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資本主義的全球化

抵抗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建立新的國際主義

（2003年第四國際第十五次世界大會通過）

王敬譯

過去幾年來, 我們巳經在許多國家見証到抵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擴大, 這些抵抗運動個別有很大區別, 但在連續發生的國際運動展開時滙聚。當世界貿易高峰會開始“新世紀會議”時，在西雅圖的總動員，是近來最突出的一個例子。跟著是2000年其他的動員抵抗示威。這些鬥爭一般保持防守性質——抵抗全球化破壞的影響——但並沒有一個有效的全球化的政治體制出路，可以代替當前統治的制度。但這些鬥爭也有有力的進攻性的方面，就是擯棄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及社會秩序，而堅持新的團結形式。誠然，工人及群眾運動曾受到一連串嚴重的倒退及失敗，這些影響仍然是很明確的，而且資產階級繼續進行打擊。雖然如此，目前的局勢已相對地比以前清楚改變了。

下面的決議，基本上并非分析整個民主的、或目前群眾抵抗在國際主義範圍團結運動的鬥爭，而是針對分析資本主義全球化過程造成的條件，及其影響新的戰鬥性國際主義的興起所形成的障礙，與在這估計下可能提供給我們發展的機會。決議是要澄清在目前局勢下可能出現的新因素，或者在今日如何重構過去的問題，由此讓我們作更好的準備，積極進行國際主義復興的工作。由此產生的一些政治問題，包括我們的任務或我們綱領的性質，都在分析的過程中分別在各章節提出討論。最後的部份祗是簡單扼要地重提這些政治或綱領問題，而不對問題作有系統的總結性分析。

1980年代，國際主義觀念除了在極少數活動份子的圈子之外，已大大失去影響力了。這是由於一連串不同的原因：從強大官僚國家(莫斯科、北京等)利益出發，對國際主義鬥爭的操縱；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沒有能力對第三世界的解放鬥爭所需要的團結作有效的回應，因而這些鬥爭孤立而受到阻礙，致成為嚴重惡化的力量對比關係的首批犧牲者；同樣，北半球工人階級經歷連續退卻及失敗，懷疑社會主義有效性的信心危機，工會組織明顯衰退，等等。

在蘇聯集團瓦解後，國際主義觀念被眨到最低點。而新自由主義觀念的反攻則達到了最高峰。但過去數年來，國際主義的復興是很明顯地可察覺到的。假如這變化加深發展，就可能使團結運動重獲它的政治動力，重建一個根本的另類選擇，儘管這一復興目前仍然在早期退卻及失敗的陰影中、且還受到資本主義全球化過程的性質，及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社會作用的深刻影響。

這兩個事實——前一時期遺留下來的，及目前時期的特徵——與其他問題一樣，為了瞭解推動國際主義實踐的困難，必須要全部考慮。但分析資本主義全球化，及它所導致的抵抗的同時，使我們認識到，今天建立一個國際主義的計劃是有很大可能性的。

國際主義前途的危機，自1970年代後期開始，持續惡化至1990年代初。在這方面不祗是改良主義的、社會民主的及斯大林主義的工人運動，且也包括當時激進的反資本主義傾向的影響，都很大地減少了。非官方組織以往是引人注目的活動中心，但許多已經失去原來的激進主義，變成了制度化及愈來愈依靠官方或半官方的資金支持。

與第三世界人民團結的感情仍然是活生生的因素，但已相對地變得非政治性了。由此造成落伍的觀念，讓帝國主義列強在緊急人道救援的掩蔽下去操縱。除了很少的例外，國際團結前途的抉擇已不再被清楚地、自覺地理解為是包含在改變整個社會制度的鬥爭範圍之內的。

的確，進步的運動及國際的團結運動，從來沒有停止過，這點是必須強調的。有些動員甚至於很廣闊，像1989年法國革命二百週年紀念時的反對第三世界負債的運動。但整個來說，這些運動已變得更局部化，和經常喪失政治的目標(特別是喪失了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具有革命自覺的特徵)。這樣破碎分裂的狀況，是我們今天不管付出任何代價都一定要克服的。

前一時期遺留下來的傳統，却不是完全單方面的。斯大林主義的包袱多已被拋開了。今天，工人、民眾及革命運動比前更加清楚對民主的需要。假如社會力量關係有所改進，社會主義的主張及真正的國際主義是較容易進行的。至少我們可以著手開始在非官方組織的、有戰鬥性進步的部份所積累的豐富新經驗裡，找到重新思考的問題，例如關於發展的問題。反對種族主義、反對法西斯主義、爭取為政治庇護權及保衛移民的鬥爭，影響了許多國家的整代人。婦女運動能夠積極的組成在世界範圍的網絡，使她們的解放鬥爭，有適切的國際影響。同樣，今天同性戀運動也如此。最後，對生態環境危機的新觀念及對全球各地亙為影響的新理解，也打開了活動的廣闊領域，激起廣大的民眾對“地球”的意識。

從現在起，上述所有方面必須成為新的國際主義的基本組成部份。

從國際團結的觀點看來，成為最近期間最顯著特點的，就是抵抗新自由主義的政策所佔的中心地位，及多類型不同形式的抵抗的滙聚。這個中心地位和多種力量的滙聚，可大致解釋是由於資本主義全球化影響的性質及所牽涉的範圍，使社會生活中的每一層面都感到痛苦。

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是世界市場的重建及資本國際化的新階段。它首先表現在經濟範圍方面：財經部門自主權增長，資本運作及貿易激烈但不平衡(以南半球作犧牲)的自由化。各類型大企業的合併，競爭擴大、管制解除、私有化等等。但是，全球化不僅祗是在貿易、工業及財經方面實行。

目前正在進行中的資本主義全球化加深了社會的變化：首先就是最低層階級，被置於日增的無保障及分化、渙散的暴虐過程；其次，在統治階級本身，多個傳統的組成部份的資產階級及上層人物，也被削弱及邊緣化了。全球化正在重整北半球統治南半球的模式，促進地球空間的重新改組。不平衡地鞏固三個帝國主義組合核心的邊緣地區，和可能放棄更廣大地區讓其崩解，這是為了改造政治決策的支配機構，使整個權力中心起到新的平衡作用，不管是在經濟的、政治的或軍事的、國家的、地區的或國際的作用。如此，就賦予了戰後期間建立的世界機構有新任務。實質上，資本主義全球化需要建立一個在國際平面上和在許多國家中資產階級統治穩定的新模式。在自由貿易的名義下，新自由主義的秩序，就是要將社會生活的整個部份置於市場及跨國公司的獨裁控制內，把目前社會生活的小部份仍未受控制的部份納入其控制內。同樣，在有競爭權的名義下，將國家政策及施行範圍盡量限制，減少國家嚴格管制的條例，同時允許大跨國公司、財經及工業寡頭賣主的壟斷，有史無前例的行動及決策的自由。國家仍然繼續起重要作用——特別在世界舞台和涉及強大帝國主義國家的事務。然而新自由主義現在已大大地減輕(包括通過法律規章)資產階級依賴其正常的統治系統，及基於主要再分配機構的社會政治規則，認為是破壞了競爭權。這些統治的模式(歐洲的社會妥協，非洲的保護國，拉丁美洲的民粹主義，亞洲的中央集權等等)仍然証明其用途，是允許目前的政權得以鞏固其社會根基，及打擊任何突然興起的群眾鬥爭。

因此，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已使世界各地在經濟、社會、意識形態、制度、政治及文化的領域上發生基本的影響。這固然表現出在重新改組過程中的資本主義，還有強大與萬能的力量，但同樣也顯示出它主要的致命弱點：它的每一擴張，客觀上都造成了全世界各種形式的抵抗，且由於共同命運，在進行中的各戰鬥領域之間已促進前所未有的連系。

正式決策權愈來愈遠離民選的機構(包括在西方國家)及實際上限制重新分配政策，使新自由主義的秩序顯出其階級獨裁的最粗暴的形式。這是它的第二個致命的弱點。在危機到來的時候，它不但不能再聲稱有選舉授權的民主合法性，也不能從減低不平等獲得社會的合法性。

和其他資產階級統治模式一樣，新自由主義秩序的穩定，是基於被剝削及受壓迫群眾的消極與分化(因而是無權)，這就說明了它的意識形態攻勢，為什麼暴力地宣稱沒有另外的出路，沒有希望可以改變現制度。這也說明它的對社會攻勢為什麼如此粗暴，目的不僅要保証持有產權者從剝削剩餘勞動取得利潤，而且要阻止新形式團結的組成，及瓦解舊形式的團結(特別包括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社會安全和社會保障制度)，這種措施是以現代化的名義為藉口的。於是資本主義的全球化便將整個社會結構分裂，使得低下層人民的生活更加朝不保夕。社會沒有普遍的安全，而且取消過去鬥爭所贏得的集體談判權，代替它的是不健全的所謂“安全網”；與特定的、局部的及私有形式的慈善救濟分而治之：資本家的論述是使失業者對抗僱傭勞動者，私營部門對抗公有部門，女工對抗男工，青年或移民對抗成年人或土生本地人勞工，將世界變成所有人在亙相對抗的競爭中。

資本的進攻是猛烈惊人的，但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也產生抗體，并直接造成新形式的團結。市場秩序企圖支配社會每一部門，由此給予社會及民主鬥爭中橫向的各部門滙聚的基礎。各地同樣的制度推行同樣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也產生國際上的滙聚的抵抗運動的基礎。

分裂還是統一：那一方將佔優勢？取得團結一致的成功或失敗，將大大決定明天的戰鬥是否得到勝利或遭到失敗。

在前一段期間，國際間的團結一致是局部的消失了，且相對的失去了政治的目標。這是由於工會運動組織的削弱，及工人階級遭到失敗的影響所造成。但今天面對新自由主義殘暴的進攻，社會問題重新造成抵抗的增強，比以前佔更重要的地位，包括在帝國主義國家也是如此。這并非是低估民主、文化、婦女或環保鬥爭的特別重要性；而是能夠有效的保証一般民眾各種鬥爭的根基，及策劃這些領域動員的推動力。

最近資本在世界平面的重新改組，及其首次危機(1997-1998)的影響，開啟了新領域的鬥爭(爭取環保及食物安全，反對財經投機及對市場的壟斷)，或增加其重要性(反對世貿組織)，或改變運作的環境(民族鬥爭)，與重新提出鬥爭內容(要求民主及人權)。當前最重要的是了解如何去推動這些運動。

如果我們觀察對全球化經濟及金融體制政策的抵抗，鬥爭的動力有時期上的變遷。這些鬥爭最近在事實上(經常是1990年代後期)發展了新的面向。

取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第三世界負債的鬥爭，在1980年代後期曾有一段長時間的黯淡。當1999年科隆動員，2000年不還債運動(南半球2000年不還債運動是激進之一翼)，及巴西幾個省份聯合拒絕償還債務時，則突如其來地復甦。跟隨1997-98的金融危機，社會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調整計劃的抵抗，便從南韓擴展至拉丁美洲。

多年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曾極力將極端新自由主義的多邊投資協議分別談判；1998年僅數月，就顯示了國際農產市場(MAI)造成了北美和西歐的民主醜聞。同樣在1998年，反對金融投機及市場壟斷達到前所未有的強烈，ATTAC（徵金融交易稅援助平民協會）的基層運動，特別是在法國，所造成的政治動力有可觀的增長。

對南半球國家不公平交換的批評及要求公平的貿易，已不再祗限於激進份子的網絡。烏拉圭談判(Uruguay Round)的結果是世貿建立並沒有導致任何重大示威。五年後的西雅圖世貿會議，却激發了主要的動員(在美國及其他一些國家)，由此引起了國際的反響。

這些發展，見証了在一段時期新自由主義所堅持的觀念已經衰微，且由於不平等增加，市場壟斷及東方與西方、北方與南方社會模式高危的競爭，形成了反叛的情緒。拒絕接受新自由主義計劃，首先在某些特別的國家有突出的表現——如1995年11至12月法國公營機構的罷工，或1997年1月南韓私營機構的罷工——每一個國家的鬥爭都引起了很顯著的國際回應。

最近幾年來，全球各地很快且接連地發生這類的抗爭: 1996年墨西哥薩帕達游擊隊號召在恰柏斯(Chiapas)舉行的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星際集會(Intergalactic Gathering)；1999年由ATTAC在法國聖但尼斯發動的國際集會；在科隆召開的2000年不還債運動紀念集會；以及最後，特別是由美國「大眾市民」及勞聯——產聯組織的西雅圖示威抗議。因此，群起反對新自由主義政策和市場的壟斷，迅速明確顯示其團結一致及國際主義潛力。當然，為了塑造及充實這個國際主義復興，我們還要走長遠的路。但是這樣的動力已經在運轉，現在有可能從這基礎向前推動了。

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并沒有造成一個同一的國際經濟空間。相反的，它趨於加強層級統治的特性。債務使得第三世界變成民窮財盡的國家，是首先的受害者：跨國公司在南半球基地的增長突然中斷；本國市場被迫作單方面的開放；國內農產品受到加速的破壞。第三世界更淪為次要的科技地位，和工業及財政的重新殖民地化。帝國主義的支配統治仍然繼續。

政治空間的重新改組也是同樣的真確。地域的控制及影響範圍，行政的穩定，都對過去世界力量關係對比起重要的作用。這是殖民時代傳下來的遺產，也是造成革命與反革命之間，或東西方陣營之間衝突的直接結果。隨著革命的受挫及蘇聯集團的瓦解，這種作用已失去重要性，至少，在這地球上還沒有直接融合三個佔支配的帝國主義軸心(北美，西歐及日本)的邊緣地區是如此。一些社會是可能真正的崩解，如在中非洲一樣，而國際統治階級不感到他們的利益因此受到威脅；至少在目前，私人僱傭軍多少還可以保証他們對當地資源貪欲的享用權利。

因此，目前和南半球人民團結一致的任務，比以前更為迫切，以扭轉第三世界危機往往沒有為北方人民所感到的局面。資本主義全球化，趨向將整個社會結構（包括帝國主義的中心）的破壞、邊緣化及動揺。在北半球許多人無家可歸，在南半球則沒有土地。而各地都發生失業及無証件者流落的現象。

今日仍然需要而且有可能聯合北半球與南半球，按傳統的團結組成共同的抵抗陣線。由於新自由主義在全球展開的政策，南北兩方面都感到面對共同的命運。

工會運動面對1990年代及全球化的進攻，在每一領域——組織上、行動上及政治上——都變得很弱。除了國際貿易秘書處( ITSes)算是例外，工運當資本主義在每一國家造成前所未有的工人彼此互相直接競爭時，証明沒有能力去協調國際平面的行動。除了很少的例外，在同一跨國公司組成一個工人組織——這是一項基本的任務，也是急需的——仍然停留在萌芽的甚至不存在的階段。

在這樣的條件下，資本家仍能夠在自由市場的名義下實行其反攻。工資所佔部份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是顯著的降低，增加的是屬於股東的利潤。就業權及工會組織權，包括西歐國家在內，已受到嚴重打擊。這原是受到在集體談判的協議及條例所保障的。工會的社會基層陷於混亂的狀態，這是由於工業及第三產業重新調整和正在進行的勞工組織改革造成的，其目的是促進新科技應用，其社會目標是加強階級統治。

因此，工會運動普遍面對雙重的危機：一方面，工會已大致失去代表工人對雇主及厰方談判的傳統作用(自從資本家背棄其前期重新分配政策以來便尤其如此)；另一方面，工會的影響事實上已經減少，今日經常祗限於昔日的堡壘——一般是公共部門，或者最大的私營公司(特別是金屬工業)。

今天這問題是如此嚴重，簡單的將目前工會運動重新轉變方針是不能解決的。資本主義進行重新改組，工人運動也必需跟隨作全面的改組。工會本身同時必須要國際化(最終的或者再次地國際化)；重新與工人討論對話，及確保民主地參與日常基本事務及鬥爭；積極促進婦女的作用及其領導作用和領導地位，重新爭取對少數族裔及移民的影響；組織或協助組織臨時工及失業者；爭取在工人階級及整個社會的影響；以及真正加強為其自身的解放而鬥爭，由此重獲政治的能力，去對抗新自由主義的方向，提出全球性的出路。

至少在某些國家(如法國、美國、南韓及挪威)，在過去十年或最近幾年來，部份的工會運動與失業人民行動能力和組織已顯示重新興起。但這有希望的發展仍然是緩慢的、不平衡及局部的。面對工會官僚在國際上的行動，許多工作仍需進行，去帮助建立(特別在南方及東方)激進的、獨立的工會，及在協調機構帶來新的生命(例如歐洲勞動議會)。

為了進行全面的改革，真正的重建，克服分歧及恢復工人階級有效的鬥爭能力，工會運動必須開始特別著重其本身的深度民主化，更有系統地連結基層，與社會運動的各方面聯合一致鬥爭。

農業是在最近資本主義的發展中，特別發生重大改變的一個部門，開始是綜合農業企業的發展，然後是基因改造糧食。這轉變約在30年前開始，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過程中，發展到前所未有的規模。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給予世界貿易組織一項主要的權力，就是執行全球的整個農業遵守新自由主義市場規則。但這一大資本的進攻正帶來強烈的抵抗，農民生存受到威脅，迫於參與社會多方面的群眾滙聚去進行抵抗。

保衛農民農業的鬥爭，很明顯地，其政治的含義在今日與過去有很大的區別，這是當前時代主要特性之一。長久以來，這問題的重要性是農民佔人口多數的第三世界國家才理解到。但即使如此，農民的抵抗往往被解釋為純粹防衛性的。現在這鬥爭普遍地是更清楚表現到：即使在多數人口是城市人口的工業化國家，也變得極其重要；它提供了更清楚與資本主義綜合農業企業經營不同的社會的前景。

資本主義的綜合農業企業的發展，造成災害的後果，牽涉的不僅是農業的生產範圍，它影響到消費(食物的品質)、環境(水及土壤質量)、及生態平衡(生態系統及生物多樣性的保護；生物圈的影響)，農村的發展(自然景觀；維持人口水平及鄉村的公共服務)、就業(農村人口因失業而大批外流)、文化(日常飲食習慣的同一化)及帝國主義統治機構(第三世界依賴食物的輸入)。

結果，農業工人或農民的組織(如巴西的MST無地農民運動、法國的農民聯盟等)，能夠重新捲入改變社會的全球性鬥爭，與僱傭勞動者的工會及其他社會運動結合一起。南方與北方農民(特別通過「全球農民組織」的成立)的戰鬥性合作已經形成。消費者的權益保障運動和農民保衛農業之間的合作，在為食物安全的共同鬥爭中，已經加強。

新自由主義統治的模式，依賴於社會運動的分裂，較多於把各運動收編在一起，它增加所有形式(階級、性別、社區，地區等等) 的不平等，加劇壓迫，激起極端反動觀念的復興或加強。婦女受到了這些倒退措施的嚴重影響。

因此，婦女是首先工作沒有保障的受害者。甚至在一些國家，婦女以往直接鬥爭而獲得的工作權也被沖擊。婦女在家庭和社區中負擔的責任，也受到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另一重大打擊：有系統的社會不穩定，遠超過就業的不穩定。宗教原教旨主義在某些國家的復活(如阿富汗)，造成婦女的悲劇；但即使在世界其他各地，反動觀念也打擊婦女的尊嚴及基本權利，如公民權、選擇權及保健權(包括避孕及墮胎；南半球有些國家的婦女，在人口控制的名義下，被強迫進行絕育手術)。

婦女解放的鬥爭，因此是愈來愈迫切，仍然是整個為權利平等及改變社會鬥爭的交叉點。面臨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這鬥爭的國際性程度是更加顯著，例如2000年婦女組織的全球遊行示威所顯示的，証明反父權統治、及反資本主義制度雙重鬥爭的深廣程度，這和組織國際婦女運動的進步是一致的。

流動性的移民，多是由於帝國主義國家經濟的需要，及統治制度混亂(如戰爭及飢荒)的影響所決定。移民的處境在歷史上，在不同的時代有各方面的區別。新自由主義秩序製造的移民命運的象徵是特別的顯著: 沒有証件的移民，沒有權利的婦女，被迫在企業被剝削剩餘勞動，或者作家庭傭工，雖然她們在本國曾受良好教育。還有甚麼比這以普遍不安定為目標的制度更有象徵標誌呢？

在其他歷史情況下的移民，不管遭遇到什麼困難，他們還能在居留的國家找到位置，以及有希望的前途。今天任何這種希望已經消失了。他們經常生活在極不穩定的情況下，繼續支持他們的家庭，失業及貧窮的威脅不斷出現；在他們原來的國家，移民的滙款是主要經濟來源，可能使危機鬆緩而避免導致不可救治的社會崩解。我們看到的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是以移民作人的犧牲的。

移民已經展開他們被迫要秘密生存的鬥爭，要求被承認，要求合法居留權。他們能夠號召重要的團結運動，和在許多歐洲國家獲到可觀的局部的勝利。他們已經展開了一條為尊嚴、平等及團結而共同戰鬥的新陣線。

青年人的將來前途，今天比他們的父母輩更加不穩定。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局勢急劇改變，及目前時期倒退最顯著的特徵之一。當提到就業及社會保障，這種說法就很明顯的真實；但人人均應享有受教育的權利，即使在世界許多受教育的權利似乎已經確定地建立起來的國家，也漸被侵蝕。

從流動性方面來說，這情況在各國及各階層間有極大的差異。在很多情形下，青年人，至少在某些程度上，是消費主義觀念、個人的競爭、電子及股票市場的“現代狀態”等意識形態征服的首批受害者。但是，仍有文藝及社會的抗拒統治的意識，顯著的是通過音樂(如Rap)。不少國家在政治上較活躍的青少年，已經發明新形式的鬥爭，例如英國的「奪回街頭權利」，或美國的「直接行動」。

今日，青年為他們的權利及前途的鬥爭，特別是他們同代人的經驗，會更為重要。他們需要發展具體的、國際性協調的團結一致形式。

對生態保護鬥爭遇到甚麼是最大困難的認識，過去30年來有極大的變遷。環境生態危機對社會的影響，已逐漸結合在生態保護者的想象中，因而喚起了真正的政治生態保護。危害的嚴重，現在已被群眾及進步的運動更清楚地了解。首先，是牽涉到大型基建計劃的地方(如巨型水壩)，及所有能源領域(核能、溫室效應)，和交通運輸(城市空氣污染，能源成本)，及最近農業企業經營(基因改造生物；瘋牛病；過量使用抗生素；水污染等)。極其重要的災害影響，已由氣候突然改變的威脅得到最好的証明。

細察生態環境的危機及其積累的全球性的問題，導致對生產力不斷發展的主張的激烈批評，特別是資本主義生產力不斷提升的想象，及市場的盲目機制。要考慮對生態環境的約束，如同考慮對社會需要一樣，就要求經濟政策能夠在長期間及極長期間在國際範圍內是可行的。這完全與自由市場的教條，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協定全力保衛的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教條相抵觸。這就是新的關鍵性要求的基礎，當前國際主義政綱的主要成份：生態環境的安全。

“世界是非賣品”；西雅圖會議的反世貿協定，動員的口號說明了最近廣大公眾的意見，不再祗滿足於對一些特別政策的挑戰，而是宣佈全部反對被稱為全球適用的市場規律。可是，這自覺性祗是“反制度”及“一個世界的國際主義者”，未必是反資本主義的，尤其是在缺乏真確可信的社會主義出路的條件下。因此，它有可能被“人道的帝國主義”觀念所操縱，也可能採取一種退却的政治現實主義，這裡同樣是缺乏可行的出路，但終歸是培植了真正反叛及抵抗的潛力。

當代對市場規律的批判說到了根本的問題，事實上，拒絕金錢至上及降低人類關係的個人競爭精神——它造成孤立和增加不平等(在性別之間，社會階層之間，國家之間等等)；了解到獲得利潤的瘋狂競賽造成生態環境的致命危機；確定政治考慮與公民權利高於商人的權利。

今日對市場規律的拒絕，牽涉到的是民主問題較多於社會主義的問題。但這民主的要求，也關係到公民的人人平等，更加是進步的。因為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趨向，把資產階級民主本身所包含的內容也去掉了。從選舉產生的議會，允許其本身的權力被剝奪，去符合不是由選舉產生的、或者不是對選民負責的機構的利益；法律也被用來遷就商業與金融的規律。

問題與其說是有關國家主權，不如說是民主及人民的主權，不管它是表現在一個國家，或多個國家集團式的國際機構。資本主義的全球化，使到任何方面成了問題（醫療護理或教育、社會保障、或生態環境安全、發展模式等可能作出的政治選擇都成了問題。

1997年以來，新自由主義的觀念已大大失去其霸權。它的控制已經放鬆很多。全球化模式已經發生過幾次重大危機(所謂亞洲金融危機，繼而是俄國、巴西及美國的退休金恐慌)。最近股票市場的高漲情緒，並不能消解人民的記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政治影響力，在印度尼西亞的蘇哈托政權崩潰後已大為減低；世界貿易組織受到西雅圖挫折的影響，也每況愈下。

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最近已加深，甚至於受到第三世界統治者的抵抗(西雅圖會議時發生的事件就是見証)。上層的分化，下層的動員: 這是一個很有希望的互相配合的局勢。但為了利用這個有利條件，社會及進步運動必須成功地保留運動的政治獨立性。

歐盟希望在抵抗美國名義的旗幟下，聯合所有進步的及第三世界的運動。但它欲尋求建立的“歐洲力量”，絶不是一個向南方和東方開放的團結的歐洲社會。北半球部份的資產階級（特別包括極右的傾向，或者保守右派極端傾向的保護主義者）主張“國家撤退”的保護主義政策，也是如此。工人運動必須提出與此相對立的國際主義、非民族主義，對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選擇。

第三世界國家的極權及獨裁政制或政黨，採取管制資本流通措施，例如在馬來西亞，企圖以抵抗國際貨幣基金規定的名義去抑制進步的運動。但對我們來說，反帝國主義的抵抗，必須仍然是不能避免地與民主的社會鬥爭相連繫的。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過程，促進市場領域的擴張，造成了新的質的跳躍。最近市場的擴張，針對根除第三世界仍留下用以維持生存的農業，由此危及到整個社會，使之貧窮化及瓦解。同時，它使文化創造的基本想像變得僅是商業的活動，與其他各種活動一樣，必須符合於自由貿易的規則和資本主義的財產法律——文化多元性不僅被破壞，而且還被不平等的競爭所壓倒；文藝產品出售後，購買者的意向隨時可以轉變，而無須要顧慮到創作者的權利。人受市場規律的支配，也可以從色情企業在國際上的增長，及半奴工新形式的出現表現出來。

生存最重要的自然資源，如水，已經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逐漸被私有化了。在發展生物科技和基因科技的名義下，市場制度甚至於要求對活着的微生物有專利權，這就是說，前所未有的私有化程序的實施，是為了跨國公司的利益。結果，不僅特別威脅到整個人類文化，也威脅到社會及生態環境的安全。

在這情況下，廣大的反對者陣營已經出現。帶來各種社會抵抗的形式；它們更頻密更緊迫地提出，要求擱置基因改造生物的生產，要求擱置新一輪的世界貿易組織談判等等。這顯示了一個新的雙重覺悟：嚴重性與事件發展的速度已達到了危急關頭。每一個要求的暫時擱置都會抑制市場的前進，目的是要給予時間，面對經濟利益的獨裁造成無可補救之前，使民主要求更強有力。雖然這主要是保衛性的，但這要求也容許在進步的反攻中形成。

蘇聯集團崩潰之後，華盛頓就宣佈一個新的世界秩序開始了。這並沒有停止戰爭的進行，也沒有消除核子武器的威脅。事實上，新自由主義的無秩序，引起國際及地區性的衝突。

在這市場全球化的時代，帝國主義的統治關係並沒有消失；它比以前更加影響到全球制度的不平等。因此南方國家的反帝國主義鬥爭，是如以往一樣至關重要。國與國間及地區間的不平等，在世界每一部份連續發生。這可能促成國家間緊張局面的恢復，也可能成為許多國家及地區的基本要求。人民有權通過民主原則決定自己命運，以至享有自治權，都是要肯定的。

但在目前的情況下，國家及地區的要求，不管怎樣合乎法理，都可能導致族群間的衝突，甚至引起“種族清洗”。首先，這些要求並不如以往般帶有反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前景的性質，可以保証團結及普遍性。其次，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減少人民作為公民享有言論結社等政治權利的作用及影響，沒有這種政治空間，則彼此權利的互相尊重了解及確定將來的團結就變得特別困難。

同樣地，在列強當中，至少在世界上某些地區而言，吞併領土已變成沒有那麼重要，可是，控制交通運輸路線及系統，攫取自然資源和市場及勞工供應，仍然是最基本的。國家的軍事力量正如過去一樣，起決定性的作用，在這方面，美國使用其優越的軍力，便是很好的証明。因此歐盟要尋求統一其軍力及挽救在這方面的落後。至於強大國家(如美國及法國)拒絕參加開始進行的核子裁軍及停止軍火現代化的同時，也重新發動世界的軍備競賽；巴基斯坦及印度也在繼續進行核子武器試驗。

帝國主義的干涉，今天是隱藏在人道立場的緊急措施背後的。科索沃戰爭就是一個例子。然而，跟隨這戰爭之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50週年申明在東歐(及東歐以外的亞洲) 的戰略野心，再次確定其在全世界有採取行動的權利。如果有需要會獨立地不受聯合國約束。結果，各大強國（華盛頓、莫斯科及北京）之間緊張局勢繼續存在。今天看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是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軍事部門，和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及世界貿易組織是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經濟領域一樣。

近年來，反戰運動的削弱，是國際主義動員的主要障礙。這種弱化必須要立刻克服：要加強廢除核子武器的鬥爭，如今天巴基斯坦及印度的運動和世界性的「2000網絡」聯合進行的鬥爭；重新加強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包括反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重新將解決民族與地區問題置於社會主義前途之內，走向一個團結及社會變革的前途。如此，才可以阻止地區間衝突的增長，及永遠消滅種族清洗的陰魂。

自1970年代開始，美國及英國在列根和戴卓爾夫人的政制下，新自由主義計劃真正能夠宣佈對整個宇宙的野心，祗是在1989年柏林圍墻倒塌後、蘇聯集團解體時才確立，令到新自由主義的擁護者，大聲叫喊“從現在起，我們是世界性的”。20世紀最後的十年期間，新的世界秩序已有力地部署，那是以犧牲工人階級及社會低層為代價的。但社會的抵抗仍阻慢了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實施。自1997-98年以來，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已經驗到首次大規模的危機，顯示了新統治方式出現的特別矛盾及強大經濟國家間的嚴重分歧的加深。

資本主義的全球化，給所有社會及民主的鬥爭帶來新的框架。自從90年代中以來，意識的提高，儘管不平衡，却是可察覺的。最初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已帶來普遍對市場壟斷的批判，對社會危機影響的理解，及走向全球性出路的愿望 ——甚至一個“自發的反資本主義”—— 儘管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本身往往並不懷疑，但抵抗鬥爭已獲得了顯著的國際性。

當前時期，可以說是意識及政治分水嶺的轉折點正開始。由於在工人運動遭遇到意識形態危機（特別是斯大林主義經驗的衝擊），資本主義的秩序仍然是佔上風。資本主義甚至以現代及進步的觀念去裝飾本身，引用“新科技”支持這論據。已發展國家的青年階層易受影響；但在資本主義要求和經濟效益的名義下，事實上促成社會倒退，於是這些進步的托辭也被削弱了。

同樣地，社會民主黨的積極同謀關係，特別在西歐，讓資產階級能夠削弱工會行動在許多國家的傳統基地 (就業權及工資保障，失業救濟及房屋，醫療保險及退休金等本是可以指望的)。這意思就是說，從現在起，保衛過去爭取到的權利及滿足基本的需求，必須採取更直接反資本主義的特點。

新世界秩序的合理性，証明在社會上及地理上是有限度和有疑問的。鑒於這制度不能夠提供一個協調的發展模式(特別在南半球當地社會分裂起支配作用)，不能夠履行對東歐國家的保証(過渡到資本主義造成大多數人民陷於被剝奪社會保障的惡劣窘境)，不能夠消除生態環境矛盾的增長(在能源、環境污染、食物安全等方面暴露出來)，不能夠回應工人的期望，包括在最先進的國家也是如此(就業權及社會保障等)。

在目前經常出現人民及公民的鬥爭的國際間聯系，是由於抵抗新自由主義政策及金融或經濟機構(反對第三世界債務，反對市場壟斷，反對結構調整，反對不平等交換等)的聯絡網所協調的。這些滙流發生在成功的主要集會(西雅圖是其中之一)，但尚未能夠發展成為持續的、協調的機構。這聯系已經可能（及必需的）造成各流派間持久的相互影響。這些流派和我們一樣，是為解散新自由主義秩序(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而鬥爭，為建立一個不同性質的出路；它們也有激進的目標，就是要徹底改革這些機構。

更一般地說，我們的任務是為激進的左派發展出一個短期的綜合綱領，和重新闡明社會主義的出路。基本的目標是發展由市民管治的中心主題，及由此推出反對生產工具私有財產。但我們必須尊重各方使用的方法和目標: 我們的計劃是創造一個以人人都能夠有適當生活作先決條件的社會；我們的政治綱領就是要表明：要剝奪私有財產權才能達成這目的。然而我們並非以我們的立場作為參加各種不同形式的社會鬥爭的先決條件。

在最近將來，我們的任務是鞏固國際間的團結抵抗運動網絡。因為這提供可能恢復集中行動的架構，及促進新的國際主義社會與公民運動形成。

反對新自由主義秩序各種不同形式抵抗的團結過程，是可以通過多種綱領性的軸心加強的，包括：

——面對目前資本主義特別庇護的不平等及貧窮的增長，必須重申社會平等的目標。男女平等是這方面的主要考驗。保証全體的權利，從最低工資開始，是所有社會進步安定的基石。在一個民主的社會，賦稅必須是重新分配財富的和提供社會基金的方法。傳統的農業必須給予協助，使其穩定發展和逐漸改進(類如基礎結構，（信貸與保証價格)。每一措施的要點，就是將平等的目標置於追求利潤之前。

- ——世界經濟必須在合理的基礎上重新改組。自由貿易的狂熱必須放棄，代替的是重申國家控制如何，加入世界市場和組織地區合作。債務實際上己多次付還，它們必須取消；相反的，帝國主義國家必須以轉讓科技和保持持續發展，去償付它們對其他國家的生態環境欠債，這要求使能源和農業政策，在世界平面互相協調。

- ——資本主義中斷了社會權利的發展，抑制科技進步發揮其自身的潛力，并將主要社會及生態的選擇，局限於狹窄的在簿記上顯示的利潤。相反地，新增加的生產力應該用在社會方面。減少每週工作時間是回復到新的全部就業的最直接方法，擴大休閒時間及實現轉向非生產性的發展；擴充社會保障及管理公共服務，是通過盡可能與使用者關連的途徑建立的機構。這樣，社會需要才能以非市場化的手段來滿足。

- ——資本主義生產組織及其失去控制的金融部門，使科技的進步變成為社會與生態環境的災禍。為了讓其他的標準和路向得以存在，必定要強加於市場的自然運作之上。但這取向提出了財產問題；財產問題要從活生生經驗的基礎中再作具體的說明。金融部門將利潤私有化，而將損失社會化，根本是以經濟的不穩定為代價的。作為緊急情況下實行的措施(例如在墨西哥及日本)將銀行國有化，是格外重要的議事日程。堅持滿足基本需要，要求質素安全，反貪污鬥爭，都可能要強調要求將交通(例如英國的鐵路和油船)、食物、水和電力國有化或重新國有化。這就是將資本主義增長的模式與另一發展出路的觀念相對照，主要目標是要能夠滿足最大多數人的社會需要，同時有效地考慮到生態環境及限制將主要關係到人類的將來。

全球化運動抵抗的成熟過程，是伴隨著走向必需的、新的社會和組織性運動的協調，社會運動(工會及其他草根階層運動)已逐漸地再度成為動員及強大國際行動的中心發動者——在過長時期失去其中心重要性之後。這樣的新平衡，提供給進步的非官方組織(不管是發展問題環境保護或人道主義行動的工作)新的機會去補足社會的根基；發展整個政治遠景和積極抵抗制度化(這變化過程已經破壞了許多非官方組織的獨立性)。

對國際鬥爭提供凝聚性及持久性的推動力，今日必須重新創造一個全球的另一出路以對抗不平等、高度競爭、資本主義的社會模式。建立這樣的全球性出路，祗能建基於目前群眾經驗及民主運動，和它們表達的社會、環境保護、政治等需要。

這必須要求進步的及革命的政黨作出極大的努力，能夠貢獻增強運動的團結鬥爭和集體思想的能力；能夠對20世紀歷史有清楚明白的解釋，重新掌握過去及現在鬥爭的連系；能夠將生氣灌輸入新的、激進的、民主的國際主義；能夠恢復反對資本主義出路的可信性有效性，及提供重新建立與社會運動密切相關的綱領基礎；總之，為了重建社會主義的計劃，必須依靠自發的反資本主義的鬥爭。

進步的及革命的政黨在國際上協調合作的能力，今日仍停留在很弱的階段。在世界一些地區獲得新的發展是可見到的(如1998年在悉尼召開的亞洲太平洋團結會議，及往後一個時期的表現) 但在拉丁美洲的聖保羅論壇開始的動力則早耗盡了；在西歐由於長期間缺乏政黨的帶頭作用，顯示在這方面仍沒有達到較持久性的成功。不過，現在愈加緊急的需要一個比目前已存在的更廣大的多個政黨組成的國際。第四國際各國組織必須積極努力於國際主義的復興，責任非常重大。

使人與人在世界市場上彼此互相競爭，是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過程的根基，亦是為工人組織提供國際形式的根基(這樣客觀的根基也許是首次出現的)。事實上，這是唯一能抵抗全球化影響和有效的鬥爭道路，也是主要的保証，使之能夠抵抗反動勢力回復民族主義、原教旨主義，和愈來愈多急速發動的絕望性野蠻戰爭。

雖然世界各地或不同的社會部門的情況仍然很不平衡，國際團結的新體系已真正產生。抵抗資本主義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秩序與跨國公司及大銀行的規則的不同形式的聯合，事實上已經產生。新組織形式的出現，是由有關的不同組織網絡間經常的合作促成的(反對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債務、及結構調整、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商品化等鬥爭)。近年來連續舉行的集會，是動力積累的開始，集會上交換經驗，闡明共同追求的目標，發展共同綱領與行動計劃；繼續這過程，我們就能夠考驗新的正在萌芽的國際主義形式，它們帶有不可避免的各種差異，我們可從中辨別出最適當的、能導致建立更廣大滙流的抵抗團體，表達社會運動的激進主義，及磨煉出對抗目前統治制度的各種出路和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