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刘家良叔李平
1941年秋，我从香港到上海升大，当时去升学的青年不少，如林植权、郑鳯韶、刘宽德、刘宽全、刘大汉等人，考入各所大学。这当中，有的和我一样，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SY），有的是同情者。到上海后，有位40来岁的长辈，热情地接待我们，他就是刘家良，广东中山人，北大学生，从事托派活动被国民党逮捕，抗战爆发时释放出来，如今是托派多数派的第二号人物，大家把他尊称为“良叔”。他平易近人，对人关心体贴，语重心长，给我们谈学习，谈时事，讲马克思主义，有声有色，大家都很喜欢跟他一起。
我考入大夏大学，但到年底，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上海的英法租界沦陷后，父亲从澳洲给我的接济中断了，所以我只读了一年就辍学了。
有一天，良叔找到康君和我到公园去，在没有人的地方，很严肃地与我们商量一件事：由于上海租界沦陷，我们的铅印《斗争报》不能出版了，只能用油印出版《校内生活》（党内部刋物），这个任务想交给你们去做，这是一项重要的而且是保密的工作，你们要认真考虑一下，你们认为怎样？我们愉快地接受了任务。良叔还说：有个附带的任务，由于日伪随时入屋搜查，因此许多书籍不便存放在家里，想由你们开个书摊，摆放这些书本，普通的可以摆出，重要的就用麻袋装着，你们还可以利用这书摊卖卖文具之类，维持生活开支。我们也都同意了。良叔还再三交代：这是一项保密工作，从此你们不与其它人来往，也不告诉任何人，我会单綫与你们联系的。就这样，我们接受了一件神秘而又严肃的工作。
良叔亲自和我们一起，在白克路菜场里租了一个原来卖学生文具用品的小铺位，十分合适，不久运来了许多书本，有的放在书架上出售，有的则封存起来，橱窗里有文具，后来我们还去食品厰买来面包出售，两个年青人就好像在做小生意。
良叔与我们单綫联系，要出版《校内生活》，就亲自把稿件送来，然后康君或我留在家里刻腊版，等到刻好后，两个人一起油印。那时候做秘密工作，是不用油印机的，只用一块磨平了的胶皮钉在小板上，粘上油墨后就往胶腊纸上刷，没有油印机，收藏起来方便得多。由于只印二三十份，也很方便。当时的《校内生活》主要是一些争论文章，与少数派争论，抗战问题也与陈独秀争论。抗战初陈独秀出狱后，积极宣传抗战，要派王凡西到军队里工作，参加民族解放战争，却遭到共产党的恶毒污蔑和攻击，无中生有地污蔑陈独秀拿日帝津贴，是汉奸卖国贼，迫使陈无法活动。而在上海的托派，在日帝的铁蹄下，连《斗争报》也不能出版了，油印的《校内生活》，只供大家讨论争辩。
那时候，良叔与我们联系，每周或半月碰头一次，他常拿着英文版伊罗生的《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给我们讲1925—27年的大革命史，后来他把此书翻译出版了。我们看到良叔写的文章，都是写在学生练习簿上，密密麻麻的，极少删改，小标题是最后才加上的。我们也看到他的好几本读书笔记，研究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也都是密密麻麻的写在学生练习簿上。他的思路十分敏锐和清晰，智慧是超人的。
这旧书摊大约开了一年左右，局势逐渐平静，书本可以放进仓库了，书摊便失去作用，于是关闭了书摊。我先去学校教书，后来到体育会去管理图书。《校内生活》则由康君负责，油印时我去帮忙。
由于良叔时常到我们家里来，房东看见我们是一家人，都是规规矩矩的好人，对我们非常客气，后来前楼空着，房东就怂恿良叔搬到这里居住，良叔也竟然租下了前楼，我和康君住在三楼亭子间，大家更密切了，其实这是一次疏忽，在那秘密工作时期，随时有被敌人破坏可能，怎可以大家住在一起呢？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1944年夏，小沙渡路一间绸厰，老板无故开除工人，激起工人公愤，几个工人停下工作向老板说理，老板竟然报告了巡捕房，结果把几个带头罢工的工人抓去，这当中有我们两位同志：秋大姐和罗真。
我们还有一位到工厰工作不久的杨玉琼同志，她自告奋勇，亲自送饭到巡捕房给工人代表吃。捕房的“包打听”看到她戴着近视眼镜，讲的是广东口音，怀疑她是共产党，报告日帝宪兵，便把她抓了起来。这位女杨从香港来，响应“到工人中去”的号召，才到绸厰工作不久，她从没有经过斗争的经验，一经严刑拷打，神经就错乱了，便胡乱交待了刘家良和郑松的住址。日伪便四处抓人！
幸而绸厰罢工发生后，尤其是女杨被捕之后，组织考虑到她没有经过考验，凡她知道地址的人，良叔和郑松都已及时转移，却抓了租屋的保人高擎宇，和在良叔家里搜到体育会免费洗澡的证件，辗转抓到我和康君。那天我刚送良叔到吴淞口，他一家人乘船逃往温州，回来后我就被捕了。我们六人被捕后，巡捕房就把几个工人放了。我们被关押在福州路警察总局，日帝的特高科对我们严刑逼供，那时杨玉琼已是个疯女，高擎宇一副生意人的模样，我和康君即使被拳打脚踼，灌水逼供，对刘家良现在何处，一问三不知！因而再没有连累其它人。后来日伪也相信我们并非共产党人，一无收获，关押大半年后就交保释放了。杨玉琼则由秋罗两人把她送进松江疯人院，后来听说她逃了出来，赤身露体，死在马路旁，日本帝国主义又欠下一笔血债！
这次绸厰罢工事件，我们先后有六个同志被捕，幸而良叔与郑及时转移，没有被牵连。听说敌人逮捕高擎宇时，彭述之也在他住处，闻声奔上天台，跳到另一幢楼的天台上，险些儿也被抓去或跌死，否则，彭刘两位领导人遭殃，组织也就遭到致命打撀了！
我反思，当年在敌人的铁蹄下，革命者只能作隐蔽性的斗争，公开的罢工斗争会付出重大代价的。
抗战胜利后，良叔从温州回到上海，那时候中国托派公开出版《青年与妇女》（后改名《新声》）和大型理论刋物《求真杂志》，组织上有了很大的发展。良叔是两个杂志的编委，每期的《求真》上都有他的长篇政论文章，笔名为“刘少严”、“海生”等。良叔由于积劳成疾，身体很不好，他住进仁济医院时，我拿着鷄汤去看望他，他很高兴，还是非常关心我的学习，给我出题目要我写文章，后来我在《青妇》上发表的《家长制教育的危害》，就是他在床上指导我写成的。
1949年初，那时我在国民党监狱里，上海解放前夕，良叔等中央负责人撤退到香港去了。我释放后回到南方，后来到了香港，那时良叔已去了越南，想在越南居留三年后即可到法国定居。但惨痛的噩耗传来，良叔不久便在越南遇难。关于遇难的经过，陈碧兰当时与他同在越南，据说她后来在所写的回忆录中敍述，良叔接受越盟占领区一个参谋长（以前的托派份子）的邀请，去讨论发展托派运动问题，说保证有军队护送，但在开完会后便把良叔等人逮捕，良叔后来便在狱中逝世。在他应邀之前，碧兰夫妇曾坚决反对他去，他自己也曾动摇，但在越南同志的坚持下，良叔为责任心所驱使仍决定去。结果，他便为了事业而在壮年犠牲了，时年还不到五十岁。
在抗战时期，良叔曾撰写了许多篇文章，坚决支持抗战，反对少数派对抗战的「革命失败主义」；也反对当时的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集产主义的理论，而坚持苏联是官僚主义堕落的工人国家这一传统意见，继续主张无条件保卫中国和苏联的一贯立场，从而在政治上、组织上保卫了托洛茨基主义。
良叔原在北大时，有个妻子，生下一个女儿，被捕以后人各分散，抗战时被释放后，他曾四处寻找，音讯渺然。后来他与梁廷结婚，生下两儿子，大儿子刘海生，解放后是上海虹口区教育局长，但英年早逝。小儿子是残疾人，很少时就死了。几十年后，良叔的前妻生下的女儿，到上海来寻找爸爸的下落，她已是东北某话剧团的名演员，后来找到郑超麟老人，才告知她刘家良己在越南犠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