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革政治體制和黨內民主？
——兼評黨校部分領導人的改革主張
張開
近年以來，中共黨校等領導人發表幾篇文章，談論政治體制改革、以黨內民主推進人民民主等問題。它們刋在中央委員會機關刋物《求是》上，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中共部份高層的意見，為今年秋天舉行的中共四中全會制造輿論，鳴鑼開道。
政治體制等的改革
中央黨校副校長王偉光在今年第11期《求是》上的文章：《關於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的理論思考》，提出要深化經濟體制和社會管理體制改革，深化政治體制改革，認為這些改革，是統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基本保障和政治保障。
文章首先指出，當前經濟發展中存在着五方面的「相對失衡」，亦即困難、矛盾和問題：
一是經濟增長與社會事業發展相對失衡。公共教育、衛生、科技創新、文化事業、社會救助、社會保障、社會危機處理等體系沒有相應建立和發展、有的甚至相當滯後。
二是與收入分配的失衡。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農民增收難，收入低；收入差距拉大，這表現在：城鎮居民、農村居民、不同地區居民、不同職業居民等之間。
三是與擴大就業的失衡。我國勞動力有8.9億，比發達國家總和還要多，勞動力總供給遠遠大於總需求。「十五」期間，每年有1000萬新增勞動力，還有1000多萬下崗失業人員；農村剩餘勞動力近1.5億需要轉移，就業困難人數不斷增加。
四是與人的全面發展的失衡，「一些地方」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人的全面發展，特別是有些企業，置員工的生命安全於不顧，必要的勞動保護措施不到位，甚至違章生產，致使重大生產安全事故頻頻發生，嚴重危害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等等。
五是與體制創新的失衡。在政治體制方面，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亟待加強；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尚需進一步改革和完善，一些基層黨組織比較渙散，戰鬥力較差；政府職能和行政體制尚需轉變和改革；人才成長制度、體制和機制尚不健全；政府宏觀調控管理能力特別是處理社會危機能力亟須提高；幹部人事制度尚要加大改革的力度；黨風廉政建設、權力監督機制尚需加強……。
針對以上的缺點和問題，他提出要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發揚基層民主，加強基層政權建設；改革決策機制，實現決策民主化、科學化；深化行政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逐步形成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幹部人事制度，健全公務員制度，建立健全選拔任用和管理監督機制，創造一個公開、平等的用人環境和能上能下的幹部管理機制、權力監督制度；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完善各種法律制度，改革執法和司法體制，加強監督，推進依法行政，維護司法公正、形成社會全面進步的法治環境。
儘管作者盡量用晦澀、淡化的說法（例如用「相對失衡」代替「矛盾衝突」），但從中仍可看出中國當前確實存在嚴重的難題、社會不公、矛盾尖銳等等，興起着要求各方面改革的巨大壓力，迫使他也要提出改革。但他在文章中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却只是要「深化」、「完善」、「加強」，即堅持這種改革是現時已經存在着的，這亦即只是要對現有體制作改良，而不是對整個官僚政治制度的徹底民主改革（即革命）。他也沒有提到必須廢除各級幹部長期享有的政治經濟特權，而只是要他們樹立辯証的思維方式、唯物史觀、堅持馬克思主義認識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這本身就不是唯物論的做法，因為存在決定意識，思想教育不能促使幹部們放棄其物質利益特權。
不過，他列舉出當前存在許多方面的困難、矛盾、問題，也反映出中國統治層的不安，企圖設法加以緩解。
事實上，中共中央已經不隱藏、不諱言他們對當前不穩定情勢的「關注」（實即憂慮）。這可反映在如下的路透社北京電中：
中國領導人經常談及維持社會穩定的需要，一名消息人士稱，中國「穩定辦」在四月舉行緊急會議後，向報章、電視網絡和政府機構發出指引，列出需要嚴防九大不穩定因素，包括要求平反六四，法輪功活動，「東突」恐怖勢力，下崗工人對社會帶來的不穩定。由於國企進行改革使大批工人失業，以及政府開墾土地，令到不少城市和鄉間的居民失去居所和土地，加上畢業生難以尋找工作，全國各地經常出現抗議活動，主張台獨的陳水扁成功連任，以及香港對民主的訴求。中國政府還關注有人利用亙聯網散播謠言、擴大問題或將經濟問題政治化，以及外國勢力利用宗教滲浸入中國。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蔓延亦被列為不穩定因素。（見2004年6月4日《文滙報》）
上述的9大不穩定因素，還沒有涵蓋全部。中央與不少地方「諸侯」之間政策利益發生矛盾衝突，以及江澤民批評胡溫施政等傳聞近來甚囂塵上。《新加坡海峽時報》報道，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在政治局會議上指責中央的宏觀調控損害了沿海地方經濟發展，便是統治不穩定的另一例。
要「以黨內民主推進人民民主」
在各種矛盾衝突日見尖銳化的時候，人民要求民主的聲音和壓力便日見強大。這種壓力，又可從《求是》雜誌去年第12期發表的《以黨內民主推進人民民主》一文中反映出來。
該文作者是中央社會主義科學院副院長甄小英和中央黨校博士生李清華。該科學院是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聯合黨校和最高進修學府。文章指出，「當前，政治民主化浪潮席捲全球，各種價值觀念、政治文化和政治模式的沖突、比較、競爭和借鍳愈益深刻，這對我們黨……提出了挑戰。從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受挫折和一些大黨、老黨相繼喪失執政地位的教訓看，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是死路一條；不改革政治體制、不實行人民民主同樣是死路一條。因此，大力推進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是黨……的迫切需要」。
「沒有黨內生活的民主化，就不會有整個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
他們提出「進一步建立健全黨內民主制度，當前要着重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健全切實保障黨員和各級黨組織民主權利的各項制度，進一步拓寬黨內民主渠道，使黨員對黨內事務有更多的了解和參與；健全黨的代表大會制度，積極探索黨的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發揮代表作用的途徑和形式」……。
同時，要「建立健全有效的民主監督機制。不受監督和制約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必然導致對民主的踐踏。」當前，要進一步疏通民主監督的渠道，從黨內、群眾、法律、民主黨派、輿論這五方面進行監督。並且要「實現依法執政，……從制度和法律上保証人民當家作主制度化、規範化、法律化。」
可是，幹部們仍可以利用「依法」的藉口去謀取私利，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力並未得到切實的和制度的保証。甄小英跟着接受《財經》雜誌的專訪，在談到體制、機制的改革時就承認：「當然這些制度也有不完善的方面。比如幹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有了很大進展，但是買官賣官的現象還時有發生。東北有一個賣官的縣委書記就曾明確說過：『我所做的這些事情是按照程序走的，但是還能夠實現我想讓誰當官就讓誰當官。』這就說明有些單位選拔幹部時，在公開的程序後面往往伴隨着幕後的操作。」
對於黨內民主，目前黨員反映最激烈的問題是幹部委任制，雖然名義上是選舉（甚至是差額選舉），「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委任制。比如說，如果這個地方的黨組織要把候選人中的這位幹部『差』下去，領導就會找他談話，要他當好『差額』。或者提前向他許諾，如果在黨委選舉中當好『差額』，將來會給他安排到政府部門工作。這位候選人本人也會向其他選舉人做工作，要大家千萬別選他。現在民主化已經發展到這種程度，有的單位還搞這種形式主義的東西，黨員幹部都很反感。應該適當擴大選舉的差額比例，讓黨員自由表達自己的意志。」這就表現出黨員幹部對官僚黨制「很反感」的一面。
把普遍存在的事說成是「有些單位」甚至「有的單位」的，這是中共公式化地沖淡嚴重性的慣常說法。
對於黨內民主，不但表現在黨員有無權自由選舉領導人上面，也顯示在參與制定黨的政治路線、政策、批評領導人的錯誤等權利上面。但中共長期來實行的，並不是民主集中制，而是官僚集中制，黨內民主並不存在。
既然連黨內民主都沒有，則在中共一黨專政之下，中國人民被剝奪去一切民主權利，就更無可置疑了。
對於這些事實，甄小英在上述專訪中並沒加以否認。她而且說：「如鄧小平1980年所指出的，各種權力集中於黨。在黨的『一元化領導』口號下，以黨代政、黨政不分，黨包攬了許多不該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務，影響了黨的自身建設，也影響了政府效能的發揮和民主的發展。我們沒有經驗，學習了蘇聯的模式，在組織上搞單一的廣泛的幹部任命制，一些本應由選舉產生的幹部，在有些地方也搞成了變相的任命制。」
關於如何才能建立保障黨員民主權利的有效制度問題，甄小英表示很贊同中共十六大提出的把完善黨代表大會制度和黨的委員會制度作為重點。前者是把黨代表大會從五年開一次改為每年開一次，後者主要是完善黨委內部的議事和決策機制。但即使加密開代大，仍不能保証黨員能享有真正的各種黨內民主。至於說，「黨員要監督黨代表，黨代表要徵求和反映黨員的意見」，那只是應該做的事，却非保証一定能夠做到的。
當被問及在目前狀況下，以黨內民主推動人民民主，最需要突破和最有可能突破性的改革可能是什麼時，甄小英答稱，從改革和完善黨的執政方式和領導方式切入可能比較有效。
但是，如何改革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呢？
甄小英說，「總的方向是解決權力過份集中的問題，現在的突出矛盾是黨政權力雙軌運行，黨與政的很多機構是重叠的。黨和政都去管一個事情，黨政一把手容易鬧矛盾。……而且黨管了很多不該管、管不好的事情，人大、政府的威信就會下降，就會變成『橡皮圖章』。…到頭來，一切矛盾都集中在執政黨上，這種做法很不妥。」
而事實上，「黨政分開」在1980年鄧小平就提出來了，但這仍然成為「現在的突出矛盾」。甄小英說，「這個過程我們也走了一些彎路。現在思路逐漸清晰，就是黨委在同級各類組織中發揮領導核心作用，按照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原則，規範黨與人大、政府、政協以及人民團體的關係。」
她所指出的「突出矛盾」，正是中共一黨獨裁所造成的各種矛盾之一。實際上，政府官員絕大多數都是中共黨幹部以至領導人，只有極少數是其他黨派或非黨派份子；所有黨政領導幹部都同屬於統治層，不同的只在於黨權更凌駕一切，這正是一黨獨裁的特點。但黨與政兩種權力之間也成了今日的突出矛盾，則這兩者與被統治的人民之間的矛盾已更為尖銳，便可想而知了。鄧小平雖然提出過「黨政分開」，這在黨權大於一切的中國，即等於要黨官僚放棄他們的很大部份手中權力，這是他們所極不願意，而要加以抵制的，因為「有權就有一切」，這也是鄧小平提出了20多年，至今仍無法落實的原因之一。
由此又一次証明：袛有廢除中共的一黨專政，才能實現民主化，使中國人民享有真正的民主自由權利，而中共的黨員也才能享有黨內民主。
正如前面引文所指出的，「當前，政治民主化浪潮席捲全球」，中國也不會例外。除了上引的王偉光、甄小英之外，中央黨校教授梁姸慧6月初也在《半月談》雜誌，呼籲改革黨政主要負責人的選舉制度，由「少數人選」變為「多數人選」，將重要幹部的決定權由常委會轉交予人數較多的全委會。儘管這個呼籲的主張十分溫和，局限於上層選舉上，但仍反映出中共黨內外要求民主的強大聲音和壓力。這些在黨政重要刋物上相繼發表的言論，其可能作用之一是幫助胡溫新領導在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上通過他們的相類似主張。
2004年7月20日