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劉家良叔李平
1941年秋，我從香港到上海升大，當時去升學的青年不少，如林植權、鄭鳯韶、劉寬德、劉寬全、劉大漢等人，考入各所大學。這當中，有的和我一樣，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SY），有的是同情者。到上海後，有位40來歲的長輩，熱情地接待我們，他就是劉家良，廣東中山人，北大學生，從事托派活動被國民黨逮捕，抗戰爆發時釋放出來，如今是托派多數派的第二號人物，大家把他尊稱為“良叔”。他平易近人，對人關心體貼，語重心長，給我們談學習，談時事，講馬克思主義，有聲有色，大家都很喜歡跟他一起。
我考入大夏大學，但到年底，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太平洋戰爭，上海的英法租界淪陷後，父親從澳洲給我的接濟中斷了，所以我只讀了一年就輟學了。
有一天，良叔找到康君和我到公園去，在没有人的地方，很嚴肅地與我們商量一件事：由於上海租界淪陷，我們的鉛印《鬥爭報》不能出版了，只能用油印出版《校內生活》（黨內部刋物），這個任務想交給你們去做，這是一項重要的而且是保密的工作，你們要認真考慮一下，你們認為怎樣？我們愉快地接受了任務。良叔還說：有個附帶的任務，由於日偽隨時入屋搜查，因此許多書籍不便存放在家裏，想由你們開個書攤，擺放這些書本，普通的可以擺出，重要的就用麻袋裝着，你們還可以利用這書攤賣賣文具之類，維持生活開支。我們也都同意了。良叔還再三交代：這是一項保密工作，從此你們不與其他人來往，也不告訴任何人，我會單綫與你們聯系的。就這樣，我們接受了一件神秘而又嚴肅的工作。
良叔親自和我們一起，在白克路菜場里租了一個原來賣學生文具用品的小鋪位，十分合適，不久運來了許多書本，有的放在書架上出售，有的則封存起來，橱窗里有文具，後來我們還去食品厰買來麵包出售，兩個年青人就好像在做小生意。
良叔與我們單綫聯系，要出版《校內生活》，就親自把稿件送來，然後康君或我留在家裏刻腊版，等到刻好後，兩個人一起油印。那時候做秘密工作，是不用油印機的，只用一塊磨平了的膠皮釘在小板上，粘上油墨後就往膠腊紙上刷，没有油印機，收藏起來方便得多。由於只印二三十份，也很方便。當時的《校內生活》主要是一些爭論文章，與少數派爭論，抗戰問題也與陳獨秀爭論。抗戰初陳獨秀出獄後，積極宣傳抗戰，要派王凡西到軍隊裏工作，參加民族解放戰爭，却遭到共產黨的惡毒污衊和攻擊，無中生有地污蔑陳獨秀拿日帝津貼，是漢奸賣國賊，迫使陳無法活動。而在上海的托派，在日帝的鐵蹄下，連《鬥爭報》也不能出版了，油印的《校內生活》，只供大家討論爭辯。
那時候，良叔與我們聯系，每周或半月碰頭一次，他常拿着英文版伊羅生的《中國革命的悲劇》一書，給我們講1925—27年的大革命史，後來他把此書翻譯出版了。我們看到良叔寫的文章，都是寫在學生練習簿上，密密麻麻的，極少刪改，小標題是最後才加上的。我們也看到他的好幾本讀書筆記，研究古代社會和封建社會的，也都是密密麻麻的寫在學生練習簿上。他的思路十分敏銳和清晰，智慧是超人的。
這舊書攤大約開了一年左右，局勢逐漸平靜，書本可以放進倉庫了，書攤便失去作用，於是關閉了書攤。我先去學校教書，後來到體育會去管理圖書。《校內生活》則由康君負責，油印時我去幫忙。
由於良叔時常到我們家裏來，房東看見我們是一家人，都是規規矩矩的好人，對我們非常客氣，後來前樓空着，房東就慫恿良叔搬到這裏居住，良叔也竟然租下了前樓，我和康君住在三樓亭子間，大家更密切了，其實這是一次疏忽，在那秘密工作時期，隨時有被敵人破壞可能，怎可以大家住在一起呢？不幸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1944年夏，小沙渡路一間綢厰，老板無故開除工人，激起工人公憤，幾個工人停下工作向老板說理，老板竟然報告了巡捕房，結果把幾個帶頭罷工的工人抓去，這當中有我們兩位同志：秋大姐和羅真。
我們還有一位到工厰工作不久的楊玉瓊同志，她自告奮勇，親自送飯到巡捕房給工人代表吃。捕房的“包打聽”看到她戴着近視眼鏡，講的是廣東口音，懷疑她是共產黨，報告日帝憲兵，便把她抓了起來。這位女楊從香港來，響應“到工人中去”的號召，才到綢厰工作不久，她從没有經過鬥爭的經驗，一經嚴刑拷打，神經就錯亂了，便胡亂交待了劉家良和鄭松的住址。日偽便四處抓人！
幸而綢厰罷工發生後，尤其是女楊被捕之後，組織考慮到她没有經過考驗，凡她知道地址的人，良叔和鄭松都已及時轉移，却抓了租屋的保人高擎宇，和在良叔家裏搜到體育會免費洗澡的証件，輾轉抓到我和康君。那天我剛送良叔到吳淞口，他一家人乘船逃往溫州，回來後我就被捕了。我們六人被捕後，巡捕房就把幾個工人放了。我們被關押在福州路警察總局，日帝的特高科對我們嚴刑逼供，那時楊玉瓊已是個瘋女，高擎宇一副生意人的模樣，我和康君即使被拳打脚踼，灌水逼供，對劉家良現在何處，一問三不知！因而再没有連累其他人。後來日偽也相信我們並非共產黨人，一無收獲，關押大半年後就交保釋放了。楊玉瓊則由秋羅兩人把她送進松江瘋人院，後來聽說她逃了出來，赤身露體，死在馬路旁，日本帝國主義又欠下一筆血債！
這次綢厰罷工事件，我們先後有六個同志被捕，幸而良叔與鄭及時轉移，没有被牽連。聽說敵人逮捕高擎宇時，彭述之也在他住處，聞聲奔上天台，跳到另一幢樓的天台上，險些兒也被抓去或跌死，否則，彭劉兩位領導人遭殃，組織也就遭到致命打撀了！
我反思，當年在敵人的鐵蹄下，革命者只能作隐蔽性的鬥爭，公開的罷工鬥爭會付出重大代價的。
抗戰勝利後，良叔從溫州回到上海，那時候中國托派公開出版《青年與婦女》（後改名《新聲》）和大型理論刋物《求真雜誌》，組織上有了很大的發展。良叔是兩個雜誌的編委，每期的《求真》上都有他的長篇政論文章，筆名為“劉少嚴”、“海生”等。良叔由於積勞成疾，身體很不好，他住進仁濟醫院時，我拿着鷄湯去看望他，他很高興，還是非常關心我的學習，給我出題目要我寫文章，後來我在《青婦》上發表的《家長制教育的危害》，就是他在床上指導我寫成的。
1949年初，那時我在國民黨監獄裏，上海解放前夕，良叔等中央負責人撤退到香港去了。我釋放後回到南方，後來到了香港，那時良叔已去了越南，想在越南居留三年後即可到法國定居。但慘痛的噩耗傳來，良叔不久便在越南遇難。關於遇難的經過，陳碧蘭當時與他同在越南，據說她後來在所寫的回憶錄中敍述，良叔接受越盟佔領區一個參謀長（以前的托派份子）的邀請，去討論發展托派運動問題，說保証有軍隊護送，但在開完會後便把良叔等人逮捕，良叔後來便在獄中逝世。在他應邀之前，碧蘭夫婦曾堅決反對他去，他自己也曾動搖，但在越南同志的堅持下，良叔為責任心所驅使仍決定去。結果，他便為了事業而在壯年犠牲了，時年還不到五十歲。
在抗戰時期，良叔曾撰寫了許多篇文章，堅決支持抗戰，反對少數派對抗戰的「革命失敗主義」；也反對當時的蘇聯是國家資本主義和官僚集產主義的理論，而堅持蘇聯是官僚主義墮落的工人國家這一傳統意見，繼續主張無條件保衛中國和蘇聯的一貫立場，從而在政治上、組織上保衛了托洛茨基主義。
良叔原在北大時，有個妻子，生下一個女兒，被捕以後人各分散，抗戰時被釋放後，他曾四處尋找，音訊渺然。後來他與梁廷結婚，生下兩兒子，大兒子劉海生，解放後是上海虹口區教育局長，但英年早逝。小兒子是殘疾人，很少時就死了。幾十年後，良叔的前妻生下的女兒，到上海來尋找爸爸的下落，她已是東北某話劇團的名演員，後來找到鄭超麟老人，才告知她劉家良己在越南犠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