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托洛茨基 其人
自信,對他的歷史任務的信念堅定不移,對人對己都很嚴格，對物質特權和對人生的小型苦樂並不關心：這些是托洛茨基在歷史書和報告中(當然除了斯大林主義的詆譭以外)的主要形象‧這個形象並非虛構‧它反映托洛茨基的個性、強處與弱點的某些方面‧但是，這些只是部分而已‧它們所描述的，不是托洛茨基整個人，他的積極參與了四十五年的世界歷史‧
在他一生的鼎盛時期，他知道怎樣直接與群眾通話，可能比這個世紀任何其他社會主義領導人更直接。若雷也是一位偉大演說家，也許比托洛茨基還要偉大，但是他從來沒有機會直接向革命群眾說話。有這樣做的能力不只是演說方面的天賦，那是卓越的政治天賦。上面所提的他性格的這些方面，並不向我們顯示這樣一個人：在政治勝利的時期，他能夠保持千千萬萬人的同情和無止境的贊美，而在最痛苦的失敗時期，他能夠爭取、保持許多人的緊密友誼。它也沒有向我們顯示這樣一個人：在最大的個人失敗和最痛苦的失望後、他仍然能夠表達他的歷史樂觀主義，他對人類前途的信念、他對建立一個非暴力社會的信念、他對自然、藝術的美幾乎像孩子般的摯愛和他對生命的無可動搖的肯定。
他在1940年2月所寫的遺囑，用以下的句語作終結：
“娜塔麗亞剛從院子裡走到窗外，將窗子開得大一點，使更多新鮮空氣自由地進入我的房間。我能夠看到牆下鮮綠的草叢、牆的上面青藍的天空以及到處的陽光。人生是美麗的。讓後代的人清除一切邪惡、壓迫和暴力，充分享受人生。”〈1〉這種對一個非暴力的未來社會的信念，在當時那兩個大謀殺者希特勒和斯大林似乎快要得勝的時刻，並不是人人都可了解的。
托洛茨基像他之前的馬克思、恩格斯那樣將“我是一個人，沒有人性的事情對我是不相容的”這句古羅馬格言施用在他自己身上，是不能被本章開頭所列的各個性格特徵
所合適地描述的。他的個性、他的思想、他的行動和他的情感都是受到以下三個特徵所決定性地影響的：(1)一個自發的、在其生命的很早時期即為工人階級及其解放而獻身的、反對一切形式的非正義和壓迫的
反叛精神；(2)一個同樣是自發的、對理性、對以了解解釋社會現實為改變社會現實的先決條件
的強烈欲望；(3)一個始終如一地把世界和歷史看成為進步與後退、革命與進化、革命與反革命、理性與非理性、人道與非人道正在進行不斷的鬥
爭的矛盾過程、其結果我們無法準確預測的觀點，換言之，一個獨一無二地、深刻地辯證的觀點。
托洛茨基性格的這三個基本特徵使他成為一個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一個嚴厲地批判第二國際的政治宿命論，認為我們世紀的戲劇中的一個決定性角色屬於歷史中的主觀因素的馬克思主義者。〈2〉這些特徵也包含了一個強烈反教條主義的因素，一個這樣的確信：只有我們的政治行動的長期結果才將會讓我們對它們的合理性、有效性或者歷史正當性作出判斷。這就是為什么在他一生中他在政治上不像列寧那樣自信。他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的某些關鍵時刻，躊躇為他的信念而立刻、堅定地戰鬥。他的親密朋友之一，越飛〈3〉，在他的遺囑中寫出了這點。
他有非凡的知識能力和文學才能。他不顧他的健康較差，仍舊精力充沛，保持比常人多的工作量。他嚴格律己，而且期望他的最親密朋友和同事也能如此。他在政治上的堅強、他的尖銳的辯論和他辛辣的譏諷文體都使人想起列寧，不過有一個重要分別：他比列寧更甚，而且包含一個個人特徵，使日後的調和更加困難。蕭伯納有一次以他特有的諷刺語調說，托洛茨基把他的敵手們的頭砍了下來，以證明他們的肚子裡一無所有。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只發生了五次這樣的調和：在1919─22年時期與布哈林，在1925─27年與他的內弟加米湟夫的短期調和；與他的親密私人朋友，法國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羅斯(Alfred Rosmer)的長期友誼〈4〉；1917年二月革命後與列寧；在他在世最後一段日子中與莫里弗(Raymond Moliver)和法蘭克(Pierre Frank)。雖然他覺得他的政治觀點比布哈林、加米湟夫和羅斯等人優越，他在1917年以後與列寧的關係，是一個有才幹的同僚、學生與他的老師的關係。這個態度在1917年後在與列寧的分歧中也沒有改變，例如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及工會問題的爭論上。他在爭論之後尋求調和的能力有限，意味著他在團聚一群有獨立思想、能不顧他的巨大權威仍然願意批評他的幹部方面，沒有像列寧那樣的成功。他最親密的同僚們，與同列寧共事的那班人比較起來，是更均勻的、如果不是堅如磐石的一群人的話。當然，也從較少數目的人們中去選擇。可是有重大的例外。1917年的麥日拉約恩卡團體包括像盧那查斯基、馬努伊斯基、里亞扎諾夫、烏里茨基、佩特羅夫斯基、越飛和沃洛達爾斯基等人物。雖然盧那查爾斯基以後對托洛茨基批評得很厲害〈5〉‧馬努伊斯基日後變成斯大林主義者，烏里茨基、沃洛達爾斯基和越飛都仍然是終生朋友。內戰時期與他同在那部出名的火車上工作的人們，特別是斯克梁斯基、布托夫、謝爾穆克斯和他的秘書，後來被斯大林逼到自殺的格拉斯曼到最終仍是政治上的同志。左派反對派在1923年至1932年之間的領導層包括像賴可夫斯基、別洛鮑羅多夫、斯米爾諾夫和姆拉奇可夫斯基那樣的出名人物，這些人在這十年中組成了一個盡職的領導班子。在普列奧勃拉仁斯基、皮亞塔可夫、拉狄克和斯米爾加等人向斯大林投降之前，托洛茨基也與這些出名的布爾塞維克領導人密切地工作了八年。在第四國際的準備，建立期間，他與像斯內夫利埃特、安德雷斯‧寧、陳獨秀、詹姆士‧加農和萊翁‧利索爾等共產國際前領導人密切工作了許多年，不顧與他們的意見分歧。〈6〉
雖然他進行政治爭論的態度是強硬的，他在他的家人和朋友的圈子中郤是特別溫暖的。這是大多數與他共事過的人們所強烈著重的。以下是熱昂‧范里耶努爾特對他的描述：
“對訪客及所認識的人們，托洛茨基是特別友善的。他講話、解釋、做手勢、問問題，有時候真正是有魅力的。‧‧‧在1932年至1939年之間在我所見到的托洛茨基的訪客中，只有里維拉(Diego Rivera)托洛茨基對他最溫暖最坦率。他從來沒有對任何人像對里維拉那樣的信任、自然和放鬆。”〈7〉
安吉利卡‧巴拉巴諾夫著重於他的謙遜：“人通常不是根據他或她的品質或缺點作出評價，而是根據與他或她的接觸愉快或困難而評價的，因此對托洛茨基的評價時常是片面的或不公正的。例如，很少人知道他被加於自身的貧困。如果當年他願意利用他的地位使他能享有他的地位所應有的特權的話，他及他的家人可能會生活在較好的環境中。”〈8〉
馬克斯‧伊斯曼雖然對於在普林基博與托洛茨基會面的一般印象十分不好，但是承認“托洛茨基是他所知道的所有出名馬克思主義者中最謙虛的一位。他從來不自吹自擂，從來不說到他自己或他自己的成就，從來不在會話中強迫對方接受他的意見”〈9〉
這個在強硬的辯論家與謙虛的人之間的，明顯可見的矛盾，在我們回憶起托洛茨基做人的一個重要特徵的時候，就自行消解了。他做人的這個重要特徵是：他要求為他自己的私人生活，為他自己的豐富的、各種各樣的個人興趣和感覺，保持一個自由的、與他的政治承諾分離的空間。這是他與馬克思和恩格斯共有的一些東西。在所有偉大的社會主義者們中，可能是羅沙‧盧森堡掌握這點比包括托洛茨基在內的所有其他人都好。布哈林在這方面很像托洛茨基，不過他的興趣不是很多種多樣的，不是很深刻的。列寧有同樣的要求，但是他把這種要求看成為一種誘惑。他是所有偉大社會主義者們中最政治化的一位，他的所有活動都依據專一的目的。這種對一個人的私人生活的任意約束，是否加強了這個人的政治判斷，或者是使這個人的政治判斷變成模糊，我們還不能從具體歷史經驗中得到清楚的答案。伊薩克‧多依徹在他所寫的托洛茨基傳記中描述了托洛茨基在維也納與他的妻子及兩個孩子一起居住、並且任讀者眾多的激進自由派報紙《基輔思想報》的記者時的多種興趣和活動：
“根據報導，這個家庭過的是平靜而快樂的生活。這位革命雄獅是一位忠實的丈夫、慈愛的父親。因為他急於要幫助他的妻子、使她能夠追求她的藝術興趣和了解俄國僑民的政治生活，他幫忙做家務、養育孩子。後來，當孩子們上學了，他定期幫忙他們做家庭作業，甚至在他全家搬到巴黎，在戰火正濃的年月裡，他仍抽出時間這樣做。就謝多娃而言，她重新在維也納對她的丈夫進行藝術教育，這是她1902年已在巴黎開始、但是起頭沒有成功的工作。夫妻倆一起在伯格希洛斯和在維也納各畫廊所收藏的豐富的藝術作品之間度過了許多日子。他對藝術的興趣明顯地正在增加：在他到巴黎、慕尼黑或倫敦去參加政治會議的時候，他時常會偷偷地跑到羅浮、泰特美術陳列館或其他地方去參觀那裡的藝術收藏品；他在這個時期的文章，特別是他為《基輔思想報》所寫的評論維也納年度展覽的文章中，顯示出他對歐洲藝術思潮有比一般涉獵者稍高的欣賞力。當政治與新聞報導的工作只需要他的一部分時間的時候，他也擴大了對於法國、俄國小說、對於德國詩歌早已是廣泛的通曉；這也反映在他當時的文學論文上”〈10〉
托洛茨基在對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們的描繪中，讓大家注意到革命者在純政治和心理這兩方面的特性：“我所會面的是戰前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中的傑出人物，是議員、作家及記者。在那些會面中，我學到了理解，在一個人的腦子中可以包容各個成份的特大變化，以及在僅僅對一個體系某些部份的消極同化與對整個體系在心理上完全再創造之間、與根據一個體系的精神對這個人再教育之間的巨大距離。馬克思主義者的心理只能在社會大災難，與傳統和習慣作出革命性決裂的時代中形成；可是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往往顯露他自己是一個像研究法律那樣學到馬克思理論的某些部份、靠從《資本論》中學到的皮毛過活的庸人。在舊的、帝國的、等級森嚴的、徒有虛偽的、微不足道的維也納，馬克思主義院士們寧可以一種感官上的喜悅彼此稱呼為‘Herr Doktor’(博士先生)，。工人們時常稱呼這些院士們為‘ Genese Herr Doctor’(博士先生同志)。我與這群上層份子中任何一個人從來沒有作過一次真誠坦率的交談，雖然我是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成員，出席它的各種會議，參加它的各種示威遊行，為它的各種出版物寫文章，而且有時候以德語發表簡短演說。我覺得與社會民主黨的各領導人格格不入，我反而發現在會議中或在五一示威遊行中十分容易與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們進行交談。”〈11〉
托洛茨基性格的這種多面性使許多觀察者驚異。比利時社會民主黨領袖亨得利克‧德曼承認他自己難以相信托洛茨基在建立紅軍時扮演了領導角色。他認識托洛茨基是在後者在維也納流放的時候。他覺得托洛茨基在第二國際布魯塞爾局開會時的樣子像典型的“神經質的、不能律己的咖啡館文人”。〈12〉他看到了這個形象並不符合1917─20年的托洛茨基。他就以他典型的半馬克思主義的看問題態度作出結論：革命會改變一個人的性格。當然，他沒有看到，這個在每一個歷史人物的生涯中所顯示出來的新特性的核心，必定早已在過去存在。
這個多面性，以及它的所有弱點，不應該掩蓋我們對他在歷史中角色的全面判斷。他對他的歷史任務的確信，並不是由於他誇大了他自己的重要性。托洛茨基在以下幾個世界歷史的轉折點中扮演的角色，因為社會與個人發展的交互作用，是只有他才能扮演的：〈13〉
1.十月革命之前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中、在彼得格勒衛戍部隊的兵士們中間的幾個決定性的星期中，以及在十月暴動的決定性日子和時刻期間，和在暴動與民主選出的第二次全俄蘇維埃大會之間的具體聯繫上。
2.在紅軍的建立上，和在決定那個會導致內戰的勝利、導致蘇維埃政權鞏固的政治、社會戰略上(1918─1920年)。
3.在他早先對黨、國家和工會內部的官僚化程度的認識上，和在他決定對支持這個過程的斯大林派，發動不妥協的鬥爭上(1923─27年)。
4.在他對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勝利代表一次有歷史意義失敗的認識上，和在他以“從上和從下來的”聯合陣線阻止這個失敗的企圖上(1930─33年)。
5.在他面對著國際勞工運動的歷史性失敗這個將要籠罩著每個人的‘世紀的午夜’的時候幾乎無希望地試圖挽救革命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連續性上(1936─40年)
托洛茨基曾經經常被人指責為教條主義，例如被法國哲學家梅洛─蓬蒂、美國哲學家約翰‧杜威和他的傳記作者以色列人巴魯奇‧克內一帕茲。這個指責是以對科學的不正確了解為依據的，而且提出一個有關認識論的基本問題。科學的理論永遠是試探性的；它們都是實行中的假設。這些假設一定要有內在的一致性，而且能夠被經驗的資料所證實或證明為虛假。因此，教條主義(即拒絕讓一個假設接受這樣的核實過程)和絕對懷疑主義都是不科學的。但是，一個假設的科學性可不能被否認，假如這個假設，例如資本主義生產過剩危機的內在的、影響全系統的特性的論點，已被歷史經驗所證實。否認這個假設的科學性會等於退向非科學的迷信。托洛茨基對這個論點，對其他同樣是科學的，與了解這個世界極有關係的論點的保衛，並不表示教條主義，而表示他對科學的認真。
另一個指責，例如由悔格─蓬蒂所作的，是與據說原先來自馬克思的客觀主義問題有關的：“對於某些認為他自己知道未來的人而言，個別事件是沒有意義或重要性的；不管怎樣，未來總會表現”。但是這個結論是不對的；它是一個邏輯上的謬論。讓我們假定，有人認為歷史的可憑經驗來證實的(和已被經驗所證實的)規則性是理所當然的。為什么這個人在有了新的，與經驗有關的證據的時候不能夠以批判的眼光來檢驗這些規則的真實性呢？
在這個對馬克思主義的‘主觀主義’──有時被描述為托洛茨基的救世主似的預言──的背後，隱藏著缺乏對馬克思主義的兩重性的理解。馬克思主義將嚴格的科學和絕對命令結合起來，被年青的馬克思公式化、年邁的馬克思重述和完全重申為：“推翻人在一切環境中成為一個被降低了人格、被奴役、被忽視和可鄙的人的一切環境的絕對命令”。〈14〉
托洛茨基在他的《戰爭中的蘇聯》(1939年9月25日)一文中，以古典的引人注目的方式來表達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兩重性：“如果不管怎樣大家都承認目前的戰爭不會引起革命而會引起無產階級衰落的話，那末就剩下另一個可能性：獨佔資本主義的更加腐爛，它更加與國家融合 ，和不管在那裡所剩餘的民主之被專制政權所代替。
“歸根究底來說，這個歷史性的選擇就是：要麼斯大林政權是在轉變資產階級社會為新社會的過程中一個令人憎惡的重新墮落，要麼斯大林政權是一個新剝削社會的第一階段。如果第二個預測證明是正確的話，那末，官僚層將會變成一個新剝削階級。不管實現第二個遠景會是怎樣艱巨的工作，如果世界無產階級證明它自己不能夠實現發展的過程所交給它的歷史任務的話，那末除了承認以資本主義社會的內部矛盾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社會綱領只不過是烏托邦以外，沒有其他的解釋了。不證自明的是：為了保衛極權主義官僚社會的奴隸們的利益，我們需要一個新的‘最低’綱領。”〈15〉
以上論點的第一部份證明馬克思主義的完全的科學性。第二部份證實了絕對命令的有效性，即使是在特別情況之下(可喜的是，這種特別情況還沒有發生)。《托洛茨基文件》的編輯者詹‧梅哲相信，他已在托洛茨基的個性中發現了一個大矛盾，即他的歷史的和立即的政治角色之間，戰略家和策略家之間的緊張狀態。〈16〉這個緊張狀態無疑是真實的。但是它不是托洛茨基所持有的特徵和弱點。它是人頪一般的特徵。
人類的某活動總是(有意識地、半意識地、無意識地)朝向某個目標的也即是實用的。人類活動的目標總是要在人與自然或與庄會的關係中為個人(或整個人類或社區)的存在條件帶來某些改變。但是在開始的情況的辯證中，主動主體和最終結果，客體以及主體都被改變了。最終結果決不可能恰好是開頭所預測的，而可能與當初所想要的完全相反。我們對結果的判斷可能因時而異。短期成功可能到結果是長期失敗，短期失敗可能會是長期成功。另外，人類的每一個活動不只是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另類途徑。不去想辦法，保持被動，也能影響我們自己的及其他人的生命。經院哲學家十分正確地認為疏忽之罪應該與真正犯罪一樣受到斥責。
我們能從這些一般的觀察中得到的唯一結論是，完善的、能達到目的的政治行動──完善的戰略和完善的策略──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我們所能做到的是在各種優先考慮的事情中間，根據最佳的認識，作出最佳的選擇。托洛茨基就是這樣做的。但是最佳的並不是完善的。那些在托洛茨基的身旁為著延續活生生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為著建立一個革命的國際而戰鬥的人們，以及那些在他死後繼續這個工作的人們，一般地都被稱為托洛茨基主義者。這個名稱本來是他的反對者所起的。〈17〉托洛茨基本人從來沒有用過它。第四國際的支持者寧可稱他們自己為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因為他們認為，除了托洛茨基以外，二十世紀其他的偉大社會主義者們，都對革命的理論和戰略有著巨大的、有價值的貢獻。但是他們並不因被稱為托洛茨基主義者而受窘迫，反而很高興地如此稱呼他們自己。對他們而言，托洛茨基並不是一個應在四大偉大人神殿中替換斯大林的新偶像。他當然不是永不犯錯的政治教皇。像馬克思、恩格斯、盧森堡、格拉姆斯齊等人一樣，托洛茨基也犯過一些分析上及政治上的錯誤。我們今天的任務是要批判地檢驗這些錯誤，而這樣一種批判就是近代革命社會主義的一部份。
但是，根據這個世紀的全部歷史經驗，各托洛茨基主義者都會聲稱，在所有的思想家和社會主義者之中，最清楚地認出我們這個世紀的主要問題、並對這些問題提出最佳解答的是托洛茨基。今天為這些解答所作的鬥爭，對於人類的前途而言，是與在1906年、1917─23年或1936─40年所作的鬥爭一樣重要的。
在西歐的左派中，反托洛茨基主義的偏見仍然很重。我只要舉出一個有趣的例子。在德國，貝恩特‧拉貝爾及其同僚們，在重新出版庫特‧曼德從1920年代以來關於改良主義的思想和社會背景的、有趣的文章方面，功不可沒。庫爾特‧曼德爾鮑姆在1928年得出結論說，“從俄國開始的那個革命的社會主義的成功將要依靠無產階級在各工業發達國家的勝利”。〈18〉也許是由於缺乏資料，他沒有提到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或者他們反對一國社會主義理論的鬥爭。現在，經過了三十五年以後，拉貝爾及其同僚們在他們對重新出版曼德爾鮑姆著作的評註中也忽略了托洛茨基。他們列出羅莎‧盧森堡、路卡克斯、科須和曼德爾鮑姆，但沒有列出托洛茨基以無產階級的自我組織、自我活動為基礎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概念(戰略)的泉源。從任何觀點來看，這是不能令人接受的。
在托洛茨基被暗殺的50週年之後幾個星期﹝1990年﹞，蘇聯電視播映了一部關於托洛茨基的傳記式影片。影片的名字是(從他的遺囑中取來的)《生命是美麗的》‘Life is Beautiful’)。在這部影片中他被描繪為一位溫暖、謙虛的人。在1990年8月17日，蘇聯《消息報》登了一篇關於托洛茨基的文章篇文章，描述托洛茨基為“一位偉大而無可指責的革命家”，黨和國家的第二號人物。
在托洛茨基被殺後的次日，德國作家阿諾德‧茨魏格寫了一篇令人感動的訃告。50年以後，在1990年，這篇訃告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發表了：“列寧的逝世，對這位他習慣於稱之為‘筆桿子’的人來說，對一位具有在曾被斧頭擊碎其頭臚的人們中最有價值、最有組織能力的頭腦的人來說，是一個重大打擊。托洛茨基從孟什維克走向列寧。他帶來了他的全部的能力、才智和革命熱誠‧‧‧。
托洛茨基，畢其一生，為所有愛人類文明的我們而鬥爭，對於所有愛人類文明的我們而言，這個文明就是我們的國籍。他的兇手不管是誰，在殺他的時候，是要毀掉這個文明，我們的祖國。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把托洛茨基畢生所從事的工作從始終存在的腐爛的威脅中挽救出來。對托洛茨基而言，畢生所從事的工作是世界革命：如果以不過份、簡單的方式來表達的話，這意味著將人類文化推廣到數以億計的文盲，或著，像盧那查爾斯基所表達的，它意味著所有這些人民的眼中有著一個不同的表達方式。”
南非作家羅納德‧西格爾以十分相似於阿諾德‧茨魏格的格調來總結他的批判性的托洛茨基傳記：“﹝托洛茨基﹞為人民的權力而發言，反對那些為國家的權力而發言的人們。他發言反
對那些要其他人順從的人們享受特權。他對那些以他們的思想獨尊的人們發言，要求思想的解放。他向那些只知道為對異議的威脅而說話的人們發言支持不顧代價進行抵抗的意志。
“就是以這個革命的聲音，托洛茨基仍舊為人類而發言。‧‧‧他對這樣一個世界發言，在這個世界中，有些國家的倉庫裏堆積了如此多的剩餘食物，其容量要用從地理學上借來的名詞來描述；但是在離它們幾小時噴射機航程的地方，饑災不需要護照即可穿越邊境。而且只要財富在創立一個宣佈它自己是一個自由的泉源、但是提供財產的限制的制度的過程中不到充裕的程度，他就要發言。‧‧‧
托洛茨基相信，人只有不得不認識到圍繞他們的籠子才找到脫逃的方法。而且他特別打擊了心中的這樣的籠子：把贖罪交托給另一個世界來保管的原罪的籠子；或者報告過往的重覆的警告、報告未來的相應的約束的、永久的原始獸性的籠子，他仍然為對人的想像力和理性的允諾而發言。‧‧‧
“在一個有這么多各別的無效行動的時代中：當這麼多智識份子坐在事件的邊緣哀叫、這麼多藝術家轉頭不看而忍耐其情感的時候；當政治是白領職業的一個特別形式、當士兵要求兵權的所有道德投資的時候：托洛茨基就是那個基本的革命家、完整的人具有創造力的證明。‧‧‧在他下台後的長時期中，托洛茨基始終對他自己忠實，以他對生命的熱愛來回答他周圍的那麼多的死亡，以他的信念來回答這樣多的絕望。而且他是以這個精神為人類的喜悅和反抗而言的對於這些喜悅和反抗,是沒有一次失敗能夠阻止的。”〈20〉
從阿諾德‧德茨魏格和羅納德‧西格的評價推衍下去，我們就會對托洛茨基的歷史角色作出以下的總結：他體現了那個不屈不撓的、不顧對他自己的命運的任何影響仍要抵抗今日世界上一切非人道的事物的意志。這個意志最清楚地表現在他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法西斯主義和反對斯大林主義上面。這種抵抗的意志，這種抵抗的文化，是與對宿命論、順從或拍馬的堅決反對一起存在的。那是建基在科學上和道德上都是堅實的信念上：有效、集體的抵抗有時是可以成功的，因為在特定情況中，工人階級有能力勇敢地面對和推翻壓制的統治關係。為這一點創造必要的組織方面的先決條件，是抵抗的文化的一部份。
經過了七十年的謊言和誹謗，經過了五十年的沉默：歷史的磨坊慢慢地磨，但是它是在磨。鑒於現時在俄羅斯和在世界上所發生的一切事情，我們沒有任何懷疑，歷史將會還給托洛茨基完全的公道。
(全文完)
註 釋：
〈1〉《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年》，紐約1969年及 1973年版，第139頁。
〈2〉這在第四國際過渡綱領中是以以下方式表達出來的：
下一個時期──一個從事鼓動、宣傳和組織的革命前時期──的戰略任務在於克服革命客觀條件的成熟和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不成熟性(老一代的思想混亂和失望，新一代的無經驗)之間的矛盾。‧‧‧
“人類歷史的危機還原為革命領導的危機。”
(《第四國際文件》，紐約1973年版第182及181頁。)
〈3〉托洛茨基在維也納流放時與越飛結成朋友。越飛是一位受過教育、多才多藝的革命社會主義者。他在當時患了一種神經紊亂症，正接受佛洛伊德的學生阿德勒的治療下。他使托洛茨基知道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學的重要性，這門學問便成為使托洛茨基終其餘生深愛的科目之一。越飛不顧他的健康問題，在十月革命和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和平談判中扮演了一個主要角色。後來他成為一位出名的蘇維埃大使。他在1927年自殺身亡。他的喪禮成為左派反對派在莫斯科的最後一次大示威遊行。他和賴可夫斯基都是托洛茨基在1917年至1927年間的最親密政治及私人的朋友。
〈4〉羅斯(Alfred Rosmer)是法國共產黨創建人之一，在1920年至1922年之間曾任共產國際行委員會委員。他曾是左派反對派一位成員，直至1930年因與多數派發生政治和組織的分歧而離去。他在1936年成為托洛茨基的私人朋友。
〈5〉見盧那查斯基在其《革命份子的剪影》(倫敦1967年版)一書中對托洛茨基的描寫。
〈6〉托洛茨基與共產國際領導人、印尼及中國共產黨的共同創立人斯內夫利埃特的親密友誼延續了7年。他們在1937年因西班牙革命問題的意見分歧而失和。詹姆士‧加農是美國共產黨的領導人，萊翁‧利索比利時共產黨的共同創立人、領導人。陳獨秀是中國馬克思主義之父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人。莫里弗和法蘭克都是托洛茨基在1930年至1936年之間的工作班子中最親密的成員，但是因對法國當時局勢的不同策略問題而與托洛茨基失和。
〈7〉范黑耶努特，《在托洛茨基近旁的七年》，巴黎1978年版，第47頁。
〈8〉安吉利卡‧巴拉巴諾夫，《對列寧的感想》，密歇根1968年版，第132頁。
〈9〉馬克斯‧伊斯曼，《偉大的同伴們》紐約1959年版。
〈10〉伊薩克‧多依徹，《武裝的先知》，牛津1970年版，第184頁。
〈11〉《托洛茨基自傳》，紐約1960年版，第208─9頁。
〈12〉亨得利克‧德曼，《逆流而上：一位歐洲社會主義者的回憶錄》，斯圖加特1953年版。
〈13〉關於個人在歷史中的角色這個複雜問題，見曼德爾在倫敦1986年版的《新左派評論》(總第157期)上的‘佪人在歷史中的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戰實況》’一文(在該期第61─79頁)。
〈14〉見在《早期著作》中的《對黑格爾的權利哲學的批判的導言》一文，Harmondswarth1975年版，
第251頁。
〈15〉《保衛馬克思主義》，紐約1973年版，第9頁。
〈16〉詹‧梅哲，《托洛茨基文件》，海牙1971年版，第二卷，第843─5頁。
〈17〉‘托洛茨基主義’這個名詞第一次是由資產階級─自由派政治人物、立憲民主黨的首領密留可夫所起的。
〈18〉庫特‧曼德爾鮑姆，《社會民主主義與列寧主義》，柏林1990年3、4月號，第317、326頁。
〈19〉《意識與形式》1974年版，第25頁。
〈20〉羅納德‧西格式，《托洛茨基的悲劇》，1983年Harmondswarth版，第404、405、40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