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革命在新世纪的相关性

 

 

米歇尔‧勒维着  兆立译

  

     不断革命的理论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遐想,而是一个试图,企图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引人注目的问题作出响应:如何用当代的语言来解决各个从属他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国家所遭受的惊人社会问题。他们怎样能够逃避贫穷化、独裁制、寡头政权和外国支配呢?

    这个理论无疑地是,托洛茨基在二十世纪对马克思主义最有意义最有创见的贡献之一。它是怎样出现的?它在新世纪开端的今天具有什么意义?

    不断革命的概念——开头只与俄国的问题有关——是在19051906年的俄国革命过程中,在列夫‧戴维多维奇(托洛茨基)的著作中,首次出现的。托洛茨基对这个革命的性质的论点,是在俄国前途的问题上,与在第二国际中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澈底的决裂。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在他们的《共产党宣言》的俄文版(1892年)的序言中,毫不踌躇地建议,如果俄国革命触发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两个革命相辅相成的话,俄国现有的共有财产就可以作为向共产主义进化的一个出发点。

 

资产阶级民主

    可是,在他们逝世以后,这条思路——因被怀疑与俄国民粹主义有密切关系——被抛弃了。不久,以下的思想,成为俄国或欧洲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普遍前提——几乎是一个信条——,那就是,未来的俄国革命必需而且必然有完全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性质:沙皇制度的废除、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乡村中封建残余的压制和向农民分配土地。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所有派系都把这个预先假定作为它们无可辩驳的起点。如果它们之间有什么争论,那就在于对无产阶级在这个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任务的不同解释,以及谁是它的阶级同盟者:自由资产阶级(孟什维克提)或农民(布尔什维克提)?

    托洛茨基是第一个、而且在许多年来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提出疑问。在1917年之前,他独自一人不但设想工人运动在俄国革命中的最高作用,巴武士、罗莎‧卢森堡和列宁在某些文章中也同样有论述),而且设想民主革命生长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

    就是在1905年期间,在好几篇为革命报刋所写

 

的文章中,托洛茨基首次形成了他的新理论——后来在《总结与前瞻》这本小册子(1906年)中加以系统阐述。他无疑是受巴武士所影响的,但是后者的思想从来没有超过工人政府须要严格地实现民主(资产阶级)纲领的限度:他要改变的只是历史的火车头,不是它的轨道。〈1

 

    “不断革命”这个术语似乎是托洛茨基受到默林在190511月号的《新时代》(Neue Zeit)上一篇文章的启发而得出的。不过,这位德国社会主义作家在文章中给予这个术语的意义,要比俄国这位革命家在他的著作中所表达的意义,在激进程度和明确性上,弱得多了。从1905年开始,托洛茨基独自一人敢于建议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任务——那就是没收大资本家的财产——的革命的可能性,这是被俄国其它马克思主义者一致排斥为鸟托邦的、冒险的假设。

    对托洛茨基的政治胆识的根源、对他的不断革命论的根源的一个专心研究显示,他的立场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作出与第二国际正统思想非常不同的解释上的。这一点至少可以局部地用拉布利奥拉的影响来解释。拉布利奥拉是年青托洛茨基第一个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拉布利奥拉探讨问题的态度,他的得自黑格尔、马克思的灵感,是与当时有影响力的庸俗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截然不同的。

 

    在年青托洛茨基的著作中、在他的俄国革命理论中起作用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有以下一些特点:

1.作为对立的统一这个辩证观念的信徒,托洛茨基批评布尔什维克之严格死板地区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制和“工农民主专政”是“纯粹的形式逻辑的运作”。同样地,他在一段反驳切列瓦宁这位孟什维克的令人惊奇的文字中,谴责切列瓦宁的政治态度分析的(即抽象的、形式的、在辩证法产生以前的)性质:“切列瓦宁构思他的策略就像斯宾诺莎构思他的伦理学一样:那就是说用几何学的方法”。〈2

2.托洛茨基明确地拒絶接受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经济主义。这个决裂,是不断革命论的方法论的基本先决条件之一。这可由以下的《总结与前瞻》的有名文句来证明:“想象无产阶级专政在某些方面自动依赖一国的技术发展和资源,就是一个简化到荒谬地步的“经济”唯物主义的偏见。这个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没有共同之处。”〈3

3.托洛茨基的历史观不是宿命论的,而是开放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用分析发展中的革命的内在过程来发现实现它的‘可能性’”。〈4〉不断革命并不是一个事先决定好的结果,而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现实的、客观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的实现依靠无数的主观因素和不可预测的事件。

4.鍳于大多数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因与民粹主义者的争论,倾向于否认俄国社会构造有任何特殊性,坚决主张西欧的社会经济发展与俄国的未来之间有必然的相似性,托洛茨基构思出一个新的辩证立场。他平等地批评民粹派的斯拉夫特殊性和孟什维克的抽象普遍性,得出一个具体的分析,这个分析同时解释了俄国结构的特殊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趋向对这个国家的冲击。

 

    就是所有这些方法论上创新的结合,使《总结与前瞻》(托洛茨基1906年在狱中写的著名小册子)成为一个独特的文本。他从俄国的综合与不平衡的发展出发(当时在俄国,还没有这个名词的)——因为这种发展的结果,俄国就有了一个微弱、半外国的资产阶级和一个现代、格外集中的无产阶级——,得出以下结论:在俄国、只有工人运动,在农民的支持下,才能够以推翻专制政制、推翻土地主的权力来实现民主革命。

    事实上,这个在俄国建立工人政府的前景,也得到其它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著名的有巴武士——的共鸣。不断革命论的激进的新颖性,在于对未来俄国革命的阶级性质下定义的成份,少于对它的历史任务作阐述的成份。托洛茨基的决定性贡献是以下的观念:俄国革命可以超越深刻的民主转变的极限,可以开始采取明显地具有社会主义内容的反资本主义措施。

 

打破传统的信仰

    他为这个打破传统信仰的假设辩护的主要论点十分简单:“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支配性,是不能与它在经济上受奴役相容的”。为什么无产阶级在一旦当政、控制了强制手段之后应该继续忍受资本主义剥削呢?即使它在开头将自己限定在实行最低纲领上,它也会被它的立场的逻辑引导到采取集体主义的措施。说了这个论点以后,托洛茨基进一步地相信,不把革命扩展到西欧去,俄国无产阶级就会难以长久维持政权。

    1917年的事件戏剧性地证实了托洛茨基在12年前的基本预测。资产阶级政党及其在工人运动的温和派中的盟友无法响应农民的革命渴求,再加上人民对和平的冀望,替革命运动从二月到十月的激进化创造了条件。就农民而言,所谓“民主任务”,只在苏维埃获胜之后才得到实现的。〈5

    但是,一旦掌握了政权,十月的革命家们却不能够将他们自己限定在只实行民主改革上;阶级斗争的动力迫使他们采取明晰的社会主义措施。其实,面对着富有阶级的经济抵制和生产普遍瘫痪的渐增威胁,布尔什维克及其盟友被迫比预料日期更早地没收资本:在19186月,人民委员会议下令实行工业各主要部门的国有化。

    换句话说:1917年的革命经历了从二月的(未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到从十月开始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阶段的不断革命的发展过程。在农民的支持下,苏维埃把民主措施(土地革命)与社会主义措施(对资产阶级财产的没收)结合起来,开启了一条“非资本主义的道路”,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但是布尔什维克党,只因为列宁在1917年四月依循一个非常接近不断革命论的前景发动激进的战略改向,才能够取得这个巨大社会运动的领导权。不用说,托洛茨基金会本人之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主席、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者和红军的创建者,也在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转变中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

 

    现在就剩下革命的国际扩张这个有争议的问题了:各种事件是否证实了托洛茨基的有条件的预测——没有欧洲的革命,俄国无产阶级政权的命运是不是注定要失败的了?答案:是和不是。在(191923年的)欧洲革命失败以后,俄国的工人民主也不存在了;但是它的衰落并没有像托洛茨基在1906年所想象那样,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这只在很久以后,在1991年以后,才发生),却导致一个未被预见的发展:工人政权被起源于工人运动本身的官僚层专政所替代。

1920年代的下半期,托洛茨基在与斯大林主义进行激烈的政治、理论的交锋中,详尽阐述了不断革命论的国际含意。正像他的开头的思想是被1905年的俄国革命所激励一样,他这时的思维是被192527年中国阶级斗争的惊人爆炸所促成的。

    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论》(1928年)这本书中,第一次有系统地(运用当时流行的名词)提出了有关于社会革命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的动力的论点,作为一个在世界规模上都有效的理论。它首先进行针对着斯大林主义化共产国际的灾难性 中国政策的争论,指这个政策要向中国共产党强加革命分阶段(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作分离的历史阶段)和与蒋介石国民党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结盟的教条。托洛茨基坚持主张:在中国像在沙皇俄国一样,资产阶级由于感受到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威胁,不再能够扮演一个随之发生的革命的反帝国主义角色:只有无产阶级与农民结盟方能够在一个从民主革命‘生长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无间断过程中,实现土地的、民族的民主纲领。

 

综合与不平衡的发展规律

    以上这个分析的理论基础,无疑是综合与不平衡发展规律,它早已含蓄在1906年的著作或1928年的争论中、但是首次在他的《俄国革命史》(1930年)中以明确的方式系统地阐述。这个规律容许托洛茨基超越那个使历史成为一连串严格死板、预先决定阶段的历史进化观念,而对历史过程作出一个辩证的解释:把节奏的不齐步——“落后”国家被抑制着向前发展——和“综合的发展”结合起来。这里的综合发展是指不同的阶段重建和睦关系,也指古代形式与较近代形式的混合。

    从这个方法,就得出决定性的战略政治结论:最先进的与最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的融合/连接,那就是,民主任务和社会主义任务在不断革命的进程中融合/结合的结构基础。以另一方法来提这个问题就是:综合与不平衡发展的主要政治结果是,未解决的民主任务必然会在各边缘资本主义国家中持续。

 

庸俗的进化主义

    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论中拒絶接受斯大林主义的革命阶段论(这个庸俗的进化主义。他着重指出,在中国及在其它“东方”国家中(拉丁美洲和非洲到那时为止还在他的兴趣范围之外),一个分开的、完全的民主阶段,一个作为社会主义式的第二阶段的必要历史先兆,是不可能有的。唯一真正的革命力量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他们一旦取得政权,民主革命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就会直接地被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变成不断革命。〈6

    从玄学、抽象的逻辑观点来看,区别两个分开的阶段也许是可能的,但是在真实的革命过程的逻辑中,它们是有机地,辩证地结合在一起的。〈7〉正像托洛茨基在Harold Isaacs(伊罗生)的关于中国的书的序言上所写的,“已被不止一次地说过的是,革命有它自己的逻辑。但是这不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更不是实用主义 ‘常识’的半逻辑。它是更高的思想功能:发展及其矛盾的逻辑,那就是辩证法”。〈8

    托洛茨基分析的主要局限性是在于“社会学方面”的,不是战略性的:只把农民看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一个“支持”,以及看成为“小业主”阶级,后者的视线不超过民主的要求。他有困难接受例如大多数兵士由农民构成的中国红军。他的错误——像大多数俄国及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一样——就是不经过判断审慎的调查,采纳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把法国农民看成为一个分裂成微粒的小资产阶级的分析,把它应用到具有非常不同特征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然而他在他的最后著作之一《俄国革命的三个观念》(1939年)中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把农民作为一个非社会主义的阶级的评价从来不具有“絶对的、永远不变的”性质。

    不断革命的理论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中,已在两方面得到证实。在一方面,被阶段论所造成的灾祸,那就是,从1936年的西班牙,到1965年的印度尼西亚,到1973年的智利,被这些不独立的国家的共产党盲目应用斯大林主义的革命阶段论和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产生的灾祸。

 

预 测

    在另一方面,因为这个理论,像从1906年起系统地阐述的,已经大部份允许我们预测、解释和阐明二十世纪的革命,这些革命都是在边缘国家的“不断”革命。不管是俄国、中国、南斯拉夫、越南或古巴,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所发生的,在其广泛的轮廓上,都符合托洛茨基的中心思想:在一个附庸或殖民地的边缘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有发生综合、无间断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可能性。1917年十月以后的各革命运动领导人总的说来尚未认识到这些革命的“不断性”,(有些领导人除外,例如厄尔纳斯多‧切‧格瓦拉),或者只凭经验地认识到它,但是使用另一术语这个事实,一点都没有否定不断论的历史有效性。

    这个理论已被——尤其是负面地——证实的另一部份是与斯大林主义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对抗的不断革命的观念。托洛茨基的观点——社会主义只能在世界规模上存在、一个边缘国家的革命只能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是名符其实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不能够在单一国家的国家范围内建立起来——已被苏联在1991年不光彩的解体所证实。事情无疑不照他所希望的——反官僚政治革命——那样发生,但是苏维埃官僚经历的失败,部份是对他的主要假设的证实。

    不断革命的理论并不只让我们理解二十世纪各伟大社会革命的意义,它在二十一世纪开端的今天仍然有令人惊奇的相关性。为什么?

    第一,因为在极大多数边缘资本主义国家中(不管是在中东、亚洲、非洲或拉丁美洲)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被实现:国家的民主化——和非宗教化——、从帝国主义的束缚下解脱出来、使贫苦大众不受社会排斥、或者农业问题的解决等等问题仍然在议事日程上。依赖现象已取得新形式,但是这些新形式不比过去形式的野蛮性、束缚性少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WTO)通过新自由主义“调整”计划和严酷的还债条件等机制对欠债国(那就是几乎全部的地球南部国家)的独裁。人们可以说,环球财政制度的这些机构为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美国服务对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所施加的权力,在许多方面,仍然是比过去的新殖民制度所施加的权力更直接、更专制、更全面。

 

复杂性

    那末,这些国家的革命只能是这些民主要求和资本主义被推翻的一个复杂而有明显特征的结合。

    今天,像昨天一样,将要在处于制度边缘的社会中进行的革命转变,不等同于在中心的国家的革命转变。印度的社会革命,从它的纲领、战略和动力等方面来看,不能像英国的单纯的“工人国家”。今天在许多国家中,由原住民和农民运动(墨西哥的萨巴达民族解放阵线、巴西的无地农业工人运动、厄瓜多尔的厄瓜多尔原住民民族联盟)所扮演的——当然未被托洛茨基所预想的!——决定性政治角色,证明了农业问题的重要性、社会爆炸性以及它与民族解放的密切联系。

    人们不能想象,例如,巴西的一次社会革命,如果不着手进行有效的国家民主化、民族的解放、激进的农业改革,如果不寻求一条自治的经济发展道路,却会朝向满足大多数人民的社会需要。反过来说,只有一次社会的——那就是说,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才能够在一个“不间断的”社会转变过程中,实现这个民主纲领。

    在地球南部各国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反对世界财政机构、反对不人道的外债制度、反对国际货币基金会之强加“调整”政策而引致惊人社会后果的各个斗争中,民族问题仍然有着迫切的相关性。

 

错误观念

    在这点上,我们重新看见民族主义式的错误观念的盛行——在有或没有源自斯大林主义的政党参与下。这些错误观念是认为有以下的种种可能性:“民族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促进、与民族主义者军方结成战略同盟,或者支持一条面向国内巿场的“独立经济道路”的各阶级广泛合作。

    不断革命的理论,在让追求民族解放和反对新形式的帝国主义统治取得决定性地位的同时,让我们能超越以上所说的错误观念,紧紧地把握住在单一的历史运动中民族民主斗争与社会主义斗争之间的不可分割性。

    在许多边缘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在前苏联、东欧各国中,民族问题也正取得一个特别令人不安的新形式:在不同种族之间的血腥冲突。这些冲突发生在不同社区之间,或者在不同宗教之间,大都是被反动的、时常是法西斯式的势力所推动,而不管是否被西方帝国主义所操纵。在这个问题上,也只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革命,提出建立真正民主的联邦或邦联的解决方法,来打破社群仇杀和报复的循环。这个联邦或邦联的解决方法,保证少数民族的民族权利,而且为各民族的工人之间的团结创造条件。这对东南亚、南亚、中东和巴尔干半岛各国特别适用。

 

    对托洛茨基而言,不管各依赖国家的社会矛盾有多深远,革命从来不是“必然的”,而是资本主义危机或贫穷加剧的“必要的”产物。人所能推进的,只是作出一个有条件的建议:当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革命——在不断的过程中——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南部国家、边缘资本主义国家就不可能开始解决那折磨它们的“圣经所说的”(借用埃内斯特‧曼德尔的一个表达语)以下问题:贫穷、苦难、失业、社会不平等、种族歧视、食水及食粮的短缺、帝国主义统治、专制政权和大地主对土地的独霸。

〔按:本文作者米歇尔‧勒维(Michael Lo wy)著述甚丰,其中最主要的有:Combined and Uneven DevelopmentVerso出版社,伦敦,1983年)

 

〔译自《国际观点》2000910月合刋〕

 

注释:

1〉关于巴武士与托洛茨基的分歧,见Alain Brossat, Aux origins de revolution permanente: la pense s poitique du jeune Trotsky》,巴黎1974年版。关于列宁、罗莎‧卢森堡和托洛茨基三人之间的思想的趋同和歧异,见Norman Geras 的出色的书《The Legacy of Rosa Luxemburg》伦敦,新左派出版社,1976年版。

2〉托洛茨基,《1905年》,企鹅出版社,伦敦1973年版。

3〉托洛茨基,《Results and Prospects》(总结与前瞻)。该文刋在《The Permanent Revolution》,寻路人出

版社,纽约,1969年版,第63页起。

4〉托洛茨基,《Results and Prospects》,同上书,第36页。

5〉像列宁会在以后写道,“就是布尔什维克,…凭借无产阶级的胜利,帮助农民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底”。

6〉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

7〉同上书。

8Harold Isaac,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中国革命的悲刻》),Seeker and Wauburg出版社,伦敦,1938年。见托洛茨基在该书上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