局的職員托派王濟，聯絡店裏的師兄弟，把亞東圖書館出版的陳獨秀抗日的著作，以及彭述之、高語罕、李季等的著作擺在書店的顯著位置上，其中還有紀德的《從蘇聯歸來》、及《從蘇聯歸來答客難》，托洛茨基的《兒子、朋友、戰士》、《杜威委員會對莫斯科審判案的調查報告》、《蘇聯黨獄真相》、《蘇聯黨爭文獻》，等等。

　　陳又青在戰青團刊物上發表《敵乎？友乎？》一文，受到戰青團中的中共黨員圍攻。

　　永嘉戰時青年服務團江北五區寶台支部，是托派朱鈐、潘泰運及吳昭松領導，遭戰青團總團下令解散整頓。與此同時，國民黨步步加緊要解散戰青團。戰青團寶台支部解散後還沒有整頓好，總團終於被國民黨反動派勒令取締了。

　　1939年春，溫州托派第二屆幹事會通過決議，籌備組織溫州救亡大同盟，以原來參加戰青團的托派外圍份子作為基礎，分別成立工人、學生、店員、小學教師、農民等「同盟」的支部，待「同盟」發展到可以召開代表大會時，就產生救亡大同盟的領導機關。

　　幹事會並決定出版大眾性的刊物《工農兵》，宣傳抗日，這個油印刊物出版了六、七個月。

　　學生、店員和小學教師各個支部都是以抗日宣傳為主，他們辦工人夜校、讀書會、辦壁報等，宣傳托派的抗日主張。工人支部以從事工運為主；農民支部以從事農運為主。

　　1939年7月間，托派領導的針織工會的罷工鬥爭，托派領導人多人被捕，召開溫州救亡大同盟代表大會的計劃未能實現，溫州托派組織處於半癱瘓之中，1941年9月溫州淪陷，托派組織被徹底破壞。

　　在香港，托派成員素來朝向工人，很多都在工廠、特別是在太古船塢中工作。1938年，太古船塢工人，在托派號召之下，進行了一次勝利的抗日罷工，迫使英國資本家撕毀了它與日本帝國主義者所訂立的40萬港元合同，導致日輪「淺間丸」不能在香港修理，而要拖到台灣修理。

　　由於香港是英國殖民地，中國各黨各派就利用它所具有的有利條件，在香港進行活動。在廣州淪陷前後，廣州的托派原有十多名成員，後來，一部份成員繼續留在工廠中工作，另一部份則轉移到內地，特別是香港，與香港及來自中山的成員一起工作，出版半公開及地下的刊物，成立西流劇社，宣傳抗日。

　　1939年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因一些重大問題上產生歧見、爭論，結果一大批成員（主要是知識份子）退出。托洛茨基和多數派領袖加農總結了這次分裂的主要教訓，認為工人政黨必須加強它的無產階級成份和意識，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同志應該到工人環境中工作、學習。

　　中國托派贊同這個總結，香港和廣州的組織一樣，也跟著動員其餘非工人成員到工人中去，團結工人，共同為爭取工人權益而鬥爭，他們參與了一些工人罷工。

　　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被日軍佔領，開始了殘酷高壓的統治，日軍橫行無道，搜捕抗日份子，動輒殺害平民。托派成員劉秀及其親妹（她是先後兩個抗戰劇社的主要女演員）同十餘人在山上躲避，多人被日軍當場殺害，劉秀頸部被砍了一刀，日軍以為他死了而離開後，他負傷掙扎下山醫治，才倖免一死，而托派組織也被迫轉入異常艱苦的地下工作。

　　一般香港居民在日佔期間，由於米糧等必需品異常缺乏，工商業不景，生活十分艱苦，托派份子也沒有較好些，他們長期處於艱難困苦中，缺乏營養，影響健康，尤其是那位寒君，時常沒有飯食，健康很壞，且患肺病，但仍須在太古船塢作體力重活，結果病情惡化，不支去世，由此可見艱苦的一斑。《雙山回憶錄》對此有較詳細的記述。

　　在此期間，有不少成員離開香港，回到內地，有的參加了軍隊工作，從事抗日戰爭；陳仲禧則在較早時回到家鄉，組織了一支小游擊隊抗日（這在前面的中山工作中已有談過）。

　　距離香港不遠的廣州托派組織，也同樣備受著政治壓迫，處境十分困難，他們大都響應組織號召，到工人中去。例如負責人之一的彭榮，在廣州一間大電力廠做工，並參加了工會工作，得到工人擁護，被選為罷工委員會成員之一，領導了該廠的罷工，爭取到改善工作待遇的勝利。

　　重慶市是國民黨撤出大半個中國富庶領土統治後的政治中心，它原有的特務人馬大都撤退而集中在這個中心，務必嚴密地管制這個「戰時陪都」，絕不容許有任何反對它的政治活動，因而對人民的監視非常嚴厲，在某種程度上把以前實行的白色恐怖主義政策推行於重慶。托派份子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中從事地下活動，自然也十分困難，以致他們的組織遭到過國民黨軍警特務幾次的破壞，許多成員被捕，不少被監禁。

　　據趙芳舉憶述：重慶組織同上海、香港組織的聯繫是保持有的，中央的工作指示和《鬥爭》、《火花》及文件資料，也能經郵寄收到。在1940年前後，他們共有30多人，大都是在工廠（電力公司發電廠、兵工廠、機器廠、造船廠等）工作，以「第四國際中國支部——中國共產主義同盟重慶小組」名義，油印出版《工人呼聲》，宣傳托派主張，特別是對抗戰的態度、政策及有關問題，對工人進行教育工作；除了散發到多間工廠和幾間大學外，還經由化名郵寄到成都、昆明、綿陽等地（那裏都有托派組織）。＜9＞

　　在電力公司，托派份子有4人，其中的劉有綬做事極有魄力，能力很強，得到全公司（包括3間發電廠）工人的擁戴，由先進被選為電業工會主席，後來曾代表西南電業工人出席了北京全國先進工作者代表大會。

　　在抗日戰爭結束前半年多的1945年春節之後不久，國民黨大特務田凱槍殺了前往他的偷電餐廳執行剪線任務的電力廠工人胡世和，激發了整個電力公司以至全市工人、市民的公憤，發電廠的托派成員和他們的一批同情者，向國民黨特務發動了堅決的鬥爭，重慶廣大工人為此醞釀罷工，要求槍斃殺人兇手田凱。結果，蔣介石迫於民憤和工人罷工的強大壓力，不得不說出「影響極壞，處決田凱」八個字，忍痛處決自己手下特務來平息民憤。這場鬥爭及其結果所帶來的轟動西南社會的效應，對蔣家王朝的崩潰也起了某種催化作用，為工人階級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寫下了珍貴的歷史一頁。解放之後半年，電力公司軍代室經過調查，其結論據說是：「『胡世和事件』是托派份子一手搞的」。官方沒有追封胡世和為烈士，但他這個烈士身份已寫進歷史，無法抹煞了。＜10＞

　　1942年春，國民黨蔣介石又一次對重慶托派進行大搜捕，領導人和成員10餘人被拘禁，其中楊壽之、任玉璽等7人在抗戰結束後獲釋放；趙金聲、王坤芳被拘禁在「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監獄，1949年「11.27」被處決，王坤芳在解放後被評定為烈士；趙金聲的名字在解放後曾在男監樓上第一間牢房門邊的烈士姓名欄內出現過，但一段時間之後不見了，至今仍未被評為烈士。領導人之一的王振華及其愛人黎潔霜，以托派身份被捕，被監禁了8年，在白公館監獄受盡折磨，健康極壞，最終於1949年11月被殺害。在解往刑場時，他倆帶著兩個幼孩一起，昂首挺胸，從容就義，表現出革命家至死不屈的氣概！在重慶解放後，在清理「中美合作所集中營死難人員身份和評烈工作中，他倆夫婦「終因『托派』而不列名，長眠於歌樂山下不為人們所知」（引自《重慶日報》1983年8月31日的報道：《火中的鳳凰》）。經過許多人的奔走努力，終於在中共11屆3中全會之後，他倆夫婦才被評為烈士。＜11＞

　　以上是我們現時所知道和搜集到資料的各地托派組織和份子在抗戰期間的工作、活動情況；這些當然是很不完全的，有待將來搜集到的資料補充。

　　第一、托派在抗日戰爭中，曾遭遇到非常巨大的困難和打擊，尤其是中共追隨當時斯大林指示而作出的污衊和打壓封殺，使他們的活動（甚至存在）無比地艱難。（如果加上抗戰前所受國民黨鎮壓和抗戰結束至新中國成立後所受到的可怕打擊，寫下她長達大半個世紀被各個時期統治者殘酷壓迫的歷史，其打擊之大和歷時之長，在古今中外是非常罕見的。）

　　第二，儘管遭遇到那樣多而且巨大的艱難險阻，他們依然為了追求科學社會主義的信仰和理念而堅持鬥爭，在主張和行動上反對當時最直接的壓迫者日帝，同時在思想、路線上批評及反對他們的政敵——國民黨和中共；這種批評和反對，是任何不同政見的政黨都應享有的權利，以便爭取群眾支持，最後實現自己的政綱，不應因此便給她扣上各種政治帽子的。

　　第三，他們人數實在太少，與其統治者和政敵的龐大力量相比，的確微乎其微；以這樣薄弱的力量，在各方打殺之下實在難以蓬勃地發展起來，難以在工作上取得極大成就，反而在軍事鬥爭中最後——被敵人打殺，以至消滅。如果對他們也用「成敗論英雄」、「成者王敗者寇」的勢利眼光，去否定他們曾經為一種理想而作過的努力以至犧牲，指責他們「一絲一毫也沒有做過」等等，那是極不公平、公正的。即使對托派的理論政綱有不同意見甚至反對，但對歷史事實卻不應抹煞。

　　第四，從最早的陳獨秀向中共提出聯合抗日開始，到抗戰時托派一些地方組織要求與中共聯合行動反對日帝，中共中央和地方的人員都秉承王明所說的：「我們和什麼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從而堅決加以拒絕。而且，托派份子更到處遭到中共人員的誣衊、游擊隊員被消滅。托派面對著這樣極端敵對（要「剷除」和「徹底肅清」托派）而又特別強大（抗戰時擁有幾十萬軍隊，還有來自蘇聯的龐大人力、物力、財力幫助）的中共，有如被巨石壓下的小卵，這種極為不利的處境，是一般國家各政黨之間的對立鬥爭所少見，也是非常不同的。如果托派當時把她全部力量都動員去參加游擊戰爭，可能發展成為很大的力量，但即使如此也極難改變她與國共之間非常懸殊的力量對比關係，而取得可與中共及國民黨「分庭抗禮」的勝利；但如果處於「四面受敵」的困境中，也不能完全排除有「全軍覆沒」、或者被敵人分頭逐一消滅的可能，有如前面所述的許多托派武裝成員被消滅那樣——儘管他們的力量可能已經比初時的強大很多。

　　第五，在各大城市的托派成員，繼續奉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統理論主張和鬥爭道路，絕大多數都在工廠產業部門中工作，一方面與工人群眾一起，團結和影響他們，為爭取工人階級的權益而共同鬥爭，在條件具備時進行罷工，同時幫助優秀的工人參加到革命隊伍中；另方面使非工人出身的黨員在工人環境裡學習、鍛煉，即使在最困難的情況中也起碼能保持著工人政黨的革命核心，為將來的興起作準備，這種努力是應予正面肯定的。＜12＞

＜1＞毛澤東這個講話最初發表於《七月》月刊1938年第3期，但在1981年9月20日《人民日報》重刊這個講話時，已把上引這句話刪去。

＜２＞見唐寶林、林茂生《陳獨秀年譜》第491頁轉引張國熹《我的回憶》第三冊第418-423頁，和王明《中共五十年》第191頁。

＜3＞關於盧育才的事蹟，1967年11月清華大學紅衛兵清算彭德懷的文章曾簡略地提到（但用盧義才名字）：1930年6月——9月紅軍攻打長沙，損失很大，彭德懷「反嫁禍於四師師長盧義才未完成任務，罵他是『托派』，後槍斃了他。」（見明報月刊社出版的《中共文革資料彙編》第三集《彭德懷問題專輯》382頁）

＜4＞關於當時的困難、危險情形，陳碧蘭的《我的回憶》第27章《日美戰爭和我們的地下工作》，有詳細的敘述。

＜5＞也有傳說，陳仲禧是被鄉中的土豪劣紳或中共份子所殺。

＜6＞參見寧廣居、寧耀東、盧漢宗、盧裕綽：《邕寧壇洛區民眾抗日戰鬥實錄》，載於《南寧文史資料選輯（一）》。

＜8＞關於「湖西肅托事件」，有不少刊物都先後有具體論述，例如：台灣的《共黨問題研究》第11卷第4期虔君的長文，大陸的《齊魯學刊》1983年第6期張士寶的文章。

＜9＞見當年的參與者趙芳舉寫的《永恒的懷念——王振華烈士生平憶略》。

＜10＞詳見趙芳舉寫的《重慶地區托派發動的一次轟動大西南的反特鬥爭——胡世和烈士殉職五十二週年祭》。

＜11＞同註（９）。另據梁貽的《回顧》第39頁的註指出：1983年8月13日北京《光明日報》和16日的上海《文匯報》，均記有王振華、黎潔霜及兩幼子被國民黨慘殺事，並尊稱為「托派烈士」。

＜12＞唐寶林評述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托派三十年代「在實踐上，一方在農村鬥爭，一方在城市鬥爭，打擊的是共同的敵人，卻是互相配合的。這個觀點，由日本大阪教育大學的菊池一隆教授首先提出，很有見地。」（見《陳獨秀研究文集》第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