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教训和理论
——在苏联崩溃后讨论苏联性质的各个理论问题
谢波德著 兆立译
对于十年前苏联和东欧的“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崩溃,工人运动中的所有派系和世界资本家阶级的政治代表们都觉得它来得太突然。没有人在1989年之前预料到这样一个后果——那就是,没有一个现仍活著的人能预料到。为什么会这样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检讨一下关于苏联的性质的不同观点,会是有用的吧。
前苏联是否社会主义社会
斯大林及其后继者们声称,苏联已在1930年代实现社会主义,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了。
这个政权声称,“我们当然还没有完全实现共产主义,但是我们已经实现社会主义,那就是,共产主义的最低阶段”。〈1〉
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而言,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最低阶段,将会在资本主义科技成就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将会从那个基础开始,快速地发展生产资料,使劳动生产力的水平提高到超越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
革命却在欧洲最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但是没有能够扩展到先进欧洲国家去。孤立在敌对的资本主义世界中,苏联,不管它有了多大的进展,一直没有能够达到接近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劳动生产力的水平。
苏联的产品质量差,不能够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它在不断的军事威胁下,被廹将极大部分的生产,专门用在军事上。在它存在的整个时期,它是一个相对地物资短缺,因此是不平等的政权。物资短缺与不平等,导致一个在经济上享有特权的官僚层的产生。
列宁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不久,写了《国家与革命》一书。他援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以下的句子,来回答机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们之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在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消亡的概念: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这是所有机会主义者们所重复说的。但是,他们‘忘记’加一句话:首先,根据马克思,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正在消亡的国家,那就是说,一个如此组成以致立即开始消亡、不得不消亡的国家。”
这个社会主义准则确实从来没有在苏联实现过──这个国家迅速地变成一个巨大而丑陋的东西,一点都没有显示要消亡的样子。
列宁进一步解释,“工人们在取得政治权力之后,将会猛击旧的官僚机构,从根本上粉碎之,而且彻底地将它摧毁;他们将会代之以一个同一工人们和其他雇员们组成的新机构。为了防止这些人转变为官僚,以下的,曾由马克思、恩格斯所明确、详细地规定的措施,将会立即被采用:(1)不但要有选举,而且可以随时罢免;(2)薪金不应超过工人的工资;(3)立即推行由全体人来管理和监督,以致每个人会在某时候变成‘官僚’,因此没有人会变成‘官僚’。”〈2〉
苏联却朝著相反方向走。那末,苏联的崩溃对于它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问题,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第一,官僚层(bureaucracy)本身──有一些人称之为权贵们(nomenklatura〔译者注〕──现在相信,资本主义比它以往称之为‘社会主义’那个东西优越得多。它的成员都要千方百计地以个人身份变成资本家。
第二,苏联在一枪未发之下,即从内都崩溃,其不光彩之处,就是它尚未实现社会主义的最明显的证明,因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在性质上比资本主义优越的制度。如果苏联真正已经达到社会主义的阶段,它就不可能,而且也不会在资本主义崩溃之前即崩塌了。这里的一个重要结论是,苏联的崩溃不是社会主义的崩溃。
对苏联性质的三种意见
这就剩下在工人运动中占少数的几群人的观点了。这群人的起源,都是托洛茨基在苏联和共产国际中所领导的左派反对派。他们都是在1920年代后期被开除的。由于这个背景,特别是在1939年的斯大林──希特勒协定之后,发展出三个互相对立的关于苏联性质的理论。这三个理论导致三个对立的政治立场。
一个观点是,苏联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a form of state capitalism)。近几十年来,世界上持这个立场的,可能是最重要的团体是现已去世的汤尼●克利夫(Tony Cliff)所领导的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以及它在其他国家的同盟小团体。
另一个理论是:斯大林的苏联是一个未被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们所预见的新形式的阶级社会。提倡这一个理论的人们称之为“官僚集产主义”(bureaucratic collectivism)。根据这个观点,官僚层是一个以新方法来剥削劳动人民、工资劳动者和农民的新统治阶级。
持这个观点的人美国最多。他们从1940年代开始即由夏克曼(Max Shachtman)所领导的组织所代表。这个组织在1950年代溶解到社会党──社会民主联盟之中以前,曾有过各种不同的名称,而且迅速地向右转。
许多有这个观点的人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一定要支持,因为它与官僚集产主义相比是较少邪恶(lesser evil)──这就是夏克曼及其支持者们在越南战争中支持华盛顿的主要论据。
一个从夏克曼的组织中分裂出来的左派,在德雷珀(Hal Draper)的领导下,拒绝接受夏克曼的右倾路线。自从1960年代以来,这个派系也许是对“官僚集产主义”的理论贡献最大的派系。今天它是美国社会主义组织“团结社”(Solidarity)的一个组成部份。
第三个理论是托洛茨基的理论;先前的两个理论都是为了反对托洛茨基的这个理论而发展出来的。这个理论认为,从斯大林统治时代开始,苏联已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
在一方面,这个社会以扭曲的形式保持了1917年俄国革命在社会方面的主要成果,包括国有化的计划的经济、国家对对外贸易的控制,和一个独立于资本主义货币市场的货币制度。在另一方面,官僚层在政府、共产党和工业管理部门之内已夺走了工人和农民的一切政治权利。
苏联是一个“官僚堕落的工人国家(bureaucratically
degenerated workers’ state)”。那就是说,苏联一直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一个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政体(regime)。
在几个倾向之间最尖锐的争论发生在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尖锐提出了这个问题:当德国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时候,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们亳不含糊地站出来号召保卫苏联。“新阶级”理论的支持者们认为,苏联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保卫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类似的分歧也发生在朝鲜、东欧、中国、越南、古巴、甚至冷战本身等等问题上。
依我们意见,在以上几个国家中,古巴问题应该分开来看。但是国家资本主义建议者们认为,古巴也是国家资本主义。官僚集产主义的建议者们认为,古巴也是官僚集产主义。两者都认为古巴的政权应该被推翻。
我们不认为古巴是斯大林主义的国家。我认为古巴是一个工人国家,它的以卡斯特罗为中心的领导层是革命社会主义领导层,应该受到我们的支持。
所有这些分歧都在苏联集团崩溃之前的数十年中完全记录在文件中,而且透彻地争论过。这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重复那些争论,而是根据这个崩溃来重新检验这三个理论。如有人对那些争论感兴趣的话,可以参阅过去的文献。
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复辟
在前苏联和东欧各共和国中企图资本主义复辟，或者依照国家资本主义论者们的说法，倒回“正常”资本主义的一个令人吃惊的特征,是国有化工业的私有化的途径。
几乎所有评论家都注意到,私有化的最大困难在于资金的缺乏。在《Monthly Review》〔《每月评论》〕2000年2月号上的一篇标题为“流氓资本主义的必要性:俄国和中国的原始积累”文章中,作者霍姆斯特罗姆(Nancy
Holmstrom)和史密斯(Richard Smith)指出,“〔苏联的〕权贵们集体地控制生产资料,并没有私人地拥有这些生产资料。所以,〔新资本家〕阶级一定要被创立起来。”
这两位作者在提到哈佛大学的一位在苏联崩溃之后指导俄国人如何进行全盘、迅速地私有化的经济学家萨克斯(Jeffery Sachs)的时候,写道:“萨克斯为这个过渡所拟定的方案并没有提到强盗贵族或流氓资本家。对抽象的、非历史性的模式盲目地崇拜的萨克斯以为,一旦新闻有了自由,一旦私有企业被合法化,‘资本家’就会出现,就会蓬勃地发展,就会指挥经济。但是,那些资本家从那里来呢?在1990年的东欧或俄国,没有人在生产资料方面拥有大量钱财或财产。没有资产阶级──连一个可把经济交还的革命前资产阶级都没有。波兰有这么一个笑话:‘他们怎么办?──把列宁造船厂交还给列宁家人吗?’所以没有人有钱去买工厂、矿场、林场、集体农场,或者雇用工人。”
这两位作者继续指出:资本家“…必得要被创造起来。个人必须取得财物,把财产、工厂、矿场、油井、林场私有化。但是,因为没有人有钱向政府购买这些国家财产,所以没有可行的办法能使这种事情按照法律、合于法律或者合于道德地去做。这个阶级不得不几乎要在一夜之间被培植起来。所发生的就是这样。到最后,地下黑手党成员、权贵们特别是某些工业的高级经理部门和一部份知识份子──这些人被特别地征募去,以犯罪的手法,将经济私有化。”
换句话说,没有足够的、拥有充足资本的人们能够全部买下前国有化工业。这对于这些国家原来就是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这个理论,意味著什么呢?
如果“国家资本主义”这几个字真正有涵义的话,它应该意味著,在苏联,正像在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形式之中一样,资本积蓄早就应该发生了。如果资本积累在这个国家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了,那末相当大量的资本应该已经产生出来,而且在真正的人的手中了。
因为,根据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官僚层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集体剥削劳动人民,那末,至少一部份官僚层应该已经积累了足够资本来买下国有化工业。
但是那个情况并没有发生。当时的官僚明显怕不是资本家,因为他们没有像在资本主义之下那样积累资本。现在他们在新形势下抢著要做资本家──变成他们原先不是的那个东西了。而且他们想要在事先没有足够资本的情况下这样做,所以就进行偷窃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就在这个实际情况下倒塌了。
苏联是官僚集产主义国家这个理论认为,官僚层已经变成一个新形式的统治阶级。它以新的、过去未经过的方式剥削工农。它不是资本家,而这个社会也不是在资本主义积累的基础上运转的。
根据官僚集产主义理论的建设者们的意见,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们都错了,因为后者相信:人类的选择,不是资本主义(如果它不被推翻的话,它就会堕落为野蛮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他们觉得,苏联及类似社会的历史证明,第三个结局是可能的,而这个新社会有一些非常不吸引人的特征,例如官僚极权主义独裁。这个理论经得起苏联崩溃的历史现实考验吗?这个理论遭受到与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所遭受到的同样困难,因为虽然它认为官僚层并不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剥削劳动人民,它却认为官僚层的确剥削他们。那末,“官僚集产主义者”的财富的规模为什么没有大到足以被转变为资本来将经济私有化呢?
苏联崩溃的主要特色,是统治官僚层向资本主义复辟转变。那就是说,他们正试图废除他们在其下成长的制度(第一批苏联官僚已全部死去),即他们在其下获得特权的那个制度。
这不是最奇特的历史发展之一吗?如果官僚层是一个资本主义被推翻后所兴起的新形式的统治阶级,它之明显地想要转变为一个新的资本家阶级的欲望,就非常奇特了。
即使我们假定,官僚集产主义理论对苏联而言是正确的,这个制度的崩溃,以及它的新形式统治阶级之想变为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欲望,都证明这个制度是不能长期地独立生存的,也证明它的统治阶级已经得出这个结论了。
斯大林主义在苏联从其走上政权直至衰落,大约经过六十年。这段时间,用历史来测度,不长。所以,“第三条道路”,尽管它存在了短暂时期,从来不是一个能独立生存的新形式社会。就历史的意义而言,苏联的崩溃证明,除了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这两个选择之外,基本上没有第三个选择。
霍与史两位作者说,正像资本主义初起时期那样,俄国若要恢复资本主义,不得不要经历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他们也指出，为了资本主义能在俄国运转，另外的阶级──无产者们──必须开始存在。他们写道,在苏联，“俄国工人当然不拥有生产资料。但是在实际的意义上他们‘拥有过’，而且许多人仍然‘拥有’他们的工作。他们有过长时期建立起来的权利去得到房屋、国家所提供的医疗服务、托儿服务和为数甚多的国家补助。这些社会财产权利，在向‘正常的’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正被破坏。前苏联的大多数人民，在被剥夺被‘摆脱了’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持有和拥有之后，被迫到市场上去，用一句马克思的话，除了自己的气力之外别无他物可卖。”
换句话说，在这个新创立的市场中，劳动力已经或者正在再度变为商品。霍与史指出，这个过渡的后果已经是澈底的灾祸。在改革的第一年，工业生产就低落了26%。这比苏联最后几年的几个百分点的低落更差了。
“在1992年至1995年之间，俄国国内生产总值跌落了46%──比〔1929年-1939年〕大萧条时期美国经济的收缩还要坏。自从1989年以来，俄国经济已经降低了一半，而且继续在降低。自从1991年以来实际收入已低落了40%；80%的俄国人没有储蓄。俄国政府，因经济活动的崩溃而破产之后，已停止支付数以百万计的雇员及家属的薪金。失业人数急剧增加，特别是妇女。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俄国一亿四千八百万人口中，有4千4百万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下(贫穷线的定义是每月生活费32美元)；四分之三的人口每月生活费少于100美元。”
两位作者进而列举了预期寿命的下降、自杀、酗酒的上升、儿童被遗弃事件的增加等等社会指标。明显的是，从工人的立场来看，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已经成为人类的一个灾祸。
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官僚集产主义理论的支持者们怎样解释这个现实呢？国家资本主义或官僚集产主义在某些方面比资本主义优越吗？在那些方面？像工作保障、养老金、公费医疗、房屋津贴和免费教育等等以国有化的、计划的经济为基础的事物和其他革命成果不就是托洛茨基的理论的支持者们认为值得保卫的东西吗？
托洛茨基的观点
现在我们就转到托洛茨基的观点吧！托洛茨基在1938年如此总结苏联的前途:
苏联以一个工人国家从十月革命中兴起。生产资料的国有化这一个社会主义发展的必要前提，开展了生产力迅速增长的可能性。但同时，这个工人国家的各机构，经历了澈头澈尾的堕落:它已由工人阶级的一个武器变成官僚层反对工人阶级的一个武器，变成官僚层反对工人阶级的一个武器，而且愈来愈成为对国家经济怠工的一个武器了。一个落后而孤立的工人国家的官僚化以及官僚之转变为一个全能的特权阶层──这不仅在理论上、此刻在实际上也是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个理论之最有力的反驳了。
苏联就这样包含著可怕的矛盾。但它仍旧是一个堕落了的工人国家。这就是社会性的诊断。至于政治性的预断则具有两者择其一的性质:或者是官僚制度愈来愈成为世界资产阶级在工人国家中的一个机关，将会推翻新的财产形式，且把国家推回到资本主义；或者是工人阶级摧毁官僚制度，开启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3〉
第一个选择不正是正在发生的道路吗？一部份官僚层开始对西方产生好感。智识份子中比较享有特权的层份──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等等──非常羡慕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同行，因为后者有比他们更多的自由、更好的生活。国有企业的经理们也有同样的心境。
说苏联是一个没有特权官僚层的无阶级社会的那个官方的意识形态是如此与官僚的现实相异.连特权层本身亦对它持怀疑态度了。他们不再相信社会主义，连作为一个遥远的目标也认为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只要从叶利钦原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一成员而看出它实在是一个多么反对共产主义的机构呀！
但是，大部份这些事情已经存在很久了，事实上几十年了。最后是什么事情引致官僚层采取决定性步骤来恢复资本主义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检讨一下支持官僚堕落工人国家的理论的人们的一些缺点，会是有用的。
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行动所引起的恐怖，受到广大动员起来的苏联人民的抵抗。他们忍受巨大的牺牲(大约二千万人死亡)，阻止、击碎了德国的战争机器。战争结束之后，苏联人民的另一次巨大动员，发生在国家的重建之中。计划经济在推进这些大成就时的固有力量，是明显地被苏联群众了解的。
在战后时期，苏联的孤立被局部地打破了。为了对抗西方所发动的冷战，革命被扩张到苏军所占领的东欧国家去，虽然这是用官僚、控制的方法所达到的。中国革命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殖民地世界中的怒潮，整体而言，至少使这些新兴国家与苏联及其集团结成友好关系。
虽然革命没有在帝国主义西方爆发，而这个事实最终会对日后的崩溃有决定性作用，但是，对当时的许多人而言，历史似乎是在苏联的一边。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的领导层都得出这样结论:托洛茨基在1938年所提出的这两个选择已经被绕过了。
我当时是那些领导层的一份子，我也是这样想的。虽然这个观点没有被明晰地写下来，我们的文件只是省略了资本主义会复辟这个可能性。计划经济的成就是动人的。尽管苏联还是落后，它却已经能够建立一支强大的抵挡得住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
人民需要民主
苏联有原子弹。在苏联集团之内，科学、基础教育和艺术都有了巨大的进步。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和北朝鲜的军队的奋勇抵抗，使华盛顿陷入僵局。我们当时就认为，工人阶级已经强大到、社会主义的意识已经深入到官僚层不可能推翻国有化的、计划的经济了。
我们当然知道，计划经济已被这样的事实所扭曲:它是由官僚层来计划的；没有工人们的参与，它不能够充分发挥它的潜力；而且我们没有工人民主，工人的参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没有充分重视托洛茨基曾经指出的一些事情:只要官僚的计划抄袭西方所发展的大量生产的技术，它就可能会成功，甚至会有些大的成功。他在1936年写道:
由官僚下命令，根据西方现成模型，建立巨大工厂，是可能的──虽然，确实地说来，花三倍于正常的成本。
但是你走得越远，经济就越会遇到质量的问题，好之质量就会像阴影一样从官僚层的手上滑走。苏联的产品就好像被打上了灰色、冷漠的商标。在国有化经济之下，好的质量要求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民主、批评和创意的自由──这些条件是与一个极权主义的、具有恐惧、谎言和谄媚的政权不相容的。苏维埃民主不是一个抽象政策的要求，更不是一个抽象的道德标准。它已经变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生死攸关的需要。〈4〉
缺乏社会主义民主的结果是，到了1970年代，苏联经济就停滞了，其后，就真正地缩小。这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第一次。官僚层中较有远见的人们开始觉得社会与经济计划都需要更大的公开性和更多的透明度。
在群众中间，特别是在东欧，而且也在苏联，有了争更多民主的运动。苏联及东欧在教育、工业化方面的成功意味著，劳动人民和中等阶层就有比在1920年代后期斯大林巩固了官僚层权力时的苏联群众的文化水平更高的文化水平。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放
这个过程终于引致戈尔巴乔夫发动glasnost(开放)和perestroika(改革)的运动。应该被注意到的是，戈尔巴乔夫的建议，是朝向逐渐引进资产阶级民主的各方面，而不是朝向引进工人民主。那就是说，他的建议并不朝向授权给工人和农民来民主地管理他们的企业，或者恢复苏维埃为工农委员会来真正民主地管理政府和经济计划。
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的运动，不但受到官僚层中较有远见的层份的欢迎，而且受到苏联群众的欢迎。后者要从窒息人的官僚拘束中解脱出来，实现更多的民主权利，促使政府的民主运转。这些强烈的渴求都是进步的，值得支持的。
在戈尔巴乔夫的执政下，中央对经济行政的控制被拆卸了，但是没有被从下面来的人民控制所代替。这个结果是中央变得无能无力。官僚层对政治争论、政治信息和政治活动的全权主义控制的放松，使得官僚层本身的权力和特权成为问题。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了。面对著瓦解中的“指令”制度，官僚层要保持对消费品和消费服务的特权享受，它的唯一方法就是“走合法化的道路”，把那些特权与私有财产联系起来。
官僚层怎样能够开始走这条道路而不激发一次内战呢？当托洛茨基在1938年为苏联粗略地指出这两个可能的政治后果时，他认为任一条道路都会引致一场暴力斗争。这在1938年无疑地是真实的。工人们之中仍然有1917年的一代。大多数人民相信社会主义，虽然他们在斯大林主义独裁制的压迫下非常恼怒。
现在明显的是，苏联工人阶级在1989年的自觉程度与1938年不同，纵然当时有斯大林主义的恐怖。经过了四十年的徒劳无益的官僚统治，社会主义意识已经退潮了，特别是在苏联所面对的经济困难的情况下。
再说，现在没有一个政党站在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推动苏联的再生，不像1938年还有数以万计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活在人世，纵使他们大都关在牢狱中。现在已经没有与革命有活生生联系的干部。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没有人领导了。
因此，这个在1920年代官僚层篡夺政权时就已开始的反革命活动，在官僚层复辟资本主义的方案中.达到了高潮，而且是在没有内战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个过程并不是没有遭遇到工人的抵拒。地区、地方性的罢工和示威时有发生，有些还遭遇到警察的暴力。有迹象显示扩大到全国范围。
东欧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并没有像俄国那样灾难重重，但是那里的工人阶级也遭遇到巨大的损失。前苏联和东欧的各共和国的工人们都记得他们过去一直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那些社会收获。他们将会越发抵拒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使他们的生活程度降低。
只有通过这些斗争，社会主义的意识才能再度兴起，新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党才能建立起来。前苏联和东欧的工人知道他们不要倒回斯大林主义。他们正在和将会知道资本主义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译者注〕:Nomenklatura 是俄国术语。它是用来描述该国持高级职位的人们，这个职位的任命是苏联共产党统治圈子所授权的。现译为权贵们。
注释:
〈1〉 这是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纽约，Pioneer Publishers，1937年)中所引用的句子。
〈2〉 列宁，《国家与革命》，收集在《列宁全集》，第25卷，(莫斯科，Progress Publishers，1977年)中。
〈3〉 托洛茨基，《过渡纲领》，收集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纲领》(纽约，Pathfinder Press，1973年)一书中。
〈4〉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
〔译自2001年9/10月号《逆流前进》双月刊。作者谢波德曾担任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组织部书记。〕
原文题目:Lessons
of History and Theory
原刋杂志:Against
the Current
各小标题由本刋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