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資本主義的全球化

《抵抗資本主義的全球化:

建立新的國際主義》引言

祖思、羅文、沙爾瓦多，華登合撰

第四國際執行委員會於2000年11月通過決議案《抵抗資本主義的全球化: 建立新的國際主義》。這篇引言曾在第十五次國際大會上提出討論及修改。如同2000年11月的決議案一樣, 將作為進一步提供有關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過程及其發展, 與一個不同的全球化的集體意見。

決議案《抵抗資本主義的全球化: 建立新的國際主義》, 是在抗議西雅圖世界貿易會議後寫成的。當時巳經清楚全球局勢正在改變中, 但對這改變的估計還是過早。現在, 我們已能夠更客觀的分析這個局勢, 有可能更詳細的加以闡述我們的分析, 并指出這個運動復興所帶來的問題。

過去三年來，世界局勢是明顯的走向戰爭，以及從2001年開始的經濟危機。在這篇引言裡，我們祗限於主要分析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運動所得到的實際經驗。但首先必須指出資本主義全球化本身的演變。

2000年11月的決議案指出: 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過程，影響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和軍事等領域，急切需要一個新的統治方式。這一個過程尚未完成，而且也永遠不可能完成，因為它本身充滿了各種矛盾。

資本主義的全球化，一開始，其軍事目的巳經全部暴露，在更廣泛的程度上較之2000年11月決議案起草時尤甚。因而反對戰爭的活動，巳變成為中心的及真正國際性的、在程度上也是三年前所沒有的鬥爭。

同樣地，對伊拉克戰爭的準備中，也顯現了帝國主義間尖銳的矛盾，與全球化過程這方面所出現的相同，在某種程度上比西雅圖抗議時期更為加深。

向社會殘暴進攻(新自由主義政策)及軍事進攻(“先發制人戰爭”理論)，是資產階級在全球化結構之上發動國際層面的攻勢，其烈度，我們不能過高評估。但我們理解，十分普遍和激烈的全球化，都將會引發抵抗的生長; 而且傾向於聯合各種不同形式的抵抗，巳經証實了。同時，資本主義全球化本身，巳經造成了統治階級間的重大矛盾。

各方面的因素允許我們下結論，就是我們巳經進入了一個世界性的激進時期，它不僅在規模上，且其有關情況也完全可比美1960及70年代的激進化時期，儘管歷史條件不相同。

這次激進化的國際性是第一個特徵。如同資本主義自1850至1880年間，第一次全球化一樣，曾經促進工人運動興起的國際化。目前的國際化也源自現在發展中的激進抗議運動，特別是在資本主義全球化最受影響的國家，而且從一開始便建基於國際的平面上，超越了它們的國家與洲際的區別。這些運動已經造成了一個互相增援的強大力量，從西雅圖至布爾諾斯艾利斯，及從佛羅倫薩至阿雷格里港，都發展成了一個“世界運動”，成為一個建立新力量關係的(包括在國內力量關係的)重要力量。

這些運動的第二個特徵，就是能夠和新的政治問題結合。起先是集中在對整個全球化的譴責，特別是對執行全球化的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及世界貿易組織），運動很快且容易提出到社會及環保的問題，成為了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基層反對派。

對9‧11事件爆發後戰爭的反應，并不是很明確，但運動很快便與反戰及反軍國主義的鬥爭結合。連接着1980年代產生的和平運動。有些國家還積極參與支援巴爾幹及巴勒斯坦的團結活動。

最後和或許是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這些運動的擴張，千百萬的人參加社會論壇，及為抗議而組織起來的示威遊行，因而更提高了社會與戰鬥的水平。西雅圖發生的抗議，各著名大學的學生佔了參加示威的重要部份。這也指出了運動的力量。它不僅是抵抗全球化及新自由主義的侵害；且還指出這制度內部的深廣的危機，導致不少進步的學生，如同在1960及1970年代中一樣，激進地提出對這制度的疑問。但很快這運動便擴大了，在不同程度上，達到農民運動、婦女運動、整個工會運動及大多數非官方組織都捲入這過程，參加他們廣大的社會論壇。這種情形和1950至70年代是不同的。那時期的工會會員數量雖然強大，但由於戰後逐漸獲得的成果而呈現消極，他們反對當時興起的向“消費社會”挑戰的抗議運動。但是今天，工人運動自80年代削弱以來，由於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演變，也開始參加這些社會聯盟，儘管仍然存在各個別組織的不同。

概括來說，祗在幾年期間，抵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運動，已經驗到一個很特別的數量增長(在這方面，熱那亞是質量的轉捩點)，可觀的在不同地區的發展(雖然這些增長是不平衡的)，和很明顯的及主要的社會目標的擴張。所有這些，都必須克服無數的障礙及困難：運動必須要融合自己身邊的新成員，并忍受壓迫(如在哥德堡、熱那亞及其他各地)，像被指控為罪犯(自9‧11以後)。同時，將他們吸收到自己的一邊來。另一不同的全球化運動亦很快的擴張，且迅速激進化，逐漸積累的演變過程，從而開始引起人們考慮：經驗的集體化，覺悟水平的提高，不同建議的連系，要造成與前時期的真實突破。

我們不能夠預測這運動的前途，及其足以克服以後所面對新困難的能力。但我們能夠觀察到經已發生的事實。很清楚地看到，作為一個不同的全球化運動是有深固的根源的，它反映目前國際激進化的高漲，它是剛開始從今天的抵抗運動表達出來，并提出作為代替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制度。

就是在這意義上，我們所討論的，正是人們稱之為一個“創建運動”，或一個“創建歷史經驗”。這樣一般政治經驗的構成，推動新一代活動份子的集體覺悟，這并不是說， “新的”(全球化運動)是代替“舊的”(傳統工人運動)，兩者之間的連系仍然是主要的關鍵。但這就意味著展開一個不同的全球化運動是基礎。從這基礎上，我們可以意識及想像到甚麼是新的。理論上、行動上及組織上，我們的政治工作達到在質量上更高的水平。與1970年代不同的是，我們能夠從目前的情況下更新我們的思想，及分析目前激進化浪潮的根源(包括活動份子的覺悟程度，政治與倫理之間的關係；歐洲、亞洲及拉丁美洲各地的局勢差異等等)。

喬治布殊當選總統，及跟隨9月11日的襲擊，已改變了鬥爭的場面。加緊壓迫措施，軍事預算增加及干涉同時進行。今天更甚於昨日的軍國主義與戰爭，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基本組成部份：今天美國推動戰爭，同時通過武器的購買，加強了經濟的上升，控制有戰略性的產油區，及重申美國支配世界事務的意向。

軍事化的加強及戰爭的威脅，這就是在國際平面上整個反帝國主義統治鬥爭的一部份。共和黨的政府保衛美國資產階級的利益，是比之以前的更懷疑和悲觀的犬儒主義。例如對鋼鐵進口採取關稅保護措施，放棄京都協定，及拒絕接受任何世貿協議條款，允許南方國家生產或購買非專利醫藥品，都是最近表現的例子。像這樣單方面的控制，將更削弱國際機構（它們被期望服從美國的要求），增添了與其他控制國家緊張的局勢，并激發起該制度的擁護者間的反對，包括像Stiglitz聲明所表明出來的立場。

在這樣的情況下，鎮壓的危險將會增加。但同時也將給與激進份子運動一些機會，它們可能在各國間存在的矛盾及分岐中，較易於阻止某些決策及機構的措施。這樣的條件將造成抵抗運動的統一，及減少由談判造成的運動的分化。由此整個聯合運動和許多非官方組織，將會加入目前地方或全球性的、激進份子召開的社會論壇。

社會論壇，不管在洲際內或全世界上，是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力量主要召集的會議。它們的成功有賴於，當他們所處的許多國家中的政黨正面臨合法立場的危機時，保持坦率公開的態度，及特別著重社會運動的立場。論壇公開舉行，參加的人除了同意遵守憲章原則，很顯明是要包括抵抗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的原則。

這種坦率公開的態度，和不作任何承諾的保証，就是能做成這樣廣大的戰士集會的成功，但同時也表現出集會的限度。因此，這樣的社會論壇沒有作出任何行動的決議。在這樣的情形下，許多社會及活動份子的運動，自從2001年第一次社會論壇以來，便有接觸會談去展開“社會運動聲明”，使他們能夠在2001及2002年間對近年來的重要事件採取共同的立場，特別是對行將到來的國際高峰會議，取得共同的政策反對戰爭，動員群眾反對八強(G8)會議，贊成取消第三世界負債，反對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會談。在第三次世界社會論壇時，社會運動曾集會討論這樣一個組織網成立的可能性，以作更有效的行動。目前局勢很清楚的指出，需要有一個公開機構，如社會論壇所容許的，一個注重行動和國際運動的工作機構。

社會論壇配合運動協調的架構是如此成功，因為它與目前活動份子的覺悟性相一致，而且在每一階段鬥爭，配合某些正確的防守方面(連結“保護”空間所佔位置的形式)，和進攻方面(堅持還有另外的選擇及為求另一世界的意志)，這樣的聯合是可能造成“事件”(論壇本身在其高潮時期和“我們同盟者之間”罕有機會的集合)，以及積聚鬥爭及動員”過程”的配合。

我們所見到國際上鬥爭的新階段，允許我們提到政治問題。但目前的形勢是和1960年代及70年代或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革命運動完全不同。

運動的激進化與生長是同時的。在起始的階段，多數的這些運動，祗是堅持打擊新自由主義。今天，運動已經在社會問題中成長及生根，這是由於資本主義發生新的危機，暴露如安隆集團崩潰的醜聞，從其運作及其必然產生的結果，使運動很清楚表現出反資本主義的特徵。通過保衛人類“一般遺產”：水源、公眾服務等去反對市場經濟，或對教育的爭論，可以表現出兩種相反的思想與制度的衝突。這激進化過程已經在選舉及政治方面產生影響：使許多國家的政黨都與社會運動聯系起來；使革命的力量近年得到顯著的進展。

關於一些戰略性問題(革命問題或者不同地區的鬥爭已達到革命與改變社會相結合)，展開一個不同的全球化運動，已經使我們能夠在新的歷史經驗基礎上，去重新考慮我們的思想。但這激進化仍不能重新引起其他一些戰略性問題的討論。如我們所見到的“反資本主義覺悟”的復生，政權問題及奪取政權的方法，仍然是在這些運動討論範圍之外的。為何如此，理由很清楚。這是上世紀革命失敗造成的巨大影響，使人們難以想像，一個全球化的世界從資本主義割裂，超越國家的界限；而運動本身作用所起的效率，是依據架構內成員提出認為重要的問題，而并非從主要戰略性去考慮的。

這些弱點是不可立即解決的。然而同時又出現了另一重要問題。如在拉丁美洲，許多國家的左派都在選舉獲勝。這些左派，像巴西工人黨，或厄瓜多爾的Pachakutik黨與社會運動的連系，比歐洲的社會民主黨更多。這些左派必須選擇，或者是市場邏輯及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或者是促進社會需求的滿足。我們要重新討論，耐心地永遠將困難問題牢記。戰略的困難加上許多被隱蔽的原因，我們應該比任何時期更有自信。唯一向前的正確路線，是為爭取農民、工人及勞苦大眾利益的路線。

面對這新形勢，站在運動一方的政黨，是有很大機會起到影響作用的。他們必須參加討論去澄清集體的觀點；但也必須採取行動，尊重運動自主權，協助鞏固進行中的激進化和支持政治的選擇。可以允許我們去爭取到這些要求。對採取反對資本主義鬥爭的政策，積極參加運動的行動是最好的機會，進行重新改組社會及政治力量，并推進革命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