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界平反

史學界平反「中國托派是漢奸」錯案

軍行

北京出版的《百年潮》雜誌，在2005年第2期的《史事辨証》欄刊出題為《中國托派不是漢奸》的文章。作者是曾憲新先生。自從中共統治大陸以來，在中國權威刊物上如此公開明確地平反托派漢奸罪名的「辯誣」，這幾乎是第一次，雖然對陳獨秀同樣罪名的平反文章早已存在，而公開讚許陳獨秀的評論更在持續出現。

曾先生這篇文章(下稱曾文)首先指出：自抗戰以來，把托派稱為漢奸，在中共黨內幾乎成為「共識」。中共11屆3中全會後，這個罪名開始得到關注，「經過多方的查証研究，眾多黨史研究工作者對此持否定態度，明確認為中國托派不是漢奸。1989年出版的《鄧小平文選》第一卷註釋2這樣寫到：『把托派與漢奸相提並論，是由於當時在共產國際內流行托派與帝國主義國家間諜組織有關、中國托派與日本帝國主義間諜組織有關的錯誤論斷所造成的。』1991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16頁註釋〔9〕也作了內容相同的註釋。這兩條註釋都是經過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審核批准的，因而具有權威性。它在政治上、道義上為中國托派是漢奸翻了案、平了反。」

在以前的《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這條註釋，以及其他地方都有與以上引文相反的指責。但官方後來承認這是斯大林的共產國際的「錯誤論斷」，畢竟仍是某種程度的翻案、平反，即使採取的是如此不夠明確和不夠鄭重的形式，去平反如此重大的問題。

曾文接著分析「這個歷時半個多世紀的錯案」，「首先來自前蘇聯和共產國際的肅托運動。」斯大林加諸托洛茨基等高級領導人的眾多罪名的罪証，「現在已經証明是靠逼供造的、無根據的誣陷。」其中有一條是托洛茨基指示中國托派「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據說中國托派執行了托洛茨基這條指示，因此它也成為中國托派是漢奸的一個罪証。」為配合蘇聯的肅托鬥爭，中共「當然要遵從指示開展反托鬥爭」，「便成為中國托派是漢奸這個錯案的直接形成原因。」

這也「有一個發展過程。開始，中國黨並沒有把中國托派看成是漢奸，而是看作是一個可以爭取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的政治派別。」

曾文記述道：「據張國燾回憶說，在王明(從蘇聯回延安)得知黨中央曾與羅漢聯系與陳獨秀合作抗日的事宜後，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王明聲色俱厲地說，我們和什麼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國際上我們可以和資產階級的政客軍閥甚至反共劊子手合作，但不能與托洛茨基的信徒們合作。在中國我們可以與蔣介石及其屬下的反共特務等合作，但不能與陳獨秀合作，並誣指『陳獨秀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貼的日本間諜』。當場有人指出：『……說陳獨秀是日本間諜，究非事實。』王明卻無理地堅持說，斯大林正在雷厲風行的反托派，而我們卻要聯絡托派，那還了得！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該說成是日本間諜。王明的蠻橫無理，公開誣陷，躍然紙上。」

「康生緊跟王明，於1938年1月在延安《解放》雜誌第29、30期發表《鏟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文中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了我們的東三省，……托洛茨基匪徒(答應)「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而日本給陳獨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貼，待有成效後再增加之。』……他的文章一出來，立即在社會上引起嘩然，紛紛要求他拿出証據，但他始終拿不出來，於是他的文章理所當然地成為眾矢之的。」

不過，曾文後來認為「托派是漢奸錯案的形成，除上述原因外，公平地說，中國托派在抗日戰爭問題上的極『左』的策略路線，也不能辭其咎。」這說法其實也不是完全「公平」的，即使是曾文仍跟承認：「中國托派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始終舉抗日的旗幟未曾放下。1937年11月，托派在上海開的黨員代表大會通過了《目前抗戰中我們的任務與策略的決議》，提出了他們的抗戰綱領，表示願與中共及一切小資產階級派別直至國民黨抗日各派共同進行抗日，『抵抗當前的死敵──日本帝國主義』。他們創刊了新的政治機關報《鬥爭》，復刊了理論機關報《火花》，宣傳抗日。他們也進行了一些實際的抗日活動，如……。這些實際表現，確實証明中國托派不是漢奸。」

曾文具體談到的中國托派極「左」抗日策略錯誤，其一是指它對國民黨的抗日態度，其二是指它對中共政策的攻擊。但事實上，它對國民黨抗日的最初態度錯誤主要是估計上的；它對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攻擊」，主要是認為中共放棄了自己的政治原則，而公開宣言「願為(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徹底勝利而奮鬥」；放棄了以前的土地革命綱領，不再推行沒收地主土地分給貧農，而只實行二五減租；並取消蘇區及紅軍名義，改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統轄；主要以這些條件實行第二次國共合作，而沒有汲取第一次國共合作導致當時革命失敗的慘痛教訓。這樣的統一戰線，與列寧堅持的聯合戰線主張並無共通之點，列寧主張在聯合攻打主要敵人時，必須保持自己的立場、主張、政策，即所謂「共同攻打，分別進兵」的政策。對中共當時錯誤的嚴正批評、指摘，並不等於無根據的「惡毒攻擊」，也不能說成為「客觀上在破壞抗戰」。相反的，若果中共真的把那些錯誤及時改正，則更可能促成抗戰早日勝利呢！

曾文又批評托派「在國際上，他們要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罵英法美『所謂的民主陣線……』」；這其實不是極「左」的錯誤，而是一戰時期第二國際內以李卜克內西、列寧等代表的革命左派主張的延續。列寧們當時提出「主要的敵人在自己國內」，「轉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革命戰爭」的口號，要打倒自己本國的帝國主義政府；列寧正是以這一反戰立場爭取得俄國兵工農的擁護，共同贏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托洛茨基和第四國際，繼承了列寧這個傳統主張，在二戰時期拒絕在英法等「民主帝國主義國家」採取「保衛祖國」而反對法西斯帝國主義的立場。這些都已成了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中國托派對「民主」的與法西斯的帝國主義的態度，只是秉承列寧等導師的態度，因此不應被看成為極「左」錯誤。

不錯，曾文最後也公正地重申：「當然，錯誤歸錯誤，漢奸歸漢奸，有錯誤不等於是漢奸，這是歷史已經証明了的。」「……在黨史研究過程中，批評托派的錯誤，同時在政治上為強加給托派的罪名辯誣，還托派以本來面目，這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在黨史研究中的落實和擴展」。

從曾憲新先生這篇「辯誣」文章可以看出：曾先生同「眾多黨史研究工作者」(應該說是歷史學者專家)「經過多方的查証研究」，已對「托派是漢奸」這個長達大半個世紀的冤假錯案作出了平反的結論，比諸中共多年前只在註釋中說的更加明確、清晰無疑。

在這之前，1988年中，蘇聯最高法院宣佈30年代莫斯科舉行的三次公開審判等案件完全是冤案，各案的被告都無罪。即是說，托洛茨基和托派並非「偵探間諜、殺人兇手，受外國偵探機關僱用而活動的工人階級死敵」。

這些平反表明：中國俗語說的「歷史自有公論」、「公道自在人心」是很對的；冤假錯案終有平反的一天到來！

中國托派不但長期受到「漢奸」、「帝國主義走狗」等罪名污衊，而且在肉體上還遭受壓迫、折磨。例如，在中共統治全中國後的1952年冬至當日，全國各地的托派份子，以及前曾參與但已消極不再過問政治的人，他們的親人，同情者，等等，都被拘捕、逼供，其中許多人被監禁或後來轉為勞改失去自由達27年之久；他們的「莫須有」罪名是「反革命」，重要的罪狀就是「漢奸」、「帝國主義間諜、走狗」。這種遭遇同前蘇聯的托派份子等的情形頗相類似。

遠在延安時期，中共就以托派份子「罪名」無辜地處死了王實味。後來，官方承認這是一宗冤案。

長期以來，尤其是在統治全中國後，中共製造出大量的冤假錯案，使無數的人或無辜枉死，或被拷打至終生傷殘，或家破人亡。1978年，在怨憤深重的強大壓力之下，中共被迫宣布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要平反冤假錯案。但對於1952年中國托派被打成「反革命」而長期遭到折磨、監禁這許多冤假錯案，卻一直不正式予以平反，致使受害者終生仍扣著這頂政治帽子。即使其中的「望百之年」老人鄭超麟在1997年4月再度致函中共第15次代表大會要求宣布1952年12月22日「肅托案」為錯案，並予以平反；但依然得不到回答，而只在出版文集的註釋中承認是由於共產國際當時的「錯誤論斷」所造成，但卻不是法院正式作出平反而宣佈的。

這顯示中共還沒有誠意承認錯誤，真正汲取歷史教訓，與它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許諾相違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